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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先生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述美的两种形式说，第一种为材质（内容），第二种为表现技巧（形式），然后举例曰：“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② 其中列书籍为美的对象，这大概是近人的首次表述。其时为公元1907年夏，先生31岁。

从书史看，宋人刻书的艺术水准，超前越后，无可匹敌。在宋板书的收藏中，赵孟頫（1254-1322）的藏书虽后世所知寥寥，但在传世的铭心绝品中，有一部却最霁心悦目，未见有何书比它还更令人艳羡，这就是人们频频称颂的《汉书》。

明末的鉴赏家刘体仁（1612-1677）《七颂堂识小录》说：“宋板书所见多矣，然未有踰《前汉书》者。于中州见一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赵文敏小像，陆师道（1511-1574，师事文征明）亦写元美小像于次帙，标签文衡山八分书。”③

这一简述，寥寥五十几字，却是当时鉴赏家的共识。高濂《遵生八笺》论宋板书之美，独标《汉书》为佳，其说：“余见宋刻大板《汉书》，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今归吴中，真不可得。”④ 此即赵孟頫旧藏本，吴中即指王元美家。王元美名世贞（1526-1590），明苏州府太仓人，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刑部主事，后累官刑部尚书。好为古诗文，始与李攀龙（1514-1570）主文盟，主张文不读西汉以后作，诗不读中唐人集，以复古号召一世。与李攀龙等称后七子。

《列朝诗集小传》说：“于麟既殁，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⑤张应文，一位活动在嘉定和苏州一带的收藏家，与王世贞相善，在他的《清秘藏》中也说：“余向见元美家班范二书，乃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者。⑥无论墨光焕发，纸质坚润，每本用澄心堂纸为副，尤为精绝。前后所见《左传》、《国语》、《老》、《庄》、《楚辞》、《史记》、《文选》、诸子、诸名家诗文集、杂记、道释等书约千百册，一一皆精好。较之元美所藏，不及多矣。”⑦

王世贞自己也说：“余平生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馀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书，尤为诸本之冠。”“前有赵吴兴小像，当是吴兴家入吾郡陆太宰，又转入顾光禄。⑧ 余失一庄而得之。”⑨

《汉书》在王世贞的家中时，王氏曾这样描述说：

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溪潘流渖。盖自真宗（918-1022）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而其人亦自宝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触者。前有赵吴兴小像。(44)

有赵孟頫小像，赵氏宝爱之极，才有此举，不言而喻。

赵孟頫

王世贞以一庄的代价换得《汉书》，真是惊人的豪举，以致后来再见到赵孟頫旧藏的《六臣注文选》，便只能且恋恋且怅怅了。《文选》卷五后有王氏跋，口气大变：“余所见宋本《文选》，亡虑数种。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⑩旧为赵承旨所宝。往见于同年生朱太史家，云得之徐太宰所。(11) 几欲夺之，义不可而止。太史物故，有客持以见售，余自闻道日，束身团焦，五体外俱长物。前所得《汉书》已授儿辈，不复置几头，宁更购此，因题而归之，吾师得无谓余犹有嗜心耶！壬午春日，世贞书于昙阳观大参同斋中。”(12) 壬午为万历十年（1582），其时王氏56岁，而《汉书》也已送给了儿子。

王世贞

王世贞64岁去世，估计逝后时间不长，《汉书》就脱手。他的儿子王士骐也有跋说：“此先尚书九友斋中第一宝也。近为国税，新旧并急不免，归之质库中，书此志愧。”(13)士骐乃世贞长子，字冏伯，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亦能文，刚直之士，钱谦益很是揄扬。

钱谦益（1582-1664）可能是私家藏书史上最有名的人，他的绛云楼冠绝大江南北。《汉书》几经转手，到了他的书架。书中留下了他的数通跋语，由此可知《汉书》的珍异及命运。可以说，此书在钱谦益的生命中是如此重要，连诋毁他的《牧斋遗事》也对它大书一笔，演义为故事：

钱谦益

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自绛云楼灾，其宋元精刻皆成刦灰。世传牧斋《绛云楼书目》，乃牧翁暇日想念其书，追录记之，尙遗十之三。惟故第在城东，其中书籍无恙，北宋前后《汉书》幸存焉。初，牧翁得此书，仅出价三百余金。以《后汉书》缺二本，售之者故减价也。牧翁宝之如拱璧，遍属书贾，欲补其缺。一书贾停舟于乌镇，买面为晚餐。见铺主人于败簏中取书二本作包裹具，谛视则宋板《后汉书》也。贾心惊，窃喜，因出数枚钱买之，而首页已缺。贾向主人求之，主人曰：“顷为对邻裹面去，索之可也。”乃并首页获全，星夜来常。钱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之廿金。是书遂成完璧。其纸质墨色，炯然夺目，真藏书家不世宝也。入本朝，为居要津者取去。(14)

故事中记两《汉书》因藏城东而未毁，殆误。《初学集》卷八十五〈跋前后汉书〉云：

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馀年。今年鬻之于四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15)

赵孟頫

熟悉藏书史的人大概会问，大名鼎鼎的汲古阁就在眼前，钱谦益为什么不把《汉书》售与毛氏，而要售与自己的情敌。查《牧斋尺牍》致毛晋的信最多，共四十六首，比给钱曾的还多，但却没有一首言此。幸好，与李孟芳的十三通信中有三通涉及此事。第一通云：“子晋并乞道谢。《汉书》且更议之，不能终作箧中物也。归期想当在春夏之交，把臂亦非远矣。”（似写于崇祯十一年）第十通：“岁事萧然，欲告 于子晋。藉兄之宠灵，致此质物（即《汉书》），庶几泛舟之役有以藉手，不致作监河侯也。以百石为率，须早至为妙，少缓则不及事矣。”第十二通：“空囊岁莫，百费蝟集。欲将弇州家《汉书》，绝卖与子晋，以应不时之需。乞兄早为评断。此书亦有人欲之，意不欲落他人之手。且在子晋，找足亦易办事也。幸即留神。”(16) 但最终未入毛晋手。此似为崇祯十五年岁杪之事，第二年癸未，即崇祯十六年（1643），明朝灭亡的前一年，钱谦益为了应付建造绛云楼的费用，不得不卖掉宝爱的《汉书》与四明谢三宾。陈寅恪先生说，“牧斋售书之日，与绛云楼上梁之时，相距甚近。两事必有相互关系无疑”。”(17)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宋刻本”条云：“朱承爵字子儋，据《列朝诗集小传》，知为江阴人。世传有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其人亦好事之尤者。唐女郎何幸，而为其所珍重若斯。”(18)此处黄氏误记，朱承爵当为朱大韶，曾以一美婢换宋椠袁宏《后汉纪》。钱谦益则终以《汉书》换取绛云楼，以供柳如是安居。

钱氏《有学集》卷四十六又有〈书旧藏宋雕两汉书〉一通云：“赵吴兴家藏宋椠两汉书，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陆水邨太宰家，后归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从黄尚宝购之。崇祯癸未，损二百金，售诸四明谢氏。(19) 庚寅（1650）之冬，吾家藏书尽为六丁下取。此书却仍在人间。然其流落不耦，殊可念也。今年游武林，坦公司马携以见示，谘访其赝。予从臾劝亟取之。司马家插架万签，居然为压库物矣。呜呼！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拾，不足当吾家一羽。见者誇诩，比于酉阳羽陵。书生饿眼见钱，但不在纸裹中，可为捧腹。司马得此十箧，乃今时书库中宝玉大弓，当令吴儿见之，头目眩晕，舌吐而不能收。不独此书得其所归，亦差足为绛云老人开颜吐气也。劫灰之后，归心空门，尔时重见此书，始知佛言，昔年奇物，经历年岁，忽然覆睹，记忆宛然，皆是藏识变现。良非虚语。而吕不韦顾以楚弓人得为孔老之云，岂为知道者乎？司马深知佛理，並以斯言谂之。岁在戊戌（1658）孟夏二十一日重跋于武林之报恩院。”(20)

文中提到的“黄尚宝”，即黄正宾，也是新安人，家素封，以赀入官为中书舍人，与东林党人友善，万历中，因为抗疏弹劾首辅申时行，下狱，削职为民。这件事使他在士夫清流间获得了广泛的声誉，明熹宗继位后，他得以故官起用，再迁为尚宝少卿。牧斋从他手中购得此书，已在他的晚年，书中留存的一枚“黄印正宾”白文方印，印证了牧斋的记录。

周容《春酒堂文存》卷三〈宋刻两汉书记〉也述及此事，其曰：“戊戌春张新乡招钱虞山先生集藩司署斋，出宋刻两《汉书》，问虞山曰：‘闻是书向属先生藏弆，然否？’先生曰：‘然也。是书原赵吴兴物，故上存吴兴画像，凡十箧，王凤洲司寇鬻一庄以得之陆太宰家，后归予绛云楼中。癸未质千金于四明谢氏。今竟属公耶？’因共展玩，果见吴兴画像撮笠而缦缨。虞山为作文题其后，皈诸佛教，欲以忘得失也。此如目前事。不数年，新乡以文字中孽，死塞外，不知是书所归矣。”(21)

柳如是

张新乡即坦公司马，名张缙彦，新乡人，明崇祯四年进士，累官兵部尚书。李自成入京，率百官表贺。后又降清，顺治十七年，因刻《无声戏》，自称“不死英雄”，被流放宁古塔而死。尔时他正在浙江左布政使的任上。此后，钱谦益为张坦公《依水园文集》作序，长至千馀言，陈寅恪先生以为有欲感动张氏，取两汉书还归旧主之意。另：初学集卷八十五所载第二通跋语，牧斋亦尊张氏嘱为之重录，其云：

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宁先生之弟也。书法橅颜鲁公。尝语余，若得赵文敏家《汉书》，每日焚香礼拜，死则当以殉葬。余深愧其言。(22)

陈寅恪先生又评论说：“牧斋平生有二尤物。一为宋椠两《汉书》，一为河东君。其间互有关联，已如上述。赵文敏家《汉书》，虽能经二十年之久‘每日焚香礼拜’，然以筑阿云金屋绛云楼之故，不得不割爱，鬻于情敌之谢三宾。未能以之殉葬，自是恨事。至若河东君，则夺之谢三宾之手，‘每日焚香礼拜’达二十五年之久。身没之后，终能使之感激杀身相殉。然则李维柱之言，固为汉书而发，但实亦不异为河东君而发者。呜呼！牧斋于此，可以无遗憾矣。”(23)

《汉书》归张缙彦后，周容作〈宋刻两汉书记〉的后一部分议论说鸥波道人不应以元装加之汉书，意在讥讽。全祖望《句馀土音》最后一诗〈鸥波道人汉书叹〉亦是此种感慨，诗中有自注说：“谢氏此书后归张坦公侍郎以贡内府，不可复见矣。”(24)前引《牧斋遗事》所说的“居要津者”，也当指内府。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上说：“赵承旨家宋椠前后《汉书》……钱牧斋大宗伯以千二百金购之新安贾人，复售于四明谢氏……后又归新乡张司马坦公。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师，索价甚高。真定梁苍岩（梁清标，1621-1691）大司马酬以五百金，不售携去，后不知归谁何矣。”(25)宋荦《筠廊偶笔》卷下亦详记此书，并说，在张缙彦后，“近已携往塞外矣”。(26)期间又经过什么周折才入内府，因文献缺如，无考。不过王士禛的记载脱漏了从“新安贾人”转到“黄尚宝”之手这个环节，倒是提醒我们在对待笔记史料的态度上应该有所谨慎。

与《汉书》相关者，除了上述之外，书中尚有几家钤印，如“顾印从德”白文方印、“鼎”“元”朱文连珠印，“伯雅”朱文长方印，“潘印允端”白文方印。顾从德有《集古印谱》传世，潘允端则为上海豫园的创建者，皆可考见，其他人事迹，殆已磨灭。但《汉书》已如上述，却绝非一般之物，它最终进入内府，连乾隆帝都手舞足蹈，兴奋得连跋两通，钤了御玺近十方，还像赵孟頫那样，绘上了御容。他在1744年的跋中说：

内府藏旧刻书甚夥，而前后《汉书》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览前人跋语，知旧为吴兴赵孟頫家物，展转流传，一归之王世贞，再归之钱谦益。王钱辈皆精于赏鉴，而爱惜珍贵至比之宝玉大弓，良非虚语。每一繙阅，楮墨犹香，古今至宝，真有神物护持耶？乾隆甲子仲秋之月御题。(27)

此跋距钱谦益挥泪对宫娥之慨整整一百零一年，令人扼腕的是，神物护持的时间不长，又过了半个世纪，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晚，乾清宫、交泰殿失火，殃及昭仁殿“天禄琳琅”，前后《汉书》亦被六丁取去。

“天禄琳琅”专收皇家善本，乾隆四十年（1775）敕撰的书目，在宋版史部类首举此《汉书》，详录题跋印章，并作考证，定为南宋绍兴刻本，为我们悬想其美留下了文字的意象。其时，本数为五函四十四册。按照现在的拍卖价格，至少也要一个亿人民币，这肯定还是少说了。因为近二十年的大陆所有拍品，没有一件可与此《汉书》相比。

以上就是《汉书》的故事，这个故事于明清间在多大范围之内传播，成为样板，供人追摹，因我见闻有限，无力描画出一个轮廓，仅举一个片断，聊供谈资。

乾隆

康熙二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1664年1月19日）渐江大师去世，他的徽州府歙县友人许楚（1605-1676）、程守（1619-1689）等人“相与躬负铧锸，疏林剔柯，漉泥薙草，藏厥蜕于五明之西岩，累峰石而塔之。乡先生王芦人（泰徵）祠部为之作传，蚀庵程子（守）铭于塔门”。(28)朋友们的供品则反映在《十供文》中，共十一件，它们是：

柴荆旧侣，希慕前风，竞投雅赠，翕臻十供。—宋版《汉书》；扶风伟撰，日月常悬，阅宋迄今，煤鲜楮皎；是用供师配法乘之尊，可以尚论黄农，综涵万典，芝泥玉匣，约束葫芦。—云林书画卷；幽汀寒树，俨置前身，拔俗清言，光韻凌纸；是用供师领行箧之玩，可以携眺孤岑，呼云共赏，澄怀逸峪，舒卷自如。—黄鹤山樵挂幅；邃径疑筇，危峦碍日，望衡九面，蕴岭七奇；是用供师酣众响之观，可以因形媚道，敷趣营思，伸藤数尺，坐收崐阆。—淳化祖榻帖；神犹啸树，姿欲飞鸿，银印冰纹，腾鲜霜素；是用供师阐临池之秘，可以悟超塚笈，远禅山阴，掷笔遥空，红鹅笑笼。—古坑歙砚；犀质坚莹，玉擎中裹，尝留野寺，珍重奚囊；是用供师作偶影之交，可以舒闲林薄，笺注金函，会心吮墨，漫兴驱毫。—梅花瘿瓢；云根内结，寒馥外烝，箕许之遗，降生黟麓；是用供师为饮漱之具，可以对佛餐霜，倾荷取露，曹溪一勺，润遍恒河。—羊角竹杖；楖栗仙胎，龙孙变相，扶携以游，筋骨轻爽；是用供师分济胜之劳，可以访道叅宗，烟装猝办，抗身云上，浩荡千峰。—击子筒炉；博山异式，宣庙名工，色嫩精融，制侔鼒卣；是用供师罗经案之前，可以虔礼栴檀，微温松朮，掩龛开帖，静度心香。—古瓷磬洗；得自园公，全于鉏铧，泑如绀玉，朴灿土花；是用供师于研山之侧，可以净贮山泉，盥澡劳颖，豁目一泓，经旬不宿。—定州蔍根缾；甄作窑胚，几欲化去，历年数百，跃水而出；是用供师寄写生之趣，可以朝摘霜妍，萧疏位置，不辨花名，日咀幽馥。—阳羡匏壶；张洞青泥，徐生妙技，取象山匏，砂光滑腻；是用供师冠瀹茗之器，可以择蓄仙芽，微探汤候，隐流烟客，谈咏永日。(29)

注意：此十一件宝物，《汉书》列第一，虽非赵氏《汉书》，却透出了它的影响。

赵孟頫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段与赵孟頫藏书有关的掌故，故事发生在1600年前后，记录在臧懋循（1550-1620，万历八年进士）《负苞堂文选》〈题六臣文选跋〉中，地点就发生在南京和杭州：

往予游白下，偕客过开之(82) 署中，于时，梧阴满席，凉颸徐引，展几上《文选》，讽诵数篇以为适，盖开之平日所秘珍宋板书也。客有举杨用修（杨慎，1488-1559）云：“‘古书不独无谬字，兼有古香’，不知香从何生？”予曰：“尔不觉新书纸墨臭味乎？”开之为绝倒。迨庚子（1600）秋访开之于湖上，方校刻李注《文选》，甚工，因索观前书。开之手取示余曰：“独此亡恙。比虽贫，犹幸不为王元美《汉书》也。”予曾见元美《汉书》，有赵文敏跋。愧同吴兴人，不能作文敏书，以为此《文选》重。聊题数语识岁月云。(83)

这部《文选》不是赵孟頫所藏的那部，就在冯开之中进士的万历五年（1577），赵氏所藏的《文选》进了汪仲嘉的书斋，说来凑巧，汪仲嘉就是卖地给冯开之，让他在孤山建起著名的快雪堂的。此书经汪仲嘉转汤宾尹，最后也像《汉书》那样，入了内府，乾隆帝题曰：

此书（《文选》）董其昌所称与《汉书》、《杜诗》鼎足海内者也。在元赵孟頫、在明王世贞、董其昌、王穉登、周天球、张凤翼、汪应娄、王醇、曹子念，并东南之秀，俱有题识。又有国初李楷跋。纸润如玉，南唐澄心堂法也。字迹精妙，北宋人笔意。《汉书》见在大内，与为连璧，不知《杜诗》落何处矣。天禄琳琅中若此者亦不多得。(84)

董其昌所艳称的宋板三宝，我们一宝都见不到了，今日大谈书籍艺术，不免让人惆怅，不由得想起钱谦益的几句感慨：水天闲话，久落人间，花月新闻，已成故事。

本文写作承祁小春先生提供日文文件及薛龙春先生指瑕，王霖协助核对引文，谨致谢意。

附：

本文于历来传为赵孟頫藏本宋版《汉书》（下简称为“传赵藏《汉书》”）递藏史若干细节有所浅见，现谨陈于下，伏惟方家郢政。

一、关于传赵藏《汉书》刊刻时间（并“两府”考）

于今所称《汉书》通常是指班固《前汉书》，但本文所讨论的则是指这部曾秘藏于清内府“天禄琳琅”，合《前汉书》与《后汉书》一起递藏流传的宋 版《汉书》[2]。本文所引记述中，或即称《汉书》，或称前后《汉书》、“班范二书”，亦或仅称《前汉书》（可能因仅得见其中部分而已），但都是指同一部书籍。这部《汉书》是被乾隆御题为“宋本之冠”，相传元时曾为赵孟頫所庋，后历王世贞、钱谦益等人递藏的铭心绝品。关于此书刊刻时间，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记载了他于自己所珍藏的这部《汉书》上的跋文 ：

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匀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清纯，奚潘流沈，盖自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而其人亦自宝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触者，前有赵吴兴小像，当是吴兴家物，入吾郡陆太宰，又转入顾光禄，失一庄而得之。……[3]

而另一位与王世贞相友善的鉴藏家张应文在其《清秘藏》中也大概重复了王氏的论述 :“余向见元美（王世贞）家班范二书，乃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者” [4]。王、张二君称此书刻于北宋真宗朝，而特赐“两府”者。此处暂且不论刊刻时间，范老师文下注“两府”为“东京汴梁开封府，西京洛阳河南府”，但不知所据为何而有所疑惑，于是查找相关资料。就同在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有关于一部《淳化阁帖》残本的记述：“淳化残帖：李鸿胪藏阁帖第九卷，真奚氏墨、澄心纸，淳化搨赐两府者。淳化阁帖后：今人多称淳化阁帖，不知往时唯两府拜日，方被此赐” [5]。据《天禄琳琅书目》编者所称“乃知宋代摹刻《汉书》，始于淳化” [6]，虽此部《汉书》牒文所记为刻于真宗朝，然与太宗淳化，相距亦不过十年左右，所以《淳化阁帖》的记载应该可以作为佐证。

而查得赵孟頫也曾跋《淳化阁帖》，其中亦有称“二府”者亦应即指“两府”：“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题曰上石，其实木也。既成，赐 宗室大臣人一本，自此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7]《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记有《淳化阁帖》康熙的御跋 ：“宋太宗皇帝，尝遣使购历代君臣书迹，命侍书王著，模刻法帖十卷，拓以澄心堂 纸、李廷珪墨，大臣登两府者，方得赐焉”。[8]

如此看来，宋时通常被予赏赐的“两府”多是指官职。这样就不难查证了，在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即有记载 ：“盖枢密使唐制以内臣为之，故常与内诸司使副为伍。自后唐庄宗用郭崇韬与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自此之后，其权渐 盛，至今朝遂号为两府”。[9] 于此可知王世贞跋文所指的“两府”应该是指中书省与枢密院合称，这恐怕也是根据此部《汉书》前的牒文内容所知的，因为王、张指此书刻于北宋真宗朝即是从牒文所判。

现在回到传赵藏《汉书》的刊刻时间问题，就在《天禄琳琅书目》中即有较为详细的考证 ：

宋景徳二年七月中书门下牒文具载篇首。结衔为毕士安、寇准、王旦、冯拯，与《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同。而彼为景徳二年六月，此为七月，故牒文有顾兹三史，继彼六经之语。书尾载淳化五年奉勅刊正。至道三年吕端等进书后，又有景祐元年余靖奉诏偕王洙赴崇文院雠对，嘉祐六年陈译重校，欧阳修看详雕印，熙宁二年书成，奏御各衔名。据此则淳化、至道间校正之本，在宋太宗时业经雕印，真宗景徳年又经重刻，仁宗景祐时复命余靖等校正，神宗嘉祐 [10]、熙宁间经欧阳修详定刊成。是北宋时官刻《汉书》已非一本，而熙宁本为最后。然详阅此书首叶牒文中“慎”字有缺笔，系避宋孝宗讳，又凡遇“完”字皆缺笔，系钦宗嫌名，则明为南宋时重刻之书，非熙宁旧本。考朱彝尊《经义考》载宋叶梦得语曰：淳化中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又载宋李心传语曰 ：监本书籍者，绍兴末年所刊也。国家艰难以来，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始请下诸道州学取旧监本书籍镂版颁行，从之。然所取者多残阙，故胄监刊六经无《礼记》，正史无《汉书》。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曰 ：监中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镂版，虽重有所费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云云。乃知宋代摹刻《汉书》，始于淳化，而此则照熙宁本重付剞劂，想即心传所称绍兴末年所刻之本，直至孝宗之时校雠完备，始得次第成书耳。当时诏勿惜费，郑重其事，故书手刻工皆属上选，摹印纸墨亦经加意取材，必求精善，宜官刻之书无出其右者矣。……但跋（即指王世贞跋）所称真宗朝刻之秘阁，系据书首牒文而言，未能审为南宋刊本，且于书尾景祐以后重订始末皆未详考也。[11]

于此《天禄琳琅书目》的编者已经详查，据其记载《汉书》在北宋时官刻多次，已非一本，南宋时又重新官刻，现参考《天禄琳琅书目》中卷一的《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此书有两部，一为北宋景德刊本，一为南宋重刻，此据北宋本）与《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关于牒文记载 [12]，按所载时间顺序简析于下。宋时国子监刻书颁行，过程复杂，下列的经过应该并不完整，无力查考，仅能按记载列明而已。且第三次官刻从景祐元年到熙宁二年，耗时近三十余年，亦甚疑问，不知为何。另外《天禄琳琅书目》编者称“神宗嘉祐”有误，嘉祐应为仁宗年号。简析如下：

北宋第一次官刻：

宋太宗淳化中（约 992 年）：《史记》、前后《汉书》等付有司摹印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 年）：奉敕刊正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 年）：吕端等进书

北宋第二次官刻：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 年）：奉敕校雠、刊印、颁行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 年）：奏请刊印《后汉书》合刘昭补志

北宋第三次官刻：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年）：余靖、王洙赴崇文院雠对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 年）：陈译重校，欧阳修看详雕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书成奏御

南宋重刻：

宋高宗绍兴九年（ 1139 年） ：诸道州学取旧监本镂版颁行（ 无《礼记》《汉书》）

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阙书次第镂版

宋高宗绍兴末年（约 1162 年）：校刊

宋孝宗（1163 年 -1189 年）: 校雠完备，次第成书

虽张应文称宋版书“若夫格用单边，间多讳字，虽辩证之一端， 然非考据要诀也。”[13]，但《天禄琳琅书目》的编者据牒文记载与避讳嫌名，再参考《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此据南宋重刻本），将此本《汉书》定为南宋绍兴重刻，成书于孝宗后，应该可据。范老师文中也重申此书为南宋绍兴刻本，如此可知，王世贞与张应文记述此书的刊刻时间皆有误，于此仅复述《天禄琳琅书目》编者旧话而已。

传赵藏《汉书》递藏史简述

最后，结合以上查考与范老师文中考证，再简单梳理一下所知此部《汉书》的递藏过程 ：

此书为南宋绍兴重刻，成书于宋孝宗后。

传元时为赵孟頫所藏，书中有所谓“赵孟頫像”一帧，但于此存疑。

入明后为陆完所藏。

后为顾从德藏，有“顾从德印”，陆师道题“赵文敏公小像，长洲陆师道题于顾汝修芸阁“。

后王世贞以一庄从顾氏换得，书中有其跋并绘小像，钤“鼑元”、“伯雅”印。

1580年王氏将此书授予其子，1591年被王士骐典于质库，有王士骐跋。

1591 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潘允端以二百两典得，钤有“潘允端印”。

1593年农历八月初二，王士骐以二百七十六两四钱赎回，同月十一日，以四百金卖与徽人士夫即新安富人。（以上两条为推论所得）

后归新安黄正宾，书中有“黄正宾印”。

钱谦益以一千二百金从黄正宾购得，藏弆二十余年，书中有其数跋，钤“钱谦益印”。

1643 年，钱谦益以一千金将此书卖与谢三宾。

1658 年即归张缙彦，1658 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钱谦益重跋于武林报恩院。

1660 年张缙彦流放宁古塔，书亦被携至塞外。

1670年张缙彦死后，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师，梁清标酬以五百金不售。

至晚于 1713 年正月十日前，此书即已贡入内府，庋于昭仁殿“天禄琳琅”。乾隆有跋并绘御容，钤十数玺。

1797 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毁于昭仁殿火灾。

奈何好物不坚牢，这部策府名山珍藏的灵签秘笈终究还是失去神物护持，罹遭六丁所劫，世人再也无幸瞻此群玉之冠。虽为一书，却历经四朝，流转十数人之手，更是牵连人情之常，纠葛家国之恨，如今人书俱成烟云，以上文字也仅作故事新闻而已。

范景中先生尝称艺术史为“无用之学”，而此文为一部早已不存于世的古籍考据论述，更是不足以称“无用”。作为绘画专业的学生，内心却一直向往读书治学，对于先生学养更是仰止久矣，文中恐有一二细则提与范师商榷，尚不知可据与否，但绝非指摘尊长，妄自称大，更绝无薄人厚己作钓誉沽名想。翻检资料竟月，更查改再三，尚未经专业史论学习，深恐鄙陋，贻笑方家，写此无用之文，聊寄对学术向往之情，亦仅作读书札记而已。

注：因篇幅过长，有删减，参考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