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甲午年是哪一年)

为什么清代的中国留学生都喜欢去日本？1894年8月1日甲午战争爆发

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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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清代的中国留学生都喜欢去日本？1894年8月1日：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的文章写了很多了。

今天萨沙要说的是战争后，中国为什么派学生去日本留学？

清朝末年，中国有大量留学生去了日本。张之洞说得很好：“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是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连张之洞这种名臣，也支持出国留学，可见它对国家确实有好处。

根据统计，从甲午战争以后到清朝灭亡的十多年，先后有数万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时代更是数不胜数。

在1906年，在日留学生总数高达8000人，加上无法统计的自费去日本的学生，远远超过去欧美留学的人数。

说起来，日本刚刚在甲午战争击败满清，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就是个敌人。

那么，为什么去日本留学的人这么多？

原因不复杂：

第一，便宜。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清朝和时期，无论是自费还是公费，留学生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是公费，因为费用很高，名额很少，竞争极为激烈，能去的都是学霸中的学霸。

所谓的公费，也不是完全一分钱不花。

满清根据学生层次的不同提供公费，有的学生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生活费用。没有经济实力的普通中国家庭，当然是承担不起的。

如果是自费，那要家里有相当的实力才可以，因为留学费用非常高昂。

学者陈翰笙，母亲娘家是无锡的望族。他在1915年留学美国，就是自费留学。为此，他的母亲不惜厚着脸皮向娘家借钱，凑齐了2000多块大洋。大家知道1915年的2000多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当时上海一个优秀的技术工人，月薪不过8到10块大洋。

有意思的是，这还是陈翰笙绝食才争取来的。他曾经试图让父亲承担，担任县长的父亲直接表示没这么多钱。见儿子绝食，母亲万般无奈下才向娘家借钱。之前母亲无论经济如何窘迫，也不向娘家借一块大洋，此次实在是逼急了。

可惜中美两国的贫富差距巨大，这笔钱到了美国就不算什么。当时1美元大约可以兑换2块大洋，陈翰笙这么回忆：我踏上美国领土的时候，口袋里就只剩下1000美元了（2000块大洋）。从旧金山到我就读的学校，又花费了200美元（400块大洋）。到学校以后，我又购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只剩下500美元（1000块大洋）了。这些钱不可能支持好几年，于是第一年我选择了半工半读的赫门工读学校。这所学校除了每天几小时的学习外，其余时间都要去工作，比如种菜、养鸡养猪、做木工、做裁缝等等。

我在赫门1年时间，英语水平有很大提高，也省了不少钱。后来我在长沙的美国老师艾勒写信给我，建议我去报考加州的波莫纳大学。这所大学除了第一个学期要支付伙食费以外，第二个学期就可以给成绩优秀的学生发奖学金。对于身上没几个钱的我来说，波莫纳大学非常合适。

即便如此，陈翰笙在波莫纳大学就读的第一年，为了省钱用了很多方法。

他不敢租价格昂贵的公寓，同一个朝鲜同学住在十几个平方的工棚里面。屋内只有两张木床，条件极为恶劣，毕竟不需要花什么钱。

即便如此，剩下的几百美元也是难以维持的。陈翰笙就用假期和放学时候，去各种饭馆做端盘子的服务员。

而留学日本的费用，又比留学欧美低得多。

一来，留学费用很大一部分是路费！

当年去欧美都是坐船，万里迢迢跑过去，路费就是一笔巨款。坐最差的三等舱去美国旧金山，也要花费150到200块大洋，还要花费至少三四个星期时间。

一般留学生会相对坐得好一点，防止第一次坐海船而生病。选择条件较好的二等舱，光是旅费就要200到400大洋！

到了美国以后，在该国国内旅行也要花不少钱，比如陈翰笙就花了400块大洋！

不要说去欧美，当年就算在国内旅行也花费不少。

清代铁路不多，旅行费用很昂贵。即便贯通了很多关键的铁路，旅费有所下降，仍然是很吓人的。

上世纪20年代，北大教授吴虞独自从北京回老家成都探亲，6月8日从北京出发，7月3日才到达。期间吴虞坐火车、坐轮船、坐汽车、坐马车、黄包车甚至长距离步行，25天花费高达200块大洋的车船费和住宿费。国内旅费尚且如此昂贵，更别说去欧美。相比起来，去日本的旅费则比较便宜。

如果吴虞是去日本，最多只用一周时间而已。他只需要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乘船，几天后就会到达日本。

这一路花费有限，无非也就是车船票花钱。当年去日本的船很多，行程只有两三日，费用并不高，一等舱也只有20多块大洋；

二来欧美是发达国家，衣食住行费用都很高，租个房子也要不少钱。

上面说到的陈翰笙，带着这么多钱去了美国，也不敢租公寓居住，就是因为住宿费太高。

相反，当年日本并不发达，衣食住行都比欧美便宜得多。在一战之前，日本民间尚且不怎么吃肉，以蔬菜配合肉丝为主，生活标准同西方差距很大，费用也低。

日本中产阶级的三口之家，每月消费大概是30日元。而满清政府给公费一级留学生的每月费用，是35日元。除了交纳学费以外，学生可以维持不错的生活。

鲁迅的弟媳妇羽太信子，本来是女佣。当时日本的人工费很低，鲁迅和弟弟周作人租住的房子配有一个女佣，负责打扫屋子和为房客做简单的家务。周作人就是这样认识羽太信子，后来结婚成为夫妻。连寒酸的留学生租房，都会有女佣伺候，可见日本民间的生活费还是很低的；

三来欧美的学费比较贵，尤其是私立学校都是借此赢利，费用极高。相反，日本学费则很便宜。

相比欧美大学动辄数百块大洋的学费，日本最著名的早稻田大学不过36块大洋的学费，普通大学每年不过20多块大洋。还有些学校干脆是免费，比如鲁迅学习的仙台医专。这所学校位置偏僻没有留学生，希望外国人来上学提高学校档次，直接对鲁迅免学费（怎么似曾相识）。鲁迅用免除的学费，购买了一只怀表。

满清政府曾经计算过，派留学生去日本，花费同在中国租界上洋人的学校相差无几。

只要学生过了语言关，去日本的教育质量当然比在租界好得太多。

中国租界有很多洋人的野鸡学校，就是花钱就给文凭的那种，老师水平也参差不齐，很多人自己就没什么文化。

相反，去欧美每个学生每年至少要花费七八百两银子，清政府每年提供1200两银子的资助，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难以承受。在日本，每年四五百两银子就可以搞定。

花费相差这么巨大，留学日本自然是首选。

第二，认为学习日本更有用。

满清认为自己的国情，同欧美有很大差别。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皇帝，建国就是共和制国家，同满清天壤之别。而欧洲各国，也有着同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

相反，日本则同中国很接近。两国本来都是封建专制国家，文化也有很多共同点。

现在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按照满清的观点，只要依葫芦画瓢学习日本，中国自然也能强大起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个观点似乎挺有道理。

第三，留学日本可以速成。

去日本的很多留学生就不是正经去读大学的，而是读速成班。

这种速成班，类似于今天的大专。

1908年，满清学部递交过报告：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成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学校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

以鲁迅为例，他就读的仙台医专并不是大学，而是医学专门学校，充其量相当于今天的大专。

不过仙台医专是学医的，是级别最高的大专，毕业生都有资格直接行医。

即便如此，它同大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后来仙台医专被日本名校东北大学合并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大部分教师解雇，借口他们没有去医疗强国的留学经历。这只是借口，东北大学认为这些老师没资格教名牌大学生。被解雇的教师中，就包括鲁迅的老师藤野严九郎！

而鲁迅并没有从这所大专毕业，而是中途辍学。

需要说明的是，仙台医专对于外国学生倒是没有什么特殊政策，也没有配备异性学伴。鲁迅在在本年级142个学生中，第一年考试名列第68名，平均分是65.5分。

平心而论，鲁迅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作为一个留学生能够考试到中等偏上，他算是挺了不起。

可惜鲁迅在未来的求学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鲁迅第一年的成绩是这样：解剖学59.3分，组织学72.7分，生理学63.3分，伦理83分，德语60分，物理学60分，化学60分。

大家注意，鲁迅其他成绩都在60分左右，包括藤野先生教授的解剖学。

鲁迅考得最高的是83分的伦理学，将总分拉高了20多分，将平均分也拉高了不少。

伦理学类似于今天的医学伦理课，同真正的医学技术没有任何关系。仙台医专在第二年就没有伦理学了，学习的内容也会更难。

即便是日本的高材生，没有任何语言问题的本地学霸，学医想要毕业也是千难万难，更别说鲁迅一个外国人。鲁迅应该感觉到学医的不容易，况且他主要的才华也不是医学，最终放弃。

即便如此，鲁迅毕竟留学镀金过，回国轻松在绍兴中学堂担任老师兼监学，后来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另一个角度来说，吸收中国留学生对日本高等教育影响不大。

日本顶级大学给留学生的名额很少，而日本的普通大学和大专数量很多。这一时期日本民间兴起了很多面向清朝留学生的私立学校，如警官速成科、路矿学校等，有些面向清朝留学生的日本民间私立学校甚至是只有两间教室的“野鸡大学”。

第四，日本并不排斥中国留学生。

无论公费还是私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都要花不少钱。

日本政府认为，每年中国留学生可以带来至少500万元日元的巨额经济效益。如果日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他们就会去欧美，将这笔钱花在别的国家。

同时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夺取了中国大量领土，却不希望此时的中国太弱。

这倒不是日本有什么好心，而是这个国家想要独霸东亚。

当时日本并不强，自己还背负着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无力一口吞掉中国。

如果中国虚弱到印度、越南、印尼那种水平，恐怕就会被列强彻底瓜分殖民，轮不到日本了。

所以，日本希望中国能够有一定程度发展，能够一定程度抵抗列强的入侵，以便于将来自己彻底征服东亚。

直到七七卢沟桥打响之前，日本国内还是不少中国留学生的。

在1931年九一八之前，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

张之洞说得很好：“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当年去日本是很方便的，也压根没有什么签证之类。你乘船到了日本以后，只需要登记一下个人记录、说明入境的理由，看日本政府是否批准即可。如果你不是政治人物，是来日本旅游或者留学的，根本就不存在被拒绝入境。

很多革命者在国内遇到危险，就用个假名在日本入境躲避，也是非常简单的。

最后萨沙想起了《宋家王朝》里面，一句台词：西洋镀金，东洋镀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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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坐困威海卫全军覆没，真因李鸿章不许出战吗

提起北洋水师，如今的国人对其可谓感慨良多。作为近代中国在屈辱不堪中努力探索、力争实现自强的产物，它曾一度雄踞亚洲、傲视东方，却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令人扼腕。

而说到北洋水师的覆没，一般人们都认为这是水师奉了李鸿章的严令“避战保船”，以至于坐困威海卫军港被日军“瓮中捉鳖”。于是乎一直以来，水师覆没、甲午战败的历史责任便被一股脑地扣在李鸿章身上，成为他误国误民的有力罪证。在绝大多数有关甲午战争乃至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文章和影视作品中，这一观点被反复提及，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那么，史实真的如此吗？北洋水师坐困港内，是在李鸿章高压之下的无奈之举吗？

上图_ 北洋水师的主力航艇

李鸿章“避战保船”之说是怎么来的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李鸿章严令北洋水师“避战保船”的指示是源出何处。

遍翻现有史料，不难发现，所有关于李鸿章令北洋水师“避战保船”的说法，其出处只有一个，那就是晚清文人姚锡光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其中有载李鸿章曾致电北洋水师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使得丁汝昌再也不敢谋划任何出海作战之举。

上图_ 《东方兵事纪略》（清） 姚锡光 撰

关于这一说法靠不靠谱，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姚锡光其人。姚锡光早年曾受李鸿章举荐，出任过驻日领事，后又入李鸿章幕府供职。但他对李鸿章“和戎”及“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颇为不满，主张对日、对西方采取强硬态度，为李鸿章所拒。后来，他转入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幕府供职，并在甲午战争后写作了《东方兵事纪略》一书。作为一个竭力反对洋务的保守派官员，李秉衡对李鸿章的态度可想而知。

实际上最后北洋水师的覆没，李秉衡见死不救要负很大责任。常年在这样一位长官手下办事，姚锡光对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看法也就不难得知。加上姚本就反对李鸿章之策，因此甲午战争史著名研究者、中国近代海军史专家许华先生便认为，《东方兵事纪略》这部出自姚锡光之手的私家著作，其对研究甲午战争、尤其是研究战争中李鸿章指挥部署方面的可参考价值是比较低的。

上图_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清朝大臣

而且我们知道，史学研究向来有“孤证不立”之说。除去《东方兵事纪略》，无论是在《清史稿》，还是《李文忠公全集》，还是《清实录》等官方正史中，均不见李鸿章发给丁汝昌“避战保船”的严令。而在由后世历史、战史学者编纂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李鸿章全集•电稿》中，对姚锡光之说均不予采纳收入，也足见《东方兵事纪略》的说法并不靠谱，其系杜撰的可能性极大。

综上所述，李鸿章“避战保船”的主张，或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北洋水师坐困港内是受了他的严令呢？

上图_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李鸿章对北洋水师的战争指导究竟怎样

既然“避战保船”不可信，那么李鸿章对北洋水师在退至威海卫港后的战争指导方针究竟是什么？

答案就是四个字：积极防御。

我们知道，海军舰队，尤其是主力舰队，是海上“野战军”，其只有出港实施机动作战，方能最大限度彰显力量、发挥作用。通过分析现有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李鸿章虽非海军科班出身，但作为当时中国最具洋务眼光的士大夫，他对海军理念及海战原则可是一点儿也不外行（下文引用李鸿章所发电报，均摘自《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3卷，后不再赘述）。

早在黄海大战结束后，李鸿章即电丁汝昌，命其“各舰损伤处，赶紧入坞修理……即不能制敌，亦可在口外近边巡弋，使彼知我非束手待毙”“早日出海巡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我海军出巡威（海）、（大连）湾、旅（顺）一带，彼或稍有避忌”。可见，李中堂对于舰队必须驰骋于海上方能展力已有见解，且不止一次强调要水师“出海巡弋”，绝不可“束手待毙”，可惜都被丁汝昌置若罔闻。水师转移至威海卫后，李鸿章预感日军必将登陆山东半岛，以消灭水师为作战中心，故再发急电，指示丁汝昌“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

上图_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丁先达，字禹亭，号次章

但是，即便李鸿章再三严令，丁汝昌及北洋水师却无出海作战之行动，以至于日军从容在荣成登陆，其庞大运输船队未遭丝毫截击，安然将整个第二军（山东攻略军）5万余人、3800匹战马及全部武器装备、军需物资运抵上岸。不久，日军开始进犯威海卫南帮炮台，心系水师的李鸿章不得不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让丁汝昌赶紧率舰出海：“事机危急，断无束手受攻之理……汝等稍有天良，当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

可见，李鸿章对北洋水师的部署和行动谋划，最重要的出发点便是要舰队伺机出动寻觅战机，纵不能制敌获胜，但大舰在洋巡弋必可使敌有所收敛，不至全失制海权。倘若在港内畏缩不前，必然“坐视溃裂”。但可惜的是，接受了命令的丁汝昌毫无反应，直至船尽人没，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以响应李中堂的号召。

上图_ 北洋海军

为什么水师要坐困港内任人宰割

李鸿章身为淮系集团及北洋领袖，又是淮军主帅，更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顶头上司。可以说，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对丁汝昌及北洋水师的作战行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甚至于清廷也不得不依靠李鸿章来提调北洋水师。那么既然作为最高指挥和直接上司的李鸿章都严令水师要积极防御，决不能坐困港内，可为何舰队司令丁汝昌却选择无视军令，以至于让整个水师坐以待毙呢？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弄清丁汝昌在这前后的心路历程究竟如何，以至于他何以一意孤行，将整个舰队带上了坐困孤港、全军覆没的不归路（下文引用丁汝昌相关言论均摘自《丁汝昌集》下卷，后不再赘述）。

上图_ 马格禄，原北洋舰队总教习

对于舰队守港不出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丁汝昌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战前，他便与水师英籍总教官马格禄筹划：“如彼大队（舰只）来，则我军舰艇均令起锚出港……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确定在敌军攻港时，以舰队主动出击，在海岸炮台的支援下击退敌舰。

可见，其主张与李鸿章积极防御之策大抵相同，就是绝不可坐困港内任人宰割。但不想丰岛海战，水师初遭挫折，朝中言官便群起而攻之，使得朝廷明发上谕将其革职。多亏老李多方求免在暂撤处分。也就是说，仗刚刚开打，丁汝昌就遭百般刁难，给予其巨大精神创伤不说，也使其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上图_ 日清战争黄海大战击沉大清兵舰图

黄海大战后，清廷对北洋水师未能克敌而再遭损创甚为巨怒，任凭李中堂如何哀求，仍给予丁汝昌“摘取顶戴，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的惩罚。如果不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丁汝昌的舰队司令之职恐怕不保。没过多久，因前线战事不利，清廷对陆海军各主要将领大加惩处，丁汝昌再遭打击，“著即革职，暂留本任”，彻底被撸掉了舰队司令的职务。也就是说，后来的威海卫之战中，丁汝昌其实一直是在以“前舰队司令”的名义在签发命令！

连番的苛责与重压，令丁汝昌的精神几近崩溃。他明白，一旦朝廷选定了自己的接替者，那么他等待他的恐怕只有开刀问斩。如此一来，身心备受煎熬的他根本无法自如地按照战前谋划来指挥战事，更别说领会乃至贯彻李鸿章的命令了。这种情况下，就算强打起精神率舰队出港，胜算又有几何？

上图_ 1895年，威海卫战役

为不累及家属，丁汝昌决定杀身成仁。自尽前，他给北洋舰队护港陆军指挥官戴宗骞写下一封绝笔信：“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又多莫测……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无暇过计也。”

这封信真实地流露出丁汝昌当时悲观失望的心态，在进退维谷、无以解罪的情况下，丁汝昌不顾严令，固执地选择了一条“战至船没人尽”的绝路，为自己做了解脱。然而，仍有相当战力的北洋水师（尤其是作为绝对主力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仍健在的情况下）却在他的直接影响下，被当作死炮台在港内作了有限的抵抗后，最终灰飞烟灭。

作者：林森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姚锡光著 《东方兵事纪略》

［2］顾廷龙等主编 《李鸿章全集•电稿》

［3］陈悦著 《中日甲午黄海大战》

［4］许华著 《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

［5］孙建军等整理 《丁汝昌集》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铭记历史！历史上真实的甲午海战有多悲壮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队奋力迎战日军舰队。在无力挽救北洋水师命运的最后时刻，丁汝昌宁死不屈自杀殉国，“决不弃报国大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硝烟已远去，但丁汝昌等人面对外侮所展现的气节，仍为人铭记。以敬畏之心对待历史，才能更好汲取前行力量！（央视新闻）

来源： 共青团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