晚得子的八字(晚得子命好)

为什么年纪越大越相信命运之说？

1939年12月23日，我出生在天门市皂市镇合丰村一个农民家庭。古老而美丽的天门河从我家门前过。

父亲为我取名：王德文。

我父亲叫王又才，父亲的叔父没有儿子，父亲儿时被过继到他叔父家“抵门”。叔父脾气暴躁，家里又穷，常常因一点小事对我父亲拳脚相加，不给饭吃。父亲不堪忍受其虐待，稍大一点就回到了原来的家。父亲是个文盲，没有上过一天学，一生种地做苦力，1975年去世，活了72岁。

母亲叫谢文桂，娘家是谢大湾。虽然她也是一生辛苦，但对我的弟弟王三立有些偏心。在我心中，她不是一位好母亲。她1985年去世，终年79岁。

我7岁开始上私塾，一共读了三年，背会了不少文言文经典。1949年村子附近办起新式学校，我以较好成绩考入合丰小学五年级。1950年我小学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天门中学。

我父亲没有文化，却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得知我考上全天门最好的中学后，非常高兴。他号召全家节衣缩食，又向亲戚朋友求援补充，按时把我送到天门中学交费报名。当时，天门中学初中学生收费标准是：一学期学杂费9.8元，生活费、住宿费每月13.8元。我得知父亲出钱供我读书不易，我很努力初一下学期期末考试，我得了全班第九名的好成绩。

初二年级上学期，我念到第三个月的时候，父亲得了一场病，治病花了不少钱。本来经济困难的家庭，更是一贫如洗。接下来，我在欠费的状态下读完了初二上学期。

1952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就要开学。面对已拿不出半分钱的家，我只能默默流泪，想念学校，想念老师，想念同学。我没有再与父亲提上学的事，拿起农具和他一起做起农活。

1956年夏天，我步行至天门城区帮母亲买点治胃病的中药。在天门街上遇见天门中学校长——肖云山老师。肖校长教过我，对我很好，我很尊敬他。我见到他，没有躲避，而是主动上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肖校长”。肖校长立即停下脚步，很快叫出我的名字。肖校长对我很关心，问我的一些情况。我如实说了，我说我在家里种地，看不到什么人生的希望。肖校长说：“王德文呀，现在天门县委在天门中学办了一个政策学习班，正在招有点文化的青年，学习不要钱，还管生活，结业后安排工作，工资按月发，你可去。如果你愿意去，我可以给写封推荐信。”我十分欣喜，连连说了几个“好”，对肖校长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已。

我拿着肖云山校长写的推荐信，顺利地进入了政策学习班。全班有48人，全是20岁以下的青年人。学员的待遇是，包吃包住，每月还有8元的生活补助用来买生活用品。学习的内容是，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老师讲完文章后，就让我们写心得体会。写好的心得体会就交给老师评点。

大概学习了六个月，政策学习班进行一次开卷结业考试。成绩出来，老师宣布全体学生全部合格，准予结业，并发了结业证。我们结业后，一人不留地分配到机关单位。大部分分到了下面区乡机关，小部分分到县委、县政府各部门。

我被分配到了一个由县委直管的部门。这个部门的名称有点特别，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做的事：把天门城区所有的大字报收集起来，妥善保存。具体操作步骤：每天晚上把墙上贴的大字报揭下来，回来后，按单位，姓名，归类登记，填表。要记的项目有：写大字报人的姓名、单位、写的时间、大字报的内容、张贴的地点。最后将大字报编号封存。工资是，每月32元。

几个月过去，反右斗争开始。我收集、登记、保存的大字报就成了许多右派的罪证。不久，不少右派被判刑，送到农场强迫劳动改造。轻罪的右派，一般遭受的是，开除工作，取消工资，送回农村老家种地。有些右派一时想不开，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感到我在这个部门从事的这项工作不好，便向上级要求离开这个岗位。一位领导回复我说：“不要急，会给你安排新工作的”。

这期间，反右对斗刚开始时，一位姓曹的干部找到我，要求我给他帮个忙。

他说：“据小道消息，政府要对写大字报的人动手了。我写了不少言辞激烈的大字报，据说你们手里有我的。请求你把它拿出来我带回去销毁。如果我能躲过这一劫，我将永不忘你的救命之恩。”

我见他可怜，把他写的大字报还给他，并且销毁对他写的大字报的登记信息。因而，他在这次反右斗争中安然无事。

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对组织来说，我是犯了滔天大罪。好在组织没有发现，我没有受到惩罚。

不久，大字报没人贴了，也没有人敢贴了。我上班就是玩，看书、看报、打扑克、聊天，什么好玩就干什么。这样混了两三个月。

有一天，天门县劳动公制科（记得是这几个音，到底是不是这几个字，我记不清了），通知我去沙市地方国营轴承厂上班。只要有班上，到哪里都行，我这样想。

从家里出发，经过三天的长途步行，1957年9月6日到达沙市地方国营轴承厂，向有关领导报到了，并得到住宿安排。休息一天后，通知我到该厂电力机修车间做学徒工，月工资35元。我觉得这项工作很好，能学到一定的技术，又不太累。

学徒差不多做了三个月，李厂长（是位年轻的女同志，孩子只有一岁多点）找我谈话，说我有点文化，厂政工科缺人，打算把我调到政工科从事文字工作，并担任政工科副科长。都是上班，还是非体力劳动，我欣然接受了。第二天，我就到政工科坐起办公室来。

副厂长也是一位女同志，还是一个大姑娘，人长得好，办事干净利索，名字叫谢梅香。

有一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相对而坐，她大大方方深情地对我说：

“德文，你一来我们这个厂，我就爱上了你，我每次见到你，心就蹦蹦跳。近来，我夜夜做梦都梦见你，白天时时刻刻都想着你。我想要你成为我的终生伴侣。我们结婚吧！你就长期留在沙市。”

这么漂亮的姑娘，还是副厂长，竟然向我表白，如此真情，真让我又惊又喜。

通过与她的谈话，我了解到，谢梅香的家离厂不远，父亲早年是争争自由的工人领袖，1946年被政府杀害，现被定为革命烈士。父亲牺牲后，母亲没有再嫁，含辛茹苦把她和弟弟抚养大，不幸的是，她弟弟是个残疾人，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废了一条腿。她母亲担心她弟弟找不到老婆，希望她留在家里“吃老米”，就让她招个上门女婿。

我问：“你愿不愿嫁给我，随我一起回天门？”

她说：“沙市是城市，各方面条件都比天门好，你就留在这里做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吧！”

我没有明确回复她，只说：“我们还年轻，都要以工作为重，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我想到，天门人有个老观念，男人做上门女婿总不太好。

这之后，谢梅香对我无微不至，有什么好的给我吃，衣服，帮我洗，甚至添减衣服也时常嘱咐。有时下班后，我们约在一起在乡间小道上散步，谈天说地。听说有好的电影，我们就会走进沙市电影院。总感觉和她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美好。

有一天，谢梅香说她母亲邀请我去她们家做客。这分明是要看我这个人。我当然愿意去，也必须去。

我正准备买点什么礼物带过去，谢梅香欢欢喜喜地来到我寝室，说：“都准备好了。”

她拿出两件上衣和一个包头（包头部的黑色长布），说：“这件送我妈妈，这件送给我弟弟，包头给我妈妈。”她还说，荆州一带有这么一个习俗，女婿初见岳母，要送包头。

显然，这是我送礼，她买单。这时，我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尽管谢梅香人美心好，对我深爱有加，但我仍然对做上门女婿有排斥心。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我没有和她谈关于结婚的具体事情。

1958年8月26日 ，我在政工科办公室接到一个给厂长的通知。通知上说，今年的征兵工作即日开始，请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动员，宣传工作。参军报名年龄限制在17-20周岁。通知上还有一段附言，说沙市地方国营轴承厂分配到了三个参军指标。

我认为我到部队对我个人的发展更有利，当天就到沙市市征兵办公室报了名。我预感到谢梅香会反对我去当兵，我把应征报名的事没有告诉她。

几天下来，我通过了严格的政审和体检，顺利地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就要换军装了。这时，我不得不把我要参军的事告诉谢梅香。

她含泪对我说：“这不行！我要终生依靠你，你不能去当兵。”

我说：“梅香，你不要伤心。你放心，我心中只有你。我当几年兵就转业回来，与你结婚。”

谢梅香痛哭流涕，死活不让我去。她母亲情急之下，向征兵的领导同志下跪，要求他们不让我去。

几位领导作风正派，坚持原则，不仅没答应她们母女俩的请求，反倒给她们做思想工作，讲参军的重要性，要求她们爱国，支持我参军。当然，也安慰她们，当兵不会影响这门婚事。

我走的那天是1958年9月9日，谢梅香情绪相当激动，眼睛早已哭得红肿，临上车她使劲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当汽车开动时，她哭得晕倒了，众人将她扶起。此刻，我的眼前模糊，几颗泪水掉了下来，心里的滋味无法形容。

汽车换轮船，轮船换火车，火车又换汽车，经过3天3夜，我们新兵来到山东省济南市以东的大山深处，这就是部队住地。休整三天后，我们新兵连开始严格、艰苦的训练。

我身体素质好，又想在部队快点进步，不觉得怎么苦，怎么累，要领掌握得很好。三个月的新兵军训临近结束，对所有战士进行考核，我各个项目都达到了优秀。我一下连队，连长就任命我当炊事班长。当班长8个月后，事务长升迁，我接住事务长的职务。

我工作认真负责，一心把事情搞好，不图安逸舒服，工作成绩显而易见，得到了快速提拔。一路上，从事务长，升任排长，又从排长提升到副连长，不久，就任连长。任事务长时，连长要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不到10天就被组织批准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员。

说实话，我当兵的目的之一，就是不想做上门女婿。在部队，我决心长期干下去，最低也要当上团长。想到了那时，什么事都好办了。

我当上连长后，我没有把提干的事告诉谢梅香，还多次在给她的信中提出，现在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全军时刻准备打仗，部队管得严，恐怕我5—8年都回不去。如果你在地方遇到称心的人就结婚吧，不要等我。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比我更好的人。

又过了一年，我与谢梅香的书信来往终止了。

后来，我每次回想到这事，想到谢梅香，想到她的母亲，我的心难以平静，深感愧疚。

1959年12月-1962年3月，我调到团里担任教官，专门训练各地来的城市兵。每期都有七八百人，一期训练时间一年，一共培训了两期。这两年，每年都被评为先进教官。

1962年3月，我回到了原来的连队。这时的这个连队已扩编成一个加强连，在原来的三个步兵排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炮兵排，战斗力大大增强，上级再次任命我为这个连的连长。我这个加强连的连长相当于营长级别。

不久，我们连随所在师参加了对印自卫反击战。

在战斗中，我指挥得当，战士们作战勇猛，取得骄人战果。全连被中央军委记集体特等功。我们连155人，在战斗中打死印度侵略军375人，活捉38人，我们全连牺牲21人，伤15人。我这个连长就是受伤人员之一，我的膝盖和后脑勺受伤。后来，被定为肢残二等一级。

打败印度侵略者后，我住进了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25医院。经检查，我后脑勺是弹片划伤，里面没弹片，没什么事，膝盖是被弹片击伤，里面有弹片，问题比较大。医生开刀将弹片取出，过了两个月伤口就愈合了，但留下了后遗症，时不时疼痛。年轻还不怎么疼，后来随年龄增大慢慢加重，70岁过后，疼得很厉害了，不能蹲下，解大便都要用坐便器。

1964年5月，我出院重回连长岗位。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全军武。我领导的这个加强连，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日夜苦练，进步神速，在山东军区举办的初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军区第一名。中央军委把全国各军区的第一名召到北京，进行比武决赛。我连队继续发挥出色，获得全国第一名。我们连被授予全军尖刀连称号。我这个尖刀连的连长—王德文就成了新闻人物。更叫我欣喜的是，我作为全连的代表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接见我的领导人有，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部长、公安部长罗瑞卿等。

接见时，笑着问我：“小王啊，你是哪里人？”

我说：“报告林总，我是湖北天门人。”

哈哈一笑，说：“我们是老乡嘛！”

我知道是湖北黄冈人，说：“是的，是的。”

接着问我：“你愿不愿来中央警卫团工作？”

我不加思索，立即答道：“感谢林总栽培！我愿意。”

我回到山东不久，就接到中央军委的调令，调我到中央警卫团担任副团长。当时的团长是。

当了近一年的警卫团副团长，1965年7月，全家搬到北戴河，警卫团部分官兵随到了北戴河，新成一个北戴河警卫团，我任团长。

在警卫团工作，吃、穿、住、玩的条件好就不用说了。工资相当高，我的基本工资月278元，加上其它补贴，一月共有316元。

从担任副团长开始，周围的人就给我介绍对象。介绍来的姑娘很多，个个都是貌美如花，各方面条件也好，好长时间叫我难以定夺。直到1966年春天，我才与重庆医学院的一名女大学生确定恋爱关系。

这位女大学生的名字叫徐春芳，是位重庆姑娘，重庆市城镇户口，书香门第，她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教师。徐春芳比我小四岁，已上大四，医学院是5年制，还有一年毕业。

徐春芳是一位重庆籍的战友给我介绍的。相隔遥远，我们的“见面相亲”就是互给相片，随后的“谈”就是鸿雁传书。

徐春芳面容娇美，一头大波浪秀发，迷人的眼神里透着高贵、纯洁的气质。她令我一见钟情。我的军装照威严、帅气打动了徐春芳的芳心。

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入高潮，重庆医学院遭受大冲击，学校被迫停办，老师被送到农场劳动，学生全部回原籍，即将毕业的学生不予颁发毕业证，更不会分配工作。

徐春芳离开学校在家里待了几个月，无所事事，感到日子难过。我知道情况后，多次在信上邀请她到北京来玩，她总是说一些暂时不能来的理由。

1967年夏天，徐春芳终于坐火车抵达北京，我派车将她从火车站接到我的住地。那天我有重要任务，没有随车去。

眼前的徐春芳比照片上的更具魅力，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走路体态轻盈，说话声甜美……我心喜万分。我感到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那样的甜蜜，那样的幸福。

我舍不得徐春芳回重庆，我鼓足勇气向领导提出要求，要求给我的未婚妻徐春芳安排工作。领导很快就给她找了一个工作。在北京军区后勤部一家制药厂做检验员。月工资98元。

我和徐春芳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互相鼓励，我们已成了一家人。但是，如果我们不结婚------不领结婚证，不摆酒席，我们就不会同床共枕。

徐春芳的父母同意了，上级领导经过审查批准了，1968年7月23日在部队举行婚礼，得到了几百人的良好祝福。我和徐春芳一起步入洞房。

1969年4月24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儿子王文生诞生。我记得这一天是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日，全北京城鞭炮轰鸣，不绝于耳。儿子算沾了喜气。

我任警卫团团长待遇不错，妻子生了孩子后就让她辞去了制药厂的工作，专门在家里带孩子。

1969年7月，中苏边境局势日渐紧张，中央决定疏散部队干部家属。1969年8月的一天，妻子带着幼小的儿子依依不舍地回到天门老家。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

1971年9月13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叛逃事件。被称为“9.13”事件。

我这个警卫团的团长受到牵连。1971年9月20日我被解除武装，戴上脚镣手铐，送进监狱进行隔离审查。把我关起来，他们没有通知我的妻子。对我的隔离审查整整持续了5个月。使我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我进去时，体重155斤，出来时体重只有68斤了，足足瘦了87斤，已是瘦骨嶙峋，弱不禁风。关在那里，很少有水喝，更不用说洗澡。我长期不能洗澡，也没衣服换，衬衣沾粘在皮肤拉不动了。结束审查后，用水浸泡7个小时，才将衬衣的布从皮肤上勉强扯下来。

释放前，专案组的人拿来一张保证书放在我面前，要我签字画押。保证书的内容是：出去后在社会上四十年内不准对任何人讲自已曾担任警卫团的团长，也不准说自已因事件受到过审查。我想做到不说不困难，便在保证书下面签上“王德文”三个字。我以为完事了，想不到还要在下面按下双手掌印。保证书文字下面有很大一块空白，我伸出双手沾上红印泥，在空白处按下双掌。我的左右掌印留在纸上。

我没有违反保证书上的规定，四十年内什么都没说，只是在近几年才将我当过警卫团团长的事告诉一些亲朋好友。

出狱后，我虚弱得无力行走，便把我放在一小招待所休养。仍然有专人看管我。我向看管我的人要求：我要回我的“家”———警卫团住处，我还有很多东西放在那里，特别是有我获得的奖章，证书。他说，我的东西全部被没收了，房子被清空后，已安排他人入住。不必去看。

1972年4月，把我遣送回老家了。首先，北京的人把我送到武汉军区。暂住了两天，天门县来了人，天门来的人带我坐汽车把我送到我的老家——当时称皂市镇合丰村人民公社胜三大队（现在的合丰村）。

从1958入伍到1971年被关押，我当兵13年，还是成了一位农民，由队长安排在生产队上工，干起繁重的体力活。

由于身体受到那5个月的摧残，我的体质大不如前，干起农活来，感到非常吃力，非常难受。妻子徐春芳，也不得不开始学干农活。一年四季两口子辛辛苦苦地干，还是缺吃少穿，手头很少有钱。

1974年8月，一天中午我背着喷雾气在棉田喷洒农药。忽然有人叫我。我扭头，只见是十几年没见面的老曹。就是那位我帮过的干部。反右时，我将他写的大字报拿出来给他了，也销毁了对他大字报的记录，使他逃过一劫。

他的名字叫曹方华，比我年长10来岁，算是老干部了。他对我说：“小王，如果你那次不帮我一把，我就没有今天。你对我做的好事，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刚被调任皂市镇任革委会主任，昨天才听说你从部队回了生产队。你真是走霉运，落到如此境地。既然我来皂市当了这头头，我来想点法，帮你找个单位上班，总比在生产队劳动强点。”

我非常感激，忙说：“谢谢！谢谢曹主任！”那时的皂市镇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皂市镇委书记。

曹主任说话算话，几天后把我安排到合丰拖拉机站上班，负责农机调度。他得知我的妻子上过医学院，将她安排到合丰卫生所上班。更可喜的是，不要求我们两口子向生产队缴费，工资全部由自己支配。这样，我们全家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1975年7月，上级安排我创建青山石灰厂。石灰厂创建成功，石灰质量好，销路好，经济效益不错。

1977年6月，我被调任皂市钻井队队长（钻水井）。在我的带领下，皂市钻井队的业务遍布天门县及周边县市。

1978年5月，调我任皂市建筑队队长。我大胆工作，狠抓质量，天门城区很多建筑工程给我们承建。有名的天门县招待所就我带领皂市建筑队的师傅们建的。

1981年3月，我被调任皂市采购站后勤科任科长。主管采购站的物质采购和发放。

1995年，长期亏损的皂市采购站被迫解散。我的人生又陷入低谷。我不是采购站的正式工，离开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我无奈地回到合丰的老家，只能种责任田。真是祸不单行，此时，合丰卫生所被人承包，妻子也下了岗，回到家里。

种责任田只能填满肚子，挣不到什么钱。我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我干过许多事情。

我和妻子做糕巴子卖，没赚到多少钱。

我一个人拉着板车收破烂。累人，有时赚一点钱，有时赚不到。

我还做过一件很丢人的事，就是“讨米”。方式是，拿着有财神爷的小画，把小画贴在人家的大门上，然后说：给您送财神，谢谢您给点米。

我孙子是在广东出生的，合丰村一直不肯给孙子上户口。1998年，孙子三岁了，我上皂市找到计生办的刘丙才。刘丙才和我关系不错，我说情况后，他说：“他们村里不愿给上户口，就把他的户口上到皂市街道。”这样，我把孙子的户口上到皂市街道。后来，为了不交村里的人头税，就把我全家的户口转到了皂市街道。

2005年5月，我儿子王文生花两万元在皂市镇买了一栋二层旧楼房。很快，我和老伴离开合丰村住进这栋房子。

来皂市安顿下来之后，为了生活，我卖过小菜，做过小工，还捡过稻谷。捡稻谷我连续五年没间断。一次捡稻谷，掉下两米多深的沟子里，腰摔伤，在家躺了两个多月。

2009年，我偶然得知，原来在集体企业工作过的人员，现在国家每月给一定的生活补助。开始时是每月55元，现在每月200元，有的已经拿了三年多。

我去找有关部门，对方说：“你来迟了，现在已停办了。”我没有放弃，经过多次争取，求爹爹、拜奶奶，把我领生活补助的事办了。当年是每月200元，现在（2022年）是每月600元。虽然每月600元不够生活开支，但有点比没有好多了。

回顾我这一生，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3个孩子。老大是儿子王文生，考大学只差2分，但因家里困难没有去复读。他1988年应征入伍，在南海部队当海军。他服役8年，退伍后国家没给他安排工作。到现在只能四处打工。有人美其名曰：自由职业者。孙子已27岁，家里几辈人无钱无权，至今未谈上女朋友。结婚不知道是要到什么时候。大女儿，上学的时间最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二女儿读到了初二年级，初中都没读完。两个女儿只能嫁给农民，一生劳累。如果我的命运好一点，他们不会这样过得不如意。

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妻子，老了称老伴——徐春芳。

一位城市姑娘，大学生，原以为嫁给我会得到幸福，结果我给她带来的是苦难。

最让我最难过、最自责的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使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2021年6月30日，我骑电动三轮车带她去合丰老家看一位生病的亲戚，去时很顺利，亲戚招待我们俩很盛情，回来时心情很好。但是，途经106省道皂市镇梁上村时发生了意外。

我骑着电动三轮看到路上有很多散落的石头，想到老伴坐在后面，应该要小心，便下车将路上石头捡开。谁知我下车的时候，我的右手没有放开控制速度的电把，电动车仍有动力。我一只脚刚落地，电动车就向前驱动了一下，一后轮扎在石头上，三轮车失去平衡，发生侧翻。我和老伴老摔倒了，我摔在空地上没碰到石块，没事。而老伴摔下来头部鬼使神差地头部撞到了一块尖石头。她的耳朵上方的头部出现了一个大坑，没出血，失去了意识。

我打120叫来救护车，将老伴送到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老伴在重症室住了三天三夜，医生实施了多种方法，但仍没挽回她的生命。

老伴去世后，我心如刀割，伤心、悲痛、自责、后悔使我多次晕倒，恨不得一下子自行了断随她而去。

安葬老伴后的两三个月，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眼睛一闭满脑子全是她，有年轻时的她，也有年龄大了的她。想到她的真人永远也见不到了，我心中的哀痛一阵阵加深。

徐春芳，你是永远的美人，我永远的爱人，我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