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正月十七八字(1979年正月十七八字是什么命)

越军俘虏最害怕的事情：释放回国之后没有出路，无法生活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短暂而激烈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之后，我国的对越军事斗争转入了长期军事对峙和边境拔点、防御作战阶段。由于作战规模大为缩小，俘虏的越军数量比起1979年也有了明显减少，因而每次释放俘虏的时间间隔也就相对延长。

随着在收容所时间的延长，越军俘虏思乡念亲的情绪也在增长。他们还普遍害怕将来释放回国后政府不给上户口、不分配田地、不安排工作，生活没有保障。既想念亲人和故乡，又顾虑将来个人没有出路，这使得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违纪行为和不良现象时有发生，给管理教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成为我军俘虏管理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鉴于这种具体情况，云南省军区外籍军人收容所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设身处地地为越军俘虏将来回国后的生活出路问题着想，从1986年开始，组织他们学习谋生技能。针对越俘的情况，从收容所的条件出发，组织越俘学习谋生技能的主要项目包括：裁剪缝纫、中医技术、家禽家畜饲养、人工菌栽培、轻工业品修理、家具制作等等。

由于越南大部分农村仍然是手工缝制衣服，使用缝纫机的技术最受越俘欢迎，学习很用功。收容所买来缝纫机和原材料，从地方上请来水平较高的师傅任教。从讲解缝纫机的构造、性能、常见故障排除和基本操作入手，结合越南人喜欢的服装样式，教越俘学习裁剪、缝纫技术。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发给旧报纸让他们进行实践裁剪，用废布进行缝制。掌握了基本技术之后，发给布料，在师傅的指导下，裁剪制作短裤、背心、衬衣等。经过一年的学习，40%的越俘学会了裁剪、缝纫技术，60%能缝纫、缝补和修改衣服。

1988年2月3日，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到收容所参观访问时，3名越俘进行了现场表演，并把当场缝制的5件衬衣送给代表团，代表团表示感谢的同时，大为惊讶，越俘何文昌说：“不用感谢我，是中队把我这个俘虏培养成裁缝的，我从内心感谢他们”。代表团成员奥利维尔对我方干部说：“你们组织学习谋生技能，很受俘虏欢迎。”

收容所军医教越俘学习实用卫生常识、针灸技术和中草药知识。从人体主要器官讲到针灸使用，中草药的采集、性能和常见病的配方等，并采取室内讲解，室外实地作业的方法，收效显著。有60%的俘虏基本掌握了所学内容，10%的俘虏能用中草药配方治病。国际红十字代表团的大夫说：“中国的针灸和中草药在世界上很闻名，学会一两项回去后会有所作为的。”

负责人工菌栽培的师傅详细为越俘讲解了场地、选料、粉碎、拌料、消毒、包装、接种、管理等一整套知识以及操作方法、注意事项。一边讲解、一边实践，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有60%的越俘基本掌握了这一技术，能够单独种出人工菌。

在组织越俘修理自行车时，除了请师傅讲课做示范之外，还组织他们到附近的单车修理店去观看师傅们如何修车，进行现地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是给师傅当助手，帮忙传递工具，看如何上油，刹车不灵怎么修，内外胎该怎么补，怎样校正车圈等等。通过这种现地学习，学会了自行车的一般故障排除与维修。

1987年初，在地方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收容所开办了“昆明和平家具厂”，和地方联营生产茶几、沙发、床垫、弹簧等。1988年又购买扁丝机，请人传授扁丝加工技术。

越俘对于收容所组织他们学习谋生技能这一举措，在万般高兴之余感慨地说，自己在家时就想学这些技术，但是没有条件学，没有想到当了俘虏在中国还能学到在家时想学都学不到的东西，这在我俘虏之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自己要把从这里学到的技术带回去，让家乡的亲人们也开开眼界，让他们看中国人民是怎样对待我们的。

被俘的越军第二军区313师122团下士裴士召，入伍之前家里就想让他学一门裁缝手艺，但是因为买不起缝纫机而一直未能如愿，后来，好不容易买了机子，正准备跟人学，却又被河内当局逼迫当兵。他说：“没有想到在中国当俘虏，反而实现了我和我家里的愿望，说起来谁能相信呢？可这毕竟是既成事实”。

组织越俘学习谋生技能，解决了他们最为关心的生活出路问题，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稳定了他们的思想情绪，把心思放在学习技能上，生活充实有序，违纪行为和不良现象也大为减少，有效地配合了管理教育工作的开展。同时增加了收入，改善了越俘的物质文化生活。

到1989年10月，共收入25500元，其中用于越俘过节费、生活补助费5500元，增发鞋、帽、运动服等项费用5500元，食堂改善生活12000元，留作生活流动资金2500元。越俘普遍反映：“学习实用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更愉快，也为解决我们回国后的谋生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组织学习谋生技能的同时，收容所还为越俘补习文化。他们当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30%，其余为文盲或者半文盲。收容所把他们分为文盲、识一些字、上过几年学等三个层次，由翻译分层次包干进行教学。对文盲，从识字、拼音开始，学会用词造句。每周学习3次，每次3至5个小时。经过1年的学习，大部分人能认500至1000个字，一半人能看报和写简单书信、感想。

对认识一些字的，主要学习组词造句，练习写作短文、书信。经过补习，60%达到小学毕业水平。对上过两三年学的，则将我军越语广播的内容录下来，让他们边听边抄写出来，由翻译逐一批改，纠正错别字。经过1年补习，30%达到初中文化，50%达到小学毕业水平。越俘马文英激动地说：“我戴了20多年的文盲帽子,终于在中国摘掉了。”

对于俘虏，不仅严格执行日内瓦公约，给予相应待遇，还为他们的出路着想，教授他们谋生技能，为他们补习文化。这样的人道主义，放眼全世界，也就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办得到！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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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参战侦察兵总结的教训：第一是缺乏训练，而装备落后问题不大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50军150师448团创下此战中我军损失最为惨重的败仗：

3月13日，448团奉前指之命由越南班英向北清剿回撤，在那嘎及其以北地区夜间行动，遭敌阻击，由于部队指挥员惊慌失措，指挥不当，造成542人失散（其中被俘219名），丢失各种407件。

这场战斗中，448团的官兵表现两极分化严重，有凭着惊人毅力带伤爬行八个昼夜回国，身上背的一支半自动步枪、一枚手榴弹和三百发子弹等武器装备一件未丢，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的战斗英雄、50军150师448团1营机枪连给养员肖家喜。

也出现了一连连长李和平和八连指导员冯增敏这样率部投降的软骨头，战后交换战俘回国，这些人被军事法庭判刑。

还有一些官兵，经历了448团2营被围后最初的混乱溃散之后，在分散突围中，无论是战技术水平还是指挥能力都得以提高，最终成功突围回国。

448团特务连侦察排参战老兵“北京老鱼”的回忆文章《兵败如山》中，详述了这段历史。

18位突围成功的官兵中侦察兵占了16人，不知道“北京老鱼”是其中哪一位？

他们成功突围回国的原因，小编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果断脱离大部队，选择正确的方向自行突围。

《兵败如山》中写道：

队伍行进到一个岔路时，在前面带路的两名参谋对道路去向有些不确定，一时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当时也在前面带路的侦察3班班长张孟福，与我等也在私底下把现地地形与地图对照了一番，觉得应该走朝右面走。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们当时使用的地图是三十年代由英、法等队调制的地图，在许多山区地域的等高线都是简略描绘。

经过参谋一阵商讨，决定向左方向行进，张孟福和我等觉得方向可能有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没有胆量提出不同的看法，没人敢承担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于是队伍选择了左边一条路继续前进，在走了2个小时后，峡谷里的山道渐渐向南转去……

（小编：很显然，两个参谋的识图用图能力还不如侦察兵，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停办军校，从战士中直接提干的弊端-学语录标兵、养猪种菜能手更容易提干，军事训练本来就排在政治学习和生产之后！）

后来部队被越军阻击失去指挥后，特务连的一个排长和4个班长以及党员战士开会商议：

过了一会儿，干部党员们开完会，排长向我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鉴于目前部队上级指挥已陷于瘫痪状态，我们侦察2、3班和两个工兵班一起（同属团特务连），组成一个独立团体自行寻求突围方式，行动与本团其他连队不发生联系。说完这个决定，排长就与几个班长去研究行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把我们与大部队脱钩进行单独行动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但看到大部队已涣散到如此地步，而我们4个班还编制整齐、相互了解，而且武器也不错（37人中有20支折叠冲锋枪、1支微声冲锋枪、1挺班用机枪、14支步枪和排长的手枪，这在当时步兵团战士普遍还是拿步枪来说，这配备里就算火力很强了。），能自己解救自己何尝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小编：“北京老鱼”是1978年入伍的新战士，当时很难理解脱离大部队的做法，现在来看，侦察兵判断方位和识图能力超过几位参谋，自行突围是对的，事后也证明决定是正确。）

二、在绝境中，这一小队官兵战技术水平飞速提高

与肖家喜选择昼伏夜出，尽量避免与越军发生接触不同的是，自行突围的37名特务连官兵多次与越军发生交火，牺牲失踪18人，被俘1人，活下来的18人在战场上的反应完全不同了：

“下桥之后因为面前有3条路，我们就蹲在离桥头不远的地上，准备摊开地图再判断一下前进的方位。就在此刻，一连串机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皮扫射而过，大家完全是条件反射般地卧倒，一阵匍匐动作迅速离开桥头位置。”

“东方的曙光已经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就在我们正考虑是否还继续前进时，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叫喊，我们16人立即就地滚出公路，找路边的什么地方隐蔽、朝前方举起了枪。”

（小编：448团在前期并没有进入越南参战，这些特务连官兵就是遭遇伏击后，战斗力快速提升。）

三、指挥员也在战斗中得到成长

因为自行决定的分散突围，或者说人心散了，暴露出很多问题：

“但是一等再等队伍都不见动静，我正纳闷，只见工兵班的一个战士（重庆合川人）骂骂咧咧地往后面走来，他说，有那么多的人在前面，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去探路？他就是不去。我问是咋回事？他说在前面的路旁发现了一个帐篷，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越军，排长就挨个叫人去探察，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冒险，在叫到他的时候两人争执起来，他才走到队伍的后面回避排长。”

这时候3班长又来喊“北京老鱼”去探路，他也表示不愿意去，37人只剩18人，谁都害怕。

“这一来大家就僵持在那里了，我们坐在路旁的暗处鸦雀无声，没人提出新的建议，更没人自告奋勇站出来说由他带队走第一。就这样沉默了估计有半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给3班长说：像这样，我们3人一起往前走，人挨着人，如果遇到伏击要死就死在一起，别的人负责给我们掩护。3班长见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打破僵局，就答应了这个探路的方式，陈秀颍也表示同意。于是我们 3人就紧挨着，举枪瞄准帐篷，慢慢地朝帐篷方向摸去。”

长达半个小时无人肯冒险去探察，问题出在哪里的？

这就是当年的”弟兄们，给我上!"和我军“同志们，跟我上！”的区别！

作为这支小队伍的最高指挥员，排长后来心里也想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通过一个吊桥的时候，排长没有喊人当尖兵，而是自己冲最前面：

“这次没人安排我走第一个，排长自己担任了第一排头兵的角色。我们还是用交替掩护方式通过吊桥，我大概是走的第4个吧，一踏上吊桥那桥面就晃动不止，稍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我们举着枪左右晃着几乎是小跑过桥。”

越军部署了一挺机枪防御桥头，但剩下的这18人过桥后蹲下准备摊开地图找路，结果夜里听到动静的越军机开枪，因为侦察兵们都是蹲着的居然一个没伤。

看上面那张18人劫后余生留下的合影，小编觉得后排左一别手枪者应该是那个排长。此人在突围中终于领会到“身先士卒”和“跟我上”的真谛，可堪大用，就是不知道后来发展如何，因为50军在百万大裁军中被裁掉了。

对于448团在这场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亲历者“北京老鱼”是这样看的：

从大的开始说吧，本团在参战之前属于丙级装备，人员不满员（约全员编制的一半，如我们特务连在之前只是警通连里的一个排）、武器装备不到位、不是全训部队（军事训练只占全年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时间主要是在师农场种田或烧砖），何况当年军队里所谓政治挂帅风气甚盛，军事技能被放到次要位置。

（小编：丙级装备是什么鬼？不是只有整编师<甲种师>和简编师<乙种师>之分吗？）

在进入战备后（达到甲级装备），部队急速扩充，大量的新兵涌入连队（包括我哈），山东某军支援过来的老兵又面临水土和人缘关系不服的问题（闹病、不团结等）。好些干部临时被提拔，但自身的军事指挥素质却并不一定能胜任新的职务，所以边训边学是指战员共同的过程。

(小编：新兵军事素质差只害自己，军官军事指挥素质差害大家啊！）

部队当时的许多条例也不符合战时的要求，例如在越纵深境内一次执行夜间警戒任务中，我觉得附近情况比较危险，就拉动枪机上膛子弹，当即遭到某连队首长的呵斥，说必须有“子弹上膛”的统一口令后才能进行这个动作，所以我不得不立即退出子弹，半分钟后当大家都觉得局面不妙时，我们再按统一口令推子弹上膛。

（小编：荒唐至极！负责警戒的士兵居然要得到命令后才允许上膛，突发敌情时如何鸣枪示警？那还警戒个屁啊？）

战前训练虽然是没日没夜的，但是方式比较传统，真枪实战的氛围欠缺。鼓舞士气的方式单一，靠读报读文件、办墙报、学唱军旅歌曲等，光英雄主义的电影就看了一堆，没有对身处战场逆境时的精神、心理分析和准备。至于装备的落后，那应该是时代的局限。

发现没有？在这位侦察兵眼里，第一是训练问题（种田烧砖去了）、第二是新兵比例过高和基层军官指挥能力问题、第三是战前思想准备不足，而装备落后并非大问题。

徐光春同志逝世

徐光春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新华社郑州11月14日电 河南省委原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徐光春同志，因病于2022年10月21日在郑州逝世，享年77岁。

徐光春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徐光春，1944年11月生于浙江绍兴。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5月加入中国。1979年9月起先后任新华社安徽分社党组书记、副社长，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党组书记，北京分社社长、党组书记，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等。1995年7月至2000年6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2000年6月至2004年12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04年12月至2009年12月任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9年12月至2013年3月任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退出领导岗位后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

徐光春是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五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十五大、、十七大、、十九大、二十大代表，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