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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历程

制度的原因，除了人事私心自用外，尚有人心的惰性。人一懒惰，就会随便，只挑简单的做，或者敷衍了事，因而渐渐腐蚀制度的根本。这也是为何王安石变法，科举废诗赋而试经义，竟会造成“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本” 的窘状。八股文格式，原求一个客观的评分标准，却导致士人束书不观，只读坊间刻印的墨卷，成了依样画葫芦的书虫。私心与惰性，可以说是破坏任何好制度的元凶……

虽然亚里斯多德说： “人是政治的动物。”那多半是为了谋食、御敌的形势所逼，恐怕非生性使然。要人群服从领袖，听官僚发号施令，总得要有令人心服口服的作为。因此， “一国的，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钱穆说，这是研究人类政治的第一义。任官取仕的办法，自然成了政治制度史上的首要课题。

（一）世袭制度的形成及完备

传说中的 “五帝”反映了 “部落联盟”的政治型态，举凡共主的人选、官员的指派，都必须由各方诸侯开会决定。尧、舜的 “禅让政治”，即反映了这种递嬗的模式。尧、舜也是人，难道他们没有把家业传给子孙的私心吗？《史记‧五帝本纪》载：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可见尧脑中曾闪过 “父死子继”的想法，但碍于儿子不肖，恐怕四方诸侯不服，才选贤而授。舜传位给禹，同样因儿子商均不肖，才取消传子的念头。 “传贤不传子”非愿也，乃形势使然。

大禹建立夏朝，象征进入 “国家”阶段。他在会稽大会诸侯，防风氏的首领迟到，禹一怒之下将他处死，可见王权已经很专横了。禹传位给儿子启，奠定“家天下”的传统，虽然诸侯们有几次反扑（有扈氏反启、少康中兴事件）， “世袭制”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西周，透过 “宗法制度”，以严密的血缘亲疏关系，决定政治地位高低、管辖区域大小；并建立一套不可僭越的 “礼乐制度”，扩张到全国层层节制，王位、官位的世袭制度乃告完备。

西周时期，谁能当官呢？除了王室姬姓子弟外，另有建国的功臣，或者先圣先贤的后代。他们分封建国后，继承权及管辖权完全由其子孙掌控。只有老爸是 “贵族”，儿子才有当官的机会， “平民”与 “奴隶”只有被管辖的命运，这样的任官制度称为 “世卿世禄制”。宗法制度里的 “嫡长子继承制”，以 “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为原则，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说： “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争乃不生。”即指此制有安定转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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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儿子则封为诸侯；诸侯嫡长子继承封国，其他儿子则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采邑，其他儿子则为士，享有食田的俸禄。可想而知，贵族人口不断增多，但可封土地及可授官职有限，到头来定有些贵族流落民间。他们把知识技能带到民间，让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加上西周灭亡后，诸侯间彼此征伐，极需富国强兵的人才，平民、奴隶才智高人一等者，乃有机会跃上统治者舞台。

（二）封建瓦解后的游士社会

“贵族没落，平民崛起”是春秋战国的社会特征之一。想来贵族养尊处优，在体能、智能、耐力、毅力上都渐渐比不上贫苦出身的平民。孟子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旦让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上战场打仗的机会，他们必然想尽办法鲤跃龙门。一批有文化、善谈吐、具备一定才干的人，开始在各国之间游走，靠自己才能获取政治地位。这些人称为 “游士”。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谋求一官半职以实现其 “淑世”的理想，此即游士的典型。苏秦、张仪、范雎等人游说诸侯于朝廷，造成 “布衣卿相”的社会流动，则是游士平步青云的代表人物。

自然，国君求才若渴，广为招徕游士的情况，形成了养士之风。各国视游士为座上宾，供养礼遇以备不时之需，所以称他们为 “食客”；若宾客在该国就任官职，则称之为 “客卿”。故此制度称为 “客卿养士制”。

商鞅在秦孝公时变法，以 “军功”定爵位，张仪、范雎等人拜客卿后，还要历时数载立下军功，才得以拜相。 “军功爵制”瓦解秦国贵族特权，成了秦国任官的主要标准。秦始皇 “废封建、改郡县”完成中央集权，官员全由国家委任，正式终结世卿世禄制，建立一套俸禄制的官僚体系。然而天下一统后，军功任爵已不符时代所需，必须另辟一套取仕制度；可惜秦朝短命，未能完成此事业。郑钦仁说： “秦自统一以来历十五年，帝国竟此崩溃。论者以为秦设置虽多，但用人制度不备；秦又以征服者的态度以临六国之民，失业者众，导致游士暗中活动，成为覆秦的原因之一。”可见任官取仕之不善，亦足以导致大秦帝国的灭亡。

（一）儒家道德主导汉代察举

汉初，刘邦与功臣们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大臣陆贾谈起《诗》、《书》中的道理，汉高祖很反感：“我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的，用得着读什么诗书？”陆贾回答： “可以马上得天下，岂可马上治天下？……

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汉高祖接受了陆贾的建议，于公元前196年下诏： “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要郡国推举行义、耆宿之人，此为汉代 “察举”（又称 “乡举里选”，地方官员按一定名目考察，由下而上向中央举荐人才）的开始。

公元前178年发生日蚀，文帝下罪己诏：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种碰上荒年、水灾、瘟疫、山崩、地震等 “灾异”现象，即下诏推举地方贤能向朝廷进言、替国家做事，显然与阴阳五行的天人感应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有特殊需要，譬如学术特别广博，有奇才异能可出使绝域者，皆 “不定期”下诏要地方推举人才到中央来，这样的察举称为 “诏举”（又称特举、特科、制科）。

能当官的人，光看品目就知，需要有特殊才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能够献策者。无才无德、私心自用、人云亦云、墙头草两边倒的人，若来当官，国家危矣。这种人本身就是 “灾异”，岂可延揽入朝廷，误尽天下苍生。

察举制度到汉武帝时乃告完备。公元前140年，董仲舒献对策，建议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公元前134年，武帝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要郡、国等单位推荐孝子、廉吏各一位。初期，因承袭秦朝连坐法，举人不当必须受罚；加上孝廉重品行，应选的人很少，郡国执行很不得力，往往推不出一个人来。武帝火大了，在公元前128年下诏，令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处地方不举荐的罪责；更严格规定： “不举荐，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当免。”从此郡国每年“定期”推荐当地孝子、廉吏各一人，此称为 “常举”（又称岁举、常科）。后来又规定 “州举茂才”（西汉称 秀才，东汉时 避光武帝刘秀 讳，改为 茂才），州为郡的上级监督单位，故茂才人数较孝廉少，地位较高，一般推举后任命为县令。

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让汉朝“以孝治天下”，儒家道德成了当官的标准。不论“诏举”或 “常举”， 任官之前都 必须经过 “策试”，内容为 “诸生试 家法（某 一经学大 师的经说），文吏课笺奏（治国安邦大计或时事对答）”，将儒家学术（经学）融入任官取仕办法中。这使得有资格被举荐者，往往要有学术背景，主要则为太学生。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纸与印刷术未发明，用竹帛抄写书籍，费用昂贵，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能掌握经学知识者，才能取得官宦入场券，故时人说： “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有家学师承传统的门第，因 “累世经学”即容易形成 “累世公卿”。加上，察举权在郡太守手上，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 “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要对他原来的举主报恩。就这样，察举来、察举去，每郡的名额总落在几个家庭里，这便成了后来所谓的 “世族门第”（袁绍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为其代表）。

魏晋世族社会的形成，即渊源于汉代的察举。汉代任官取仕除了 “察举”之外，另有 “征辟”一途：由皇帝聘请才高德重人士，直接授与官职者称为 “征召”；由中央或地方官员，自行挑选僚属者称为 “辟召”或 “辟举”。另外，汉代虽表面大张儒家旗帜，其实乃 “王、霸杂之”，对于法家的 “律令之学”亦相当重视。官吏除了明经外，也要通晓律令。这使得官员因禀性不同，形成了重视经学，以礼乐教化管理人民的 “循吏”；以及重视律令，贯彻君主旨意统治人民的 “酷吏”等二类官员。

（二）九品重门第，官位分清浊

东汉后期，察举制浮现许多弊端。最主要者，乃察举以道德为科目，使许多读书人不惜 “伪饰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事情屡见不鲜。加上前文所言，仕途几乎被富豪权贵之家垄断，其子弟道德才能又未必有过人之处，于是东汉桓帝时歌谣讽刺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代表民间普遍认为，察举名不符实的流弊极深矣。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欲招揽安邦定国的干才，干脆推翻道德藩篱，以 “唯才是举”为标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颁布第四道〈求贤令〉：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阵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当时讲仁讲孝的儒家，已被视为僵化虚伪的形式；这使顺应自然，不虚伪矫饰的道家，有了崛起的契机，此亦魏晋玄学发展的因地。曹操求贤令昭告天下，道德高尚才能当官的观念，已经荡然无存。顾炎武在《日知录‧两汉风俗篇》里说： “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不足，孟德（曹操）毁方败常之俗，一人毁之而有余。”魏晋南北朝世族奢靡成风，士人侈言清谈，败坏朝政不以国家为念，与儒家道德的崩解，亦颇有关联。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死亡略尽，王粲〈七哀诗〉吟道：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把当时凄凉悲惨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时乡里间连一个熟悉的人也遇不着，怎能考核乡人的操行和才能呢？汉代以来的“乡举里选”制度，自然无从推行。

公元220年，曹，曹丕代汉称帝以后，吏部尚书陈群制定 “九品官人法”，此制成了魏晋南北朝主要的任官取仕制度。

九品官人法的基本内容是：由朝廷府选择 “贤有鉴识”的高级官吏（基本上由二品担任，偶尔也以三品充任，因为只有中正的品第高，才有资格去品评他人），出任其原籍州郡(因熟悉当地士人状况，便于标定品级)的 “中正官”。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他们向朝廷提供本籍人士的三项数据：一是家世，称作 “簿阀”或 “簿世”。家世的高低与品第的高低必须相符，一贯望族的品第必高，寒门庶族的品第则低。若祖父不是官吏，则很难入品选，也就是没有当官的机会。因为重门第家世， “谱谍”就成了专门学问。二是状，也就是士人道德才能的总评语。三是品，即参考家世及状所评定的品第，共分为九等。这里的品并非官品，而是乡品，乃基层评定的意见。取得乡品才有入仕的资格，吏部则依此品第高低，作为分派官吏的标准。

九品官人法设制之初，并非一无是处。它解决了汉末朝廷用人毫无标准的弊病，尤其武人不依制度在行伍里滥用人员，趁此可以把当时不称职者澄清除去。然而，这措施毕竟仅止于救一时之弊， 推行不久之后 ，很快就弊 端丛生了。东晋末年，刘毅即举出九品官人法有“三难八损”。三难是：人物难知，爱憎难防，情伪难明。八损第一即门阀之弊，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另外则包括州都（大中正）一人难了一州之事、才德优劣颠倒、中正无法制约、品评标准失衡、饰非浮夸之风、品状不符才能、中正循私舞弊等等 。 刘毅由此结论说 ：“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可说根本否定了九品官人法。

钱穆论及九品官人法的毛病时，亦提出两点说法：一、人人想获大中正品题提拔，便纷纷集中到中央。结果地方无才，行政效率减低，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二、官员升迁罢黜，依 “三年一清”的乡品考核，这权力操在 中 正 手 上 ， 而 非 本 官 的 上司。这么一来，做官的相竞奔走袭取社会声望，不管本身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却也奈他莫何。这是把考课、铨叙与选举全混淆了。

到了南朝，以上的弊端更加严重。高门子弟往往年纪轻轻，即拥有官宦优先权，等于变相世袭。梁朝谚语讽刺说： “上车不 落为著作 ，体中何 如则秘书。”意谓坐上车子不会掉下来，就可以当著作郎；书札里能写几句身体如何的问候语，就可以当秘书郎。这些都是职务优闲、俸禄丰厚的 “清官”。至于寒门，则30岁才能出仕，且担任品秩低下、事务繁剧的 “浊官”。清官、浊官之间在婚姻、交友上几乎不相往来，更显示世族与寒门在政治、社会上的分化与对立。梁武帝时，大将侯景曾求婚于王、谢二家遭拒，武帝说： “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侯景回答： “会将吴儿女以配奴！” “侯景之乱”进入建康后，王、谢二家遭到残忍，几乎灭绝。据《颜氏家训》记载，当时 “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 ，傅 粉施 朱 ；出 则车舆 ， 入 则 扶 持 。 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弱 ，不耐寒暑 。 “

因此，乱事 一发生，便死了不少人。可见世族长期奢靡的生活，已让他们颓废如是。侯景之乱，南方侨姓几乎全部覆灭 ， 江 东 吴 姓 亦 趋 于 式微；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乃由北方关陇集团崛起的隋唐主导之。

南朝为魏晋世族衰落的关键，皇帝多由寒门将领出身，亦重用寒人充当机要。中央以 “中书舍人”参决机密，掌管章奏诏命；地方以 “典签”专权，监督诸王以小制大。寒门地主登上政治舞台，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中央集权 ， 于 开 皇 十 八 年 （ 589年）下诏： “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从此，便以分科举人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法。

从用意上看，隋唐 “科举”与汉代 “察举”并无二致。所不同者，科举以考试为录取标准；孝廉则以德行为重，策试只是征询意见，察举中的节目罢了。以此，科举的意涵，成了 “考试”的代名词，把读书、应考和任官，密切联系在一起。另外，察举必须由州郡地方长官推荐，导致门生故吏彼此攀缘成世家门第；科举则由读书人 “投牒自荐”，意即书面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后，再由州县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因随着各州县进贡物品一起解送，故称之为“乡贡”，与学校的 “生徒”，为科举考生的主要来源。唐代穷人子弟应考，多借住佛寺道院读书。譬如王播即借读于佛寺，日后官拜宰相之一人； “饭后钟”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科举大开平民进仕之门，较诸汉代察举，更具公平客观的基础。

（一）奠定期：唐代礼部、吏部考用分离

唐代科举大体承袭隋朝而来，初期常设科目有十二种。然而，明字、明法、明算等科不受重视；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科等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要求颇高，太宗贞观年间规定，应举秀才考试不第者，所在州长官要受处分，此科由是废绝。之后，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了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了。

“明经科”顾名思义，在于阐明经书的道理。唐太宗时，孔颖达负责修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以后颁布为国学，科举取仕皆以正义 为 标 准 。 唐 代 把 《 礼记》、《春秋左传》作为大经 ， 把 《 诗 经 》 、 《 周礼》、《仪礼》作为中经，把《易经》、《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作为小经。此外，《孝经》、《论语》则要求参加科举的人都要掌握。明经考试，首在于 “帖经”及 “墨义”，也就是针对经文及注 疏的 “填空” 与 “问答”； 其次为 “口义”，意即口试十条经义，通六条以上即可入选；最后考三题 “时务策”，粗通文理者予以及第。

由于明经考试只要熟背经传和它的注释就可以应付，统治者往往认为此途出身多无真材实学。唐文宗就曾指出： “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皇帝把明经科比喻成学人说话的鹦鹉，考上此科的读书人，自然亦不觉得有多光彩。

“进士科”除了考帖经及时务策外，还要写文、诗、赋各一篇。文、诗、赋讲究的是文学素养及才思敏捷，考生必须别出心裁才能入选；加上进士科录取人数比明经科少，一年仅约有30个名额（明经则为120人左右），人情贵难而贱易，这使进士科成了一枝独秀的入仕途径。当时流传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50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就知进士及第的难度了。《唐摭言》说： “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盛行于唐贞观、永徽之际，缙绅之士虽然位极人臣，不由进士当官者，毕竟算不得美事一桩。”中书薛元超就曾跟 他亲信说： “个人不才，富贵也过了头。但平生有三恨：第一不以进士擢第，第二没能娶王家女，第三不得修国史。”可见官员们对进士科是如何倾倒了。

一般而言，世族子弟因有经学传家的优势，中唐以后多经由明经科入仕。这些山东旧族家风严谨，因出身及风气雷同，渐渐在朝中形成一派，亦即李德裕所主导的 “李党”。寒门子弟则力争上游，不甘落后而往难处里钻，应考进士者为数甚多。想写文采华丽的诗赋，除了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外，还得有细致的情感，丰富的生活体验；更不免有风花雪月的风流逸事，晚唐因此流行 “进士轻薄”之讥讽。杜牧〈遣怀〉诗云：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种放浪形骸的文人形象，自然与重视礼法的世族格格不入。于是进士们自成一格，以牛僧孺为首组成 “牛党”，在朝中与李党抗衡，此即 “牛李党争”的背景。

唐代在科举考试上，分两阶段完成任官程序。前面所言明经、进士的科考内容，由 “礼部”主持，只是 “资格考”。进士及第后，还要参加 “吏部”的“释褐试”亦称 “选试”：考上才能当官，脱掉粗布衣（褐），穿上官服之谓。吏部考试内容为 “身、言、书、判”，亦即体貌是否端正、口齿是否清晰、书写是否工整、文理是否通达，通过之后才能任职。韩愈曾三次进士及第，却三试于吏部不及格，十年之间仍是布衣，说明唐代 “考用分离”，与宋元明清进士及第立即派职有所不同。唐朝科举试卷并不密封，主考官评阅试卷时，还会参考举子们平日作品和声望来决定取舍。读书人（仅于进士科）拿着自己作品，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间，一时蔚为风尚。这种行为总称为 “投卷”：向礼部投献者 ，称作 “公卷”或 “省卷”；而向权贵投献者，则称之为 “行卷”。著名的例子是，白居易曾向京师官员顾况投卷，顾况拿起诗文粗看封面作者姓名──白居易三字，再看看眼前这位后生少年，很不客气地拿他名字调侃道： “长安米价很贵，要在这里居，可不太容易啊！”但随手翻开诗文读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时，不禁大为赞赏： “能写这样的好诗，不论到天下那个地方，要居住都很容易啊！”透过顾况的吹捧宣传，白居易不久即声名大噪，对日后考试自然有所帮助。

另外，田园诗人王维，不仅写得一手好诗，更深谙音律、妙能琵琶，为当时岐王所眷重。透过岐王向主考官引荐，王维在宴席上弹奏琵琶一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立即引来注目。岐王趁机说： “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王维乃取出准备好的诗词十篇，送给主考官过目，就这样一举而登第了。考试前可以到处奔走经营，攀援关系以获致声名，自然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更降低了士人格调，因而引起许多批评。但终唐之世并未形成一种规范加以扼止。科举要客观公平，成为完备成熟的制度，就有待宋朝来完成了。

（二）成熟期：宋朝弥封、誊录公平防弊

唐代科举除了 “投卷”的流弊外，尚有 “通榜”的不公。 “通榜”指不凭单日考试优劣，而按社会及朝廷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人士。此与投卷作用相同，往往 “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矣”，考试的公平性则不复存在。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为除此弊病，下诏禁止考生与主考官结成座主、恩师、门生之类的关系，以杜绝私门请托的风尚。唐代 “投卷”与 “通榜”的流弊，乃得以逐渐解除。

宋朝科举制度的核心，可以说着重于社会的 “公平性”。宋太祖除了 “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外，亦怕高门势族尾大不掉，于是从科举上作了许多限制。太祖开宝六年（983年）发生科场取仕不公，落第举人击鼓抗议事件；宋太祖乃亲自举行 “殿试”复试，从此士人去取皆由皇帝亲自 决定。太祖开 宝八年（975年）殿试时对近臣说： “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今朕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可见殿试亦有限制豪强的作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殿试，许多高官子弟应进士科礼部入举，太宗听了说： “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乃将全数罢斥。官员子弟科举受限，多荫任位低俸薄的小官，因此世家大族难以形成，而有 “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加以宋代印刷术普及，书籍成本降低，受教育参加科举的平民日益增多，造成普遍的社会流动现象。此使宋朝不论在社会上，或法律上，都属于一个较平等的时代。

殿试制度确立后，宋朝科举就形成州县 “解试”、礼部 “省试”、皇帝 “殿试”等三个阶段的考试。宋英宗治平二 年(1065年)正式宣布 “三年一试”，此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八百年间，略无更动。进士科在宋朝，亦渐成 “唯一”被重视的 科目。太宗时，录取进士分为三等，称为 “三甲”；真宗时，分进士为五等，前二等曰 “及第”、三等曰 “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此分级录取亦始于宋朝。太宗初期录取名额为200多人，真宗时已增至409人，徽宗每次更多达680人，比唐代平均每年30人高出许多，此亦宋朝 “冗官”充斥的由来。在防弊手段上，宋朝与唐代最大的差别，大概在于 “弥封”与 “誊录”等两道手续了。 “弥封”即“糊名”，就是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年龄、三代、籍贯等密封，代之以字号，使考官无法辨识谁的卷子； “誊录”即由书吏重新抄写试卷，避免透过字迹或记号，让考生与考官有互通讯息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故事：欧阳修任主考官时十分赞赏某篇文章，原本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是自己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改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乃苏轼所为，取为第一的反倒是曾巩，正是阴错阳差，弄巧成拙。可见 “弥封、誊录”做得彻底，确有防弊之效，但怪欧阳修心思忒多虑了。

鉴于科举 “一试定终身”，无法长期观察个人品格、才学及能力，并非培养士人的完善方法；王安石变法乃设 “太学三舍法”，企图以教育取代科举。太学三舍法因党争而时有废立，宋徽宗曾下诏取消乡试和省试，但不久又恢复科举制度。从此，科举与太学三舍法并存，为宋代任官取仕的主 要途径。 另外，宋朝在考试内容上，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无法测出真材 实干；改 以“经义”与 “策论”取仕，此对宋朝学风亦有重大影响。钱穆认为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王安石即曾如此感叹： “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读书人变得食古不化，绝非测试经义的本意，而是人心的惰性使然。明清以八股文取仕，更因形式固定，导致答题内容僵化，被钱穆说： “这是明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同样是读书人不求甚解，只会背范本应付考试的惰性使然。

（三）僵化期：明清八股取仕，仕绅特权阶级

朱元璋发现元朝不重视科举，设官不任贤，造成国家衰落，且使有才华的文士，成为反元领袖；因而意识到必须陇笼络士人，才能巩固统治的基础。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于各省举行乡试，来年，在南京举行会试，录取进士120名，此为明朝的首次科举。洪武十五年，确立科举为永久制度，并颁布具体的考试规则。此制度至清朝废除科举，几乎没有重大变革。

明清科举应试者日众，地方上不得不先限制乡试的名额，于是乡试之前便要先考较一番，此谓之 “童试”，考取者称为 “秀才”。 “童试”只准府州县生员应考，与唐宋士人可以 “投牒自荐”不同，这就形成考试与教育并行的现象。《明史．选举制》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者，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优秀的国子监生，亦可直接出仕为官。秀才可以参加各省举办的 “乡试”，因在秋季八 月举行，故亦 称 “秋闱”，及格者称为 “举人”。举人已经具有当官的资格，清代知县约有三成半举人出身，进士出身者只占两成多一点。举人可以参加来年春季二月礼部举行的“会试”，亦称为 “春闱”，中式者称为 “贡士”。贡士可参加同年天子亲策的 “殿试”，及格者分榜录取为 “进士”。此为明清科举的概况。

明清科举最为人诟病之处，莫过于以八股文取仕了。元朝首以朱熹《四书集注》及理学家对《诗》、《书》、《易经》的注解，作为科举的标准答案。朱元璋攻下理学中心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县）之后，特聘请当地十余名儒士讲经谈史，从而坚信程朱理学是治理天下的思想武器。此后数百年，科举内容以四书五经命题，且必须以朱熹的注解为依据，深深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答题时考生必须依八股文格式，将有关经文题目的意义表达出来。 “股”即对偶之意，因一篇文章有四段，每段以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陈述，故称 “八股文”。平心而论，作文若能循此原则，又可言之有物，未尝不是好文字。但是八股文行之久远，总在经书中钻牛角尖，学者仅注意文字的堆砌，缺乏思想上的创新，自然就局促于琐枝末节，忽视了义理的阐扬。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这是评论八股弊端最常引用的说法。

有学问见识者，不一定写一手好八股。史家唐德刚论述 “腹有诗书、下笔成篇”的神童康有为，认为他童试考了三次，才获得秀才头衔；考举人又曾六次败北，就在于 “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因此见扼于地方性科场。不过，明清要中进士、点翰林，就得有些真才实学、真知灼见。所以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随处皆有；但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

虽说如此，明末清初普遍流传着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之讥。意即科场能否高中，首先讲命格，其次运气，第三风水，第四祖先是否积德，读书反而摆在第五位。八股文写好写坏，与读书优劣甚无关联，其斲丧人材之害，从民间俚语亦可见出端倪。清末变法维新，八股文即在废除之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废除八股文，光绪三十二年停止乡试、会试，推行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乃告结束。明清时期，获取科举功名者，即享有社会经济特权，因而形成 “仕绅阶级”。即使通过童试的秀才，地位亦高人一等，见了知县可以不必下跪，官府也不能随便对他们动刑。仕绅犯罪必须请旨才可逮捕审讯，判决必须经皇帝复审，判刑可以罚俸、收赎、降级等抵刑。这是司法上的特权。现任及退休官员，皆免除其赋役，此为经济上的特权。在社会上，仕绅更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宴席、礼仪各种场合，讲究爵等排序；庶民见到仕绅，必须以官礼谒见。大明律法不准庶民蓄养奴婢，乡绅则无此禁令，此为社会上的特权。

皇权对仕绅的种种优待，在于期待他们负起乡里社会的教化责任；他们既是官方、民间的桥梁，又是朝廷、乡里期待造福百姓、教化乡里的特殊阶层。但是不肖的仕绅，往往利用特殊的地位和权力，罔顾民众福祉及朝廷期望，谋取个人或一家之私利，成了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明末的 “民变”、 “抗租”、“奴变”，便是广泛民众反抗乡绅暴虐的运动。这股协助朝廷管理地方的势力，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后，才渐渐式微，是明清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副产品。

在科举推行的过程中，考生身家职业背景的规定，亦随时代而有所变动。唐代，工商及其子弟均不得应科举；宋初，虽沿唐制禁止 “工商杂类”参加科举及当官，但随着经济发展，商人地位提升，不久就放宽了限制： “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明清则完全解除了工商入仕的限制，商人不但可以捐官，子弟亦可应科举。此乃经济型态发展，社会思想观念变迁，导致制度因时制宜的结果。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 “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从历代任官取仕制度的流变来看，后代改革往往针对前代之弊；或者旧制度因社会变迁，已无法继续推行，必须改换一套适合的方法，乃有新制度产生。新制度设置之初，由于制定者力经图治，尚能依本意推动执行，达此制度之设定目标。久而久之，人类私心作祟，既得利益者凭一己之私，渐渐把权力、利益掌握在私人途径上，让逢迎拍马、贿赂输送者，透过关系飞黄腾达，使创立制度的原意破坏殆尽，致使贪污腐化、私相授受横行，好制度也变成坏作为了。汉代察举制从地方选才，到最后成了世家垄断，流传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讥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乃是天性， “大丈夫亦如是，有为者亦若是”的雄心壮志，人皆有之。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仅恭维横行，贿赂、关说、攀缘、结党、利益输送，透过私人关系，以谋取一己之利者，更比比皆是。只有维持客观公平，杜绝营私舞弊，并因时代变迁而制宜，才能使好制度的原意，行诸百世而不堕。

制度堕坏的原因，除了人事私心自用外，尚有人心的惰性。人一懒惰，就会随便，只 挑简单的做，或者敷衍了事，无关紧要的就不做，因而渐渐腐蚀制度的根本。钱穆举唐代均田制的破坏为例，指出租庸调无法推行，在于 “账籍”调查的疏忽。 “恐怕并不要到达户口太多，田亩太少，田地不够分配，而租庸调制早得崩溃了。这是一种人事的松懈。”行政效率的不确实，往往因为惰性使然，惰性又往往因循私所造成。看今日公务机关，私人关系好的升迁快、业务少，享受喝茶看报、坐领高薪的特权，那势必加重其他人负担，大大降低整体办事效率了。

拿学问来说，真要把书读通困难，背好范本考试简单，因为惰性，士人就往简单里钻。这也是为何王安石变法，科举废诗赋而试经义，竟会造成 “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的窘状。八股文格式，原求一个客观的评分标准，却导致士人束书不观，只读坊间刻印的墨卷，成了依样画葫芦的书虫，同样是读书人懒惰的结果（制度本身亦有问题，才更导致如此发展）。私心与惰性，可以说是破坏任何好制度的元凶，也是阻碍人类进步的罪魁祸首。制度本身虽有时代性的局限，必须与世推移以顺应潮流；但许多制度实施不久即弊端丛生，甚至很快地积重难返，大概都躲不过私心与惰性，这两种人类心理弱点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