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姓霸气的名字男孩(梁姓霸气的名字男孩四字)

53年，梁漱溟顶撞毛主席！30年后在主席故居，梁漱溟说出悔恨之语

1983年，90岁的梁漱溟来到了毛主席的韶山故居。

在故居，看到地道的农舍房子，想到家世代为农的家庭背景，老人的心情突然很沉重，他想起了30年前顶撞的那一刻，突然之间，心中百感交集，他发现自己既没有“雅量”，亦没有格局。

不觉间，梁老眼圈红了！

他感叹道：“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这事要发生在身上，他底下的特务早就来拿我梁漱溟的人头了。”

出生前的两个月，北京一家梁姓人家，生了个男孩，这就是梁漱溟。他俩同年。

梁漱溟，绝对少年得志那一种，比年轻的风头更盛。

1913年，20岁的还在努力上学时，梁漱溟已经名声在外，他因为《报》记者、编辑的身份，见识颇远，人脉也不少。而在1913年，梁漱溟写出了两本极其小众的书，一本叫《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

仅仅从这两本书看，这年轻人特别善于思考和总结。

接下来的时间里，忙着求学、救国，而梁漱溟则做各种研究，这一段时间在研究佛学，下一段时间喊着要出家；这一段时间在北大教书，下一段时间又在研究农村；这段时间在四处演讲，下一段时间又在写书.....

总之，梁先生研究挺杂，但因为思想有深度，写作能力超级强，研究什么都能出成果。就此，梁先生的名气越来越大，渐渐成为国内一大名人，甚至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如此大的名气，不免为人狂傲。这也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

和梁漱溟的初相识，是在1918年，那时，还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而同样年龄的梁漱溟已经是老师杨昌济的座上宾了。对名满天下的梁漱溟，印象深刻。而梁漱溟没有记住这个朋友的学生。

下一次见面，已经到了1938年，梁漱溟作为的国防参议员、民众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来到了延安。

这次，主动介绍身份：“我们早就见面了，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是北大的老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

终于，梁先生隐隐约约地想起来了。

如此，两人很快熟络起来了，距离迅速拉近。

当时，对于抗日战争，梁漱溟较为悲观，而却很乐观，斩钉截铁地说道：“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

当时，正在撰写《论持久战》，而且接近完稿。因此，从前到后，从国内到国外，从中国到日本，仔细分析了个遍，此时梁漱溟才发现，这是个大才，大为叹服！

当日，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送给了。

快速浏览阅读，第二日，两人再度进行深聊，这一次，两人争吵一通。

梁漱溟对国家建设主张改良主义，对“主义学说”并不看好，而则是坚定的人，对于信仰，坚定不移。于是，争吵未能避免。

梁漱溟在延安期间，和深谈八次，每次都有两小时以上，有互相的敬佩，也有意见一致的时候，当然也有观点不同的时候。

总体下来，虽有争论，两人互感还算不错。

1946年初，梁漱溟再赴延安，此时，内战还未完全爆发。

这一次，梁漱溟高谈阔论，大谈国家治理。不过，有些谈的还是不错，比如中国应该发展新现代工业，农业上也应该现代化。

不得不说，梁先生是做过功课的，他将欧美的经验仔细研究后，认为应该走欧美相似的路，可是，梁先生显然忽略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其他不说，国共两党能否和平共处，都是难事。

底下有十多位高级领导，大家没有打断，也没有反驳他，让他毫无压力地侃侃而谈。

梁漱溟刚回去三个月，启动了内战，他谈论的两党和平共处下的国家治理，没有了任何的土壤。

曾经，是杨昌济的学生，梁漱溟是杨昌济的同事，那时，无乱如何争论没关系。

后来，到了延安，是毛主席了，但和梁漱溟是私下谈论，哪怕有争论，也没有关系。

再后来，建国了，梁漱溟因为性格直率，说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也无大影响。

比如，1950年3月12日，他受邀到了，说道：如今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

当时，就摆了摆手，笑说道：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

再比如，1950年朝鲜战争前，约见梁漱溟。

此时出兵朝鲜已经确定，当和梁漱溟一起谈到了出兵的问题，梁漱溟说道：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绝非上策。

看得出来，梁先生真的非常直率。某种方面来说，其实也需要这样的人才。

1953年，梁漱溟直接顶撞了毛主席。

1953年9月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兼任政协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此次会议，分成若干小组进行讨论，然后小组代表纷纷发言。

第一天，各小组轮流汇报，临结束时，周恩来宣布第二天有个人做大会发言。

这就不是小组讨论的内容了。因为时间有限，只能挑选一些代表发言。而梁漱溟，应周总理邀请，安排在了第二天发言。

梁漱溟做事认真，连夜准备内容。第二天，大家发言很踊跃，于是，梁漱溟提议让外地的同志先说。时间不够，周恩来宣布延期一天，而梁漱溟的发言就放在了最后一天。

第三天到了，终于到了梁漱溟发言的时间了。

梁先生准备充分，大谈了三大内容，一是经济建设中该注重哪些，第二个说了党员干部发动群众时，要注意态度，不能强压，不能包办代替。这两方面说的好像都没什么大问题。

第三个说到了农民问题，大谈农民太难，他用到了“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这句话，还说道：“过去依赖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农民，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了他们。”

当时，很多人非常诧异，这不像解决问题，而是制造矛盾，因为当时正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主要资金要用在重工业上。农民的生活水平暂时改善得慢一些少一些，也是制定“一五计划”的原则之一。

显然，第三点讲得不太好，忽略了大局。当时，毛主席不在场。

政协大会开完后的第二天，参加政协大会的大多数人也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这场大会，彭德怀做了抗美援朝的情况报告，接下来进行了讲话。

讲话期间，毛主席说了这么几句话：“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太苦，要求照顾农民.....现阶段，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我们不能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我们搞了几十年农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易，不容易破坏的。”

显然，听说了梁漱溟不合时宜的话，对此并不赞成。

此时，众人都明白，毛主席说的是谁。梁先生应该反思一二，可能更好。但是，关键时刻，这个有风骨的读书人，选择了最不可取的方式，

他先是在12日写了封信，信中据理力争。9月13日给了信。至此，就可以了，应该止住了。

可是，梁漱溟坚持认为，毛主席对他有误会，这误会应该解开，解开的程序是好好谈一谈。9月13日有过会晤，梁漱溟认为没有谈开。

9月14、15日继续开会。

9月16日，梁漱溟再次发言，陈述自己在政协会议9月12日的内容，认为不反对总路线，只是“实事求是”。

到这一步，梁漱溟还不知道哪里错了。

9月17日的会上，周恩来发表长言，批评了梁漱溟。而也是再次严重批评了梁漱溟，口气很严厉，结合过去的言论一起批评的。

梁漱溟不甘心，回家做了仔细的准备，在9月18日再次发言，认为领导们对他的批评过了，特别毛主席的批评过于严厉，他说道：“主席的口气很重，肯定我是恶意。但是，仅从一次讲话，就判断我是恶意，显然论据不足....."

全国性的大会上，梁漱溟多次争辩，还直接顶撞毛主席，参会的人们纷纷要他下台。如此，梁漱溟脸上更挂不住了，但他继续大谈特谈，甚至谈到“我也想看看毛主席有没有雅量”.....

看到梁漱溟谈个不停，大家都不耐烦了，有人已经起哄梁漱溟下台了，最后说道：“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

梁漱溟回答道：“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全场哗然！说道：“不给他充分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给了他充分时间，他能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不是几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月能够解决的。”

毛主席坚持让他十分钟讲完要点，梁漱溟坚持要更多时间。就此进入僵局。

最后不得已，大家举手表决。当然，大多数人不同意梁漱溟讲了，僵局就此终止！

后来，梁漱溟不再参加这样的大会了，但工资照发，待遇照旧。说道：他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1958年前后，国内发生了一些波动，可是，梁漱溟未受到什么大冲击，日子照旧。

1966年，更大的冲击来了，梁漱溟也仅仅是从屋内赶到了一个小房子，他继续写作，日子照旧。

梁漱溟给他的长子谈起过和毛主席的争论，儿子的看法很客观，一是认为父亲的一些建议不合适，毫无顾忌地提出，更不合适；二是，父亲总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待新中国，批评新中国的一些不足，也不合适；三是，认为他有恶意，不足怪，主席也是站在大局上看问题。

听完长子的话语，梁漱溟久久沉默不语.....

1983年，梁漱溟已经90岁了，他到了湖南韶山毛主席的故居，看到毛主席居住的土房，感慨不已，红了眼圈。是啊，论农村问题，毛主席家世代农民，又搞了十多年农动，又怎会比自己看得浅呢？

他对身边陪同人员说道：“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伤害了他的感情.....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的严厉批评在后......"

是啊，梁老终究是发现了问题之所在，也终究是后悔于曾经的顶撞。

只是，毛主席听不到这样的悔恨之语了。如果毛主席泉下有知，一定会欣慰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