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农历4月30号下午3点八字(1991年农历5月25八字)

作者：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楚翘（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乡村发展是中国百年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成立100年来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使命和发展目标，摒弃“乡村改良”的建设思路，经历了“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四个阶段，聚焦“乡村现代化”这一“大历史”“大叙事”，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内在理论逻辑和理论谱系，即“革命—建设—发展—转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农业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以农业发展为主，以一个农业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发展历史最久、形成业态最为完善的产业形态。乡村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农民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成为推动农业和农村向前发展的动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围绕农业和农村构建的。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1］。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乡村的治理，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时代发展的乡村管理系统，如大周的乡遂制度、秦汉时期的乡亭制度、唐代的乡里制度、宋代至清代的保甲制度等。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井田制、乡官制、里长制、保甲制、宗族乡绅制等管理体制，保障了乡村中的税赋分派、征伐劳役、仲裁纠纷等活动的进行，有助于加强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在世界乡村管理史上独具一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战略，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实践和行动，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中国自建立始，就立足中国国情，传承自古以来重视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优良传统，将乡村建设和发展作为新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发动乡村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主义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被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中国百年壮大史，就是一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乡村发展的奋斗史。研究中国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

一、中国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演进进程

新中国成立前，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在中国率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斗争之时，大批有良知的地方乡绅与知识分子，面对乡村衰败和时局动荡的境况，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将改造乡村作为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试验地，探索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之道，从而掀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一批乡绅和知识分子率先提出乡村建设的构想并付诸实验，产生了“邹平模式”“定县模式”“北碚模式”“无锡模式”等。这些乡村建设模式虽内容各异但目标一致，即在实现乡村重建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道路［2］。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初期的乡村建设机构有600余个，各类乡村建设试验区有1000余个［3］。由地方乡绅和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多偏重于文化教育，且缺乏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因而对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

乡村建设并非单纯地建设乡村，也并非要消灭农村、消灭小农经济，让农村全部变成城市。乡村建设本质上是中国整体上的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与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派实施的乡村改良实践不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使命的中国，百年来按照自身的逻辑领导人民进行“乡村改造”，开展“乡村建设”，进行“乡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历经四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风格的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模式。

（一）第一阶段：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的“乡村改造”

1921年7月中国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新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任务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手段打破旧的统治和剥削体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深刻地知道，如果采取所谓“改良”方式，不打破千百年来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广大农民一无所有的封建土地关系，中国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只要在一个地方立足，建立起革命根据地，首要工作就是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实行减租减息，进行土地革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乡村改造的实验和探索，从而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领导的乡村改造实践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始的。同志指出，“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4］，其中包括江西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陕北的变工队、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的互助组，以及抗日时期陕北出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中国抓住了中国农民问题的要害，通过向根据地乡村输入科技、人才和资金等外部资源，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彻底改变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需求，因而在根据地开展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拥护和参与，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的中国革命之路。

中国在革命根据地探索的乡村改造延安实践，是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成功实践，也是中国在新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乡村改造的样板。乡村改造延安实践是中国为了夺取新主义革命胜利走出的一条“乡村发展”之路，它结合了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多种要素，创造了一个大胆的解决农民压迫和乡村解放的模式。在贫穷的延安乡村黄土地上，维持一个增加了几十万军政人员的“”，而且又面临着战争的压力和物质的封锁，迫切要求探索出一条适宜的乡村改造之路。通过乡村改造延安实践，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和百姓，维持了一个有生命力的，且以这块黄土地为中心，指挥千军万马，开展对敌斗争，最终取得了新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第二阶段：以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为主题的“乡村建设”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领导广大农民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解决广大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乡村之中。偌大的中国，军阀割据，民生凋敝，土匪横行，到处都是满目萧条，百废待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中国乡村发展实践进入了新阶段。为了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我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并实行了城乡分割政策。中国领导中国人民，首先在农村进行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渐进式地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然后，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兴修水利，实施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主要内容的“八字宪法”，提高农业产量；在农村进行社会建设，扫除文盲，消灭苍蝇、蚊子、老鼠、臭虫“四害”，消灭血吸虫、麻风病等各种传染病，设立“赤脚医生”。1949—1978年，全国共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8.5万座，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1132亿公斤增长到1978年的3047.5亿公斤［5］，以只占全球6%的水资源、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全球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农业和农村承担起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提供资本积累的主要角色。

“农业学大寨”模式是这一时期乡村建设实践最典型的样态，它不仅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展变迁的现实图景、承载了中国几代农民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美好希冀，而且深刻启迪和影响着我国的乡村建设探索之路。1953 年，大寨公社响应中央号召开始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决心要使穷山沟变成富饶的米粮川。自此，大寨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治山引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落后面貌，谱写了农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撼天动地的壮歌。1964年2月，《人民日报》以发表通讯报道及社论的形式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同志亲自题写了“农业学大寨”的题词，周恩来同志则概括了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主义风格”为内核的大寨精神并予以高度赞扬。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乡村建设的光辉榜样，由“集体农业+合作化”模式下的生产积极性、“精耕细作+劳动力投入”的农业投入产出模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理念、“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的领导风范组合起来的“大寨模式”，产生了巨大的“乡村建设”效应。

（三）第三阶段：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乡村改革”

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乡村发展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率先实行分田到户、农业“大包干”的创新壮举，开启了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建设的初始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中央文件的方式肯定了广大农民的这一创举。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主要方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乡村建设进入新纪元，推动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1985年，中央提出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标志着中国农村开始全面发展商品生产。中央关于“三农”问题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对于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长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农民逐渐摆脱贫困带来了希望，同时也为农村带来了活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焕发了蕴藏在农民心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村的商品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基本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后，“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三农”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头号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2005年10月，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拉开序幕。新农村建设具体体现在大力建设兼具民族、地域特色并符合节约型社会要求的“新房舍”，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的“新设施”，彰显新时代特征的生态、生活、环境卫生处理能力的“新环境”得到提升，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新农民”建设蔚然成风，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尚”得到提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和重中之重，是统筹新时期城乡发展、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具体落实的重要举措。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开展，农村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农村基层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公共文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体现农村地方特色、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日益丰富起来，开阔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世界，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愿景的逐步实现，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第四阶段：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为主题的“乡村振兴”

2012年11月党的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乡村发展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实现城乡融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形成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积累的过程。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在安吉余村进行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蕴含着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早期谋划；2013年12月，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记住乡愁”，将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工作任务之中；2015年1月，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提出在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基础上，走符合农村实际、充分体现农村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注意乡土味和乡村风貌的保留；2017年11月，总书记提出在乡村实行“厕所革命”，把“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升农村群众生活质量、补齐农村群众生活品质短板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乡村发展非常重视，2013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围绕“三农”问题，对乡村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关注加快农业现代化，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源动力，破解“三农”难题。2016年2月提出发展特色小镇，力图通过小城镇建设，根据乡村的资源禀赋，发展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商贸物流、先进制造、休闲旅游、科技教育、信息产业、民俗文化传承等特色产业，形成魅力小镇，振兴乡村；2017年提出田园综合体建设，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旅游业发展助推乡村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转换为资本，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6］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2021年2月，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中央、国务院又适时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将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历史性地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这是百年来中国乡村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实践。

纵观中国百年探索，乡村发展是国家意志、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政府治理政策相结合的产物, 是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社会与党的建设的全面振兴，体现着百年来中国乡村发展思想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历史跨越性。从“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到“乡村振兴”，伴随着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循序发展，有机演进，逐步提升，浑然一体。

二、中国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理论逻辑

乡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乡村是人们获取生存所需的衣食的来源地，但小农经济具有局限性，不利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必须通过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农民的合作化道路，用大生产代替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才能实现乡村的发展和繁荣。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乡村从属于城市”［8］，城乡的分离和对立是造成乡村衰落的根源，因此，“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8］，是乡村发展的关键。

中国的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得民之心、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建设好乡村、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工作重心，也是中国建国、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乡村发展得好不好，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不仅关乎着亿万农民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决定着中国执政能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质量。

中国成立100年来的乡村发展，沿着“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的演进路径，聚焦“乡村现代化”这一“大历史”“大叙事”，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内在理论逻辑和理论谱系，即“革命—建设—发展—转型”，最终实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一）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的“改造型”乡村革命

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全面震荡，陷入了政治失序、经济破产、文化失调、人心失范的整体性颓败。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为中国乡村问诊号脉，认为中国乡村患上了“愚贫弱私”四大病症，“拯救乡村”必须进行以改造“人心”为原点、“人”的建设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运动，于是便涌现出晏阳初将“平民教育”嵌入乡村建设实验，力图再造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的探索；梁漱溟以文化“化人”，试图通过中华文化“老衰性”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乡村自救和社会结构再造的尝试；以及费孝通提出的以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道路逐步复原中国乡土社会完整性，进而实现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主张。然而，这些改良式乡村建设的尝试，均未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转换，最终归于失败。

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突破了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改良式乡村建设的局限性，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和目标的高度来认识乡村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9］，没有农民参加并拥护的国民革命不会取得成功，而只有农民问题能够在其中得以妥善解决的革命运动，才会得到农民的拥护。同时，同志深刻洞察到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指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乡村多数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城市虽带有领导性质，但无法统治农村”［10］。在势力力量强大的城市，革命武装暂时无法立住脚，只有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农村成为中国领导的革命武装的生存根基，农民成为新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对农民、农村和农业有着深刻认识的中国，认为中国乡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而土地的完全解决“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农工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能完全效法西方国家，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根本无法改变乡村中的财产所有制关系，唯有通过激进的革命和改造才能达成目标。于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摆脱几千年来乡村旧的生产方式束缚，获得“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达到重启乡村现代性建设的大门，实现夺取革命胜利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型”乡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变到领导“建设”上，乡村建设的任务也随之由“革命”和“改造”转变到“建设”的轨道上来。中国根据乡村发展的需要，不失时机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这种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个体生产、小农经济，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民难以增收，无法持续扩大再生产，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就是经过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11］。于是，中国立足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列宁的合作化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中国化，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循序渐进地以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式，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同时强调在乡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不能挫伤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兴建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机械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尽管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土地产权虚置，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乡村建设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型”新农村建设

在乡村建设取得巨大进展的基础上，中国开始推动乡村“发展”战略。同志认为，农村的稳定发展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靠政策、科学和改革，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壮大集体经济。针对长期以来非等价交换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向农村截取高额城市建设资金的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以“发展”为主旋律的改革开放，将乡村建设的重心由“建设”转变到“三农”的“发展”上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2006年国家彻底废除农业税，与之相适应又实施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农村发展工程，回答了“乡村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实现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再加上推广科学种田，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实施作物种子革命，粮食产量自1984年突破4亿吨以后，1996年突破5亿吨，连续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面积，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实现了中国人的饭碗里装上中国人的粮食的目标。中国的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建设理论，创造了世界乡村建设和发展史上的奇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转型型”乡村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三农”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粮食年产量连续保持在6500亿公斤以上，农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多；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农业科技贡献率超过57%，农业机械化率超过66%，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快速发展的城镇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断吸附乡村社会中的资源、资金和劳动力，致使乡村社会“空心化”现象严重。因此，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必须在物质基础、设施条件、政治保证、精神文明、目标实现等层面提质升级，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渡到“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图景，使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更高水平。

总书记更是将乡村振兴提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7］。总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意味着乡村产业发展、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生态文明的全面振兴，是乡村建设由“发展”进入现代化“转型”的新阶段。

中国成立100年来的乡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实践。这一历程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按照“革命—建设—发展—转型”理论谱系走向现代化。中国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吸取近代以来开明知识分子和士绅发起的乡村改良运动的失败教训，开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发展”理论救赎，历经“乡村革命”“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中国百年的“乡村发展”美好梦想终于在百年的艰难探索、筚路蓝缕下得到了真正的价值实现。中国成立100年来的乡村发展历程，是中国乡村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的变迁史。它以活生生的事实映射了在中国领导下国家统一和综合国力增强、乡村“发展”从无到有、从量到质的转化，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的升华。

三、中国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实践价值

乡村发展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地位如此重要，是由中国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种历史使命是长期性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6］。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肩负的长期性目标使命。而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就是中国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致力于完成的主要任务。不同历史时期赋予中国不尽相同的奋斗目标，乡村发展的重点及采取的路径和方式也各有差异，但在中国百年发展历史中的每一个阶段，乡村发展始终是其关注的主题。乡村不仅是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融合体，而且是伴随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兼具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功能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12］，农业、农村、农民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乡村发展在中国百年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价值。

第一，乡村是中国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农民是中国领导的新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领导的新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工农武装割据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是中国人从惨痛的教训中懂得，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要夺取革命胜利，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和稳固的根据地。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主义政策并得到拥护，就一定要与农民建立紧密的关系，在实际上支持农动［13］。早在1922年1月，列宁在接见出席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时的中国代表时，便强调农民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同农民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现实必要性，认为中国若不唤醒农民，民族解放是无望的。1924年中国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农动之决议案》明确指出，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必须动员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参与其中［14］。由此，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艰苦的革命探索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起大大小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为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了全国胜利。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质朴的农村群众以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默默支援和服务战争前线，用背篓和小车，推出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没有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以及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积极付出，中国革命就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二，乡村是筑牢粮食安全这一国家安全根基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国无粮不稳，民无粮不宁。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保障人民生存需求的最重要战略物资。在旧中国，中国人民长期忍饥挨饿，吃不饱饭，饿殍遍野的悲惨情景一直成为笼罩在中国人心上的阴影。中国百年来努力奋斗，一个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吃饱饭、穿暖衣。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在根据地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减租减息，分田分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出农业以粮为纲的发展思路，实施科学种田，逐渐解决了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党的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6500亿公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里装上了中国人自己种的粮食，主粮基本上实现了自给，人们由吃饱向吃好和讲营养转变。但是，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只有470公斤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拥有的粮食水平，粮食生产的基础还较薄弱，耕地质量较差，每年还需要大量进口大豆、玉米等。因此，中国只有紧紧地守住耕地红线，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效防范抵御各类风险挑战，为确保国家大局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这是中国成立100年来重视乡村发展和“三农”问题的重要实践价值。

第三，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植根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中华文明是属于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尽管中国城镇化率超过了60%，但这种城镇化仍然是在一个有着5000年乡村文明演化的时空中进行的。从存在的载体和文明的演化根源来看，负载着中国5000年文明的生产方式是农耕经济，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有韧性、历经朝代更迭而一次又一次劫后余生、经久不衰的根脉所在，是中华民族血脉得以繁衍而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乡村建设和发展是发掘中华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以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弘扬植根于乡村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和平发展理念，有助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融为一体，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的创造、转化和发展，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即使到了城镇化率很高的时候，人们仍然心心所念“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仍然需要保护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那些茶乡、花乡、陶瓷之乡、刺绣之乡、武术之乡、耕读之乡等各种中华文明遗产，使之造福于后人。

第四，乡村是消除贫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难点。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要实现这一初心和使命，解决农民问题是关键。新中国成立前，农民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了剥削和压迫。他们深深懂得，跟着中国，得到的是土地、住房和自由，是翻身得解放，因此他们最拥护中国，是跟随中国闹革命最积极、最坚决的主力军。中国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出台的大部分政策都是为了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实施的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等举措，就是为了让农民吃饱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农业、农村有了大的发展，但农民的贫困问题仍较为严重，中国“以人民为中心”，持续不断地进行贫困治理，尤其是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开展脱贫攻坚，在2020年终于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使得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但是，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现行标准下农村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并不等于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乡村贫困问题。由于脱贫的地区大多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受到环境、资源、交通以及气候等各种因素的刚性约束，基础并不牢实，因病、因灾等导致的返贫风险较大，因而必须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发展的有效衔接，持之以恒地将“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攻克乡村贫困的这个难点。

第五，乡村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潜力地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乡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依托，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国成立以后，等中国人注重乡村调查，深知中国乡村的贫穷落后，在于其交通闭塞，与外界缺少联系，人不能尽其用，货不能畅其流，是一种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乡村成为旧中国落后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畅通乡村的交通、通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村村通”建设，将乡村融入经济循环体系之中，搞活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党的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弱项主要在乡村。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为重点。只有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释放出乡村巨大的消费和投资潜力，才能增强国内大循环活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第六，乡村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短板。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它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强大的现代农业作为支撑。农业农村地域分散性、农业生产的小农性和农民整体素质的差异性，使得我国的农业农村尚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升级的阶段，发展质量还不高，竞争力还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村人口占比总体偏高，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还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因此，乡村仍然是破解城乡二元矛盾、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短板和制约。

基于上述理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15］。可以说，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没有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四、结语

中国百年来孜孜以求地从“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就是一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发展史。

中国成立100年来，始终心系农民，将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带领亿万农民求解放，最终成功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经济，大兴农田水利，大办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使广大农民真正站起来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领导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社会事业，并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带领广大农民走上致富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更加重视“三农”，持续发出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2020年全国农民消除绝对贫困，2021年由脱贫攻坚转入乡村振兴阶段，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破除，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正在变成现实。

中国成立100年来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为人类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中国要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牢记亿万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巨大贡献，把乡村建设好，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项目编号：18ZDA0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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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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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1］中央文献研究室．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M］．北京：党史出版社，2004．

［15］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来源： 《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