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2日八字(1971年7月6日八字)

1971年3月28日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将留下，开了22个省市的单子，他说：“你是从地方来的，对全国情况不熟，要到下面调查情况，到各地熟悉情况。”

根据周恩来开出的名单，首先南下广西，到武鸣县。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疆，经济落后，土地少，只要把水利搞上去，种甘蔗大有潜力，经过几年努力，可以逐步发展到300万亩，建成除广东外另一个食糖基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特地从柳州钢铁厂赶回来，同一起研究如何将广西建成产糖基地。

第二站到广东。珠江三角洲农业发达，广东粮食亩产已过《纲要》。顺德生态农业搞得好，池塘养鱼，塘泥肥田，塘边种桑、养蚕，蚕粪喂鱼。在中山县，看了农机厂生产的插秧机。在从化县，看了多种经营、荔枝园。当地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将菠萝、甘蔗种在山上，上山后，甘蔗减产。到惠阳看了小水电。到陆丰去了经济作物搞得好的浮州大队。发现经济作物种植区因自己种的粮食少，农民口粮水平比较低，影响群众积极性，应该解决。两广地区发展带经济林木和经济作物大有前途，但是广东有的干部说：“粮食不跨纲，书记难当；经济作物抓不好，最多作检查。”

到汕头，部队、公社在牛洋田围海造田。围海造田，一开始不是定额计分，以出工的天数计分，群众的积极性不高，进度慢。后来改为定额计分，运多少石料给多少钱，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

第三站到福建。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卓雄陪同去漳州地区产粮最多的龙海县。看到福建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重视多种经营，把荔枝树都砍了，让柑橘上山。闽南和两广都是发展带经营林木和经济作物的好地方，但是有的人一提多种经营就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不加区别地限定时间实现“粮食自给”，甚至推广“毅然决然地砍掉经济作物、果树改种粮食”的经验，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连年减少。

第四站是江西。在南昌听了省革委会某领导的汇报。这个同志是军队干部，根本不懂农业生产。他拿出一张地图，说这是标准的农村规划图，要在全省推广，还编了顺口溜：“八字头上一口塘，道路修在山两边，中间一条机耕路，房子修在山头上。”这不是胡闹嘛！各地的地形千变万化，怎么能统一规划？在全省硬行推广，真是瞎指挥。在湖南工作时就知道江西瞎指挥，就把农村规划图带回北京给看，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第五站是浙江，从慈溪、上虞到绍兴、桐庐、东阳。浙江是鱼米之乡，亩产已过《纲要》。发现东阳一大队上年各种非生产用工占25%，比例过大。财务管理问题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看新安江水库，水淹的面积涉及安徽、浙江，库区群众生活受到影响。

最后一站是上海。上海的粮食亩产超过千斤。发现上海的社队企业在全国是办得好的。社队办服装厂，由上海市派工人指导，质量高，销路好。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看了17个县，18个公社，19个大队。7月底，正准备离开上海北上，突发阑尾炎住院。经周恩来批准在华东医院动手术。术前检查时发现他患有糖尿病。手术后，伤口还没有愈合，正做引流，他就开始写报告，8月10日写完。报告是写给、并报周恩来的。

报告指出：“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完全可以快一点搞上去。”

报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狠抓基层领导班子”。指出：“有的‘怕挫伤干部的积极性’，认为‘基层领导班子是斗出来的，没有问题了’。因此，一直没有把这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本质是好的，主要是狠抓思想整顿，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不能采取简单撤换和‘大换班’的做法。”

第二，落实党的政策。“一般地说，改变所有制、大搞并队、收自留地的风已刹住，遗留的经济问题正在处理。”“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社员劳动计酬不合理。（二）财务管理比较乱，超支户多，一般占农户的30%以上。突出的是非生产用工和开支过大，使社员收入相对减少。有的不顾条件地提倡‘人民事业人民办’，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达20多项。贫下中农说：‘现在是条条道路通米缸。’（三）有些社队干部参加劳动少。特别指出：落实政策，必须排除‘左’、右错误倾向的干扰，认真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现在有些同志有顾虑，不敢讲‘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原则性表态多，问题解决少，‘政策问题绕道走，对与不对不开口’。有的不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认为‘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

第三，全面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专门反映了对多种经营重视不够的问题，最后提出“加强规划，合理布局。全国农业的布局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落实”。

刚写完给、并报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电话：“你情况怎么样？能回来吗？有几个会要开，是我主持。如身体不行，就留在上海继续治疗。”

接到电话，二话不说，停止治疗回到北京，参加国务院1971年8月12日召开的全国林业会议、8月16日召开的农业机械化会议。

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6省市之行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广东农民口粮标准低，福建不重视多种经营，江西瞎指挥，浙江棉农口粮标准低，上海乡镇企业搞得好，等等。因为周恩来工作繁忙，汇报比较简短。

和谈得比较详细，边谈边议。

国务院业务组经常在国务院会议厅碰头、开会。会议厅是个四合院，比邻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大家有事没事常到这里来，在一起坐坐，一边交换情况，一边议论，气氛宽松、和谐。参加的人有：李富春、余秋里、苏静、粟裕，后来又增加了方毅、王震。

长期做地方工作，从心底尊敬老前辈，乐意和大家一起共事。刚到中央，不了解中央、国务院的情况，他虚心好学，征询大家的意见，常常问怎么办。有事，和大家一起协商、研究。大家相处融洽，合作愉快。当时，大家的想法是要缩小工农业剪刀差，让农民得到实惠，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的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和农林部、商业部、财政部商量起草了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提高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的产品和一些机械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第二个文件，从1971年起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超购加价的政策。丰收的地区，可以通过协商向社员超购一部分粮食，超购的粮食加价20%～30%。提出：“考虑到今后农、林、牧、副、渔五业和经济作物的布局和发展，合理安排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统购指标，坚决保证这些地区的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

文件起草好后即刻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工作细致，问：你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了吗？说：都征求了，大家没有意见。周恩来当即送主席批了。文件很快下发。第一个文件是1971年8月14日中发46号文件《关于1971年物价调整方案》。第二个文件是1971年8月21日中发50号文件 《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

这两个文件解决的均是具体问题，大家好通过。从议论、起草到批下来，十几天就办好了。解决按劳分配的文件，因涉及理论问题，就不那么容易通过。起草了一个文件，针对高积累影响社员收入，提出减少积累增加社员收入；重申坚持按劳分配，按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计算报酬；全面发展多种经营，不能乱扣资本主义帽子。

“九一三”事件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原有的政策，开始批“左”，纠正“左”的错误做法。和国务院的其他负责人积极工作，起草文件，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很支持，为增加权威性，以中央名义，经批准下发。这就是1971年12月26日中央82号文件《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解决好六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集体积累和社员的分配工作。人民公社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但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增加收入。

（二）认真搞好粮食分配。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搞好劳动计酬是按劳分配的依据。要注意克服平均主义，应该按照社员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报酬。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要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并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四）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

（五）确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有些社队的超支户不少，造成了分配不能兑现。干部要带头偿还欠款。要把高中级财务管理工作的机构、队伍和社队财务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做到财务公开、公布账目，经济。

（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合理布局农林牧副渔，处理好粮、棉、油、麻、丝、茶、糖、烟、果、药、杂的关系。要划清多种经营同金钱挂帅的界限，不要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

中央的这个文件肯定了国务院前面的两个文件，并坚持按劳分配。这三个文件是“”以来第一次纠正农业政策上“左”的错误。这三个文件制止了“”以来农村过左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稳定农村形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中国有8亿人口，7亿是农民，稳定农民，就稳定全国。特别是前两个文件是在“九一三”事件前就公布了，比1975年的整顿还早4年。但是，这段历史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