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10月八字(97年10月10日什么命)

文献中的科举与明清社会生活

演讲人：汪毅夫演讲地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网络讲座演讲时间：2020年10月

科举与捐纳

台湾文人王松《台阳诗话》（1905）记：“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称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纳、保举，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吾台改隶，已经十载，国籍虽异，而习气犹存，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故每遇庆贺、祭礼，红帽、黑靴，汉官之威仪依然如在也”。王松此话似乎语有微词，但我每次引用总是心生感动。试想，当时已是清代末年，风雨飘摇，国家多难，财政亦极困难，台湾则沦于日人之手“已经十载”，而台湾同胞“习气犹存”，热衷科名、迷恋“汉官之威仪”者“不乏其人”，至其“寄金”，则于国家财政不无小补。这是令吾人心动处也。然则，科举毕竟有其弊端、捐纳毕竟属于稗政，吾人又当有说焉。

汪毅夫台湾省台南市人，1950年生。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学术著作有《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闽台缘与闽南风》《闽台地方史研究》等18部，曾获福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项。

在历史上，科举制度同捐纳的交集在于，捐纳的项目包括卖官鬻爵，也包括出售科名。科名里有监生、贡生可以捐纳。捐纳而来的监生称例监或纳监，捐纳而来的贡生称例贡或纳贡，以其援例捐纳取得监生或贡生资格也。取得监生、贡生资格，用于炫耀，属于世俗行径；为了参加乡试，则是文人路子。例监（纳监）、例贡（纳贡）经国子监推荐（取得监照），均可参加顺天府乡试。譬如，清道光二年（1822）七月，张集馨到京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又经国子监考到（即入学考试）和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接受的科考，合格者即有参加乡试的资格），旋参加顺天府乡试并胜出为举人。张集馨后来中进士、点翰林，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最迟到了清光绪末年，似乎可以在当地捐纳取得监照，经当地官府批准，参加当地乡试了。譬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台湾文人连横到厦门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并得参加当年举办的福建乡试。至于科名里的生员，曾以“生员名目”或“生员名色”做过有名额和止期限制的买卖；而举人开捐，据文廷式《闻尘偶记》，“甲午（1894）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以百名为限”，“举人开捐，至丙申（1896）春，应命捐纳者仅二人”。

科举中的弊案

在科举时代，科名佳话（如“祖孙父子翰林”之类）和科举弊案（如“顺治丁酉江南科举弊案”等），都是热门的话题和谈资。科名佳话作为家族和家乡的荣耀，总被科名佳话主角的后人和乡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科举弊案则罕有人乐意说起，但作弊作案的手段总是有人暗中使用。

在科举弊案的手段里，“带小抄入场”可以是个人作案，属于小伎俩；动作大的，须合伙作案的有“雇替考”和“送关节”等。我今天要从《清稗类钞》引述和举例，说明“送关节”的情形。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记：“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曰关目。大小试皆有之，京师尤甚，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或书数虚字，或也欤或也哉或也矣，于诗下加一墨圈者银一百两，加一黄圈者金一百两”，又举例而言之曰：“某科题为‘子谓子夏曰’全章，某生与考官暗通关节，令于破题中连用四个一字，某破曰：‘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榜发果掇高魁”云云。

游人在江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内参观匾额。李文宝摄/光明图片

我在《清稗类钞》里还找到一个具体的事例：“光绪癸巳，殷如璋、周锡恩衔命南下，主试浙江，至苏州，船泊阊门外。时苏州府为王可庄太守仁堪，循例谒见。谈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复书。功令，典试者在途，不得与戚友通音问，防弊也。殷得密函，请王启视，王阅之色变，即呼拿下书者。书中所言，皆贿买关节语，并一万两银票一张，署名者周福清，周即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知县，革职捐内阁中书者也。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清光绪癸巳为1893年，为了“恭贺太后六旬万寿”即60岁生日，各省举办乡试恩科。“衔命南下，主试浙江”的殷如璋是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二甲第17名进士，下书“送关节”者周福清是同榜三甲第15名进士，殷、周二人有同年之谊。周福清为子侄5人向殷贿买关节，送“一万两银票一张”。当时启视密函“即呼拿下书者”的苏州知府王仁堪是福州人，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

殷如璋、周锡恩为正、副主考的浙江乡试清光绪癸巳恩科发生弊案，有人撰联讽其事，曰：殷礼不足征，业已如瞆如聋，那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全凭交易度金针。

附带言之，周福清是现代名人、浙江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的祖父。

科举与考题

考题是科举考试的核心。考试之前、考试之余，老师总要出很多、学生总要做很多模拟考题。模拟考题处于科举的周边。用今人的话说，四书、五经是“题库”，模拟考题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题海”。

清初名士尤侗甚至超出四书、五经以外，从《西厢记》取题，用其中张生一句情话、用八股体作了一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他练习的，或者说卖弄的，是写作制义（八股文）的本领，却居然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赏。

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华书局，2015）据林则徐日记报告，林则徐当翰林院庶吉士时，“仍要按时举行模拟考试，练习作八股文、试帖诗，随时在作各种考试的准备”，课余以文会友，文会做的也是制义试帖，如制义《性相近也二句》《居之无倦二句》，试帖诗《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和《辟宇启论》得才字（《晋书·陆云传》）、《騑马辍解》得春字（《后汉书·章帝诏》）、《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杜牧之诗）；又据周作人日记报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早年做过制义《义然后取》《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左右皆曰贤》《人告之以过则喜》，试帖诗《百花生日》得花字、《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苔痕上阶绿》得苔字、《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清代科举制义考题的命题范围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俗称四子书或四书）；试帖诗考题的命题范围则包括成语、典故、名言、名句等。命题范围内的模拟考题，有的会成为考题，有的则是往年或外地的考题。台湾进士郑用锡《述谷堂制艺》收录了他的制艺作品47篇、试帖诗248首。其中，《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至下）原思为之宰，与之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是郑用锡“取进入学”即参加童生试（俗称考秀才）的墨卷，《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他的“戊寅乡墨”即1818年参加乡试（俗称考举人）的墨卷，《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是他的“癸未会墨”即1823年参加会试（俗称考进士）的墨卷。《述谷堂制艺》里作者做过的考题和模拟考题，又可以是其他备考者的模拟考题。

上记林则徐、周树人和周作人做过的模拟考题，以及郑用锡做过的考题和模拟考题，确实具有智力测验的性质。卢前（卢冀野）《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说，“八股文（一曰四书文）系代圣贤立言”，“因题之异，其格局遂变而益多”。该书举出从单句题如《过则勿惮改》之类，到截搭题如《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巧言令色》之类，“所举四十种，文格犹未能尽”。邓云乡《清代八股文》谓：“林则徐会课诗题出自《元史》《宋史》，就比较僻了，因而参加乡、会试的人，除四书、五经外，各代正史、先秦子书，也都要读一些了”，并言及用韵（尤其是“窄韵”）之难。应该说，科举考试的出题者和从考试胜出者，总体上来看具有相当高的学识和智力（当然也有部分学识和智力相当高的人，未能从科举考试胜出）。

1996年，我在《厦门大学学报》上读刘海峰教授的《论科举的智力测验性质》，服膺于他的论点和论述。科举考试“具有智力测验的性质，而八股文与试帖诗也具有特定的测验功用”，诚哉是言也。

科举与歌仔册

我是闽台歌仔册（闽、台两地一种说唱文学的文本）的热心读者，又极喜欢阅读科举史，尤其倾心于刘海峰、郭培贵、毛晓阳诸教授的相关著述。今年1月5日，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参加黄仕忠、潘培忠教授主持的“闽台歌仔册研究工作坊”，席间得了潘培忠教授编校、黄仕忠教授审校的《闽台歌仔册全集》（初编稿），见其所收部分歌仔册有以科举为素材者，我的两个兴趣热点：科举和歌仔册，瞬间联结起来，情绪也瞬间“嗨”了起来。

让我从《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闽台歌仔册全集》本，以下简称《全集》本）的故事说起：刘永家贫，娶妻金姑。金姑兄金昌有“百万家财好田庄”，悉为金姑的嫂子把持。刘永欲上京赴试，苦无盘缠。金姑向兄家借钱，遭嫂恶言拒绝。金昌私下取钱相助。刘永始得上京，金姑相随。不料途中遭遇劫匪，夫妻失散。金姑只身返乡，暂栖兄家，受嫂虐待，被迫放羊。刘永中了状元，“天子门生出头天”，夫妻也得重逢。金姑不计前嫌，为嫂说情，全家喜乐。在这故事的科举情节里，赴考是起因和起点，考中则是转机和结局。这似乎是歌仔册里科举情节的“母题”，《全集》本的《陈世美不认前妻》《特别最新吕蒙正彩楼配全歌》也有此类科举情节，也有此一“母题”；刘永具有乡土社会成员的本来身份，其他歌仔册之科举情节的主角如陈世美、吕蒙正亦然。这是值得一说的话题。

在历史上，闽台歌仔册的创作者和说唱者（有时创作者就是说唱者，说唱者就是创作者）、读者和听众（有的读者是半文盲，有的听众是文盲），基本上是乡土社会的成员。从科举与歌仔册的视角，我们可以直接了解（而不是通过文人的作品间接了解）科举同乡土社会的关系。从《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等歌仔册，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社会成员有通过科举改变生存状态的可能和愿望。这是科举同乡土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另外，歌仔册涉及的科举的某些细节可以说明，科举在乡土社会是生活里常见的事物，乡土社会成员对科举是相当熟知的。例如，《新刻金姑看羊刘永新歌》里的刘永、《陈世美不认前妻》里的陈世美，都是未经地方考试直接上京赴考的。另有歌仔册如《最新玉堂春三会审歌》（《全集》本）则明白唱道：“趁此乡试好科期，嗡望（希望）金榜挂名时。中了举人去会试”。上京赴试者未经地方考试与必经地方考试，两种说法于传唱中并行不悖。这是因为，乡土社会成员也知晓，宋代科举的科名和考试只有进士和进士科，这同后来明、清科名分秀才、举人、进士三种，考试分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的情况是不同的。

15年前，我曾写《西观楼藏闽南语歌仔册〈台省歌〉之研究》《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收汪毅夫：《闽台缘与闽南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深知访求歌仔册的艰辛、校勘歌仔册的繁难。有了《闽台歌仔册全集》，我们就有了收罗相对齐全的闽台歌仔册，有了校注相当精审的《闽台歌仔册全集》本，感谢黄仕忠、潘培忠教授辛勤而出色的工作。

科举与占卜

台湾著名学者黄美娥教授《一种新史料的发现》（载《竹堑文献》第4期，1997年10月）报告，台湾进士郑用锡在其《感悟》诗后，附文《正阳门关圣帝签诗》记签诗与其一生的关系。清道光三年（1823），郑用锡参加癸未科会试后，随友人到京师正阳门关帝庙“叩求签诗，以卜功名上进可否”。他抽到的是“五十功名志已灰，哪知富贵逼人来。更行好事存方寸，寿比冈陵位鼎台”。郑用锡说：“时闱试尚未揭晓，得此签首句有五十功名之语，不胜怅然自失”。可是，“迨揭榜竟邀获隽，遂藉富贵逼人句，附会其说，指为此科之应。但于‘五十’句究竟未有着落”。后来，郑用锡年届五十“以养亲为急”，告老还乡。在乡抗击英夷（即在战争时期亲率家丁追捕侵犯台湾的英军），两次获朝廷奖赏；年届七十，运米赴津救灾，“得邀议叙二品封典”。郑用锡感叹道：“抚今思昔，证诸（关圣）帝君所示，一一颇相吻合”，“京都正阳门关圣帝签诗，灵验著于天下”。

签诗（包括京师乃至各地的关庙签）的灵验虽无其必然性，而确实有其偶然性。签诗灵验的传说同签诗预设的多种可能性有关。我举“京师门前关庙签”的另一首签诗（“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来说明。

清人金埴《不下带编》讲了宁波的两个故事。一是状元史立斋在杭州参加清顺治甲午科（1654）乡试后，于万安桥边关帝庙抽得此签，“心怏怏，谓一第今无份耳”，不料甲午科榜发中举，明年乙未（1655）则大魁天下，应了“甲、未亨通”之语；另一是翰林裘琏参加顺天府康熙甲午科（1714）乡试后，在京师正阳门外关帝庙求得此签，榜发中举；明年乙未（1715）参加会试，中为三甲第一名进士并钦点翰林。此亦应了“甲、未亨通”；而位其名之后者（即三甲第二名）名江济，则应了“江头”一语。

《清稗类钞》记：状元毕沅于乾隆庚辰（1670）会试前在京师正阳门关帝庙求得此签，“颇不悦，然竟以第一人及第，盖‘君今庚甲’四字，已示先机（庚辰科之甲）也。”

实际上，签卜科举之事不外“中”与“不中”两种结果，“末亨通”可以有“尚未亨通”和“不亨通”两种解释，可以应对“中”与“不中”两种结果；至于“中”的时间，可以是“今”年、“庚”年、“甲”年、“未”年和“兔”年即“卯”年，也可以在月、日上做文章，如“闰八月”应“玉兔重生”等；“庚甲”即庚辰科第一名是一种解释，“甲未亨通”即“亨通在甲、未”是另一种解释，“君今庚甲未亨通”即“一第今无份耳”是又一种解释。无论何种情况，签诗大抵可以应对。签卜近于文字游戏，迷于文字游戏而信之，应该可以简言为迷信也。

科举制度下的会馆

请允我先引述一段故事：张集馨到北京住会馆、考举人、考进士的故事。话说清道光元年（1821），22岁的江苏扬州人张集馨在家“不为诸伯叔所容”、不堪诸伯叔“日寻嫌隙”的困扰，乃到父亲墓前泣别曰：“儿远出避祸，不能常守松湫矣”。然后于十月间“挈一新仆张升，买车二辆入都，寓菜市口，为明年秋战之计”。他在北京住的是位于菜市口路北的扬州会馆（原名江、甘、仪会馆）之联星堂（扬州会馆内有和会堂、联星堂及东西厢房）。同住者有甘泉商人黄藕船，张集馨记得“藕船粗知文墨，学作韵语，而议论卑鄙，究系市井细民，不足与语。然逆旅无聊，听其村谈稗论，藉以消遣闲愁”。张集馨到北京乃“为明年秋战计”，指的是准备参加1822年顺天府举办的壬午科（1822）乡试。张集馨不是顺天府生员（而是江苏扬州生员），也不是贡生或监生，哪有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呢？他自有捷径，只需要在会馆住下，专心读书就是。不久，礼部因清道光皇帝登极，确定增开道光二年壬午恩科（1822）会试。到了1822年春季，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全到北京来了。会馆本有定规，参加会试（春闱）和参加顺天府乡试（秋闱）的人员当相互礼让、相互腾笼换鸟。张集馨另觅居处的动作稍迟，“几为司事者所逐”。唉，且“忍胯下辱，移寓麻线胡同富顺居”吧。“四月，会闱揭晓，公车四散，复至会馆，仍住联星堂”，仍然不管住馆之人嘈杂，“闭门读书而已”。不料，“奈读书声高，又为会馆后进所住之吴中书廷珠所憎，余不顾也”。这个姓吴的内阁中书，不喜人读书声高，自己却是“终日唱曲，而不虑人之厌恶”。到了七月，张集馨到国子监交了足够多的银两，又通过了考到（相当于入学考试）、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的科考，合格者乃取得参加乡试资格）两次考试，取得国子监的推荐文书，有了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资格。这条捷径叫作“捐监”，是“铜绿色”通道。八月初六日，张集馨“移寓内城举厂”，接着就是参加顺天府乡试，“三场完毕，幸无错误”。及九月初九日放榜，张集馨名列顺天府乡试壬午科（1822）第137名举人。中举之后，“仍住会馆”。越年，应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会试，揭晓未经中式。会试后张集馨考取景山官学教习，留京读书。再应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会试，再次报罢。又应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会试，考前又“移寓举厂”，以近贡院也，终成二甲第22名进士。五月初六日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

张集馨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是曾在福建任职的官员。张集馨有自叙年谱传世，该年谱有如一部年谱体的《官场现形记》或《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1981年11月，该年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上记故事，乃引述自该书。

从张集馨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北京扬州会馆，张集馨的身份先后是江苏扬州生员、国子监监生（例监）和从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京兆试）胜出的举人。就会馆的“试馆”功能而言，入住扬州会馆的应试士子包括了应国子监考试的扬州籍生员，应顺天府乡试的扬州籍贡、监生，以及应会试的扬州籍举人。当然，会馆往往是多功能的。扬州籍的应试士子以外，在扬州会馆入住的还有扬州籍的商人、扬州籍的京官。会馆有明显的籍贯色彩，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定规如春、秋两闱应试士子相互礼让之类，会馆自有会馆文化。乡试（俗称考举人）是省级科举考试，由各省举办，录取本省举人。顺天府是清初确定的乡试单位之一，各省贡生、监生经国子监考试、推荐，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当然亦可以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会试俗称考进士，参加会试的是从各省乡试和从顺天府乡试胜出的各省举人。台湾的第一位进士陈梦球就是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再从会试胜出为进士的。顺天府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地点都是北京贡院。

科举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

鲁迅翁的小说名篇《阿Q正传》里，目不识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镇”的未庄，却也见过“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的道理，听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的消息，有过“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的时候，他在“秀才大爷”家做工，也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还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计划。如鲁迅翁所写，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我们来看闽南乡土社会的情况。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勒石的泉州《青阳乡约记》里说：“夫乡之有约，古也。而约正之名，委重于士类，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乡约制度，古已有之。乡约同乡规民约有关，但不是乡规民约。乡约是官方认可的乡民自愿受约、自约、互约的自治制度、自治组织，乡民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约正（又称约首、总理等），“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在闽南乡土社会，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始、从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间以后，闽南地方乡约的主事者改为“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据《青阳乡约记》记载，青阳乡约的约正庄用宾“年未三十联魁科第”，“其为约正”也，年仅30余岁。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属于“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勒石的南安《乡约社学记》也说，南安各乡之乡约也“择乡之庠士秀而有文者，使摄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为霞美乡，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陈生育俊”摄乡约之役。由于“士类”或有非“年高”者如庄用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光地特地在《丁酉还朝临行公约》里与其安溪乡人约定：“约正于族行虽卑幼，然既秉乡政，则须主持公道。自后乡邻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诉本乡者，除尊长发与约正调停者，则为从公讯实，覆命尊长而劝惩之。其余年少未经事者，虽分为叔行，不得役约正如奴隶，约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颠倒是非，以坏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类”，返乡居住期间也主持乡约事务如制定《临行公约》。在台湾，日人当据台之初也发现，有科举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导者，具有相当势力”。

科举制度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在闽南民俗、民谚和民间文学作品里也有留存。例如闽南中秋“博状元饼”的节庆习俗，就是对科举之途博取功名的模仿。饼分一秀、二举、四进、三红、对堂和状元，一一对应秀才、举人、进士、探花（一甲第3名进士）、榜眼（一甲第2名进士）和状元（一甲第1名进士）。中秋博饼，取的是“秋闱夺元之兆”，乾隆《台湾府志》记：“是夜，士子递为宴饮赏月，制大月饼名为中秋饼，朱书元字，掷四红夺之，取秋闱夺元之兆”。实际上，不仅读书人和读书人家，其他人和其他人家也热衷参加博饼以取“秋闱夺元之兆”，因为古人认为科举制度是开放、公平的，对乡土社会各成员也是开放和公平的。闽南民谚“秀才人情纸一张”（自作字画送人是秀才的交际方式，喻君子之交或世态炎凉也）、“秀才讲人话，举人打官腔”（秀才不失乡土社会成员的身份，举人可以是官员或准官员）、“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举人社会地位高收入也高）、“人怕老债怕讨，秀才怕岁考”（岁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长官提督学政对在学生员的考试，每三岁凡二举，考后，一、二、三等有奖，四等以下有罚甚至被黜革）、“一名透京城”（入京中进士一举成名）、“家伙了，秀才无”（科举之路艰难，考试失败陷于困顿）、“米街土地公，头顶戴官帽”（台南米街出了施琼芳、施士洁父子进士，是当地荣耀）等，其内涵和背景都同科举制度相关。

至于闽南民间文学作品，容我举《畅所欲言》为例。这是泉州秀才杨介人用闽南“俗语缀成”、闽南“老妪都解”的奇书，收文21种，写作的时间跨度为1897—1907年，曾在泉、厦、漳、台流传。《畅所欲言》一再语涉科举制度，尤其是科举罢废后的社会情形，如“有穷书生旧以钞书度日，转（赚）了三百二百，就有乌米白米，自无小考场，无人倩钞小书”，“自停科、岁，无教书，无用功”，“无考校，又无处转（赚）食，十分枯燥”，“科举一废，书房兄改途趁食，有个学命卜，有个学山医，各人行各路”等。涉笔成趣，是很精彩的“清末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讲义。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4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52岁朱茵现状曝光：住深山残屋，开97年破车！她的故事比想象精彩

在很多人眼中，朱茵都是绝色美女。

可最近的一则报道却让娱乐圈炸开了锅。

据香港媒体报导，朱茵住在乡间一栋三层小楼里，驾驶一辆超过20年的老爷车，穿着朴素，毫无女明星的风范。

这则消息一经发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触发了人们对于朱茵婚姻和生活的揣测和争议。然而，实际上朱茵的生活并不像大众所想的那样不如意。

相反，她远离喧嚣，过着简单而舒适的生活，这其实是许多人都向往的生活方式。

1971年10月朱茵出生在中国香港一个富裕家庭，父母都很有名。可以说朱茵一出生就拥有了大女主剧本。

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因此获得了长辈们的偏爱，所以她从小就养成了单纯、善良、耿直的性格。

随着年龄的增长，朱茵的美丽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读书时她就是校花级别的人物。

朱茵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是那最璀璨的一位公主，而当时朱茵的朋友也会劝她去参加选美比赛，不能浪费了自己的美貌和身材，可是朱茵却对这个没兴趣，她不想变成取悦男人的存在。

正值青春年华时，朱茵非常喜欢香港影星郑裕玲，她萌生了跟偶像一样成为演员的念头。

即使面对那么多俊男靓女的朱茵依旧丝毫不逊色，成了学院里数一数二的美女。

外表的形象，给朱茵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在刚进学校大家都还在努力学习的时候，朱茵在入学的第二年时，就跟tvb签下了一份兼职合同。

这个年纪就有这样的机遇，让朱茵身边的朋友羡慕不已。而等待朱茵的不止这些。

制作方打算拍《逃学威龙2》时，刚好看到了朱茵，当时的朱茵浑身上下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当下便决定让朱茵担任女主角，而朱茵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拍第二部要让自己当女主也欣然接受。

就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朱茵被提名金像奖。

之后的朱茵出演了电视剧，其中就有《射雕英雄传》。

这部剧播出之后，朱茵走红。

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朱茵的人气会越来越高。不过，她还是在一九九四年从 T VB退了出来，转而投身于电影界。

离开TVB后一年，朱茵又和周星驰联袂主演《大话西游》，在片中扮演紫霞仙子，祈求一位驾着七彩祥云而来的绝世英雄。

朱茵这次可以说是捡了个大便宜，自从《大话西游》播出之后，朱茵就一炮而红，经典的 Wink场景，让无数人看得如痴如醉，紫霞仙子的感情悲剧，更是让无数人唏嘘不已，尤其是她的“我的爱人，是一位绝世豪杰，终有一日，他会脚踏七彩祥云，降临人间”，更是让无数人泪流满面。

随着朱茵的名气越来越大，她的剧本也越来越多，

可朱茵的演员生涯却出过一次纰漏，她有一次偶然遇到导演王晶，当时王晶也刚好有个电影正在选角，看到朱茵瞬间便有了主意。

立马就把剧本给朱茵并表示想让她担任女一号，朱茵看剧本感觉不错便没有仔细看完，当即就同意了王晶，签订了合同。

但是当朱茵来到剧场的时候，却发现了尺度非常大，她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看剧本，但是在巨额的违约金面前，她不得不继续拍摄。但是在拍摄结束之后，王晶却将《午夜屠夫》的名字改为《2制服诱惑》。

果不其然，这部电影一经播出，朱茵的名声受到了打击，她在荧幕前一贯的玉女清纯风被打破，让她损失了不少粉丝。

而她本人也在后续的采访中直接回应以后绝对不会再接类似的作品。

别看朱茵现在的事业很好，但是朱茵在感情路上却很坎坷。

朱茵与周星驰早就互生好感，两人在电影杀青后便开始了一段隐秘恋情。

两人形影不离，共同上下班，但是周星驰却极力掩饰这段恋情。

但是，朱茵却被记者发现骑着周星驰的单车，这使得二人的恋情迅速在演艺圈流传开来。

虽然朱茵很想让周星驰公开两人的关系，但是周星驰还是拒绝了。

朱茵觉得很失落，觉得无论她如何尝试都不能得到周星驰的真心。

没过多久，两人分手的消息就传了出来，这让他们的影迷大失所望。

在此后的采访中，周星驰对朱茵和朱茵之间的恋情只字不提。

朱茵虽然和周星驰分手了，但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她对爱情充满了期待，她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后来在拍摄《失忆情人》的音乐特辑时，与郭富城认识，在工作期间郭富城特别照顾朱茵，对她十分体贴。

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可就算是在一起了，郭富城的那些花边新闻，依旧没有停止，这是朱茵无法忍受的，她告诉郭富城，她非常讨厌这样的事情，觉得没有安全感，但郭富城并不在意。

随后朱茵和郭富城分道扬镳。这段感情给了她很大的冲击，让她的信念都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想要找一个对她一心一意的男人真的很难。

也正因为如此，她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至于感情上的事情，她已经完全放弃了。

可是，当她遇见黄贯中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有一天，朱茵的房子顶部突然渗水，她猜测可能是楼上的漏水导致的。于是，她决定去敲楼上的门，过了一段时间门才被打开，面前的男人满身湿透，正是黄贯中。

朱茵看到如此狼狈的黄贯中，再看了看房间里，才知道是水管爆了，当即便进去帮黄贯中把水管堵上。因为这一次事件，他们两个算是认识了。

在以后的上下楼两人碰面了也会有简单的问候。

让两人感情升温的契机是黄贯中的狗，有一天朱茵的家门有一只狗，她以为是流浪狗就把它收养了。

没过多久，朱茵就在走廊上找到了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寻找狗的人是她的邻居黄贯中。

朱茵一回家就立刻带着狗来到了黄贯中家，将狗交还给他，并解释了这几天狗一直住在她家。

黄贯中很感动，于是邀请朱茵吃饭，两人也因此成为好友。两个人都很喜欢狗，有很多共同语言，经常会一起去遛狗。

黄贯中很快就喜欢上了朱茵，但是因为他生性腼腆，所以没有和朱茵说出自己的心意。

尽管朱茵曾对爱情怀有成见，但黄贯中的真诚和魅力渐渐打破了她的防线。在悠闲的聊天中，两人发现彼此的心意，决定不久后结婚，建立一个家庭。

然而，这段恋情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很多人认为黄贯中配不上朱茵，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名气上。

再加上黄贯中是一个摇滚乐队吉他手，在当时社会的观念中，玩摇滚的人多半都是花心浪子的形象。

可是朱茵却不以为然，没人比她更了解黄贯中，她从来没有这么坚定过相信一段感情。

因为黄贯中不管多晚下班都会对朱茵说“我下班了，现在回家，晚安”。

黄贯中在恋爱期间会写下诗歌、画下朱茵的肖像送给朱茵，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有媒体在时，他都毫不遮掩地牵着朱茵的手，眼里只有她一个人。

他还曾在公众场合说：“遇见她把我的好运都用完了”，这也是证明他与朱茵相爱的最好方式。

结婚后，朱茵与黄贯中的生活非常幸福。黄贯中把她宠成了公主，甚至在朱茵怀孕期间故意挑衅让她发泄情绪。

在生活中，黄贯中也处处让着朱茵，因为朱茵比较强势，他不想让朱茵难过。

在一次采访中提及黄贯中时，朱茵充满幸福的笑容说道：遇到了黄贯中真的很幸运，如果回到20年前，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找他，少走那些弯弯绕绕的路。

经过这么多年的感情沉淀，即使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他们之间的爱依然牢不可破，恩爱如初。

当朱茵演完《二次初恋》后，就慢慢淡出了大众的视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上面。

当有媒体爆出朱茵的生活近况时，可以看到她跟黄贯中搬到了新界的一个郊外居住，在一个三层的小楼房。

不少媒体争相报道，还有的夸大事实说朱茵晚年生活过得并不如意，就是因为当初嫁给黄贯中的原因。

但实际上，他们在香港和深圳，都有很多房子，之所以搬到山上来，也是黄贯中的爱好，想要从自然中寻找音乐的灵感，而朱茵则是一个爱养狗的人，

在城市中是不能养大狗的，所以两人商量了一下，还是选择了住在山上。

他们夫妻俩非常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种下的花草以及带女儿去露营的点滴。

这表明，朱茵现在生活得非常愉快，她拥有疼爱自己的丈夫和深爱的女儿。到了这个年纪，她的生活已经完美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