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立春八字(丙申春日是什么意思啊)

简单的爱 2023-11-04 00:53:08 网友上传

易代之际的桃源图与题图诗

晋宋之交的陶渊明用《桃花源记并诗》描绘了一个自在平等的理想世界,构筑了后世无数士人的精神原乡。桃花源这一题材也随之陆续延展到了绘画、书法、戏曲、小说等不同文艺类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桃源景观。与戏曲等相对晚出且娱乐性较强的艺术形式相比,桃源图的绘制显然历史更为悠久且更能体现士人情志。据笔者统计,传世桃源图逾200幅,而经由各种书画目录、别集方志等记载的桃源图又数倍于此。由于绘画作品往往配有作者或他人的题跋诗文,而题诗内容与画面形象之间又历来存在不同程度的呼应互动或错位反差,所以如果细按历代桃源图,并对读相应题图诗,我们并不难采撷到桃源主题这棵传统老树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开出的时代新花,比如唐代韩愈在《桃源图》诗中批驳神仙之说,就是其时桃源意象仙道化的反映,可惜此图今已不存了。随着宋元文人画的发展与陶渊明在宋代接受度渐高,宋代以来的桃源图作品尤多,而其中易代之际的桃源图与题图诗创作则最引人注目。因为《桃花源记》本身就是创作于晋宋易代的乱世背景中,加之《桃花源记》的故事情节也以“避秦时乱”为缘起,所以桃花源意象从诞生之初起就先天带有一种乱世底色,这就是我们解读易代之际桃源图与题图诗的指南。

正如陶渊明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易代之际的士人也常常借助桃源图较为直露地抒发抑郁惆怅之感或避世自守之志。南宋末年,赵孟頫、钱选(字舜举)同为“吴兴八俊”画家群体成员。宋元鼎革,赵孟頫迫于压力北上仕元,众人依附以取官爵,而钱选则落落寡合终身。据记载,钱选曾作过一幅《桃源图》并自题诗曰:“寡合人多忌,无求道自尊。鷃鹏俱有志,兰艾不同根。”诗画配合,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坚决不与新朝合作并且与身仕蒙元者划清界限的心志。此图此诗,影响深远。元末明初的凌云翰、钱惟善(字思复)等均曾题咏钱图。凌云翰《钱舜举桃源图》有“眼看宋业将移晋,惆怅先生避世心”之句,用穿透岁月风尘的“眼看”一词,把钱选于宋元易代时的避世与陶渊明于晋宋易代时的归隐绾结起来。钱惟善的题诗,今遍检《全元诗》未得,但至少清人钱载是既看过钱选之画,也读过钱惟善之诗的,有《观钱舜举桃花源图用题者钱思复韵》一诗为证:“万树桃花水一川,东风吹着捕鱼船。吾家画本吾家句,个里山光个里仙。先世秦时乐鸡犬,诸公元季迫戈鋋。鷃鹏兰艾何区别,只要怡然返自然。”钱载认为只要内心怡然,鹏与鷃之间、兰与艾之间就没有本质区别。他的价值观与钱选不同,但这也是世殊事异之后的正常现象,不足为怪。重点在于钱选的画与诗在五百余年的流传中曾起这么多次的关注和反思,这本身就证明了它们所传达的易代悲慨的感情分量。

古人善于利用桃源图来感慨易代之际的风云变幻,近代文人同样也不例外。辛亥革命之后,前清遗老们在惊破黄粱梦的惶惑中,就常常借助古老的桃花源表达千年未有的迷茫情绪。例如陆恢在清朝“曾居幕府,屡与军谋”,他的好友张继曾(号韡庐)也是“五世忠清”,倏忽易代,能无感慨?于是元年(1912)夏秋之交,陆恢“感怀时世,检点朋交,因将与韡庐先生平时所讨论者作十乐府题”,将二人平素感慨,概括为一组十题乐府诗,并依题作画,是为《韡庐寄意山水册》。画中明确寄寓的,正是“故国之思终不能泯没”的易代悲感。乐府第四题为《桃源想》,图册第四幅则画了桃花流水、缥缈云山,题款曰:“桃源想,嫌世局促也。此时处处相同,无可迁徙,故作此想。”推翻帝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潮流,历史早有公论,但这幅方寸之间的桃源小图,呈现出了身处潮流漩涡之中当局者的迷茫苦闷,倒也不必讳言。

又如陶渊明也有“有时不肯言”的一面,易代之际的士人们有时不便于直接在桃源图上点明题旨,图中的深隐幽情有待于后人挖掘。这种情况在文网严密的清初最为普遍。朱耷、石涛以明朝宗室入清避世为遗民,心中长怀桃源之想。朱耷有《桃花源记》书法长卷,书卷前附桃源山水图,图上无款。今有学者认为此图出于石涛之手,但是根据书画后面齐白石的题跋“余见八大山水固多,当以此幅之精妙为第一”判断,此图确系朱耷所作。书画后还有陈衡恪题跋,谓朱耷“愤华夏沦于异族,佯狂避世,托情诗画”,可见这正是朱耷每每不动声色地用书画再现桃源世界的内心动因。石涛也有一幅《桃源图》,题款中除照录费锡璜一首泛咏桃源风景的小诗外,并无他言。反倒是张大千在廿二年(1933)的题跋中品出了“每一思及国事如斯,风波处处,则又黯然神伤矣”的况味,或许这也确实是石涛的“画”外之音吧!

与朱耷和石涛相比,被迫仕清、进退失据的吴伟业无疑处境更为尴尬。顺治十三年(1656)春,仕清已经三年的吴伟业创作了一幅《桃源图》长卷。虽然他在题款中自述作画缘起只是“丙申春日石翁老先生属写桃源图并书摩诘长句”,并未吐露什么秘辛,但二百六十年之后的颜世清还是从此图中领悟到了吴伟业的隐曲深衷。按颜世清,字韵伯,雅善书画,精鉴赏,工创作,亦富收藏,仕至吉林长春兵备道,尝因保护民族资本而在英、德两国的施压下被清廷免职,辛亥革命后隐居北京。五年(1916),颜世清于艰辛备尝后重览吴伟业《桃源图》,连书四则题跋,其三曰:“梅村之再出,以高堂有老亲,惧祸,迫于无可奈何,情实堪悯。其官祭酒,遗老多有微词,而新朝士夫冷嘲热讽,想亦在所难免。此《桃源图》之作,不知受若干之感触。其时文字祸烈,既不敢形诸歌诗,只好以画纾其忧愤,非无因也。……梅村九原有知,当亦深韪吾言。”此跋知人论世,令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在明清易代夹缝中彷徨失措的吴伟业是怎样地以桃源一图来记录自己那“不足为外人道”的精神磨难。

还有一些桃源图并非作于严格的易代之“际”,而是作于易代前夕的末世。这类桃源图及其题画诗以其独有的压抑悲愤之气,吹响了乱世风云变幻的前奏。比如吴彬在万历年间以能画荐授中书舍人,天启年间因批评魏忠贤擅权蒙受牢狱之灾,到明末崇祯年间魏忠贤倒台才得以出狱。他出狱后作《桃源图》长卷,流传至今。此图色调凝重,画中布满高山,山势险峻倾斜,与桃源图中常见的宁静悠远风格迥异,这恐怕正是作者内心忧愤的外化。二百多年后的又一个末世,晚清潘宝鐄于光绪十三年(1887)作长诗题咏此图:“采虹桥客古奇士,欲锄奸阉无斧柯。手批伪旨褫逆魄,发指眦裂恣诋诃。馀将怒笔寄绘事,避秦仙境图渔蓑。熹宗皇帝擅削墨,安有楼观同嵯峨。生祠义子遍宇内,武陵何处逃风波。茄花满地惨红血,桃源路绝对薜萝。”这首诗的语言剑拔弩张,内容上详于叙述吴彬受迫害入狱的经过而略于写景。即使是描写桃源风景,也一改传统印象中的恬淡优美,而有意营造薜萝阻绝的惨淡场面,而且“武陵”“桃源”二句写景还是由“生祠”“茄花”的史实引发出来的。这一方面是受吴彬本事与画面元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晚清时局触动了作者“武陵何处逃风波”的幻灭情绪。于是诗中悲愤的呐喊配合着画上压抑的高山,宣告了桃花源这个最后避难所的无路可通。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桃花源这个意象具有明丽优美的色调,散发着清新雅致的气息,桃源主题的艺术作品不大可能弥漫苍凉悲壮的氛围。但如前所述,桃花源这个美好意象先天带有一种乱世底色。这一底色在承平年代创作的桃源图中当然是隐而不现的,但在易代之际创作的桃源图中就会渗透出来。当画作受既定图像元素的限制而表意较为隐晦的时候,作者或他人的题跋诗文也就发挥了文字表达的长处,揭示深意,披陈情愫,抒发家国巨变的陵谷沧桑之感,影射云谲波诡的混乱时局,从而把传统桃源意象中的隐秘底色再度放大。经过陶渊明原文、画家画作、题画诗文三者的呼应互动与逐层放大,易代之际的桃源图创作,因其意涵的一再丰富,而区别于一般的模山范水,也超越了常规的诗意图册。

(作者:潘 磊,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讲师)

古人过年 又买又送

明代 仇英 《汉宫春晓图 》中头戴春幡的妇女

成都雅安年猪节

江米人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全国各地的消费总额在不断刷新中,买年货、备年礼的盛况如火如荼。

中国的年俗文化源远流长,全国各地衍生出纷繁多样的过年习俗,南北迥异,各成一派。但是,备年货,送年礼却是几乎全国上下的“过年必备”。汉代之前,只有元旦没有春节,直到才女卓文君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所处的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将春节的日期固定在正月初一。

所以,中国人过春节的风俗开始于汉朝,办年货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汉朝。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介绍,在老成都的农村, “杀年猪”是准备年货最重要的一步。除了“年猪”,古代老百姓在过年时都会准备些什么?年货又有着怎样的传承和演变?这里,我们就来回溯下年货的历史,了解一下古人置办年货有什么讲究。

《中国古代风俗百图》 王弘力 燃爆竹

汉朝:

张仲景给病人送饺子

汉代之前,只有元旦没有春节,直到才女卓文君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所处的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将春节的日期固定在正月初一。在风俗习惯上,从原来比较纯粹的立春农事节庆,逐渐过渡到复合型态的信念节庆。

汉初,互相拜年宴请的习俗开始兴起,备年货成了“刚需”。那时候必不可少的年货,主要为祭祀用品、健身、防病的食物以及爆竹。

据《通典》中记载,东汉时期,祭祖是春节的重要活动和习俗,那个时候的祭祖的仪式是复杂而隆重的。如此“高大上”的祭祀,主要会用到哪些东西呢?汉代崔提的《四民月令》称:“正月之朔,是为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

当中提到了“椒酒”,这种酒在先秦时曾是楚人享神的酒醴。到了汉代,“椒”又与寿神之一的北斗星神挂上了钩。可见,当时人们认为,在元旦饮用椒花柏叶浸泡的酒,能使人在新年里身体健康,百疾皆除,延年益寿。

“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民间饮酒也从汉始逐渐普遍,所以,酒是汉代人民准备年货之时不可或缺之物。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元旦除了饮椒柏酒外,还兴起了饮屠苏酒的习俗。

除了饮酒,汉朝老百姓吃的也非常讲究,产生了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的饮食习俗,其主要表现就是吃五辛盘、饺子、胶牙饧等。这些食物也是汉朝的年货必备。

五辛盘,是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等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意在散发五脏之气。唐代“药王”孙思邈在《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疠气”,在《养生决》中又说:“元旦取五辛食之,令人开五脏,去伏热。”按照现代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容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邪,对于预防流感之类的疫病是具有一定作用的。而在元旦吃五辛盘,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健康的追求。

有意思的是,“人见人爱”的饺子也是在那个时候由东汉医圣张仲景发明的,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娇耳”。据史料记载,张仲景在长沙为官时,常为百姓除疾医病。有一年当地瘟疫盛行,他在衙门口垒起大锅,舍药救人,深得长沙人民的爱戴。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后,走到家乡白河岸边,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他决心救治他们。他仿照在长沙的办法,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舍药治伤。

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其做法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祛寒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

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出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偏食,在冬至和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和治愈病人的日子。

汉东方朔所著的《神异经·西荒经》当中有一则关于鬼怪“山臊”的故事。说“山臊”总是裸着身子,以捕食虾蟹为生。见到人也不害怕,而在人入睡之后,却常借着人留下的火堆烤虾蟹吃,甚至还会偷些盐来蘸着吃。据说人若是被它侵犯了就会生病。人们因此就“以竹著火中”,把竹子放在火堆里,用竹子燃烧时“爆烞(pò)而出”的爆裂声来吓唬它们,于是“臊皆惊惮”,都被吓跑了。

商朝腊月商市招贴画

唐朝

李世民贺卡御书赐大臣

唐朝是历史上有名的朝代,前有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改革。后有开元盛世,达到最鼎盛的时代。国家强大了,人民的生活自然是富足和谐,备起年货,送起年礼来也是毫不含糊。唐朝、五代老百姓的年货清单上,有春联、“拜年帖”、驱傩(nuo)面具等物。

其实,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持续了1000多年。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

后来的桃符渐渐演化成了两个分支。古代普通老百姓不识字,就将“神荼”“郁垒”画成画,成了门神画。而另一支,则变成了“春书”,又叫“春帖”,即“春联”的前身。“春书”用纸制成,上面有五言或七言绝句,内容一般与过年、春节、春季有关,然后粘贴于门、窗、帐、屏风等处。

据《宋史·蜀世家》说: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板,感觉学士文笔不行,就自己来了一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中国的第一副春联,载满感恩、期盼和祈福。“因此,我们可以说,五代后蜀的孟昶是春联始祖,春节贴春联起源于成都,随后流向民间。”袁庭栋说。

“春书”在诗中也有反映,盛唐诗人张子容在他的《除日》诗作里面就有一句:“帖牖作春书”。宋人王安石就曾在家喻户晓的《元日》一诗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干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唐朝时期,年才有了节日的味道。人们拜年除登门拜年,还发明一种“拜年帖”,有点儿像现代的“贺年片”。“拜年帖”由古代名片演变而成。唐太宗李世民过年时,用赤金箔做成贺卡,御书“普天同庆”,赐予大臣。由于这一形式由帝王发明,迅速在民间普及,不过民间没皇家那么奢侈,不敢使用金箔,改用梅花笺纸,竖写,右上端为受贺者官讳,左下端为贺者姓名。当时这种“拜年帖”被称为“飞帖”。

这种“拜年帖”从唐朝发起,到宋朝逐渐流行,到了明清开始泛滥,其形式也大于内容。

唐人在备年货的时候,还会购买一些现在看来比较少见的东西,比如说驱傩(nuo)面具和春幡。据了解,傩面具雕刻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延续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集各种宗教文化于一身,被誉为“中华古文化中的活化石”。

驱傩(nuo)面具是在“驱傩”仪式上用的,这一仪式在春节期间举行,目的在于驱除疫鬼,以祈求新的一年人人健康平安。这种产生于上古时期的宗教仪式,神秘而又古老,一直传承到唐朝。唐朝的驱除疫鬼的仪式多在腊月举行,曾有诗描述驱傩景象:“驱傩吹笛又击鼓,瘦鬼涂面赤双足。桃弧射矢茅鞭打,鼠窜引得众欢呼。”

“春幡”,就是青色的小旗。晚唐诗人薛能在《除夜作》中写道:“幡悬井邑新”,前蜀诗人牛峤则亲眼看到了“玉钗风动春幡急”,都是说悬挂的春幡。后来此习俗流传入日本,称之为“鲤鱼飘”。

清 丁观鹏 《太平春市图》局部

宋朝:

小贩推出“百事吉结子”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时,社会、经济、科技均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从传世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窥见宋朝老百姓市集生活的一隅,熙熙攘攘,盛况空前。

宋朝人的小日子可以说过得相当精致,在宋朝过年,需要购买的年货多得令现代人咋舌。为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武林旧事》,在其中第三卷有一节《岁晚节物》,罗列了一大堆年货清单:

腊药、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春帖、天行贴儿、金彩、缕花、幡胜、馈岁盘盒、酒檐、羊腔、果子、五色纸钱、糁盆、百事吉、胶牙饧。

上述清单中,有些词虽然显得有些生僻,但是只要稍加解释,就特别好理解。比如说,“锦装”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新衣服。《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月一日年节……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

“新历”就是新一年的历书。宋朝人跟现代人一样,每到年尾,须扔掉旧历,换上新历。只是他们使用的年历上详细地写着一年节气与吉凶宜忌。宋代的历书延续唐朝的习惯,由朝廷颁行。据《宋史·礼志》记载,每年年末,皇帝就把新历书赐给文武百官,受赐者要上表谢恩。民间没有这般VIP待遇,只得自己到市场上去购买了。

在宋朝人的年货清单中,还出现了现在很难见到的“稀罕物”。例如,爱美的宋朝人会将绸布和彩纸剪成蝴蝶、飞蛾、燕子、雄鸡等动物造型,过年时插在头上,这叫“幡胜”。据《东京梦华录·立春》“立春” 邓之诚注引宋金盈之 《醉翁谈录》记载:“是日自郎官御史寺监长贰以上,皆赐春幡胜,以罗为之。”这说明皇帝在过年时还会将“幡胜”赐给官员。

宋朝人过年时还会在餐桌上摆放一种叫“百事吉”的利市——将柿子、橘子和柏枝放到同一个盘子里,先将柏枝折断,再依次掰开柿子和橘子,是为“柏柿橘”,寓意“百事吉”。

古代没有冰箱,水果保鲜技术相对落后,柿子和橘子也很难在寒冷的北方买到。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小贩,他们经常在过年时推出“百事吉结子”:在绸布上绣以柏枝、柿子、橘子,打成中国结,卖给顾客。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全家人一起解开这个结子,再挂到房梁上,同样能得到“百事吉”的好意头。

在宋人吴自牧所著的《梦梁录》中,还记载了不少宋代过年的习俗,“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旭,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文中的“贴春牌”指的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可见,宋朝老百姓过年除了要准备春联、年画,还多了一个喜气的“福”字。

馈春盘

驱傩

清朝:

过年之前有专门的集市

到了清朝,过年之前有专门的集市,叫做“年集”。清人让廉撰写的《京都风俗志》对“年集”的记载十分生动有趣,描绘了热热闹闹办年货的场景,“十五日以后,市中卖年货者,棋布星罗,如桌几笔墨。人丛作书,则联者。五色新鲜,千张炫目,则卖画幅者。以及芦棚鳞次,摊架相依,则佛花供品,杯盆杵臼,凡祭神日用之物,堆积满道,各处皆然……买麻秸、栢枝、米面、菜蔬,果 品、酒肉,鸡鱼,凡食用之物,置办一新,以预过年。”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买豆腐……三十晚上熬一宿,除夕的饺子年年有”,一首北京民谣把孩子盼过年和人们为新年做准备的风俗礼节,表达得淋漓尽致。

清朝沈太俟的《春明采风志》中就记载,“琉璃、铁丝、油彩、转沙、碰丝、走马,风筝、鞬毛、口琴、纸牌、拈圆棋、升官图、江米人、太平鼓、响葫芦、琉璃喇叭,率皆童玩之物也,买办一切,谓之忙年。”

其中,“升官图”清朝老百姓守岁时必玩的游戏。据《海云堂随记》载:“丙申(1896年)正月十三日。年除日、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口上商家循例至天后庙上香称‘耍春’。口上商民玩叶戏、扑老鸡、掷升官图、打满地锦者,在在皆是。”

“江米人”是面塑的一种,用小麦粉、糯米粉混合揉成面团,在面团中掺入各色颜料将面团揉匀,捏制而成的一种色彩绚丽、艺术造型多样的艺术品,主要用作祭祀、观赏、娱乐。而“太平鼓”又被称为腊鼓,是中国民间新年时的娱乐习俗,一般在新年花会、社火中演出,以祈太平而得名。

可见,没有电视看,没有手机“抢红包”的清朝,老百姓照样也玩得很溜。

上述是从清代到时期北方城市备年货常见的场景,那么成都人又是如何备年货的呢?袁庭栋说,“在那个时候,成都9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以,我们说备年货这件事,必须分成富人跟穷人来看待。城市里的人买年货大同小异,只是买多买少的问题。而农村过去是小农经济,生活方式就非常有特色,年货中的必备是‘年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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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并不是一年的开始,原来是从这天以后才算新的一年

古代,人们用天干地支纪年,这种历法也叫农历、阴历。后来国际上通用公历纪年。

比如现在是公元2019年12月7日,阴历便是己亥年 丙子月 戊寅日。

一、天干地支

干支纪年分为十天干和十二地支。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天干和地支搭配使用,可以表示年、月、日、时。这四组干支便是命理中常说的四柱。

如:

年柱 月柱 日柱 时柱

己亥 丙子 戊寅 丙辰

二、如何确定年柱

年柱就是一个人的出生年份,可以把公历年用农历的干支来表示。如:公元1984年,农历是甲子年;公元1985年,农历是乙丑年;公元1986年,农历是丙寅年……

那么,命理中的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它并不是以农历的正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而是以农历气节中的“立春”为新旧年的交接点

以2020年为例,2020年是庚子年,按照现区别新旧年的方法来说2020年1月26日正月初二就应该是属于新年了,但是命理中得以“立春”为界,所以立春前都还要沿用2019年的干支即己亥年。

三、如何确定月柱

与年柱一样,也不是以农历初一为每月的开始,不是以每月的最后为月的结束。而是以“节令”为标准。

十二节令是:

正月立春,二月惊蛰,三月清明,四月立夏,五月芒种,六月小暑,七月立秋,八月白露,九月寒露,十月立冬,十一月大雪,十二月小寒。

正月对应的地支是寅,二月是卯,三月是辰,四月是巳……以此类推

月支以节令为准,月干则是有年而定。有口诀曰:

甲己之年丙作首,乙庚之岁戊为头;

丙辛之岁寻庚上,丁壬壬寅顺水流;

若问戊癸何处走,甲寅之上好追求。

凡是天干为甲、己的年份,正月须从丙寅开始,天干为乙、庚的年份,正月须从戊寅开始……

那么,公元2016年5月9日,对应的农历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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