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穷的地方是哪里

伸手挽明月 2023-07-16 04:10:17 用户分享

中国最穷的地方,到底多穷?扎根山村28年的代课老师给出答案

记者/蒲晓旭

编辑/李显峰 宋建华

△夜晚,郭普全在备课

贫穷,从来都是我们的敌人。

到2015年,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他们或残留在偏僻的山区,或封闭在落后的中西部,甚至在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西边境等地还连接成片,在地图上像一块块面目可憎的疤瘌。

在人类的反贫困史上,我们留下过辉煌的篇章。从1981至2012年,7.9亿中国人脱贫,这相当于世界贫困人口每减少百人,就有72人来自中国。

脱贫,意味着贫困人口将不愁吃,不愁穿,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从2015年开始,我国要用5年时间实现7000万人口脱贫,这意味着平均每分钟要有27人摆脱贫困。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剩下最后一公里。

2017年夏秋,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记者历时5个月深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及其周边地区,用笔和镜头记录下在大山深处正在发生的变化。

如果现在去四川凉山州甘洛县探望代课老师郭普全,会发现他与20多年前有许多不同。

他再也不用站在羊圈改成的教室里冻得发抖,尽管窗孔已被石块封堵,但冷风还是沿着缝隙直往屋里钻。如今,他的教室设在村委会图书室,虽不宽敞、明亮,但对于只有6人上课的村小,教室足够大。

每个上学日,他再也不用上午在泥觉村上完课后,匆匆扒两口饭,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赶去5公里外的俄洛村上课。因为两村通了公路,骑摩托只用26分钟。他也不会耗去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只为去镇上买袋盐。因为公路通后,小贩就隔三岔五,用车载着日杂进村叫卖。

放学后,郭普全再也不会背着背篓,走两公里山路却不得水源。现在,即便是在枯水期,随时拧开入户的水管,山泉都能喷涌而出。他也再不会因没时间打柴而忧心忡忡,因为电炉替代了土灶,做饭、取暖两不误。

变化,在郭普全生活的的甘洛县泥觉村——中国无数偏远贫困山村中的一个,悄然发生。

以下是郭普全的讲述。

1989年,我21岁,成了凉山甘洛县的一名代课老师。

当代课老师,我是受一个堂兄的影响。他是民办教师出身,边教书边考试,经过在凉山州冕宁县的师范学校培训,成为一名正式老师,当过完小校长,也当过中心学校的教导主任。我想跟他走同样的路。

上课地点在两河乡泥水村金星小学。此前,我初中毕业后,一直随当木匠的父亲四处帮人做活。期间也跟着一个东家到甘洛的铅锌矿矿井里背过三年矿石。随着矿井越挖越深,越发危险,我便离开了。后来偶然来到泥水村,恰巧我在金星小学教书的一个弟弟辞职了。父亲建议我去接替他,想起堂兄的经历,我便开始了直至今日的代课生涯。

半年后,因为附近泥觉村教学点的老师辞职了,我被调往那里任教,成了那里唯一的老师。泥觉村,距我的老家四川汉源县铁厂村直线距离只有20多公里。

我是汉族人。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我已是这个彝族山村文化最高的人之一。村里只有包括村支书、村长在内的六、七个人会说汉语。偶尔碰见一个汉人,也只是走村串镇做生意的小贩。放眼望去,全村都是茅草房。不同的是,有的墙是土坯做的,有的是用竹子编成骨架,外面敷上黄泥。

村里把一间羊圈腾出来作为教室。十七、八个彝族孩子就挤在里面读书。教室只有两眼小窗,但没有玻璃。到冬季,冷风呼呼往里灌,我们只好用大石头把窗户堵起来。

我主要教1至3年级的孩子们的汉语和算数,因为只有我一位老师,教学点每三年招一批学生。但他们只会说彝语,我讲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不明白。语言不通,教起来实在太难了,我们彼此只能慢慢适应和琢磨。比如教他们认识数字“1”,就数起食指连说带比划。教他们认识汉字“多”,就捡一堆小石子或几根小木棒,一堆摆七、八个,一堆摆一、两个,再对着多的那堆连说带比,以此让孩子们形成对多少的抽象概念。

总之,当时教算数只能靠比,汉语只能教发音,让孩子们记住一些汉字的字形,却无法让他们掌握汉字背后的意思,否则十天都教不完一课。

对于家长会懂汉语的孩子,我要每天家访,通过家长的翻译,对孩子进行巩固辅导。

我同时要求孩子们不能再用彝语交流。我也试着慢慢从他们口中学习一点简单彝语。这种伤脑筋的状况,终在三、四年后稍微有所好转。

△郭普全站在泥觉村一处已废弃的教室里,当年他曾在此上课。

我已记不起什么何时有了想离开泥觉村的想法,只知道它在我脑中盘旋。

那会儿这里实在太穷了。

每年村里交公粮时,总有些村民交不上来,完不成任务的村支书和村长就用自己每天1元的工资去抵。

那时,全村人畜饮水全靠村里的一口水塘,但每年只有4至9月份有水。其余半年为枯水期,家家户户都要背着背篼去外面找水。因为水源是开放的,人畜在水源周边随意走动,水质并不卫生。即便如此,大家每天都得早早去村子周边的水塘背水,去晚了就没水,只能去两公里外甚至更远的地方背。

这种靠天吃水的感觉很糟。村里一位老人过世,家里支起几口大锅办丧宴,当时包括我在内,6个人背着6个背篼去背水,走了一公里多山路,把水塘都背干了,可水依旧不够用。而到冬天,一上午只能找到一背篓水,仅够一天之用。这意味着,天天都得找水。

因为缺水,有的村民只好把带着泥的土豆入锅煮,吃的时候再剥皮。

除了水,柴禾也是村里的紧缺物。

当时村里没有电,泥觉村又位于高寒山区,一年到头做饭、取暖都要烧柴。虽然村里人优待我,将我门前一座他们埋葬先人的山划出来,只准我一人在其中捡干枯的木柴。但因为生活所需柴禾量实在太大,一座山供不应求,我也只好像其他村民一样去远处砍柴。

可那时我每天要上课,如果早上去,跑几公里砍柴回来就赶不上上课,下午放学去吧,柴火还没拉回来天就黑了。砍少了,不经烧,一次多砍点吧,一个人又拉不回来。所以我只好周日去砍柴。那时每周只休周日一天,当天往往还要去附近的田坝镇买点油盐,村里不通公路,走一趟就要4个小时。总之,时间紧张,左右为难。

土豆和荞麦,是我刚到村里时当地人的主要食物。除非逢年过节,村里人用土豆去镇上换点大米回来,才能吃上一顿米饭。

土豆换大米并不容易。乡镇入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驴马是主要交通工具。清晨鸡叫时,村民就要用驴马驮着土豆,赶往集镇。等换完大米回来,已是夜里9点。那时有驴马的村民也不多,大家相互借驴马,轮换着去镇上换点大米和油盐。因为驴马载重有限,即便收获的农产品再多,也换不了多少钱。

村里都是土路,人畜来回走,每逢雨天,土路就变成泥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是厚厚的烂泥。人穿着雨靴走过去,往往脚了,鞋子还陷在泥里。

因为不通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2001年我的父亲因肺气肿去世,老家的人翻山越岭走了一天山路赶到泥觉村报信,我接到噩耗已是当天夜里。

△郭普全牵着驮着学生营养餐的毛驴,走在山路上

某一年7月,教完上半年的课,我决定离开泥觉村。那年我才20多岁。

除了村里生活条件的恶劣,更要紧的是,我每月的工资只有60元,并且每年只有教学的9个月才有钱拿,除去吃穿用度,所剩无几。想着自己既没结婚,也没攒下一点钱,家中又欠着债,兄妹5人全都没结婚,所以我选择了辞职。

脑中盘旋已久的念头终于落了地。

我计划着,回家忙完农活后就外出打工。实际上,那些年寒暑假,我基本上都会去铅矿矿井里背矿石,起初每背100斤,挣8毛钱,每月最多能挣140元。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长期在井下工作日后会得矽肺病,但从井下硫磺和氨气发出的闷人气息,我已预感到这必然有害身体。迫于经济问题,我别无选择。

第二学期刚开学,泥觉村的村支书和村长两人,走了整整一天山路赶到我在汉源县铁厂村的家里,请我回去上课。他们再三表示,工资低的问题,他们尽量向乡里反映,适当给我涨一点。如果将来有转正的考试资格,也帮我争取。

“无论如何要把孩子们教出来,让他们学会汉语,将来才有一线希望,走出大山。”老支书阿什克布和村长骆阿力子说。

我后来才知道,我走后,再没有具备初中学历的老师肯去泥觉村教学点教课。

老支书和村长再三挽留,我一再推却。当时父亲见他们实在为难,便也劝我回去——“我们这一代就是吃了没文化的苦。”

第三天,我又回到了泥觉村,直至今日。

为了留住我,老支书时常给我背水。他背一次,够我吃两三天。看着50多岁的老人走几公里山路给我背水,我也很受感动。除了他,村里人也对我很好,起初他们总隔三岔五地给我拿菜,因为拿的太多,吃不完会坏掉,所以后来索性喊我去他们地里自己摘。谁家做点好吃的,也都会喊上我。现在也是这样。

为了鼓舞孩子们多读书。时任村长的骆阿力子,在羊圈改成的教室外墙上,用毛笔写下“穷不读书难断穷根,富不读书富不长久”。这间教室如今已成危房,时常会有瓦片掉下。但这行字,虽经十几年风蚀雨打,如今还在斑驳的墙壁上依稀可见。

△俄洛村小学现在的课堂

再后来,促使我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出现了。

距泥觉村5公里外的俄洛村教学点的老师走了,负责管理的中心学校派我同时兼顾两地教学。我知道,在同样全是彝族人的俄洛村,来的老师多则教一学期,少则教一俩月,甚至待几个星期就走了。

从1993年起,我开始在两个教学点间往返上课。每天上午,我在泥觉村上课,中午吃过午饭后,再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俄洛村上半天课。下午放学再返回所住的泥觉村。虽然累,但却能因此获得双份代课工资。这对经济窘迫的我来说,也是使我能够坚持代课的重要原因。

我也曾想过把两个教学点合并教学,但当时两村之间并不通公路,仅有一条海拔2600米、南北走向的垭口。冬季时北风呼啸,垭口气温可低至零下7℃,并且高寒缺氧。成人走在那里都头晕气喘。夏季雨水绵绵,小路太过泥泞,孩子们行走不便。所以每天只好由我在两地间往返。

一次走在垭口上,我被坡上滚下的石头砸中脚踝,我用草药治疗了一周才能走路去上课。走在上学路上,我也曾几次被后方突然袭击的狗咬伤腿部,好在都只留下齿痕,并没出血。

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我还是会去甘洛的矿井背铅矿。在矿井里,我背的一块石头掉下来砸中了右脚大脚趾,疼了十几天。

两地奔波教学一直持续到五年前。随着泥觉村村民对教育越发重视,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子送到镇上读书,到2012年泥觉村教学点便没有学生了,教学点也随之撤销。我依旧每天在两村往返,但只给俄洛村的孩子代课。但在俄洛村里读书的孩子也在逐年减少,目前仅有6名学生。

也正是从2012年起,当地开始施行“奶+X”营养餐。每个上学日,每个学生可免费获得一份包括牛奶在内的营养补充。为此,我要牵着问村民借来的驴,往返走7小时的山路,去中心学校为孩子们驮回营养餐。期间,还要穿过一段溪流、泥潭、石块遍布、荒无人烟的密林。这条路,我每月至少要走两个来回。五年间,至少已走过80个来回。

欣慰的是,在我代课28年教过的学生中,先后有10人考上大学。在泥觉村,甚至有一家出了3名大学生。虽然这10人都是专科生,但对偏远山区而言已属不易,我很是欣慰。

△课间,郭普全在给孩子们辅导作业

28年过去,与泥觉村教育观念一同进步的,还有当地的基础设施。

大约在2003年前后,村里通了电。电饭锅、电磁炉替代了之前烧柴做饭,冬季取暖我也烤上了电炉子,室内环境清洁了不少。自从村里通电后,我再也不用四处拣柴了。虽然村民给牲口煮食还是要烧柴,但需求量少了很多,再也看不到村民每天四处砍柴。

紧跟着,十年前政府出资,村民出工出力,用管道将两公里外的溪水引进村。这终结了枯水期村民走几公里山路用背篼背水的历史。相较从人畜经过的露天水塘里背水,管道引水也卫生了不少。三年前,当地又对管网进行了二次改造。如今,村民只要拧开自家院中的水管,清澈的山泉就喷涌而出。

之前因为缺水、没电,村民的穿着总是脏兮兮的。现在很多家庭都用上了洗衣机,仪表也干净了不少。

除了水电,泥觉村因交通改善而发生的巨变也显而易见。

2010年前后,村里通了前往镇上的砂石公路。曾经徒步4小时才能到镇上,改乘车只需一小时。从那之后,收购土豆、荞麦、莲花白等农产品的商贩就驾着车进了村。村民地里的农产品被现场装走,卖掉的钱也当场到手。

几年前,我也在山上开了几片地,种些土豆、萝卜和莲花白。今年单土豆的产量估计就有一吨。除了自己吃,还可以卖点钱补贴家用。

路通了,村民的农产品卖得出去,市场的商品也送的进来。村民要吃米、面,再也不用天不亮就吆着驴马驮农产品去市场上换了。隔三岔五,就有商贩开着装满生活日杂的小货车沿村叫卖。以前村民每家最多养两头猪,现在买饲料方便了,每家养4头猪已很普遍。而村里最多的人家,已养了上百只羊,还有十几匹马。

而自从通了公路,村里牲口被盗的事就少了。因为一旦谁家牲口被盗,村民奔走相告,临近的亲友就可以沿路堵截。小偷即便得手,也无法顺利离开。

三年前的劳动节,北京一个志愿者捐给我一台摩托车。之后我一直骑车去俄洛村上课,单程只用26分钟。

今年6月,村内的砂石路改成水泥路。白色的路面反射着光亮,站在高处瞭望,泥觉村仿佛被系上了一条素色的丝带。而通往镇上的水泥路也正在修建。这些天,县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已入村为下一步新建由村入户的水泥路做前期勘测。

现在走在村里,早已不见当年的茅屋和竹竿房。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蓝顶白墙的新砖房。很多新房的外墙上,还贴着彩色的瓷片。三年前,村里进行了移民搬迁,每户按人均25平米的标准自建水泥砖房,验收合格后政府给予数万元的补助。而在我代课的俄洛村,政府正在为村里的每户修建新房,很多是二、三层的小楼,村民却不用出一分钱。

虽然我现在还住在羊圈教室隔壁的危房里,但我在附近新建的60平米砖房已经完工。等过一阵接入电,我就可以搬入居住。因为搬迁建了新房,我可以获得4.5万元的补助。

因为泥觉村没有手机信号,每次只有我在俄洛村上课时才能和外界联系。这种消息闭塞的状况也即将改善,预计今年年底前村里就将被手机信号覆盖。

听现任村支书骆阿力子介绍,政府还要在当地进行产业扶持,后续的药材种植、序幕养殖,都要给予村民一定补助。曾经在80年代,全村几乎没有收入,仅靠土豆换大米生活的泥觉村,如今人均年收入为2000多元。家家都是贫困户的泥觉村,要在2017年年末全部脱贫。

作为代课老师,我在泥觉村生活28年,见证了这座贫困山村的剧变。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教更多的孩子学会基本的汉语和算数,让他们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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