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的意思(韶的意思和含义是什么)
古代歌曲《韶》有多好听?演奏会吸引来凤凰,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
古代,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一段音乐演奏时会吸引来凤凰,演奏完之后会让听的人三月无肉味,而且这个人还是特别懂音律的孔子。
那么,这段曲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曲子呢?
这首曲子名字叫《韶》。
据记载,孔子的马车当天行驶在临淄街头,来到大城市南门。他遇到一个孩子,把他抱到车上。几乎同时,城市里传来了演奏音乐的声音。孔子屏住呼吸,立刻叫车夫赶紧驱车去演出的现场。
孔子那天听到的曲子就是古曲《邵》。这是一首古老的曲子,据说演奏时会有凤凰飞进来听。
古曲《邵》出自齐国。齐国不仅有古曲《邵》,还有古曲《武》。古曲《邵》是虞舜太平和谐之乐,故曲调优雅宏盛。而古曲《武》乃武王伐纣一统天下之乐,故音韵壮阔豪放。这两首曲子虽然曲风不同,但是都非常好听。
孔子很爱音乐,到了齐国当然对此念念不忘。当时正逢齐王举行祭祀,所以接连听了三天古曲《邵》和古曲《武》。
虽然古曲《邵》和古曲《武》没有吸引来传说中的凤凰,但是孔子对此行却非常满意。回去后的孔子,一连三个月如痴如醉,甚至将喜爱吃的肉都抛到了脑后。
这件事记载于孔子的弟子的《论语·述而》中。原文如下: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这首曲子,在被孔子听到时,已经在世间传诵了至少1500年了。由此可见,古曲《邵》是一首非常非常古老的曲子。当然,能够演奏出古曲《邵》说明演奏的音乐师技艺十分精湛。至于引来凤凰一事,由于距今太过遥远,实在无从考证。不过,从能引来凤凰这个传说来看,虞舜太平和谐之乐《邵》,不仅有着优雅宏盛,也象征着吉瑞。
虽然人们如今不能够亲眼看到和听到古曲《邵》的演奏,但从季礼对古曲《邵》的评价中,人们可以通过想象梦回齐鲁,一睹古曲《邵》的风韵。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其盛德,其蔑无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礼是春秋战国时候有名的文艺评论家,对华夏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他对古曲《邵》的这句评价,大概意思是:这曲的德行简直达到顶点了,伟大啊,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一样,像大地无所不容纳一样,虽然有超过大德大行的,恐怕也超不过这个曲子了,观赏到此达到止境!如果还有其它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
为了重温盛乐,人们寻找古曲《邵》的记载,然后根据考古发掘的文物,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古曲《邵》。希望有生之年能够有幸见到古曲《邵》恢弘盛大的演出吧。
由器见道
作者:赵晓霞,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不仅“集其大成”,而且“开其新统”,并创造性地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主张。现代人也学习诗歌、音乐、舞蹈等,但往往囿于学科壁垒,忽略了古人立教之诚。实际上,“器在道中,道在器中”是孔子教育的基本理念,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特性。
孔子用“述而不作”的方式传承三代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尝试以“六艺”经典来教化人、培养人。《礼记·经解》谈到“六艺”之教:“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概言之,“六艺”之教是要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其中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等,都是君子所具有的核心素养。“六艺”的教育目标,对当代教育乃至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以《诗》为例,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言”,并非普通的交谈,而是特指“温柔敦厚”的雅言,且有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化特质。当人们吟诵、涵泳《诗经》,理解并掌握“思无邪”的雅言,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言语时,便能呈现出“温柔敦厚”的人格品性。用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孔子“诗教”培养人的特点:只有使用雅言,才能在言语中构建和想象出经典所创造的至善世界。同样,其他经典如《乐》《易》《礼》等,都是通过各自独特的文化形式,培养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君子。
现代教育中,“六艺”等经典内容渗透于语文、历史、数学、音乐等课程当中,是我们可资利用的重要课程资源。进行课程和教学转化时,关键要把握“由器见道”的原则。如《关雎》无论被后世赋予怎样丰富的内涵,但最打动人的,仍是两千年前那位徘徊河畔的青年,听到的那一声“关关”的鸟鸣。《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当万物踏着各自节奏,纷至沓来时,天地间的人们,也以吟诗、歌咏、舞蹈等形式表达情感和心声,文化便由此产生和章明。“六艺”是古人借助不同符号系统所表达的自然之“数”,并传承着自然之“道”。只有当我们由“器”见“道”,才能真正在理解传统文化中理解当下和自我。
钱穆曾提出《论语》学习的方法:切莫先横梗着一番大道理。这也是我们理解其他六艺经典的关键方法。学习《论语》等,切莫先入为主,而是在熟读精思、循序渐进阅读的基础上,逐渐领会出道理。这正是经典学习“道在器中”的原则。离“器”而言“道”,就如朱熹所言,看一座房子只在外部看,却不入房内,终究是门外汉。
首先,在“字求其训”中作考证。例如了解《论语》中“乐”的内涵,首先须做考证的功课。《八佾》中讲:“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为何讲《韶》乐“尽善尽美”,而《武》乐“尽美未尽善”呢?朱熹讲:“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尽美”是就声音而言,《韶》乐、《武》乐都非常动听;“尽善”是就内容而言,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尧禅让而来,而周武王天子之位是由讨伐而来,尽管是正义之战,但孔子认为“未尽善也”。孔子深刻体悟到音乐的教化作用,故而称之“尽善尽美”。《阳货》篇讲:“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执着于礼乐,又跳出礼乐,要在“乐”中见“和”、见“仁”、见“君子”。
其次,在“句索其旨”中重辞章。辞章主要是指字义、句法、章法等。如《述而》篇:“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从辞章分析,程颐讲:“非乐疏食饮水也,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孔子所言重点,不是强调喜欢“饭疏食饮水”,而是强调即便是简朴度日,却能“不改其乐”。钱穆认为“此章大有诗意……尤在‘如浮云’那三字”:君子自是“不行不义之事”,那“不义之富贵”自然“如浮云”般,与君子何干!
再者,在“虚心涵泳”中求义理。“义理”是价值层面的追求,是经典对我们自身和当下的启发和观照。清人提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考据明而后义理明。朱熹也强调《论语》的“融会贯通”须建立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只有下足了句句看透、精熟、成诵的功夫,才能得其精髓而把握“义理”。如《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约略读过,大概这是时光易逝之叹。朱熹品出的“义理”则是: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倘若联系《论语》其他章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等,那么夫子在川上的这番感慨,不仅是“时光易逝”,更有着君子当自强不息,当时时省察、不断进学的思想内涵。
我们传承传统文化,不仅要关注经典,还要关注文化仪式、文物等,在多重印证中建构当代价值。德国杨·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将语言交往记忆、对物的记忆以及模仿性记忆融汇于此空间当中。换言之,传统文化不仅投射在经典文本(语言交往记忆)上,还投射在文物(物的记忆)和文化仪式(模仿性记忆)上。
首先,对话经典,建构记忆。经典无疑是走进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途径。以“孝”为例,孔子高度推崇“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今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更需要多角度思考。“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这是讲人伦标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讲赡养之孝;“恭敬”与“色难”是讲敬慕之孝;“无违”是讲礼仪之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则是讲继志之孝。所以,《论语》从人伦、赡养、敬慕、礼仪、继志等多个层面,创造了多层次“孝”的概念,只有当我们立足经典文本,对之加以条分缕析,才能由我们普通人理解的“孝”,走向孔子有着丰富伦理内涵的“孝”的概念,进而为继承和践行中华传统美德“孝”提供依据和可能。
其次,参与仪式,体认记忆。美国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提出,文化仪式如同转换器,一端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外部道德约束和类分,另一端是个体行为者的内在情感和想象。孔子早就洞察到“仪式”对育人的重大意义:他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坚持用规范性的、不断重复的“习礼”,达成当时人们对儒家思想的体认。用孔子的话讲,即“不学礼,无以立”。礼仪背后蕴含着深层的文化意蕴,这就把价值观念,熔铸于“习礼”的行动当中。通过“力行”礼仪,达成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最后,关注文物,丰富记忆。文物超越了普通物的实用和审美特性,使得原本隐而不显的时间和文化变得清晰可见。无论是玉礼器、青铜器等文物,还是孔府、孔庙等文化遗址,都是承载彼时思想的文化想象,是当代人们丰富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如曲阜“三孔”遗址,孔庙、孔林、孔府等都是孔子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的具象化体现,也是体验和感受孔子“诗礼之教”的重要文化场域。如孔庙里有“金声玉振”坊,古人奏乐以击钟(金声)为始,以击磬(玉振)为终,以金声玉振象征孔子对后世的“滋养”,与孔子“礼乐”教化思想正好吻合。又如孔林有“子贡手植楷”石碑,形象地传达了弟子的“继志”之思。看到这些实物,再来读《公冶长》中子贡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感受必然不同。这些真实的文化物象对丰富当代人的文化记忆无疑独具价值。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2日11版)
古书论所讲的八个“正”字,如何解读才是正念,而不是一本糊涂经
本文近六千字,重点对古书论“心正则笔正“等含义模糊或者截然不同的八个“正”字,作系统梳理和解评,力图正本清源,还原真相,便于对传统书论的准确理解;便于确立正确的取法方向。列位看官读后,如有感触,新解及不同意见,欢迎畅言指正,讨论批评。
历史上的书法理论或论言,都是论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情境下的论证和阐发。对这些名家的论言,如不联系当时的语境和历史条件,而仅按字面意义,作表面化的,想当然的理解,解读,就会造成误解,误导和产生无尽的歧义。误解,误导不是事,如果以误解,误导来指导学习,就要坏事。
一、柳公权的“正”
《旧唐书·柳公权传》:
穆宗时,以夏州书记入奏。帝曰:“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遗侍书学士。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
《旧唐书·柳公权传》心正则笔正说,载与正史,造成后世的误解和歧义良深。
误解之一:朝廷命官借机对年轻的花花公子皇帝书谏。心正则笔正,柳公权劝花花公子小皇帝专心练习书法,不可沉溺于声色犬马;
误解之二:为人道德品行公正,端正,字就能写的端正;心术不正,写字就不端正;
误解之三:学习书法,字要写的方方正正,端端正正;
启功先生认为,这是柳公权自誉之术,潜台词是说,“吾笔既正,足证吾心之正”。并批评说:“公权机巧工自誉,心正笔正何关书”。
事实上,“心正则笔正”一说,柳公权仅是陈述初唐书法家虞世南的书学理念,指书写时胸有成竹,而法随笔至,心中有正念,下笔才有规矩。引申和别解,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二、虞世南的“正”
虞世南《笔髓论》:
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思。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敧斜:志气不和,书必颠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敧,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
准备写字时,应当思想集中,杜绝杂念,心无旁鹜,志气和平,才可取得好的效果。如果心神不定,笔下所书也会没有精气神。
这里的“正”,就是平静的意思。
冲:《老子》:“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指空虚。引申为心无杂念,心气平和。
冲和:矛盾的统一。
虞世南,柳公权的论言,和汉蔡邕的《笔论》的“欲书先散怀抱,”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的“夫欲学书之法,先干研墨,宁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孙过庭的“五乖五合”论悉无二致。主要讲书写时的心态问题,要心平气和、绝虑凝思。
虞世南《孔子庙唐碑》局部
孙过庭《书谱》:
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这是书法理论史上著名的学书“三阶段”论。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初学分布,但求平正”的“分布”和“平正”的准确含义。
唐以前的书法,没有过多地受到“干禄字”、“馆阁体”和印刷体的影响。当时的书法家所见所学,都是生动鲜活的字体,不象宋以后的书学直至现当代的书家,在书法的结构方面,被套上“干禄字”、“馆阁体”和印刷体的沉重枷锁。
平正”二字,最容易使现当代的人们产生误解误读和歧义。千年以来,受馆阁体”、印刷体、规范字教学的淘染沿习的强大影响,在惯性思维和书写习惯的导引下,今天的人们已经下意识的,先入为主的以端端正正,四平八稳为平正,而不知唐人所说的“平正”,并不是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的平正。唐人的“平正”,是动态平衡的平正,而不是今天的横平竖直,千字一面,机械死板的平正。
对比唐人的楷书,尤其是中唐以前的楷书,即使是为“题勒方畐”而作的应其所用的碑刻,都不是平正死板的。但今天的人们,对这些古今关键性的不同点,已经视而不见了。如某某人所谓的欧体,和真正的欧阳询楷书,两相对比,已判若云泥,但如今的初入书途者,反而对以“题勒方畐”为用的唐楷趋之若鹜。
这里的“分布”,具体来说,就是讲结构的变化和章法的布局。
当前的书法理论界对这段话的权威解释是:
“三阶段”,是概括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从学习传统到有所创新的三个阶段。
第一“但求平正”,是掌握前人法度的阶段;
第二“务追险绝”,是努力探索新法的阶段;
第三“复归平正”,是最终建立新法的阶段。
陈方既先生解释说:孙过庭用“中庸”的哲学观念,来阐释一个书家从学习、探索到创新的全过程。孙过庭视学法阶段为“未及”,求新阶段为“过之”,最终确立新法阶段为“中庸”,即“通会”的最高境界,至“通会”而“人书俱老”。
我们认为,纵观古今书家所走过的道路,皆由这三个阶段而概莫能外。但今天人们理解的平正就“平正”而附会唐人的平正,就是钻牛角尖,离其本意真谛,不啻隔山打牛。
孙过庭《书谱》局部
四、徐浩的“正”
徐浩《法书论》:
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促令大,大展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为大经矣。
晚唐至北宋初,科举“干禄字”的阴影和死法的枷锁,已经笼罩在书法家的心头,套上书法家的手脚。
徐浩没有说出“正”字,但要求写字要疏密,大小一伦,笔画多的字和笔画少的字,小者要促令大,大者蹙令小;笔画疏肥的字令其密,笔画细密的字令其疏,总的来说要整齐划一。徐浩认为这是书法的“大经”,即根本经验。
徐浩《法书论》,充分地反映了一种不偏不倚、力求将书法统一在一个平正安稳的,固定死板模式的僵化思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正书都按这些原则书写 ,那里会有风格面目的多样性。
徐浩的《法书论》,首先为馆阁体开路召魂。也证明唐楷自晚唐到宋以后,已走入末路。事实上,晚唐柳公权的楷书,已见端倪,他的楷书受到后世许多书家的贬斥,当在情理之中。
徐浩《李岘妻独孤峻墓志》
五、苏轼的“正”
苏轼论书:
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
书法备于正书:现代人往往理解为书写的技法,正书是最完备的。而正书就是楷书;正书是文字书写的最后一体 ,行、草书是由正书发展而成的。
但书体的发展史,楷书却是在草书之后产生的。
苏轼所处的北宋初,正书、真书是篆书,隶书,楷书的通称,而不是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仅仅指楷书一体。北宋以前的篆书,隶书,都叫真书或者正书;北宋以前的书论所谓的“楷”,多指楷模,法则。直到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的赵构提出“篆、隶、真、行、草”五体之说,篆、隶就不再叫真书,正书。从此真书始专指楷书。
苏轼《梅花诗帖》
刘熙载《艺概*书概》说:
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籀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卫恒《书势》云:“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为楷也;又云:“伯英下笔必为楷,则是草为楷也。”
所谓“楷”,在南宋前,都不是哪一书体的固定名称。不仅正书可以称“楷书”,汉代北海敬王睦善于写史籀所作之书(古籀文,俗称大篆),世之学书者就以之为楷法,于是大篆也可称为楷书;卫恒称王次仲开始作楷书,于是八分(隶书)也可以称楷书;“伯英下笔必为楷”,则张芝的草书为楷。这里的草书称为楷书,是楷模,规范的意思。
张芝成为“草圣”时,还没见过真正的楷书。
苏轼所处的北宋,书法上出现了两种趋向:
一是宋初的赵光义爱好书法,淳化三年(992年),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刻成《淳化阁帖》十卷,以后辗转翻刻,风行天下。凡是想靠书法进身的人都得认认真真地临摹学习,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这部选本一半以上为二王法书,其中掺有伪迹和摹本,作品绝大多数是行草书,风格都比较秀媚。由于赵光义的偏好,不予收录颜真卿风格的雄厚豪放,更不用说北朝的稚拙生辣了。大家都以这种法帖作为学习榜样,书风容易偏向媚弱;
二是当时“趋时贵书”盛行。米芾《书史》说:“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时贵书矣。宋宣献公授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时贵们的字本来都属秀丽,奉为时尚 ,蔓延和助长了媚弱的风气。
苏轼的话,不过是据当时书体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而言罢了。苏轼的书学理念,根本上还是强调“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尚意”思想。苏轼的正,是倡导人们学习书法,要以六朝篆隶、行草为楷模,讲法度,讲变化,有古意,出新意,而不可专尚阁帖,“趋时贵书”。
四、姜夔的“正”
姜夔《续书谱·真书》: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锺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 ,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 (音shen审,意为何况)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
(干禄字书:唐人颜元孙依平、上、去、入四声将日常用字定为正、通、俗三体,称为干禄字。)
姜夔认为:正书要写得平正工稳才好,是一般世俗的观点,更是唐代书家的偏失。
唐代的文官考试,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楷法严正,二是判词中规。读书为做官,为了取得科名,应试者都得按科考规定的字法风格写字,所以使得士大夫书,难免都有“科举习气”。
唐人下笔,法度森严,一点一画有规有矩,但不再有魏、晋人那种(有法而不为法所拘的)飘逸潇洒的气息了。
最先提出唐人书有科举习气的是姜夔。他分析了这种习气产生的原因:一是朝廷以书判取仕;二是朝延为这种需要制定了“干禄字书”;三是欧、虞、颜、柳等代表人物的成就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这些分析都是很中肯的。他的这个观点,后世宋,明,清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都有相同的评述。
米芾《海岳名言》批评唐人楷书“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批评他们的楷书有意雕琢安排,笔画粗细一律,世不久传。诚然,唐以后的楷书,除赵孟頫的行楷以外,再也没有名家出现,证明唐楷的“不能垂世”。
真书以平正为善的世俗之论,唐人之失,是楷书在宋以后千人一面,千体一同,终于走向没落的主要原因。
五、项穆的“正”
项穆《书法雅言》
书法要旨,有正有奇。所谓正者,偃仰顿挫,揭按照应,筋骨威仪,确有节制是也。所谓奇者,参差起复,腾凌射空,风情恣态,巧妙多端是也。奇即连于正内,正即列于奇中。正而无奇,虽庄严沉实,恒朴厚而少文。奇而弗正,虽雄爽飞妍,多谲厉而乏雅。
算子:出现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计算工具,为长短、大小、宽窄一律的竹、木、兽骨条。
结字须令整齐中有参差,方免字如算子之病。逐字排比,千体一同,便不成书。这是历史上书家的共识。
六、于令淓的“正”:
清人于令淓《方石书画》:
唐之工书者,何尝一概平正。其后法久弊生,流为方正板滞,参以己意,工者未不入规矩,其后专效棒心,波及前明,余风未息,此皆世运所使,入主出奴,亦何怪其然?有识有力者,不以世俗转移,方能追古人而从之。
于令淓的这个观点,从另一个方面指出唐人书法的演化脉络。初唐的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的书法,并不是一概平正。到晚唐的柳公权,徐浩楷书,干禄字的果实,已经瓜熟蒂落了。世俗转移,法久弊生,方正板滞,已无可挽。
但于令淓没有看到产生这个现象的另一面。孙过庭《书谱》说:“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
(勒:铭刻;方畐:为端整方严的诰命,表奏,公文;“畐”通“幅”,方正。)
字体对书法的表现,有天然的约束性。唐人的榜书,诰命,表奏,公文,墓志铭,功德碑,端整方严是起码的要求,甚至是硬性的规矩。我们看唐人书法,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他们的楷书,不是上述用途的作品,都写的自由烂漫,饶有天趣;反之则拘严整饬,兴味索然。如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和《多宝塔碑》等相比,就大异其趣;褚遂良的墨迹《大字阴符经》,李邕的墨迹《前后出师表》,与唐人碑体书法截然不同;柳公权的楷书的严整和行草书的放逸判若两人。元赵孟頫楷书直取李邕,不及其他,这是主要考量因素。名家的眼光,不得不叹为独到。
赵孟頫《仇锷墓志铭》局部
唐人的干禄体,碑体书法,本质上就和“达其性情”的书法艺术存在隔膜,后来的台阁体,更与书法风马牛。唐人这种特定场合的实用字体,被宋、元、明、清、的有识书家集体选择性抛弃。但在当前,却成了初学的人趋之若鹜的显学,说明当今人们对传统书法的理解和体认,还远远不如古人。
七、董其昌的“正”
古人书皆以奇宕为主,绝无平正等匀态。自元人逐失此法。所谓“字如算子,便不是书”,摇笔便当念此,自然超乘而上。
科举时代的书法,一直有所谓“馆阁体”,或称“台阁体”明代前期情况尚好,中期以后,过分严格,各人写来千篇一律,没有个性,达到僵化的程度。他们学习的要求,不在高雅,只求匀整。所谓匀整,主要是要写的又乌、又光、又方,容易引起考官注目。我们今天还能在各大博物馆看到清代“会试”“殿试”的卷子,一眼望去,犹如铅字一样,笔画结构,完全僵化。这不是书法,而是伪书法之名的俗化 ,平庸化的汉字实用书写。
沙孟海先生说:清朝前期书法衰落,主要原因在于清代统治阶级借以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格外严密,一般知识分子从小就学习“馆阁体”小楷 ,意在端正匀净,不许有破体,俗体,过分拘谨的结果,失去了艺术意味。如同妇女缠脚,后来即使放大,也成了病态。
八、王羲之的“正”
王羲之《书论》:
夫书字,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有偃有仰,有攲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蝌蚪;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
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
王羲之所谓“平正安稳”,字里行间强调八个字:动态平衡,字字意别。这才是书法的本质和真谛。它和写字的原则区别就是三个字:变;不变。万字一同,即使写的再漂亮,也是“排算子”的写字;字字意别,勿使相同,就是书法动态平衡的“平正安稳”。
结论:
1.近三十年来,书法艺术才真正在普罗大众中普及。但在繁荣热闹的背后,存在着极大的误解和误区。
纵观历史上的书家,几乎都是诗文书画兼通的高级管理者,或者诗文书画兼通的高僧;即使文化下移后的明清书家,大多数都出身贵族或富家子弟,同样诗文书画兼通。这种现象一直到解放前,都没有大的变化。
而今天的书法家,书法爱好者,文化修养的欠缺是其普遍的短板。其学力不足以支撑对书法深层次问题的探究,因此不能作出深入的思辩分析,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点,今天的人们与古人已不可同日而语。
通审古今的学术思想,证古辨今的反思能力,评判高下的学术理念,在当今的书法爱好者中还远远没有建立,因循“馆阁体”的僵化陋习,沿袭规范写字的简单套路,有意整齐的死法教条,“正”、“稳”、“方”、“平”仍然是许多人学习书法的着眼点和立足点。这与经典书法的“不作正局”“趋变适时”背道而驰,也与书法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八个“正”字,有正有反。但许多人仍然选择性的接受僵死教条的误导。这些误导,带来的后果,是跨世纪性质的沉渣泛滥,至今仍然余波荡漾。
2、在文字书写的功能已经基本没有实用价值的今天,书法在本质上更是应该回归其表现性。科卷,诰命,表奏,公文,墓志铭,功德碑,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一些僵死的所谓传统,正统,片面以“正”为上法的落后理念,应该予以疏理,予以驳正,予以断割。
3、表现书法的代有创新的艺术本质,适时趋变,表现性情,才是当代书法艺术繁荣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
“快乐书法营”专注于书法结构与造型的研究和探索。独持己见,不随俗说,不迷信权威,以事实为依据,以自己的独立判断解析书法方面的各种课题。杜绝讲故事,杜绝弄玄虚,杜绝口水文,持续为喜欢书法的朋友们奉献绝招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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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大气的宝宝名:男孩阳光自信,女孩温柔清新,充满父母期许
很少有家长今因为一个名字好听就给宝宝取这个名字,更多的家长会考虑得比较周祥,比如名字有什么寓意,有什么谐音等等都会考虑在内。就比如父母希望孩子有远大的理想,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去成就一番作为。要知道,好的性格、心态至关重要,所以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有乐观和自信的心态,积极进取,这样才能将事情做好,才能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功。
而给宝宝起的名字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灵感,比如名字可以透露出积极向上的寓意,给男孩取一个阳光自信,给女孩取一个温柔清新的名字,将父母的祝愿和期许融入进去,再去分析名字的谐音以及结合姓氏来看读音,这样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易川
出处:风前灯易灭,川上月难留-故园置酒-全唐诗
“易川”选自唐诗,这句诗的意思是:风前的孤灯容易被吹灭,世上的时光如同河水中映的月亮一样难以长留。这句诗的悠远的意境传达出诗人对时光流逝的感叹,“易川”可以理解为水中月虽难以持久,但是川流不息,不会改变,作为宝宝名字,寓意宝宝对生活充满热爱,能够赋予生活更多的价值与意义。
志慕
出处:濯志俱高洁,儒科慕冉颜-送独孤马二秀才居明月山读书-全唐诗
“志慕”选自《楚辞-九辩》,这句诗的意思是:敬佩诗人留下的遗风,以无功不食禄寄托怀抱。“志慕”结合诗意可以理解为对美好品质的一种追求,作为宝宝名字,适合有远见、内心坚定的男孩,彰显出男孩的的高尚品质,寓意宝宝怀仁慕德、目标明确、才德兼备。
志清
出处:逸志忘鸿鹄,清香披蕙兰-大卤平后移家到永乐县居书怀十韵寄刘韦…于此县寄居-全唐诗
“志清”选自唐诗,这句诗的意思是:心怀鸿鹄一样远大的志向,身有蕙兰一样清新高雅的芬芳。“志清”结合诗意可以理解为志向远大、品格高尚,作为宝宝名字而言很适合男孩,体现了男孩清新俊逸、追求高洁的美好的品格,寓意宝宝志向高远、清雅不俗。
本文由江南易林宝宝起名原创
泰胜
出处:贪心胜者,逐兽而不见泰山在前,弹雀而不知深井在后-评议-菜根谭
“泰胜”选自《菜根谭- 评议》,这句话传达的意思是:凡事不可贪心,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初心不要改变,以免导致内心的偏颇。“泰胜”可以理解为以泰山一样的稳重正直之心去追寻胜利,作为男孩名字,寓意宝宝才华横溢、意志坚定,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能够坚定初心、沉稳不动摇。
净瑶
出处:河汉净无云,今年江上共瑶尊-燕归梁(高平调)-全宋词
“净瑶”选自宋词,这句词的意思是:河汉广阔,万里无云,不知道今年在江上谁和我一起度过中秋之夜。这句词是词人对一起饮酒赏月的友人之间的怀念之情。江南易林觉得“净瑶”是一个具有意境美的女孩名字,将月的柔美和情感的真挚融入到宝宝名字中,寓意宝宝如天空一样明净,如月光一样柔美。
书梦
出处:冷浸书帷梦断,却披衣重起-佳人醉(双调)-全宋词
“书梦”选自宋词,这首词是柳永所作,意思是:书房中的冷气将梦打断,只好披上衣服又一次起来。“书梦”结合词意可以理解为梦中所想皆能成真在,作为宝宝名字适合温柔的女孩,一方面寓意宝宝知书达礼、才华横溢,另一方面饱含父母希望宝宝能够心怀梦想,梦想成真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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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如
出处:烟雨依前时候,霜丛如旧芳菲-临江仙-全宋词
“菲如”选自宋词,这句词的意思是:时届深秋,烟雨风霜依旧,又是采莲时候。荷花已然结成莲蓬,池塘经霜以后,只剩下了一片霜打的叶片。“菲如”结合词意可以理解为如芳菲一样清香宜人、花开灿烂,作为宝宝名字,很适合可爱又文静的女孩,寓意宝宝性格温柔、如芳似菲。
明忆
出处:句忆湘南,渌池明月夜-齐天乐(令狐佥迁新廨)-全宋词
“明忆”选自宋词,这句词的意思是:以诗词来记录回忆湘南的时光,清澈的池塘与明朗的月光点缀着清冷的夜晚。“明忆”结合诗意可以理解为记忆中的明亮月光,作为宝宝名字,仿佛入了诗画一般,有一种清新悠扬的意境之美,寓意宝宝率真纯洁、正直磊落。
延松
出处:醉白垂杨低掠水,延松高桧老参天-安阳好(九之五)-全宋词
“延松”选自宋词,这句词写垂柳的低垂掠水,写高松、柏树的高耸入云,表达出万物各有其美、各有其长的特点。“延松”结合词意可以理解为具有松树一样的坚韧正直、不畏严寒的特点,作为宝宝名字,更符合男孩的气质,寓意宝宝如松柏一样能够朝气蓬勃、自信自立、长寿多福。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饱含着爱意的名字,在父母的期许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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