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八字口号(基督教八字口号有哪些)

重庆各区县的八字宣传口号，进来瞧瞧

今天我们说说重庆各区县的八字宣传口号（不含重庆主城），我们从渝西开始

渝西明珠，美丽铜梁

一城海棠，四季荣昌

福满人间，天下大足

西部菜都，天然潼南

钟灵绿岛，毓秀璧山

人文江城，美丽合川

职教名城，茶竹永川

四面山水，江津醉美

能源基地，南门綦江

金佛山下，福地南川

魅力涪陵，大美江城

健康重庆，幸福长寿

创业热土，宜居丰都

神奇山水，世界武隆

巴国粮仓，千年垫江

平畴沃野，宜居梁平

生态土家，康养石柱

苗都彭水，魅力无限

山水黔江，渝鄂咽喉

世外桃源，千年酉阳

神秘边城，魅力秀山

心驰三峡，神往忠县

高峡明珠，平湖万州

西部水城，千年开州

三峡梯城，锦绣云阳

诗橙之乡，大美奉节

巫咸古国，逍遥巫溪

三峡之巅，最美巫山

生态城口，向北门户

（收集整理于网络，部分图片来自重庆市规划局，部分来自网络）

欧洲保守派宣言：黄钟大吕还是狗哨政治？｜上·域外视角

2017年10月上旬，十位欧洲学者联名发表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宣言，从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对欧洲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时局表达强烈担忧、尤其对文化多元主义提出激烈批评。这份宣言迅速引起中国部分学者的注意，并在48小时内译为中文，在思想文化界引发一场波澜。

2017年10月7日，欧洲十位保守主义倾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的联署宣言。（网页截图）

面对这份保守派宣言，中文世界的反应两极分化。赞同者认为这种声音不啻为黄钟大吕，敏锐且犀利，是关于欧洲前途真正清醒的声音。而批评者的理据往往是，这十位联署人虽然在中文版介绍中都以著名学者面目出现，但很难称得上是欧洲学界的第一流人物；迄今为止，这份宣言在欧洲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基本上是一群老古董在自说自话，而中文学界的重视则属于自作多情，反而人为炒热了一个不配谈论的话题，等等。

以作者名气和外部反响论作品价值，虽然解气，却很难说是一种正当的辩论方式。以边缘身份发黄钟大吕之声，在思想界也绝非罕见。当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时，也不过是专利局的一名小职员，并没有一流科学家的身份——虽然我们已经很难期待这十位平均年龄在66岁的作者，能做出可堪类比的成绩。

在中文语境中，这份欧洲保守派宣言注定是个小众且速朽的话题，但它在中国激起的涟漪，本身是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构成了自199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进程中的又一个插曲。在这个意义上，宣言本身虽然很快归于沉寂，但此间折射的心态，却值得作为一个长期课题认真对待。

可疑的“我们”与隐蔽的狗哨

本文无意从学术理论或者历史考据角度对这份宣言做系统批评，但从旅居海外、身处两种文明之间的视角出发，一个直观心得是，当一篇华丽辞藻散发出充满异域风情的魅力时，最简单的解毒方式，就是在自身所熟悉的文化框架下，找到相似物和对应诉求作为参照系，来设想可能的后果。在一个能够切身体验的语境中，隐藏在词藻下的真实意图会逐渐浮现出来。很多情况下，这种魅惑会不攻自破。

而对于身处海外、但依然保持本国问题意识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角更具有特别意义，因为这意味同时用两种“在地”心态进行评估：一方面，作为所在国少数族裔的一员，能够在切身的域外语境中，体会到类似表态带来的切身影响或者潜在冲击；另一方面，又可以回顾本国语境中的类似历史经验，作为一个可对勘的蓝本。

从前一种视角出发，这份保守派宣言最大的问题，是透过字面上的正大光明甚至言之谆谆，呈现出一种“狗哨政治”特征。

所谓“狗哨政治”，指的是政治文宣中的一种话术，即在表面上平淡无奇、中规中矩的宣传中，掺入某些特殊信息，只有目标群体能够心领神会，仿佛狗哨能够发出超出人耳接受频率的高频哨声，人虽然听不到，狗却能够听到。

在美国政治中，共和党经常被指为使用“狗哨政治”的典型，例如强调“减税”和“福利制度改革”，意在将利益分配向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倾斜、削减少数族裔的福利保障；而“法律与秩序”的口号，矛头也更多指向非裔和拉美裔；最近拉斯维加斯、德克萨斯等地连续发生枪击案，再次引发对持枪权的关注，而美国保守派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捍卫，某种程度上也有“狗哨政治”的色彩，正如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虽然宪法规定的持枪权平等，但由于社会结构特征，白人群体往往“枪口对外”，而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经常牵涉到帮派火并等内部冲突，是持枪权负面效应的最大受害者，因此震动全美的枪击案虽然往往由白人制造，但保守派对于控枪议题却始终敌视，强调捍卫宪法权利，从而维护既有阶层和族群分化。

同样，这份欧洲保守派发起的宣言中，也处处闪现“狗哨政治”的影子。

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宣言开篇第一句话以及折射的心态——“欧洲属于我们，我们属于欧洲”，其中便隐含着一个极大的似是而非概念——“我们”究竟是谁？对于身处万里之外中国（尤其是象牙塔中）的人，这可能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对于当地少数族裔来说，却无法回避。仅就华人而言，无论从种族、宗教、公民精神、历史情感、文化认同来说，都和主流社会迥然相异，即便到了第二、三代，依然有明显的混合特征。按照这份宣言言下之意，他们当然也属于败坏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一部分——只不过人家客气，火力对准穆斯林，没有点华人的名而已。但从原则上说，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整体批判，并没有单独为亚裔网开一面。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当年怀着极大的忧虑，写下《我们是谁》，探讨美利坚民族在拉美裔移民冲击下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纵然立论保守，但亨廷顿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是谁”已经从根本上成为一个问题。但这些欧洲保守派似乎根本没有意识、或者没有耐心去论证“我们是谁”，对他们而言，“我们”仿佛是一个天启般的、不证自明的概念，不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更是刻意放在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显著位置。如果说宣言尚耻于裸地以种族划线的话，它不忌惮将教信仰置于欧洲认同的核心要素位置，同时明确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就这样，用隐蔽的方式吹响狗哨。

这种论证手法并不新鲜，本质上说仍然是“文明冲突论”的延伸形式。而作为亨廷顿的论战对手，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已经对这种以种族/宗教为核心的粗糙单一分类进行了驳斥。森认为，“以文明画线是一种极富攻击性的做法，它窒息了其他的理解人类的方式。甚至在吹响文明冲突的号角之前，它便为误解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人埋下了伏笔”，虽然身份认同是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情的源泉，但有组织实施的身份归类往往是各种迫害和扼杀的前奏，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

从这十位联署者的学术背景来看，他们对教信仰的依恋无可厚非，主观上恐怕也并没有多大的杀人恶意，但这种言说的真正危险性在于，刻意模糊处理的“我们”本身构成了一种狗哨，在它的刺激下，一些原本被“政治正确”（这个充满争议的名词在中文语境中更被进一步污名化）抑制的极端思潮和言论，可能显示出一种“鞭梢效应”：学院派或政治人物一篇文章、一次发言的小幅动作，传递到基层，可能演变成裸的仇恨和攻击言论。正如英国脱欧之后的数月时间里，种族和仇外言论一度急剧上升；而在法国大选期间，支持极右派的排外言论也显著增加，至于特朗普上台之后，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以及激发的反弹，更是近数十年来罕有的现象。

事实上，以法国为例，旅法华人（甚至第二、三代的华裔）日常生活中遭遇最多的排外言论就是类似“滚回你们自己国家去”。对于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同潜在的种族主义共存的人来说，如何界定谁是“我们”，如何确认归属感，并不是随便说说，实在是一个兹事体大的问题。这种“在地”的深度参与感，以及由此而来对“狗哨政治”的敏感性，构成了海外华人和本土看客（当然二者都不能一概而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因为无论狗哨如何吹，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看客，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但对于在地生活的华人，却利益攸关。这就是面对这份保守派宣言，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可以嘲笑它、却不能真正无视它的原因所在。

如果这样说还过于玄妙，那么以中国经验为框架找到对应形式，或许更好理解，这种体会好比一个来自相对贫困省份、漂在北上广的打工者，看到街上挂出诸如“清理低端人口、杜绝治安隐患、创建和谐小区”的横幅，以及红袖章大妈虎视眈眈的眼神，自然明白这种“狗哨”的矛头所指——虽然横幅内容完美到挑不出任何毛病。再进一步而言，如果今天有一群人理直气壮地声称“北京属于我们，我们属于北京”，愤愤宣称外地流动人口太多，导致老北京传统被破坏殆尽，痛斥“虚假的北京”，要求恢复一个“真实的北京”，其中的荒谬感恐怕会令大多人哑然失笑——虽然抱这种心态的土著居民事实上大有人在。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利益种种关系，旅居海外的华人并不竭力试图同保守一翼拉开距离，这构成了其间的吊诡现象。以法国为例，旅法华侨传统上并不支持左翼政治派别，更支持中右派，但同时也绝少有人去支持“国线”这样的极右派，因为对后者来说，以种族、宗教和文化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极难跨越的障碍。同样在美国，虽然华侨传统上更支持，但在2016年大选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华人倒戈归附特朗普，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要分析其中原因，无疑已经超出本文范围，但从华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刚挤上公交就催司机关门”的功利心态、以及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心理（程映红教授在这一问题上有精辟分析）来说，面对来自右翼的狗哨声，华人群体经常采取一种“选择性接受”的态度，至于狗哨究竟是吹给他们听的，还是吹给右翼基本盘选民听的，就在所不论了。

宗教情怀与身份认同

这份宣言的中文版翻译问题很多（下篇详述），但最传神得体的一处，是将标题中的“BELIEVE IN”翻译为“信靠”，在教神学中，“信靠”后面接续的宾语，几乎只能是“主”或者“上帝”，这也在不经意间显示出宣言者的宗教底色。在十位联署人中，除个别人外几乎都有哲学或者政治哲学背景，在这一领域中浸淫日久，宣言也就显示出浓厚的宗教意味，在宗教改革500周年之际，用一种戏谑的方式说，这份分为36节的宣言，不妨视之为马丁·路德式的“36条论纲”。

正如许多批评者已经指出的，这份“36条论纲”中不乏自相矛盾、似是而非之处，例如第八节中所谓“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很大程度上是个神话，从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到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伊比利亚半岛，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文化，更遑论“从来没有受到伤害”，相反，从东征演变成欧洲内战、到横亘全欧的宗教战争、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彼此视若仇雠、相互征伐的历史从未断绝，几乎彼此置于毁灭境地。

正是鉴于这种惨痛教训——保守派宣言也不否认这一点，甚至心安理得地提出“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杀戮之后，我们以更强大的决心去光耀我们共同的遗产”，而这种“更强大的决心”是什么？最基本的表现之一，正是从1950年煤钢联营体以来循序渐进的欧洲整合进程，以及人员、资本、技术与文化的充分流动，而今天的保守派一方面坐享红利，视“更强大的决心”所取得的成就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又极力抗拒这种“更强大的决心”进一步延伸，以“帝国”来指控他们眼中的统一进程。

宣言指控“随着欧洲教信仰的衰落伴随而来的是建构政治统一的重新尝试——一个金钱和律法的帝国”，仿佛战后的欧洲建设红利原本可以不依靠“金钱和律法（这个翻译用语也极具圣经意味，原文用词是regulations，实际指的是欧盟的各项规制措施）”，主要依靠信仰就可以建构政治统一一样。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著名的争论：面对中西碰撞产生的危机，清代大学士倭仁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李鸿章则反唇相讥称“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无益于自强实际”。从某种意义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便是一个教版本的“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在欧洲统一进程带来七十年安宁与繁荣之后，卫道士们仍然念兹在兹“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对“虚假的自由”、“败坏的良心”、“技术专家的”发起猛烈的攻击。

宣言中使用的核心措辞——“真实的欧洲”vs.\"虚假的欧洲\"——也极具误导性，因为它刻意混淆了应然和实然的分界线。这些保守派眼中的“真实的欧洲”，或者说教文明主导下、人口构成单一均质的欧洲，已经是昨日往事，今日之欧洲的真实现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已经是多元主义的，他们所谓的“真实的欧洲”，不过是心目中“应当”有的样子，或者说是过去曾经有过的样子，但恰恰不是眼下的实相。与此相应，所谓“虚假的欧洲”，也只是他们眼中“不应有”的面貌而已。此间一个吊诡悖论是，就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核来说，应当反对激进革命、强调渐进变革，但按照这份保守派宣言调门透露出来的，要复归到他们心目中的“真实的欧洲”，倒非要一场激进革命不可。

这份“36条论纲”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内容都同教有直接或间接关联，例如“教促进了文化的统一”、“教根基滋养着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不靠谱”、“败坏的良心在滋长”、“我们必须抵御假造的宗教”、“恰当的等级制滋养社会福祉”、“我们必须恢复道德文化”、“教育需要改革”、“婚姻和家庭必不可少”等等，就其本意而言，这些哲学家们对教的钟爱并无不妥，甚至令人动容，但在这篇宣言的语境中，教是作为重建身份认同的枢纽出现的，它必然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即便在欧洲传统的白人徒群体中，宗教情怀也已经日渐淡薄，现代性的冲击在世俗化面相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以宗教画线的单一分类，抹杀了社会生活中原本丰富的多重维度。以是否皈依教作为外来民族能否融入欧洲、能否建立身份认同的标准，几乎是一项注定失败的努力。

诚然，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言，“身份”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正如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国籍和省籍都天然地同时融合在他身上一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就幅员和体量而言，中国和欧洲可堪对应，欧洲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更近似中国一省而不是一国）。虽然中国历史上的确呈现出如白鲁恂所言的“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之特征，但放在今天，试想一个中国人对身份认同的强调，如果始终以孔孟之道为标准，甚至以“皇汉”或省籍划界，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不如说是沙文主义。

在保守派及其拥趸眼中，不敢直面欧洲的身份认同问题，是“白左”丧失道义勇气和思辨能力的表现，但现实是，今天最热衷操弄身份问题的，正是（仍以法国为例）国线式的极右党派、以及更具有暴力色彩的极右团体，尤其是被称之为“身份论者”（identitaires）的小群体。这种“身份论者”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白人徒，口号是“身份，我们为之奋斗，我们为之捍卫”（例如一个名为“身份世代”的组织，2012年曾经发动成员强占并破坏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的一个在建清真寺，负责人刚刚被判刑。）这种对“我们”概念的模糊化，以及对宗教问题的标签式手法，和保守派宣言有明显同构性。而这份宣言所吹响的狗哨，反响最热烈、鞭梢效应最强的，恐怕就是这部分对身份认同最敏感的激进团体。

此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身份、移民、安全、文化认同等议题虽然是欧洲保守派的最爱，但保守派并没有垄断议题本身，换句话说，并非只有他们才承认问题的存在，其他各个政治、文化派别大多承认，区别只是各自对策不同。在阿马蒂亚·森指出的缺乏现实感的“身份无关论”（也就是保守派攻击“白左”的乌托邦幻想）、和僵化的“单一归属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更富弹性的身份认同塑造方案，如何找到最恰当的方案，是严肃争论的真正战场。近年来欧洲外部形势的恶化，无疑对这项事业提出来新的挑战，但同样如森所言，如果犹太人在遭受磨难之后只把犹太人身份作为唯一标签，别无其他，那才是的永久胜利。

作为现实政治的敌友之辨，在光谱的向右递进中，欧洲存在着一道区分本质的深刻裂痕。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法国总统大选之前，前总统萨科齐曾经试图在中右派初选打右倾牌，用“身份认同”作为竞选主轴来吸引极右选民票源，却激起极大争议。同属中右阵营的温和派指出，中左-中右之争只是意见分歧，而中右-极右之争却是敌我关系，因为其间涉及到对协商对话、体制和宪政共识的根本不同态度。可见，面对身份认同问题，欧洲多元政治体制中的不同派别，构成了对极端思潮的多重限制，并非只有“幼稚的白左”vs“睿智的保守派”这种想当然的二元对立格局——而这却恰恰是这份宣言试图传递的信息，同时也迎合了许多中国看客头脑中既有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