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群名(三人群名女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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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三贤”为什么能在同一个朋友群？

渌江书院最高处的五贤堂，是为纪念在书院讲过学的先贤：朱熹、张栻、吕祖谦（吕东莱）、王阳明、左宗棠而设。在南宋理学儒林中，福建尤溪闽学派的朱熹（1130年-1200年）、浙江婺州（今金华）婺学派的吕祖谦（1137年-1181年）与四川汉州湖湘学派的张栻（1133年-1180年）被尊称为“东南三贤”。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朱熹、张栻和吕祖谦“三位一体”都在同一个“朋友群”。

东南三贤，年岁相差不大，三人的师承渊源也都是出自“二程”理学。但三人的天理观、理欲观、治学观各有异同。概括的讲，朱熹是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理学。张栻是继承和发挥了“大程”心学的余绪，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心学思想。吕东莱家学渊源、学无常师，他对心学、理学甚至功利之学不偏不倚，思想体系杂博。尽管学术思想不统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惺惺相惜，加入同一个朋友群。

先说朱熹和张栻吧，1167年从醴陵渌江书院讲到长沙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成为了千古佳话。有人笑称，这是朱熹来岳麓书院“踢馆”。其实不然，朱熹和张栻早在1166年书信探讨学术分歧时，就约定面对面搞一场辩论了。而两人早在1163年，新帝登基召见官员时就互相“加为好友”了。1164年，张栻的父亲张浚（抗金名将）在江西余干去世，在张栻扶柩回湘的路上，朱熹登船拜祭，一直从豫章（今江西南昌）送到丰城，两人在船上相谈3日。

“朱张会讲”后，一部《南岳唱酬集》记录了两人携手同游的美好时光。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今株洲）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栻也是一路辩论一路前行。之后两人也是书信不断。1170年，朱熹将理学大师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通书》合为《太极通书》。张栻欣然提笔写题跋，并将《太极通书》刻于严州（今浙江建德）学宫。100多封的书信往来，见证了他们的美好情谊。张栻英年病逝后，朱熹不仅写文哭祭张栻，并将张栻的手稿作精心整理，汇编成了《南轩先生文集》。

再说朱熹和吕东莱吧。20岁时因祖荫封了官职、26岁时凭实力科举入仕的吕东莱，与朱熹相交于1155年。这一年，在泉州同安县任主簿的朱熹，前往福州拜见父亲的好友吕大器（吕东莱的父亲），与19岁的吕东莱相识成为朋友。1175年，吕东莱携门生自婺州入闽访朱熹。他们一同游览胜迹，会晤当地学士名流，并在建阳寒泉精舍，一起编辑《近思录》，商议删定《程氏遗书》为《程子格言》。“寒泉之会”后，吕、朱一行人又组团同游武夷山，然后在江西铅山鹅湖寺，由吕东莱主持，朱熹和“心学”派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举行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因为“朱、陆”哲学观点两相对立，辩论十日，最终不欢而散。吕东莱调和学术矛盾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鹅湖之会”，使得朱学与陆学开始了直接交流，甚至影响了此后朱、陆学术的各自发展。而这场南宋版“百家讲堂”，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吕东莱与朱熹除了四度聚会外，书信往来更是多达近200封。两人或谈国家时政，或谈眷属家事，或谈师友学问，或谈学术著述，相互忠告，相互奖劝。朱熹建白鹿洞书院，吕东莱为之作《白鹿洞书院记》；朱熹送子上门求学，他欣然接受并为其做媒说亲；朱熹妻子病逝，他写信劝慰并致奠仪吊念；朱熹在南康任上修成星湾石堤，他不顾自己病重妻子病亡，为之写记。朱熹同样很敬重吕东莱，认为“学如伯恭（吕东莱），方是能变化气质。”朱熹每写一篇作文草稿，必先征求吕东莱的意见，《近思录》编定后，也是立即去信请吕东莱作序；吕东莱病重，朱熹为之寄药；吕东莱身故后，朱熹又专门上坟祭拜，并为其文集作序，为其画像作赞词。

再说吕东莱与张栻。“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吕东莱来醴没赶上“朱张会讲”，先后在东莱和渌江书院讲学。期间不仅“醴人士望风景从，争相亲炙”。主教岳麓书院的张栻与他也时相往来。两人讲学论道之余，常在渌江河畔信步而行，留下了夫子坡、东莱桥、二圣庙、二圣河、二圣桥等人文景观。

最巧的是：1169年，吕东莱上任严州教授（学官）。而张拭为严州太守。在张栻的支持下，吕东莱大力整顿严州书院。他精心制定了一套学规。提出了“读书先学做人”的理念，倡导“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充分体现了他“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哲学思想和实学理念。他“重义轻利”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江南一带的传统精神。期间，吕东莱从经传中辑录关于父子兄弟夫妇人伦之道的内容，编为《阃范》一书，也是张栻提笔作序。

1180年，正在吃饭的吕东莱听闻张栻病逝。他顿时惊愕万分，手足冰凉，差点瘫坐地下。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连呼：“痛哉！痛哉！”为了表达对张栻的悼念之情，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虚弱病体，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文。

东南三贤，就这样通过见面、写信，切磋学术，交往密切。正是他们的往返辩论，相互取长补短，才携手攀上了南宋理学的巅峰。而“东南三贤”讲学醴陵，掀起了醴陵重教之风，引导农耕社会向耕读社会转型，促进了人才的涌现。据醴陵《县志》载：从北宋983年到清末，900多年中醴陵进士题名共36人，而从1244年皮龙荣登第，到1259年丁应奎之弟丁应南考中进士，不到二十年竟有7人题名，这不能不说是书院教育的一大成果。其中丁应奎兄弟父子三人皆中进士，更是醴陵千年科举的“辉煌一页”。

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东南三贤，生活上互相关心；事业上相互支持；学术上求同存异，或许这就是“朋友”最好的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