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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迷开悟侃烦恼（二一一）

戒石铭碑趣话多

标题提示：追溯戒石铭◎孟昶艳闻一箩筐◎《水浒传》与戒石铭

尽管大宋王朝“烽火连三月”，依然创下两项历史奇迹。

人们惊叹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绵延八百年，优良的家风如此盛炽，又拥有如此强的抗御力（详见《侃烦恼》七十四章）。

人们同样仰慕宋太宗首倡的“戒石铭”，历经宋、元、明、清四朝而长盛不衰，薪火相传。

如果说，范仲淹“竭我百万产”，只是为了“恤宗族以济养群族”，那么，宋太宗“颁于州县刻石”，则是为了“反腐倡廉”。

显而易见，后者的壮举比前者更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更赋予社会的进步意义。

“戒石铭”七八百年间发生的趣闻异事，多得可车载船装。这里只撷取几个小片断，让你过把眼瘾。

宋太宗登基后，在审阅灭亡的后蜀国君孟昶给臣下的训谕中，发现他撰写的《颁令箴》，对于诫饬官吏颇有教益，便考虑如何为己所用。

孟昶《颁令箴》以一种古代铭的文体，告诫属下官吏，不可贪污，虐政害民。计共24句，96字。

据洪迈《容斋随笔》介绍，宋太宗觉得《颁令箴》冗长不便记忆，有些文字晦涩难懂，例如“三异”、“七丝”、“驱鸡”、“留犊”之类用典，常人如坠五里雾中。

有鉴于此，宋太宗删繁就简，从中摘取了“尔俸尔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计4句，16字。

洪迈点赞太宗摘抄得好，好在“词简理尽”。

四句铭文大意是：当官所取俸禄，皆是老百姓的血汗；下民容易被你们欺压，但是老天爷是不容你们得逞的。作为名言警句，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便定为官场箴规。

宋太宗敕令勘石立于各州、府、县衙署“厅事之南”，“使守令僚佐，触目惊心”，“自修操检，勤政爱民”。称谓“戒石铭”，民间叫作“戒贪碑”。

据清代金石学著作《八琼室金石补正》记述，现存最早的“戒石铭”碑刻，原在湖南道县，乃出自宋哲宗时大书法家黄庭坚的手笔。

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证实，将官箴刻石立碑，竖于衙门公堂前广而告之，已有1000多年历史，为宋太宗所首倡，而非首创。

据说，最早搞这种廉政设施的人是隋朝何孚。他原来是隋文帝的宠臣，后来被“下放”到龙州当刺史，为自己写了“刺史箴”，叫人镌刻石碑上，立在州衙门之外。

衙门立“戒石铭”的制度被后世所承袭。明太祖称帝后，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于衙堂前的甬道中，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由此成为倡廉儆贪的标志性建筑物。

时光流逝至清代，因戒石亭居于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牌坊架上甬道之上，文字又刻到牌坊上，故称“戒石坊”。

国内第一座衙门博物馆——河南内乡县衙，大堂前甬道上矗立的那座四柱三门的石牌坊，则是古代典型的戒石建筑物。

须知道，古代设置戒石铭，朝廷从不拨专款，全赖本衙“自筹资金”解决。于是，那些睿智的官吏，来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在贪婪之徒身上打起了主意。

矗立于闽南漳浦县城中央的那块戒石，是清代康熙时期，由漳浦知县陈汝咸刻置。

当时，他正为立石银两发愁，恰巧发生了一件官司，顺势而为，解决了这一难题。

有位乡下人进城买肉，被肉铺掌柜克扣斤两，争执中又遭殴打。乡下人怒气冲冲告至县衙门，知县陈汝咸判罚肉铺掌柜20两银子，送给乡下人。

陈知县有意考验属下衙役，命他们四人送乡下人出城。四个衙役见这位乡下人，平白得了这么多银子，一路上百般刁难，进而敲诈勒索，到后来20两银子统统进了衙役的腰包。

陈知县当即处罚了这些贪赃枉法的衙役，用罚银立了戒石，以儆戒后人务必奉公守法。

据说，从宋、元、明，直至清代中期之前，地方官吏上任时，须在戒石铭处举行祭拜仪式，并带领僚属宣读戒石铭内容。

戒石铭碑都立于大堂正前方，州县官员升堂办案时，抬头即可瞧见戒石16字。它是皇帝对地方官员的申明约束，使之心中有戒，体恤百姓，远罪迁善，做一名公正的父母官。

“戒石铭”的设立，对一些奉职守法的循吏，确实起到诫勉作用。

乾隆年间的法官袁守定，在其《居官通义》中说，自己看到衙门内的戒石铭，“摩挲读之，不禁泪下，安敢以一日之长，结怨于民，以获罪于天也。”

南宋名臣王十朋向以刚正廉明而闻名当世。他先后任官严州、泉州、夔州等地，每到一地都重刻“戒石铭”以自警，曾作数首咏戒石铭诗篇，其中一首写道：

尔俸尔禄民脂膏，

光尧宸翰天难欺。

圣训昭昭日月垂，

刻石于庭励官师。

后来，戒石按新现，移至官府甬道，并筑亭设栏保护，周边植以花草，王十朋又有诗云：

戒石重刋照眼明，

良辰又遇腊嘉平。

黄堂坐处天威近，

一点欺心事莫萌。

大宋王朝涌现的包拯、海瑞、况钟、于成龙、王十朋等官吏，就是由于为民请命，伸张正义，勤政廉政而名垂青史。

前文提及，宋太宗首倡的戒石铭，文字内容取自孟昶的《领令箴》，那么，这位后蜀国君缘何要撰此铭文？

他既然惩腐反贪，心系百姓，又为何会沦为亡国之君？

他若是昏君，为什么在押离故国时，会有数万民众含泪相送？

拉直这些问号，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孟昶作为五代后蜀君王，鉴于前朝国君王衍亡国的教训，亲撰《颁令箴》公布于郡国，以期让官员们“历历在目”，“则必能隐惕于其心”，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颁令箴》四言，二十四句，九十六字：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

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功，军国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孟昶执政前20余年，对自己提出的官箴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期间，兴修水利，注重农桑。政治清明，官员廉洁。士民采兰赠芬，百姓安居乐业，处处呈现繁荣祥和景象。

太平盛世，后蜀新春佳节喜庆气氛格外浓厚。殊不知，历史上第一副春联便是出自孟昶之手。

据宋代《蜀梼杌》载，公元964年除夕期间，孟昶请来辛寅逊在寝门边的桃符上题写吉语。

春联雏形是桃符。最初桃符是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一般长6寸、宽3寸，上面画着二位门神，以表示驱邪的寓意。五代时，人们在桃符上书写联语。

富有才情的孟昶对辛寅逊题写的吉语不甚满意，于是他索性取砚磨墨，大笔潇洒一挥，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其意是，新年享受着先人的遗泽，希望新年春意常在。

自此，每逢新春，墨写的红纸对联，走进千家万户。

当帝位巩固之后，孟昶骄奢淫逸的本性便膨胀起来。整日“打球走马，又为方士房中之术”。

广政四年（941），孟昶下令广征蜀地美女以充后宫。在全国挑选13岁以上，20岁以下的姑娘，引起民间大骚动，不少人家害怕女儿被选中，急于托人说媒，时人称为“惊婚”。

孟昶拥有妃嫔达千人之多，像封官一般，分为十二等级。其中最宠爱的莫过于“花蕊夫大”费贵妃。

花蕊夫人平生素爱牡丹花，孟昶为了讨其喜欢，下令成都百姓改植牡丹，并放言要让成都超过洛阳，成为“牡丹之都”。为此，他甚至派人前往各地挑选优良牡丹品种，在宫中专门开辟了“牡丹苑”。

孟昶向花蕊夫人投之以桃，花蕊夫人则向夫君报之以李。

孟昶吃腻了御厨的奇味异馔，花蕊夫人别出心裁地选用净白羊头，以红姜煮之，待紧紧卷起，用石头镇压，以酒淹之，使酒味入骨。然后，切如纸薄，装盘进御，风味无穷，赐菜名“绯羊首”，又称“酒骨糟”。

他不曾想到，每一口吃的都是民膏民脂！

每遇炎暑季节，孟昶便觉喘息不定，少不了在摩诃池上搭建水晶宫，楠木为柱，沉香作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夜间，明月珠照得满庭生辉。孟昶携花蕊夫人在水晶宫度夏，快活似神仙眷侣。

君王纸醉金迷，地方官吏遂肆无忌惮。赵庭隐久居大镇，“积金帛数万”，穷奢极欲，营构台榭。役使民夫一日数千人，极尽劳民伤财之能事，岂不有亡国之理。

好景不长。后蜀广政三十年（965），北宋出兵仅用66天就攻下都城，孟昶投降。

非并笑话，史实却胜过笑话。

孟昶被俘后，宋军奉命查抄孟府，搜出一只精美金壶，上面镶有七枚不同色彩的贵重宝石，便作为奇珍异宝奉献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甚觉新奇，将其玩赏半晌，亦不知此壶何用。问询几位老臣，有的称酒器，有的说是茶具，还有的释为盛放珠宝的容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赵匡胤便令人去向孟昶问个究竟，孟昶的回答，恶心得众人翻肠倒肚，差点呕吐出来。此物为“七宝溺器”。哇噻，原来是尿壶！

堂堂的九五之尊，竟把战俘的尿壶当宝物赏玩，赵匡胤仿佛被人掴脸一般，无地自容。

他令人将孟昶押来，似在痛斥，又似自我解嘲。史书这样记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是呵，连个尿壶尚且如此珍奇，岂有不灭之理？

抚今追昔，谁会想到，拥有七宝溺器者，与曾经首创《颁令箴》者，居然同是一人？

孟昶为何鬼使神差般违背《颁令箴》的初衷，走上荒淫骄奢的亡国之路？

唐代魏征给出的答案是：“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得其安乐也，则娇奢放逸，莫能终其善。”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宋代生活的长篇小说。第八回写道，林冲遭高俅陷害，押至开封府推问勘理，对府衙威仪有一段描写：“绯罗缴壁，紫绶卓围。当头额挂朱红，四下帘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

至于立于衙内戒石刻的啥文字，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到了六十二回，才渐渐露出端倪。

原来，“玉麒麟”卢俊义的管家李固与卢俊义老婆通奸，当卢俊义蒙冤入狱后，李固向大名府看管监狱兼行刑刽子手“铁臂膊”蔡福行贿，拿了“五十两蒜条金”，请蔡福设法在监狱暗害卢俊义。

李固说：“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无进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

蔡福嫌李固贿金太少，讨价还价说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天）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的这等官司。”

蔡福的报价是李固出价的十倍，这桩买卖才算成交。

众所周知，卢俊义案倘若没有柴进代表梁山泊出场，出价翻一番，“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让蔡氏兄弟改变了主意，“玉麒麟”恐也难逃“明日早来扛尸”的结局。

除此，《水浒传》第六十一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载有这样一句话：“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天）难欺’？”

文学艺术无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能不看到，对于大部分地方官员而言，虽也立了戒石，那只是一种欺世盗名的标榜而已。就如《水浒传》描写的那样，殿内堂而皇之立有戒石铭，那不过是件摆设，私下贪官污吏欺天虐民，无所不为。

南宋袁文在《瓮牖闲评》揭露，那些贪墨残虐的州县官员，厚颜无耻地在戒石铭后添加一句，构成绝妙的自供状：

尔俸尔祿——难称难足，

民膏民脂——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来的便着，

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宋时俞文豹的《吹剑续录》，以及清代小说集《坚瓠集》都有类似记述。

立石为了戒贪心，施廉政。正如古人所言，面对戒石铭，“对面警省者能有几人，殊不知上天固难欺，而下民亦难虐矣。民虽至愚，虐甚则变，欲安其上，复可得乎，戒之，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