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属猪人2022年运势运程(71年属猪男的人2023年的运势及运程)

12月11日，家住北京东城区的八旬老人陈华发起了低烧，抗原检测显示阳性，后烧至39℃多。女儿远在国外，陈华和老伴儿相依为命。

远在广州的侄女最终通过热心的网友，给陈华紧急送去了退烧药。三天之后，陈华有惊无险地退烧了，只是肌肉还有些酸痛，嗓子有些发干。

香港特区政府披露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12月31日开始延续至今的第五波疫情中，截至2022年12月21日，死亡人数为11076人，死亡病例年龄中位数为86岁。其中超过95%的死亡个案为60岁及以上老人，90%以上有长期患病史。

在2022年4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援引香港最新一项研究指出，在本次香港奥密克戎疫情中，60岁以上人群死亡风险是30岁以下人群死亡风险的252倍。

而子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更是处在“保护网”最脆弱的位置。

王庆华说，独居不意味着与社会完全隔绝。现在病毒传染性非常强，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过程又隐匿。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人来说，包括独居的老人，感染的风险都在增强。

在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武汉一名社区医生纪光伟就刊文《疫情之下要特别关注独居老人》。文章指出，独居老人就医是一个大问题，这包括与新冠相关的就诊需求，也包括其他急症。

纪光伟说：“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心理需求也要重视。长时间的封闭，加上对疫情的恐惧，可能让老人产生心理上的问题，甚至可能引起意外事件的发生。”

新京报记者多方采访发现，部分独居老人并不清楚感染新冠有何症状，家中没有退烧药、洗手液等防疫物品，甚至没有养成洗手的习惯。

对独居老人而言，汹涌的感染浪潮，是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2022年12月14日，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小区，公园里还摆着象棋，但见不到老人的身影。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八旬老人感染了

80岁的王福来一个人居住在北京的某小区，她左眼失明，右眼也模糊看不清。

12月7日，王福来举着放大镜，在所住小区楼栋微信群敲入消息：“社区工作人员你好！能告知楼里都是哪层阳了吗？谢谢。”

一个多小时后，见无人回复，王福来又问邻居，“哪位邻居知道哪几层有阳性？请速告知！谢谢。”

就在这一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而在北京市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430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也宣布，即日起，实施优化调整隔离方式、优化核酸检测查验措施等十条优化疫情防控工作措施。

但这让王福来变得不安。

第二天，她先是向社区工作人员求证，方舱医院感染者是否被要求出院回家？又因做核酸不便，询问哪里能买到抗原。

辽宁省新民市南塔社区工作人员李广斌，能理解王福来老人的心情。他在工作中也发现，虽然病毒的致病力减弱了，但一些老人内心的害怕仍然根深蒂固，“这个弯不容易转过来。”

2022年11月30日，北京广外街道，送餐员刘家楼为独居老人送餐。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80多岁的陈华，显然不是这类老人。

脚不大利落，又逢特殊时期，远在国外的女儿特意交代，这段时间别出门遛弯了，老伴儿也不再让他出门买菜。但陈华还是闲不住，执意往家门外走。

12月11日上午，陈华发起了低烧。拿抗原一测，果然呈阳性。

远在广州生活的侄女邓方淑接到陈华求药的电话，发现他说话比平时更快一些。但不只是北京，广州的退烧药也不好买。邓方淑跑了四家药店，才凑齐了三种药。但找了一圈快递，要么因为收件地址是北京寄不出去，要么是不接收寄药的件。

情急之下，邓方淑找了家驿站，用其他物品裹住退烧药，跟快递员说是生活用品，“还是想先寄出去。”

但快递还要在路上耽搁几天，邓方淑又在常逛的社交平台购物小组发出求助帖，希望北京的热心网友，能匀出些退烧药给老人。这个平日主要是零食、包包和化妆品等各式物品的分享平台，已经陆续出现N95口罩、抗原和布洛芬等的信息。

邓方淑很快收到了184条回复，网友支得最多的招是联系老人所在社区。但她在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有查到当地社区居委会的电话。

最终，邓方淑找到一个网友，当天给老人送去了退烧药。

这两天，王福来所在的楼栋感染新冠的人也越来越多，她不再问阳性的邻居都在哪层住了。为了避免感染，她不再出门。社区的老年驿站停止供应午餐，吃饭问题就靠找人帮忙点外卖解决。

她举着放大镜，在楼栋微信群写下近况。“一个人身体又不好！活一天算一天吧！”几乎每个句子后头，都跟着一个感叹号，群里的三百多号人都是她的听众。

三天之后，80多岁的陈华，有惊无险地退了烧，这让侄女邓方淑觉得幸运。

但她也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是农村的老人求助，又会是什么情况？

“感染了就很危险”

79岁的老人章槐叶，独自居住在绍兴市东部的一个山村。

按她的话说，村里“80岁以上的人不多，70岁以上的有点多，60岁以上的一大把”，村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60多岁还算“年富力强”，不少这个岁数的人还在外面打零工。

12月15日，章槐叶的手机显示关机，座机欠费。第二天，她解释说，“手机没电了，充电也没有用。后面就关机了，不知道怎么弄。”

章槐叶说，虽然听说附近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但村里的老人同往常比，也没有什么变化。戴口罩的仍然不多，天气好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扎堆聊闲天。

但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口风有些变了。最开始他宽慰母亲，新冠“只是个感冒”。但这段时间，儿子总是叮嘱她，“少出门，出门也要戴好口罩。”

章槐叶自己心里也门儿清，“我们这样的人要么不感染，感染了就很危险。”一个原因是年纪大了，明年就80岁了，另一个原因是体质差。“就这两点还不够吗？”

章槐叶血压和血糖都高，还有心脏病，前段时间还查出了卵巢恶性肿瘤，刚去杭州动了手术。原定过两天再做化疗，儿子同她打好招呼，“口罩要戴好，防护措施要做好，洗手液我都会给你配好的。”

但疫情让章槐叶打起了退堂鼓。

她知道化疗对身体伤害大，是“把好的细胞也杀掉，不好的细胞也杀掉”，上次化疗完头发掉了不少。她和儿子都担心，化疗后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先感染体弱的人。”

12月12日，张文宏等人在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微信公众号“华山感染”刊发文章《保护家人，走出疫情》。文章指出，国内外的多项研究数据表明，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始终是新冠感染发生重症和死亡的主要高风险人群。如果同时伴有年龄大于80岁、合并多种基础疾病、肿瘤、接受免疫抑制剂使用等高危因素中的几种，都会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群中的重症率。

上述文章建议，老年人在疫情上升和高峰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若病情控制稳定，应做到非必要不去医院。

2022年12月，浙江湖州八里店镇三合片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药上门。图源：微信公众号“志愿湖州”

在农村地区，有不少像章槐叶这样的独居老人。

家住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蒙泉镇的85岁贾秀雾，因为怕感染新冠，有段时间不再出门赶集，都是托亲戚带些猪肉、辣椒和大蒜。

嫌话费贵，家里没有座机和手机，子女联系她，要先给同村的侄子打电话。电视安在楼上，腿脚不便也不怎么看。对新冠的了解，全靠村里的高音喇叭，“有的时候会播一下。”

但即便如此，贾秀雾至今仍不清楚感染新冠有何症状，也没有养成洗手的习惯。

家里倒是有感冒药，但她不识字，药物什么时候吃、有没有禁忌症、一次吃几粒，贾秀雾一概不知。不过她想好了，万一感染新冠身体不舒服，就用冰糖煮水喝。如果实在难受，就“自己去医院”。但到时候还能不能一个人去医院，她自己也不知道。

一位从医多年的村医告诉新京报记者，他遇到过老人身体不舒服，但怕拖累子女的生活和工作，非自己忍着。直到扛不住了，才给子女打电话。还有老人怕子女花钱，不肯说出自己的病情。

与贾秀雾同村的易南井，今年79岁，爱打牌。前段时间打牌的人少了，但他还往棋牌室钻。

去年春节子女给他买了一沓口罩，有时一个口罩戴好多天，到现在还剩20多只，家里也没有退烧药。在他的观念中，老人感染新冠，仍然是打针就能解决的问题。

心理上的考验

薄弱的防护意识和基础性疾病，使老年人面临更多风险。但对独居老人而言，汹涌的感染浪潮，也是对心理的考验。

64岁的河南平顶山人杨红丽，2008年因一场意外失去了孩子，两年前丈夫也去世了。

她心脏不好，血管堵得严重，至今没有安心脏支架。医生建议她做心脏造影检查，按规定需要家属签字。但当时亲人都不在身边，杨红丽最亲近的一群人——平顶山当地同样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人，又没有签字的权利。至今，心脏造影检查仍然搁置着。

以前天气好的时候，吃完午饭，她常和失独的姐妹在平顶山的河滨公园晒太阳。说是晒太阳，杨红丽知道是在“相互疗伤，相互安慰”。

2022年9月，杨红丽和失独姐妹们常聚的公园，阳光洒在河面上。受访者供图

有个大姐，刚来的第一天，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河水，一句话都不说。两三个月后，别人说话时她会朝着对方笑。再后来，她才开口搭腔。最后，能主动说出自己的事儿。

杨红丽觉得，同姐妹们抱团取暖，见见面，解解闷，是“拉人一条命”。

但在新冠感染人数上升期间，她和体弱多病的姐妹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咱伤不起，最好不出门，哪也不去。”生病的滋味不好受，这是一种极度的孤独。以前杨红丽住院，旁边病床总有一大帮人去探望，但她的床前“就俺一个人”。

快一个月没有和姐妹们见面了，憋在家里让杨红丽“有点郁闷，有点压抑”。她唯一能做的，是在微信上找这个人聊会儿，再找那个人聊会儿。

尽管12月15日接受采访时还未感染新冠，像杨红丽这样的老人，应该被给予更多关注。

武汉长江医院内科医生卢洁等人，曾对2020年3月至4月武汉江岸区的71例老年新冠肺炎患者进行基本情况及心理问卷调查，其中大多数老年人来自养老院或是独居空巢老人。调查发现，在疫情下老年新冠患者由于自身疾病和社会家庭原因，面对应激公共事件缺乏经验，更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等各种障碍性负面情绪。

今年12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老年人外出减少，安全感下降，更易恐慌无助。在心理上，慢性病、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受关爱照顾不充分，这些都会对心理有影响，最常见的影响是焦虑和失眠。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率不比年轻人低，而且自杀率较高。

前两天，杨红丽路过药店，想给自己买点退烧药备着。但看到乌泱泱排队的人，不少药卖断了货，她又回了家，“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她觉得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接触的人多，感染的几率高，更需要退烧药。

不过她也在想，万一真感染了新冠怎么办？她觉得还得是用过去治疗感冒的“老方子”：多喝白开水，喝到嘴里麻木，“只要我能爬得动，我就自己端一口水喝。”

社会“保护网”

李广斌见过独居老人的脆弱。

有个老人上澡堂洗澡，路上不小心摔了。接到消息，李广斌赶到那儿，把老人扶到家里，“我是社区的，之前去你家登记过信息，你女儿一会儿就来。”老人不相信，瞅了李广斌两眼就开始哭。

12月14日，李广斌给两位包干的独居老人，送去了一瓶酒精、一包医用口罩和一盒N95口罩。担心老人没有准备感冒药，他特意说，“大姨，没有药的话到时我给你整。”好在老人家里备好了药。

年底正是李广斌最忙的时候。除了各种各样的考核，还要填各类报表。但他说，如果老人有需要，他可以随时放下手中的活，“活可以稍微晚点干，人是最重要的。”

李广斌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他网格内的独居老人确诊阳性，需要紧急送医，他会把老人及时送到医院。但他也强调，“按实际情况来。”

12月2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据介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在对各地社区老年人群体进行健康状况的摸底调查。

不光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2月2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北京市西城区、海淀区、大兴区、丰台区等多家老年人较为密集的社区。多位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称，社区已建立独居老人台账，加强对疫情期间独居老人情况的了解。另有社区采取了加大小区巡查力度、为65岁以上老人发放抗疫物资等措施。

海淀区紫竹院街道三虎桥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尽管工作人员因感染新冠不是满员状态，但仍尽量以上门或致电的形式，一周多次询问独居老人情况，包括是否出现阳性症状，需要哪些帮助等，并做专门记录。

另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北京市多家社区在街道的统一派发下，免费为60岁或65岁以上老人发放抗原。据通州市某小区工作人员介绍，为避免感染风险，抗原按照楼号顺序发放，但不到一个小时，就有30多位老人前来领取。

新京报记者又以独居老人子女的身份，致电北京多家包括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在内的居委会。针对独居老人感染新冠、病情恶化需要紧急送医的情况，有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人手紧张，“社区这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另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帮忙买药，或者帮忙拨打120。

12月24日，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一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为留守老人配送紧急备用药并指导用法。图源：微信公众号“仁寿头条”

12月9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根据65岁及以上老人患基础疾病情况、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感染后风险程度等分为重点人群（高风险）、次重点人群（中风险）、一般人群（低风险）三个类别。

其中规定，重点人群感染者和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人群，社区（村）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助转诊，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也可通过急诊就诊。

12月16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再次印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充分发挥县、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及其公共卫生委员会、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作用，摸清村组内合并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孕产妇、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人员健康情况。落实村民委员会对居家治疗观察人员的服务责任，尤其是对于缺乏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的独居老人、残疾人等，要协助其进行健康监测并及时向乡村医疗机构反馈。

上述工作方案还要求，加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健康监测，确保高龄合并基础性疾病等重症风险较高的感染者得到及时发现、及时救治，明确和畅通转诊“绿色通道”，提高转诊效率。落实有转诊需求村民的交通保障机制，原则上通过自驾车或120急救车等进行点对点转运，乡镇和村要统筹调度，动员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等协助就医转诊。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的专家解答环节中，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燕明提醒，老年人在家中一旦出现发热，一定要加强体温、脉搏、心率、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监测。如果出现血氧饱和度下降、呼吸困难、肢体活动或精神状态异常，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就诊越早，救治成功率越大。

除了偶尔出门买个菜，这两天杨红丽基本都窝在家里。她听到一种说法，最终80%到90%的人都会经历感染，“就看我们能不能成为剩下的10%到20%。”

一个人的日子里，她盼望社区能打个慰问的电话，“没有太大的奢求，就是我真需要退烧药但又买不到的时候，社区能替我买药，就很感激了。”

12月25日，杨红丽告诉新京报记者，她还是被新冠“撂倒了”。在最难受的那几天，是朋友送来了感冒药。

（文中陈华、王福来、邓方淑、章槐叶、杨红丽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