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学佛八字(适合学佛八字的歌曲)

抗日时期，日本佛教如何在中国“助纣为虐”？

南怀瑾的著作《人生的起点和终站》中有这么一段，说抗战进行了五六年的时候，发现日本人在搞迷信，不停地修降伏法，国民政府这边自然也不甘示弱，要举办“护国息灾”，通过举办这么一个大型的法事，来“保护自己国家，把日本的法力打回去”。

这次的“中日斗法”颇为有名，考虑到日本最终战败，所以可能中国的大和尚请的神仙更厉害一点。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中国的胜利是通过千千万万个英烈的奋斗夺来的，而非所谓的仙佛庇护。但在另外一方面，日本的大和尚可不只会做做法事。

当年“护国息灾”道场：重庆慈云寺

毫不客气的说，日本的和尚丢了僧侣的脸，他们既没有没有守住出家人的清规与气节，也没有展现出修行者的气度与心性，反而沦为了侵略者的“帮凶走狗”。

关于日本佛教的来历，南怀瑾简要的提了一句“佛教密宗分有东密、藏密。印度密宗在唐朝时到中国的，到了明朝，中国人不大喜欢，就流传到日本去了。”

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无误的，不过佛教在传入日本之后快速进行了分化，等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已经演化出了至少五十多个佛教流派了。随着日本国力的提升，日本人冲出小岛，进行侵略扩张的野心越发膨胀。

一些佛教宗派在迎合这些政治势力的要求与鼓动之下走上了歪路，开始提倡“忠皇爱国”的口号，甚至某些激进宗派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对外“”的想法。

当时的日本僧人狂热的喊出口号“必须让日本去统一宇内，让日本最终地永远地成为宇宙人类灵魂之巨镇，世界万邦朝仪的大戒坛，王佛冥合的理想世界。”

净土真宗本愿寺发行的月刊"教海一栏"的封面

在这些逐步走向疯狂的佛家之中，以日莲宗和净土真宗最为代表。

日莲宗的大和尚田中智学不仅派出宗内僧侣赶赴东北慰问关东军。本人还亲自赴往长春，向溥仪宣讲所谓的“王道本义”。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莲宗的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人还受命（驻沪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间谍川岛芳子指使）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门前向中队投掷石头并大肆辱骂，在中方还手后引发“一·二八”淞沪事变。

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佛教进一步走向疯狂。日本著名的佛学家道端良秀说“战时的日本佛教，简直好像发了疯一般”。

举个例子，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在战争爆发后分别成立了“临时讲义局”和“临时部”，用来向信徒募集支援战争资金，还动员信徒去购买“军事公债”和“国债券”。不止如此，大谷派还发布了动员国民参战的《战争法话》和《告出征军人之门徒书》，宣称“利剑即是佛陀”，赴死者将“得南无阿弥陀佛之助”。

日本本愿寺僧人

佛教的各宗各派也开始举行集会，这种集会的目的既不是探讨佛法，也不是传播佛学，而是向天皇表忠心，表示要为天皇效力，努力“振作国民殉国精神，奉献报国诚之心”。这并非日本佛家的虚言，在日军出发前日本僧人都要去军中传播他们的“新佛学”，告诉这些军人“杀人并不违背佛意，更不会被神佛惩罚”，不管他们在异国他乡犯下何等罪行，都成在死后成佛。

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佛教的法西斯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他们每月举行“托钵修行日”，为日军慰灵。往日吃斋念佛的僧人都摇身一变，变成了所谓的“教化指导员”，在学校、工厂等地传播法西斯思想，鼓励国民“誓死效忠”。在暗地里，他们还承担了一部分间谍的功能，负责监督民间有无反战情绪，你只要对着这些大和尚说上一句“我觉得打仗不好”，第二天就会被特警找上门来，还有一些僧侣甚至被派往军工厂“勤劳报国”。

所谓欲使其亡，必使其狂。已经举国疯狂的日本早已走到了悬崖边缘却不知勒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走向灭亡。

日本佛学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起源于1876年。

1876年小栗栖香顶师等人受命来华开宗传教，其宗旨为“启蒙中国佛教徒、实现日华佛教提携之宏愿，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致，共同抵抗西方的耶稣教”。日本国内则设立“外国布教事务掛”为其后援，在日本本土选拔合适学徒，大力培养中国传教人才。

客观的来说，此时的日本佛教尚且没有走向疯狂，而是正常的传教活动，只不过在传教过程中夹带“私货”，宣传一个颇为高大上的日本形象而已。

甲午战后，日本佛教更是为之一振，赴华传教全面展开。1898年，两位日本著名僧人大谷莹诚和大谷胜信一南一北，赶赴大陆传教，当时的日本称之为“两连枝”。

1917年，大谷光演巡视中国东北各地，竭力推动传教各项事宜，中国东北的日本寺院数量飞速增长。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传教理念已经开始了法西斯化。原本他们的目的是建寺布教，但在甲午之后，他们的目的则转为了“忠皇护国”。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宗教活动全面推进，尤其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宗教达到了顶峰。据统计，当时在东北地区足足有12个日本教派，寺院至少111所，布教使至少167人。在1944年，仅大谷派一派的布教使就有125人。

这些日本和尚都在中国干什么呢？

在战事方面，这些和尚要救护前线参战伤残士兵，随军僧人则要进行战地传教、慰问、为战死者举行法事，不过很多随军僧人都会接受军事训练从而直接参战。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中就描写一位随军僧“片山玄澄具”，这位随军僧原本的职责应该是超度战争中阵亡的官兵，但他却在战场上带着佛珠大开杀戒，罪行累累，杀孽深重。

抗战时的日本随军和尚

除此之外，这些和尚还接受了日本政府的间谍训练，一个个寺院看似高尚，实则暗地里都是日本的“特务机构”，你若是发表了些许对日不满的言论，都会被暗中清算。此外，这些僧人还与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相配合，进行对华传教，向中国沦陷区进行名为“布教”实为“奴化”的宣传活动。

在当时涌现了一大批“汉奸佛教团体”，包括汪伪中政府的“中华佛教会”和“日华佛教协会”，华北的“北支日本佛教联合会”和“兴亚佛教会”以及“日支真言密教研究会”，华中的“光明思想普及会”和“东亚佛教大同盟”等等。

此外，这些僧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对居留地的居民进行传教。日本政府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殖民统治体系，从日俄战争后几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将国内退伍军人、失业工人、社会流浪者和破产农民移居到东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5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了32万人的开拓团。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居留地居民，对他们进行传教，鼓励他们参与日本的殖民活动，自然也是日本佛教的任务。他们向这些日本居留民宣称要“大慈大悲、忍辱行善以达成日满亲善”，宣扬只有打胜了“大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实现所谓王道乐土的谬论。

本愿寺的报纸，内容是鼓励上交“军器”

这些日本僧人宣传他们日本是一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国家，对华侵略，实属不得已为之，是“弘扬佛教的”，因此，他们要求中国的佛教徒要做到“保教不保国”，为为日军侵华出力。杭州灵隐寺的和尚就迫为日本士兵书写“武运长久”的条幅。

但他们着实小看了中国僧人。

太虚法师在抗战爆发后即创立了“中国佛学会”和“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他号召全国的宗教徒要团结一致，救亡图存。并建立了“佛教青年救国团”，训练了一大批有志于报国的僧人奔赴战区从事救护工作。太虚法师本人长年奔走在缅、印、南洋群岛，争取海外侨胞支援抗日。

更令人惊讶的是巨赞法师，这位大法师真切的展示了什么叫“金刚怒目”，他在协助下，积极的发动僧侣抗战，组织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抗日游击队（对没错，这位法师主张杀敌的）。还创办了《狮子吼》杂志，呼吁“佛魔不相容”，要与日寇展开决死争斗。周恩来亲自为他题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字。

冯玉祥为太虚的题词

在南怀瑾的书里，还写了一位大和尚，这位大和尚早年是南怀瑾的朋友，受邀参加，但却在上不敢与南怀瑾相认，原因是他早已还俗参军，怕以前的宗教界朋友指责他不虔诚。

正是因为这些中国僧人的奋战，才没有使中国佛教的声望遭受打击。

总的来看，日本的宗教活动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背离初衷，其政治色彩与日俱增，有意识的充当了侵略战争的帮凶，甚至推动战争的发动和扩大。

原本日本和尚就被调侃为吃肉娶妻的“花和尚”，如此一来其风评更是跌至谷底，而在日本走向败亡后，日本兴办的各类传教机构都被定性为“敌性寺庙及教会”，予以了取缔和接管。

至此，日本佛教团体持续了六十多年的对华传教活动宣告终结。

战后日本佛教各宗派联合发表《忏悔声明》，对“佛教未能防止日本侵略”进行反思。1994年日本宗教者和平协会主编出版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告白和忏悔资料集》一书，收集了众多净土真宗大谷派在内的日本若干教团的和平宣言、忏悔书和谢罪书。

来华谢罪的日本僧人

他们的反思弥足“可贵”，毕竟如今的日本还有一大批不肯承认侵略罪行的“恶魔”。

抗日时期，日本佛教如何在中国“助纣为虐”？

南怀瑾的著作《人生的起点和终站》中有这么一段，说抗战进行了五六年的时候，发现日本人在搞迷信，不停地修降伏法，国民政府这边自然也不甘示弱，要举办“护国息灾”，通过举办这么一个大型的法事，来“保护自己国家，把日本的法力打回去”。

这次的“中日斗法”颇为有名，考虑到日本最终战败，所以可能中国的大和尚请的神仙更厉害一点。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中国的胜利是通过千千万万个英烈的奋斗夺来的，而非所谓的仙佛庇护。但在另外一方面，日本的大和尚可不只会做做法事。

当年“护国息灾”道场：重庆慈云寺

毫不客气的说，日本的和尚丢了僧侣的脸，他们既没有没有守住出家人的清规与气节，也没有展现出修行者的气度与心性，反而沦为了侵略者的“帮凶走狗”。

关于日本佛教的来历，南怀瑾简要的提了一句“佛教密宗分有东密、藏密。印度密宗在唐朝时到中国的，到了明朝，中国人不大喜欢，就流传到日本去了。”

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无误的，不过佛教在传入日本之后快速进行了分化，等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已经演化出了至少五十多个佛教流派了。随着日本国力的提升，日本人冲出小岛，进行侵略扩张的野心越发膨胀。

一些佛教宗派在迎合这些政治势力的要求与鼓动之下走上了歪路，开始提倡“忠皇爱国”的口号，甚至某些激进宗派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对外“”的想法。

当时的日本僧人狂热的喊出口号“必须让日本去统一宇内，让日本最终地永远地成为宇宙人类灵魂之巨镇，世界万邦朝仪的大戒坛，王佛冥合的理想世界。”

净土真宗本愿寺发行的月刊"教海一栏"的封面

在这些逐步走向疯狂的佛家之中，以日莲宗和净土真宗最为代表。

日莲宗的大和尚田中智学不仅派出宗内僧侣赶赴东北慰问关东军。本人还亲自赴往长春，向溥仪宣讲所谓的“王道本义”。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莲宗的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人还受命（驻沪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间谍川岛芳子指使）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门前向中队投掷石头并大肆辱骂，在中方还手后引发“一·二八”淞沪事变。

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佛教进一步走向疯狂。日本著名的佛学家道端良秀说“战时的日本佛教，简直好像发了疯一般”。

举个例子，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在战争爆发后分别成立了“临时讲义局”和“临时部”，用来向信徒募集支援战争资金，还动员信徒去购买“军事公债”和“国债券”。不止如此，大谷派还发布了动员国民参战的《战争法话》和《告出征军人之门徒书》，宣称“利剑即是佛陀”，赴死者将“得南无阿弥陀佛之助”。

日本本愿寺僧人

佛教的各宗各派也开始举行集会，这种集会的目的既不是探讨佛法，也不是传播佛学，而是向天皇表忠心，表示要为天皇效力，努力“振作国民殉国精神，奉献报国诚之心”。这并非日本佛家的虚言，在日军出发前日本僧人都要去军中传播他们的“新佛学”，告诉这些军人“杀人并不违背佛意，更不会被神佛惩罚”，不管他们在异国他乡犯下何等罪行，都成在死后成佛。

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佛教的法西斯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他们每月举行“托钵修行日”，为日军慰灵。往日吃斋念佛的僧人都摇身一变，变成了所谓的“教化指导员”，在学校、工厂等地传播法西斯思想，鼓励国民“誓死效忠”。在暗地里，他们还承担了一部分间谍的功能，负责监督民间有无反战情绪，你只要对着这些大和尚说上一句“我觉得打仗不好”，第二天就会被特警找上门来，还有一些僧侣甚至被派往军工厂“勤劳报国”。

所谓欲使其亡，必使其狂。已经举国疯狂的日本早已走到了悬崖边缘却不知勒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走向灭亡。

日本佛学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起源于1876年。

1876年小栗栖香顶师等人受命来华开宗传教，其宗旨为“启蒙中国佛教徒、实现日华佛教提携之宏愿，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致，共同抵抗西方的耶稣教”。日本国内则设立“外国布教事务掛”为其后援，在日本本土选拔合适学徒，大力培养中国传教人才。

客观的来说，此时的日本佛教尚且没有走向疯狂，而是正常的传教活动，只不过在传教过程中夹带“私货”，宣传一个颇为高大上的日本形象而已。

甲午战后，日本佛教更是为之一振，赴华传教全面展开。1898年，两位日本著名僧人大谷莹诚和大谷胜信一南一北，赶赴大陆传教，当时的日本称之为“两连枝”。

1917年，大谷光演巡视中国东北各地，竭力推动传教各项事宜，中国东北的日本寺院数量飞速增长。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传教理念已经开始了法西斯化。原本他们的目的是建寺布教，但在甲午之后，他们的目的则转为了“忠皇护国”。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宗教活动全面推进，尤其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宗教达到了顶峰。据统计，当时在东北地区足足有12个日本教派，寺院至少111所，布教使至少167人。在1944年，仅大谷派一派的布教使就有125人。

这些日本和尚都在中国干什么呢？

在战事方面，这些和尚要救护前线参战伤残士兵，随军僧人则要进行战地传教、慰问、为战死者举行法事，不过很多随军僧人都会接受军事训练从而直接参战。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中就描写一位随军僧“片山玄澄具”，这位随军僧原本的职责应该是超度战争中阵亡的官兵，但他却在战场上带着佛珠大开杀戒，罪行累累，杀孽深重。

抗战时的日本随军和尚

除此之外，这些和尚还接受了日本政府的间谍训练，一个个寺院看似高尚，实则暗地里都是日本的“特务机构”，你若是发表了些许对日不满的言论，都会被暗中清算。此外，这些僧人还与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相配合，进行对华传教，向中国沦陷区进行名为“布教”实为“奴化”的宣传活动。

在当时涌现了一大批“汉奸佛教团体”，包括汪伪中政府的“中华佛教会”和“日华佛教协会”，华北的“北支日本佛教联合会”和“兴亚佛教会”以及“日支真言密教研究会”，华中的“光明思想普及会”和“东亚佛教大同盟”等等。

此外，这些僧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对居留地的居民进行传教。日本政府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殖民统治体系，从日俄战争后几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将国内退伍军人、失业工人、社会流浪者和破产农民移居到东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5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了32万人的开拓团。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居留地居民，对他们进行传教，鼓励他们参与日本的殖民活动，自然也是日本佛教的任务。他们向这些日本居留民宣称要“大慈大悲、忍辱行善以达成日满亲善”，宣扬只有打胜了“大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实现所谓王道乐土的谬论。

本愿寺的报纸，内容是鼓励上交“军器”

这些日本僧人宣传他们日本是一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国家，对华侵略，实属不得已为之，是“弘扬佛教的”，因此，他们要求中国的佛教徒要做到“保教不保国”，为为日军侵华出力。杭州灵隐寺的和尚就迫为日本士兵书写“武运长久”的条幅。

但他们着实小看了中国僧人。

太虚法师在抗战爆发后即创立了“中国佛学会”和“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他号召全国的宗教徒要团结一致，救亡图存。并建立了“佛教青年救国团”，训练了一大批有志于报国的僧人奔赴战区从事救护工作。太虚法师本人长年奔走在缅、印、南洋群岛，争取海外侨胞支援抗日。

更令人惊讶的是巨赞法师，这位大法师真切的展示了什么叫“金刚怒目”，他在协助下，积极的发动僧侣抗战，组织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抗日游击队（对没错，这位法师主张杀敌的）。还创办了《狮子吼》杂志，呼吁“佛魔不相容”，要与日寇展开决死争斗。周恩来亲自为他题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字。

冯玉祥为太虚的题词

在南怀瑾的书里，还写了一位大和尚，这位大和尚早年是南怀瑾的朋友，受邀参加，但却在上不敢与南怀瑾相认，原因是他早已还俗参军，怕以前的宗教界朋友指责他不虔诚。

正是因为这些中国僧人的奋战，才没有使中国佛教的声望遭受打击。

总的来看，日本的宗教活动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背离初衷，其政治色彩与日俱增，有意识的充当了侵略战争的帮凶，甚至推动战争的发动和扩大。

原本日本和尚就被调侃为吃肉娶妻的“花和尚”，如此一来其风评更是跌至谷底，而在日本走向败亡后，日本兴办的各类传教机构都被定性为“敌性寺庙及教会”，予以了取缔和接管。

至此，日本佛教团体持续了六十多年的对华传教活动宣告终结。

战后日本佛教各宗派联合发表《忏悔声明》，对“佛教未能防止日本侵略”进行反思。1994年日本宗教者和平协会主编出版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告白和忏悔资料集》一书，收集了众多净土真宗大谷派在内的日本若干教团的和平宣言、忏悔书和谢罪书。

来华谢罪的日本僧人

他们的反思弥足“可贵”，毕竟如今的日本还有一大批不肯承认侵略罪行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