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农历九月生男士命运八字(1952年农历九月生男士命运八字详解)

建国初期“五马进京”，哪几位有资格授元帅？邓公是其一

作者：相忘于江湖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五大野战军六大行政区主官纷纷进京。

其中，1952年秋到1953年春短短半年多时间，先后有五大行政区的一把手陆续调入京城，从地方大员转变为相关部门负责人，这5位被董必武老人誉为“千里驹”的大区负责人分别是：

西南局邓公、西北局习政委、东北局高岗、中南局邓子恢、华东局饶书记。

5位大区负责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高岗最受主席器重，所以被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但是5个人都没有参加1955年大授衔，如果参与评衔，谁最有可能被授元帅军衔？

刘邓首长和张际春、李达

从当时行政区划和军区建制来看，六大行政区党口、政口和军队的最高首长，分别是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进京“五马”和后来的十大元帅，都在各大行政区任要职。

林罗刘开创的东北区，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四大要职，都由高岗一肩挑。而在此前，这些职位都是“一元化”的林总集于一身，由此可见主席对“东北王”高岗的信任。

从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沿袭而来的华北区，第一、二、三书记分别是薄书记、聂荣臻、刘澜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董必武，华北军区司令员是聂荣臻，军区政委则是薄书记。

西北区，彭总四大职位一肩挑。只有第二、第三书记是习政委、马明方。

华东区，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军区政委都是饶书记，只有军区司令员由陈毅担任。

离开东北南下的林总，把东北的担子留给高岗，自己则身兼中南区四大要职于一身。由于中南区的第二书记罗荣桓在四野南下时就留在京津地区养病，实际上林总的助手只有第三书记邓子恢。

六大行政区中，西南区成立最晚，当初三龙际会大西南的局面继续存在：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是邓公，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老总。

建国初期的邓公

1952年8月，周公访问苏联，邓公抽调入京任副总理。

早在1950年10月，刘邓大军另外一位搭档、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已经奉命进京，主持选址、筹建陆军大学（后定名南京军事学院）。邓公进京以后，贺老总主持西南区的全面工作。

11月，贺老总被调入京任体委主任，西南区工作由宋任穷主持。

邓公在西南区“三驾马车”里年龄最小，但革命经历非常传奇，而且政工、军事、外交、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独到见解，是不可多得的全面性人才，也是主席的“患难之交”。

邓公16岁赴法勤工俭学，旅欧6年多时间既结识了周公、陈毅元帅等战友，还磨炼了意志开阔了视野。回国后和刘伯坚等人到冯玉祥西北军工作，随后和张云逸等领导了左右江起义。

红军时期，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解放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野和二野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区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

1953年初的评衔中，邓公拟授元帅，在陈毅之后、罗荣桓之前位居第七位。

习政委

1952年9月，邓公进京一个月后习政委也被调入京城。

此前，习政委的身份是西北区第二书记，彭总在1952年10月被委任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4月回国主持军队工作。但是，第一书记职务依然保留，习政委实际上主持西北区工作。

主席抽调习政委进京，出任宣传部部长，时年仅39岁，年富力强。

主席让他接替老资格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是主席秘书胡乔木），就是看准了这位干将虽然出身农民家庭不算知识分子出身，但青年时期就和刘志丹等人深孚众望，而且非常善于宣传工作。

习政委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开辟了陕北根据地，抗战时期既担任过地委书记，也担任过旅政委；解放时期，协助彭总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能文能武，搞宣传更是被主席称赞“炉火纯青”。

术业有专攻，习政委主要从事地方和宣传工作，所以1955年没有参与评衔

“东北王”高岗

1952年10月，有“东北王”之誉的高岗第三个进京。

六大行政区的党政军首脑，只有3个大区是“四合一”的：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于一身。这3个人分别是“东北王”高岗、“西北王”彭总和“中南王”林总。

彭总和林总都是井冈山时期跟随主席南征北战的战友，高岗和主席相识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对比华北区聂荣臻、董必武，西南区、贺龙、，华东区饶书记、陈毅，可以看出高岗地位真是“一马当先”。进京后，主管几乎和政务口平级的计委。

高岗不算是一个标准的军事指挥人才，但是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给了主席很大的支持；解放时期，在东北战场解除了林总入关的后顾之忧；抗美援朝，又在东北军区成为志愿军后勤保障坚强有力的后盾。

新中国成立后，44岁的高岗和朱老总、张澜等人成为6位副主席之一。

1953年初，在拟授元帅的名单中，坊间流传很广的就有高岗。有的甚至把他列在林总之后、元帅之前，当然，不管什么样的版本，以高岗的历史贡献和当时的职位，位列元帅并不意外。

但是，高岗自己葬送了大好前程，部下张秀山、张明远、贺晋年等人也受到影响。

邓子恢

1953年1月，中南局的第三书记邓子恢也被抽调进京。

邓子恢进京以后的任职，是农村工业部部长也是计委副主任，是高岗的副手。主席和周公之所以让邓子恢担此重任，是因为从24年前的1929年，主席等人就和邓子恢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对他的才能很了解、很信任。

邓子恢在土地革命时期，开辟了闽西根据地，在主席落难时鼎力相助，成为“患难之交”。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和张鼎丞等坚守闽西；抗战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但是在误杀高敬亭的事件中和叶挺犯了大错。解放初期，还和张鼎丞、曾山一起向主席发电“弹劾”陈毅。

1949年10月，二野西南进军途经汉口，与四野首长合影，左起：邓公、、林总、邓子恢、谭政、李雪峰

大决战前夕，和陈毅调到中野，在淮海战役的后勤和经济方面出力甚多。

邓子恢是农业和经济方面的专家，也是敢说真话的老革命，所以被主席委以重任。很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别看他的光头看起来怪吓人，实际接触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位副总理是最亲民的一个人。

如果没有离开军队，邓子恢和老战友张鼎丞、谭震林等人都足以授大将军衔。

饶书记（中）在军调小组

1953年2月，“五马”的最后一位饶书记奉调进京。

作为华东区的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的“三合一”，饶书记进京以后的新职位是组织部部长。这也是一个要害部门，也是5人中仅次于高岗、邓公的第3重要职位。

饶书记青年时期，主要做工运工作，是上海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人。后来又和方志敏、黄道等领导了弋横暴动，创建了红10军。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白区工作，并到苏联、英国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

1940年2月，饶书记回国任东南局副书记（书记项英）。皖南事变中，力劝叶挺下山谈判。新四军重建以后，出任政治部副主任。1943年10月，在黄花塘将代军长陈毅拉下了马，随后取而代之。

抗战胜利以后，饶书记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协助陈毅、粟裕解放了华东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陈毅进京后任上海书记。

饶书记在红军时期、抗战前期没有军事实践，所以评衔机会不大，但有大将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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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村落皆有缘

大小村落皆有缘

作者 | 邓永欣

南石河在吕匣店子分叉，向西的那条是洛庄、王庄流域，向东南的那条便是福泉、东峪流域。河流向东南逆行1500米，在靑崖村北分为两条，一条较短向东逆行，全长2000米，这里坐落着赵家北坡、东、中、西福泉四个村庄。在到青崖的这段河段南岸，坐落着东吕匣村。

东吕匣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3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4千米。东临苍虎山而居，西与西吕匣村紧靠，南与青崖村相连，北邻吕匣店子村。明初，吕姓迁此立村。因山中有一石槽如匣，故取名吕匣。明万历年间西吕匣立村，改称东吕匣。现有王、李、周、徐4姓。全村62户，214人，耕地240亩。

赵家北坡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5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6千米。北与南照村隔山而居，南与东福泉村田舍相连，东与上洋河村阡陌相接，西与西福泉村山水相通。据传，元代宋、高、张、郭诸姓立村，始名佛泉村。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赵姓迁入后，改名赵家北坡村。现有赵、吕2姓。65户，191人，耕地218亩。

东福泉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5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6千米。东临上杨河村，西接中福泉村，南与东峪村隔山而居，北连赵家北坡村，明初陈姓立村，始名佛显庄。明朝中叶，高姓迁入，因村南清泉长流不断，大旱不枯，故取名福泉。西福泉立村后，依方位称东福泉。现有赵、王、高、杜、孙、卢、陈、宋、刘、李、张、周12姓。105户，376人，耕地346亩。

中福泉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5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6千米。东与东福泉村紧靠，西与西福泉村毗邻，南对凤凰坪（山），北与赵家北坡村相连。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马姓迁此立村，村居因处两福泉之间，取名中福泉。现有高、马、贾、申、牟、刘、魏、李8姓。56户，277人，耕地145亩。

西福泉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3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5千米。东与塔子峪村隔山而居，西与青崖村隔河相望，南于中福泉村接壤，西北与东吕匣村毗邻，北依苍虎山为屏障。明朝中叶由张、郭两姓立村，始名佛显庄，清初，高姓迁此定居，改称福泉，因村居处东福泉之西，依方位称西福泉。现有高、王、李3姓。28户，128口人，耕地120亩。

自青崖村向南的河流，逆行2500米再次分为两条，一条向西，一条向东，向西到达栗行、西蓼子，向东到达东蓼子、东峪。该流域全长约5000米，坐落着，靑崖、河东、双龙、凤凰坪（栗行）西蓼子、东蓼子，东峪7个建制村。

青崖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5千米，镇政府驻地西南6千米。东与河东村隔河而居，西与东吕匣搭界，南与双龙村毗邻，北靠临（朐）九（山）公路。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周姓立村。人居小河南岸，村西崖高数丈，崖上松柏葱茏，崖下杨树参天，始名青杨崖，演化为青崖。现有周、李、马、高、魏、孙、翟、申、赵、刘、芮、郑12姓。2020年底，120户，517人，耕地900亩。

河东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5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6.5千米。西与双龙村隔河而居，南与凤凰坪村接壤，西北与青崖村毗邻，东以凤凰坪（大山）为屏障。据传，明朝初年李姓立村。人居于青崖南庄东山，取名南庄东崖，1984年更名河东。现有李、王、刘、魏、徐、张6姓。2020年底，88户，242人，耕地158亩。

双龙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6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7千米。东与河东村隔河相望，西以石门山为屏障，南与凤凰坪村毗邻，北与青崖村紧靠。据传，清初周姓立村。因处青崖村南，取名青崖南庄。1984年改为今名。现有周、王、赵、芮、高、李、翟、刘、陈、白、张11姓。78户，264人，耕地460亩。

凤凰坪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8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9千米。东临河东村，西与西蓼子村毗邻，南与东蓼子村接壤，北近双龙村。明代中叶，王、李姓迁此立村，村西有栗行沟，村名随地名而取为栗行，1984年更名为凤凰坪村，与山草坡为1个建制村。现有王、冯、高、张、贺、尹、潘、陶、刘9姓。128户 ，398口人，耕地509亩。

西蓼子村，村居坐落于临朐县西南边陲，位于临朐县城西南40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 11千米。东与凤凰坪村毗邻，西与洛庄村隔山而居，东南与东蓼子接壤，南与沂源县悦庄镇小辛庄村、七里寺村交界，北与道沟村隔山而居。据考证，元代即有史姓居住，明洪武年间（1368—1398），尹姓迁居于此立村。因处蓼子西侧，取名西蓼子。现有窦、王、魏、张、赵、冯、鞠、刘、杜9姓，157户，514人，耕地500亩。

东蓼子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39千米，距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10千米。东与东峪村相连，西与凤凰坪村接壤，南与沂源县悦庄镇两县村以山为界，北与河东村毗邻。宋末，王姓立村。村居处于沟内，河边蓼子丛生，遂取村名蓼子，西蓼子立村后，始称东蓼子。现有潘、孟、谢、董、张、李、赵、秦、陈、鞠、高、刘、孙、史、焦、徐、公17姓。133户，352人，耕地507亩。

东峪村，位于临朐县城西南40千米，寺头镇政府驻地西南11千米。东与九山镇于家沟村隔山而居，西与东蓼子村相接，南与沂源县悦庄镇两县村以山为界，北依凤凰坪。明万历年间李姓迁此立村。始称蓼子东峪，后演化为东峪。现有孟、王、张、李、许、郭、陈、沈、齐、郑、崔、辛、谭13姓。238户，891人，耕地2100亩。

这些个村庄离我家二十多里路，按道理我对这里比较生疏才是，可我这一辈子，却与这些村庄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分。这些大大小小的村庄，由穷变富的全过程，都真实的记录在我的脑海之中，即便是十分微小的新旧更替，也从来没有落漏过。早在九岁那年春天，我就到访过这里，究其原因十分简单，沂源县的两县村是我姥姥家居住的地方。从我家到两县村，最近的山路32里，靑崖、河东、双龙、山草坡、东蓼子等村庄是必经之地。姥姥姥爷虽然都在我出生之前十几年就已经过世，可母亲是我唯一的舅舅带大的，这个舅舅因此便成为我们一家人唯一的牵念。

记得1961年春天，舅舅到我家造访，临走，舅舅征求母亲意见，要带我到他家住几天，我们家的亲戚本来就不多，平时我几乎就没出过门，听到舅舅的提议，高兴地手舞足蹈。那天下午我们从家里出发，到青崖村的时候已经太阳西斜。不知是何种原因，舅舅在这几个村子里熟人特别的多，几乎每到一个村子，舅舅都要停下来和熟人聊一会闲天，长大之后我才真正明白舅舅当时的良苦用心，他那是见我走累了，借机会让我休息片刻。从东蓼子向南，要翻过一座7里路的大山，在接近山顶的时候，舅舅提议背着我走，从小就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我，没有好意思趴到舅舅那宽厚的脊背之上，我们到达舅舅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多时了，我也确实累得不轻。

按照我们当地前些年的习俗，每年的春节、六月、仲秋和生日诞辰以及儿娶女嫁，一年到舅舅家探访的次数不会少于五次之多。我们家虽然兄妹很多，可到我舅舅家次数最多的却非我莫属，一年最少让我去两次，几乎成为我家的惯例。连续十几年尽皆如此，换言之，这些个村子就是我每年的必经之地，直到1980年，我买上自行车之后，从这里经过的次数才越来越少。骑自行车走大路，途经白沙村到两县村60里，路程几乎远了一倍，可我还是乐此不疲，原因是尽管路远，但整个行程用时却少用接近半个小时。

尽管到我舅舅家很少再走这条路，可之后的几十年里，这条路还真的没有少走，几乎每年都走好几次。1985年我到临朐“九中”工作，在那里认识了十分好客的张志涛老师，张志涛老师家住西蓼子村。与张老师认识，真的是缘分使然，张老师的奶奶，是我岳母的亲老姑，按辈分论起来，张老师便是我妻子的表舅，用我跟张老师开玩笑的话，我称呼张老师“他表舅姥爷”，尽管是玩笑，但这里的“老亲戚”关系还是清楚的。在九中工作三年，去过张老师家四次，张老师也到过我家好几次，1989年我翻建新房后，他伙同九中好几位同事给我贺乔迁之喜，那时，我早已不在九中工作了，这份情谊可让我珍惜一辈子。

到寺头初中工作之后，学校的老师之中，这几个村里的人更多。先是双龙村的高克勤和周义科老师，之后便是东峪村的徐传祥和孟凡升老师，2001年，凤凰坪（栗行）村的陶建孝老师又成为我的挚友。与这些老师们的关系，虽然无可能像亲戚那样，逢年过节的必须探望，但有人乔迁之喜，儿娶女嫁，到场陶一杯喜酒喝，那是必不可少的。

东福泉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龄人我都认识，比我大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我大多也都不陌生，因为我的表姐家就在这个村里，从七八岁开始，几乎每年都去表姐家数次。不仅仅是表姐这一层关系，表姐夫的弟弟，与我是战友，我俩在一个连队同吃同住五年多，我们之间的那份情谊，更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

我的这位表姐姐，若论情感，半点也不比一奶同胞差之分豪，表姐是舅舅唯一的闺女，她比我大16岁，我俩的渊源从我出生那年开始。记得母亲曾经说过我与表姐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境，那些事情不仅让人心酸，更多的是令人无奈。

建国初期，全国的老百姓都十分贫穷，我舅舅家又算是穷人之中最穷的存在。舅舅家六口人，好地没有一垄，只有三亩挂在山坡上的贫瘠之地，风调雨顺之年勉强可以糊口，遭遇旱灾，近乎颗粒无收，舅舅家的日子，一年的粮食缺半年那是常有的事，表姐在舅家是最大的孩子，所吃的苦也是最多的。尽管舅舅家很穷，可舅舅也是死要面子之人，当地风俗中的礼尚往来，他从来也没有落下过一次。

1952年农历9月26日是我的生日，到那年的11月初四，我已经满月好几天了，就在这天下午，舅舅牵一头毛驴来到我家，不为别事，就是按当地风俗接母亲和我到舅舅家住满月（农村孩子满月，必须到姥姥家住满月）。那天夜里下了三指小雪，虽然天气比较冷，第二天母亲还是抱着我随舅舅往两县村疾行而去。

母亲回忆中曾说过，那天时至中午，我们翻过东蓼子南山，进入两县村地域后，在两县村北山上见到我的表姐，她光着脚丫子正在捡拾柴禾。舅舅见到表姐此时的光景，心如刀绞欲哭无泪，强忍心痛问表姐：“这么冷的天，你不在家里，怎么还出来拾柴禾”？表姐只是哭，什么话也不说。舅舅又问：“你怎么连鞋子也不穿”？这时表姐才说：“我的鞋早就没法穿了”，然后又是不停地哭泣。在母亲好长时间的劝慰之下，表姐的哭泣才得以停止。舅舅对表姐说：“我们不拾柴禾了，我们现在就回家”。舅舅背起表姐拾得柴禾，母亲牵着毛驴，表姐这才抱着回我舅舅家。生来第一次与表姐相见，那时虽然我除了会哭，什么也不知道，但听母亲说起此事的经过来，多少有些尴尬。

母亲说，这件事情，当时给她和舅舅一个错觉，都以为是妗子虐待我的表姐。可事情的发展让她们知道，她们错的有点离谱。回家后舅舅立即质问妗子：“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能狠下心来让孩子去拾柴禾”？妗子的回答：“我是有错，可没有柴禾烧，拿什么做饭？全家人总不能吃生粮食吧”？妗子的话让舅舅的火气消了一半，舅舅又说：“那你也应该让孩子有双鞋穿着出坡，没鞋穿难道你不知道”？妗子说：“这也是我的错，我知道孩子没鞋穿，可我也没办法，家里新旧布子没有一寸，我用什么给孩子做鞋穿？我用双手画一双鞋子，孩子能穿着上坡吗”？此时的舅舅，火气全消，只剩下自责，日子过成这样，一家之主难逃其疚。

母亲还说，当时舅舅午饭也没吃，立即到市面上买来一尺青布子，让妗子给表姐做鞋子，可他哪里知道，光有这一尺布子是做不出鞋子来的，这一尺布子只够做一双鞋子的鞋面。鲁迅先生曾经有句至理名言“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路是人走出来的”。母亲回忆说，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那天下午，她与妗子分头行动，跑遍村里的大街小巷，在墙窟窿里找破铺衬烂布条，回家后打成“蒛子”，她和妗子一人一只鞋底子当夜完成。第二天上午，每人又做一只鞋帮子，不到天黑，一双新鞋就穿在了表姐的脚上。前些年我与表姐谈起过这段心酸往事，表姐说：“我从来就没有记恨过她（妗子），那年月的日子，确实很无奈，为那个家，她已经尽心尽力了，本来就无可厚非”。由此可见，表姐的通情达理，非同一般。

经妗子同意，五天之后，表姐同母亲一道来到我家里，我家的日子虽也不富裕，可与舅舅家相比较，还是好了很多。表姐来我家后，母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表姐做衣服和鞋子，半年不到，表姐整个人的容貌和气质就焕然一新。表姐在我家一呆就是四年，我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一直都有都有表姐陪伴左右。表姐结婚，从我家发嫁，所有的嫁妆，都是母亲筹备的，对此，表姐什么也没说，只把这份深情默默地装在了心里。她待我父母视若亲生，待我们兄妹如一奶同胞，我们待这个表姐亦是如此，不管是因为何事，我只要路过福泉村，不去表姐家坐坐，那是不可能的。

表姐夫为人善良，与表姐育有四个子女，凭着两口子勤劳节俭，缺吃少穿的事一辈子也没发生过。在大集体的年代里，表姐是她那个生产队里挣工分最多的家庭妇女，甚至有一些整壮劳动力还没有她挣工分多。为不耽误白天到生产队干活，一家六口人的饭食，表姐从来不在白天摊煎饼，全家所吃的煎饼，表姐都是天亮之前摊完。不仅如此，两人在村里的口碑也相当不错，只要邻居们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他们从来不会推辞。对待我家的大事小情，更是全心全意。

记得有一年，青黄不接之时，我家粮食接济不上，父亲借来50元钱，到九山集上买粮食，我家到九山50里路，到福泉村20里，父亲头天下午到表姐家住一宿，第二天再赶集。姐夫问父亲赶集带了多少钱，父亲如实告诉姐夫只带了50元，表姐夫拉开抽屉，把家中仅有的40元钱给了父亲30元。当时一斤玉米三毛钱，父亲的50元钱只购买160斤粮食，全家九口人，真的维持不了几天，添上这30元，多买100斤，就能多维持几天。三十元？确实不多，可这是表姐一家近乎全部的积蓄，这份深情我们兄妹也是铭记在心的。

尽管我会经常去表姐家，但我对表姐家的资助却少的可怜。仔细搜寻脑海中的记忆，记得我只给过表姐两回钱，每回100元，开始表姐不收，但经我一番说道后表姐还是把钱收了。还有一回，我觉得表姐和姐夫年龄都大了，我想多给他们一点，当时我掏出500元给表姐，表姐不仅没收下钱，还把我数落了一番。表姐说：“我俩虽然不富裕，但我们并不缺钱，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钱够花的就行了。”当我执意把钱留下时，表姐的话就有点重了，她说：“你觉得我现在活的可怜吗？如果你觉得我很可怜，我就把钱留下，如果你不是在可怜我，你就把钱拿回去，我如果实在有困难，我会打发孩子去找你的”。表姐话语不多，却说的我潸然泪下，只得把钱收回。自从使用手机微信后，终年身无分文，更没有可能给表姐送钱花了。不过我知道，表姐过得很顺心，活的很有尊严。

去年表姐87岁，姐夫90岁，两人如此高龄，我更应该常去看看。五月的一天，我到福泉村有事情，事情完毕，便立即赶到到表姐家里，刚到大门口，表姐推着小铁车向外走，车上绑着两蛇皮袋子艾蒿叶子，她打算推到七里路外的吕匣店子去卖 。既然是这样，我也没有犹豫，把她的那俩蛇皮袋子搬到我的车上，让表姐一块上车，我姐弟俩共同往吕匣店子走一遭。两袋子艾叶，26斤，卖了52块钱，这点钱，在普通人的酒桌上，不值一桌菜的十分之一，可对表姐和姐夫而言，十几天的生活绰绰有余。可是表姐如此辛苦的采艾蒿叶子，并不单单是为了这点钱，用她自己的话说：“能干就就尽量干一点，百利而无一害”。期间，我问收购站的老板娘：“我老姐姐87岁了，还到你这里卖艾蒿叶子，你对这事怎么看”？老板娘很会说话，她说“这说明你老姐身体壮实，那些有钱人，想用钱买你老姐这样的身板，他们做不到，你老姐今年这是第三次来卖艾叶了，她每年都来好几次”。卖完艾叶，我把表姐送回福泉村，路上表姐打趣说：“这个社会有多好啊，我卖艾蒿叶子还车接车送，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是啊，我的老姐姐，活得健康，活的开心，这已经足够了，无论是我，还是他们老俩，别无他求。

本意是写寺头镇的人文地理，可我却在这里写起了表姐的身世，这似乎扯的有点远。表姐是无数普通寺头人的缩影，她从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旧社会走来，初尝过和平建国的喜悦，也经历过物资匮乏时期的困顿和无奈。她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他亲眼目睹了本地区由穷到富由弱变强的全过程。她与表姐夫为本地区的建设奉献了一生，对当今社会的评说，最有发言权。有人对当今社会稍有微词，必定会招致她的毫不客气。如今已经是九十岁（姐夫）接近九十岁（表姐）的老人了，依然不愿坐吃等穿的享清福，还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寺头这片土地上，与表姐类似的人太多太多。

如今，表姐有四个儿女，孙子三个，孙女一个，外孙三个，外孙女一个，曾孙三个，曾孙女两个，增外孙三个曾外孙女三个，真可谓子孙满堂皆大欢喜。老姐十分满足，她常说“没有太平盛世，就没有我四世同堂的这一大家子”。表姐应该满足，在她之前的几十代人，“丰衣足食”是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事，如今，丰衣足食早已成为现实，她没有理由不满足。

像表姐样满足的人很多，大多都是与表姐年龄相近的那一辈。可我们这个社会上，仍然还有很多人没有这种满足感，他们对寺头的发展极不满意，他们甚至说“你们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就会发现我们这里依旧是十分落后的，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这种说法，只要不是贪得无厌之人故意贬低已经取得的成就，那还是无可厚非的。只是，需要我们所有的寺头人，把这种不足变为动力，真心实意的为改造寺头，建设寺头做出义不容辞努力。改造自然，建设寺头，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是今后无数代人无休止拼搏的事情。只要我们的后辈子孙，一辈接一辈，如先辈们一样，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继续下去，我们寺头的山山水水，一年更比一年美好，一年更比一年绚丽多姿。

2022年6月

邓永欣，笔名白头饭翁，1952年出生于寺头镇雕窝村，党员，寺头初中伙房师傅，现已退休，仍笔耕不辍，喜爱写作，自写传记4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