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英八字争论(许世英的性别是什么)

“北洋之虎”段祺瑞的晚年生活

段祺瑞

被誉为“北洋之虎”的段祺瑞，作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是中国舞台上权倾天下、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段祺瑞的晚年却是在极度苦闷和孤寂中度过的。

寓居天津　不甘寂寞

一九二零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练成的五师一旅皖军，不到五日即宣布解散。段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通电下野，寓居天津。自从到天津之后，段祺瑞开始吃斋、念佛，显得十分虔诚。除此之外，便是与棋友切磋棋艺。年过七旬之后，他身体益形单薄，医生及亲友屡次劝他开荤，以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但他坚决不肯。声称：“人可死，荤不可开”。段祺瑞在天津尽管吃斋念佛，煞有介事，但是并未真正做到四大皆空，看破红尘。表面上的安祥悠闲始终未能掩饰他内心的不安与躁动。他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化，与门生旧部保持密切的联系，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

时机终于来了。一九二四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与张作霖联合打败了吴佩孚，请段祺瑞出山，任中华临时执政。起初，段颇想重温当年内阁总理大权独揽的旧梦，但是很快便发现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北京任临时执政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时时处处受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掣肘。最使人难堪的是，他最宠信的心腹徐树铮在北京附近被冯玉祥杀死，而他对此只能装聋作哑，不敢表示愤慨。到后来，即便是如此窝囊的执政也当不下去了。一九二六年四月，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冯玉祥手下包围了段的私宅。接着张学良宣称不能维持现，言下之意是段该退位让贤。段祺瑞虽恋栈，但见重新上台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便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在帝国主义势力保护下，在皖系干将李思浩所租寓所避了近四个月的风头。随后，他又从北京抵达天津日租界须子街，重新过起寓公生活。

南下宁沪　归隐山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了七年，段祺瑞已年近古稀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吴光新、魏宗瀚和侄儿段宏纲陪同下，段祺瑞乘津浦特快加挂车南下，应之邀赴南京。在火车上他双眉紧蹙，心事重重，不知此次之行是福还是祸，会不会受到礼遇？今后该怎么办？

既然如此狐疑满腹，段又为何拖着衰病之躯，不辞旅途劳顿，千里迢迢南下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一九三三年初又进攻热河，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与此同时他们在京津物色合适人选，以便组织华北傀儡，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段祺瑞因过去声威显赫且比较，故成为日本积极争取的对象之一。日本驻天津的特务头子土肥原曾经数次见段，请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推倒，并表示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正在此时，陈炯明见内外交困，认为时机已到，便派丘建军等北上，与段祺瑞接洽联合倒蒋。段对丘表示：“我已年老，无能为力，最好请陈炯明速来主持，我当全力支持他一切大计。”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耳目众多，获悉这些内情后，焦虑不安。他深知段祺瑞虽在野多年，但在华北尚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为防患于未然，他急忙三管齐下：一是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为特使，持蒋亲笔函件到天津请段南下，共商国事。蒋向段许诺，等将来国内局势稍为安定后，拟改组政府，请段出任总统，他自任副总统，直到段“百年”后，他再自任总统。二是运动段的心腹王揖唐、段宏纲等人在段面前称土肥原已准备像把溥仪裹胁到东北一样，对段软硬兼施，诱逼他在华北当傀儡。三是由上海地方协会、交易所联合会等民众团体致电段，促其“速发宣言，表明态度，勿坠日人狡计”。

段祺瑞见八字尚无一撇，天机却已泄露，觉得不如先南下敷衍一番为好。段的小女段式荃嫁与曾任许世英秘书的傅霖，住在上海。段便以探亲为名，应之邀赴南京了。

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整，段祺瑞所乘车到达浦口。从南京过江前往浦口车站欢迎的人达六百多名。原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在京校友会及在京安徽同乡会的代表也前去，他们高举着“欢迎三造共和的段老先生”，“欢迎抗日救国元老段先生”等字样的横幅，特别引人注目。段下车后，登上早就准备好的“澄平号”渡轮。渡轮一靠岸，率先登上船，拜见段祺瑞。

段祺瑞在南京逗留了两天一夜后，婉拒了请其留住南京的建议。二十三日晚，微服简从，亲自到下关为段送行。段一行人登上了驶往上海的列车。

段祺瑞在上海起初住在市政府为其安排的旧福开森路世界学院，后移居霞飞路前安徽省长陈调元的公馆。每月拨付两万元生活费，至于让段出任总统之事，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而段祺瑞对这类空头支票只是姑妄听之而已，并不期望兑现，也未接受蒋给他的国府委员虚衔。在沪期间，段祺瑞以正道居士之名，参加沪上佛教居士王一亭、屈映光等组织的菩提精舍的活动，精研佛法，颐养天年，从此不再与闻政事。

撒手归去　葬于北京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段祺瑞胃溃疡病复发，出血不止，经中西医诊治无效，于翌日晚八时寿终正寝，终年七十一岁。弥留之际，他亲笔留下遗嘱，遗嘱对当时的中国局势十分悲观：“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花用民财，勿信进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十一月五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表彰段祺瑞在初年两造共和的功勋，予段以国葬。

拨款二十万元，在皖南黄山购置了一块坟地，拟将遗体安葬在那里，这也合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旧俗。然而其长子段宏业力主将父亲灵柩运往北京安葬。

段宏业在京将其父遗体暂放香山卧佛寺，便开始寻觅一块风水宝地，但始终找不到一块合适的茔地。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征用了卧佛寺，催段家速将段祺瑞的棺材搬走。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段家连活人都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死人，于是匆匆忙忙把灵柩起出，移到北平西郊段氏的三弟段子猷的坟地南面，就靠在大道边上挖个坑，埋了下去。

二十六年之后，段宏纲和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才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祺瑞。章士钊等反复斟酌，题笔为其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保志宁：一个女人与一幢历史建筑的故事

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可以说与北京师范大学大学不分伯仲，这所师范大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私立大夏大学和私立光华大学合并组建的，同时并入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的一些系科，而校址则继续沿用私立原大夏大学的校址。

提及私立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我曾在《王伯群：一个热衷教育的政治家》一文中记述王伯群创办大夏大学的经历，而本文主要是聊一聊王伯群夫人保志宁，一个被岁月尘封的上海名媛，而当年这对老夫少妻的故事，曾在当年的上海滩广为流传。

保志宁

保志宁（1909—1999）江苏南通人，其祖父保少甫乃是饱学之士，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交谊甚笃，因此其后辈大多从事外交事业，而保志宁的外祖父张謇则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

保志宁的父亲保君皞早年曾留学日本攻读外交政治，一生从事外交工作，曾出任中国驻南非约翰内斯堡、新西兰惠灵顿、加拿大温哥华等城市的总领事。

保志宁叔叔保君建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考取官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弃教从政，曾出任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局长，从1936年其进入外交部工作，常年担任驻外总领事、大使等职。

保志宁从外祖父张謇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7年9月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由于沪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所开设的课程大都采用英语教学，由于英文学习压力太大，保志宁在大学二年级时转入私立大夏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其时她的叔叔保君建就在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任上。

保志宁（前排右一）与社会学系师生合影

面清目秀且善于辞令的保志宁很快就成为私立大夏大学引人注目的女学生，在学校的一次庆典大会上，保志宁在校长王伯群妹妹王文湘的授意下，登台向刚刚演讲完毕的王伯群献花，这也许是王文湘有意设计的机会，让哥哥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有了面对面的交集。

王文湘是王伯群的三妹，于1917年4月嫁给了何应钦，王伯群比何应钦年长五岁，因此王伯群是何应钦的大舅哥，二人当时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相当，所不同的是王伯群短命，而何应钦则长寿。

1930年12月，保志宁从大夏大学毕业后与王伯群结为伉俪，王伯群与保志宁的婚礼是1931年6月18日在上海徐园举行的，证婚人是许世英和张群，其时王伯群46岁，保志宁却只有22岁，二人年龄之差达24岁，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差距，尽管那个时代比较常见，但王伯群却是国府大员，正在国府交通部部长的任上，这种老夫少妻组合还是成为上海滩街谈巷议的谈资。

保志宁与王伯群结婚时场景

王伯群曾有原配夫人周光帼，但这位比王伯群大两岁的夫人，却于1928年不幸去世，他们的儿子王实夫更是在母亲去世前染病身亡，王伯群续弦迎娶保志宁也在情理之中，而这桩婚姻除了王文湘的热心撮合之外，时任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和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保君建也从中斡旋，而欧元怀与保君建又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

保志宁毕竟是世家出身，为了不至于委屈这位大家闺秀，也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王伯群专门为保志宁在法租界建造了一座花园别墅，也许是为爱妻留下财富不菲的不动产，毕竟王伯群年长爱妻20多岁，也要早走20多年，他要保障她和子女今后的生活，由此也可以看出王伯群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保志宁与王伯群结婚照

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别墅，由执教大夏大学的建筑师柳士英主持设计的，占地72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88平方米，主楼共设有四层，其中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大大小小房间有32个，由辛丰记营造厂承建施工，承建商为了取悦王伯群这位国府大员，所用建筑材料都是高档货，工人们也是夜以继日地抓紧施工，尽管如此施工还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以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影响最大，直到1934年年底才彻底竣工。

王伯群为保志宁建造的别墅

王伯群为取悦保志宁而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别墅之事，被时任《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撰文披露，曾在上海滩引起轩然大波，也在政坛上引起一片哗然，王伯群仕途是否受此影响，还有待于史家之考证，但王伯群于1931年底辞去交通部部长却是历史事实，王伯群从此淡出政界，开始将其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到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中国从此少了一个政治家，却多了一位教育家。

王伯群

保志宁与王伯群结婚后，并没有走上社会工作，而是主要做专职太太，在家相夫教子，保志宁与丈夫王伯群共同生活了13年，这对老夫少妻共生育了二男四女，除长子王祖泽在一岁半时夭折外，其他五个子女均长大成人。

保志宁成为这座豪华别墅的女主人后，是她与王伯群婚姻最幸福的时光，除了相夫教子之外，保志宁还要经常陪同王伯群往来于沪宁之间，觥筹交错于达官贵人之间，而王伯群也是殚精竭力地筹谋擘划私立大夏大学的校务。

从保志宁、王伯群夫妇与长子长女的合影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夫妻恩爱、琴瑟鹣鲽、快乐美满，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但这种幸福生活也仅仅是维持了两年半，就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发生改变。

保志宁夫妇与子女合影

1937年9月，保志宁将别墅交由叔叔保君建代管，与王伯群携子女随大夏大学迁往贵阳，贵阳是王伯群的桑梓之地，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四处联系校舍，最终将大夏大学设在了原贵阳讲武堂内，开始雇工修建校舍，并从上海抢运出了数百箱图书和仪器，确保了大夏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而保志宁也在这时出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贵州分会会长，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由宋美龄担任总会长，而地方均有各省省主席夫人担任，但贵州却是由保志宁主持，先后在青岩、定番、桃溪和团溪等地建立了四个保育院，并在桐梓建立了一个直属保育院，收养保育1000余名战时难童，为救护难童和延续民族命脉贡献了一份力量。

保志宁

上海沦陷后，保志宁与王伯群的别墅被汪精卫伪政府征用，作为南京伪驻沪办公联络处，成为汪伪集团在上海的巢穴，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人每次由南京来上海时就下榻这里，因此也被称为“汪公馆”。

王伯群与汪精卫都曾是反清革命的元老，二人也曾一起长期共事，而汪精卫也曾是私立大夏大学的校董，当王伯群得知自己的豪宅被汪精卫占用而愤怒不已，通过无线广播电台对汪伪傀儡政府表达鄙视并进行大加讨伐。

1938年6月，在王伯群主持下，大夏大学增设了大夏大学附中，为学校增加了生源渠道，再加上招收内地流亡学生，大夏大学发展很快，原讲武堂校舍不够使用，王伯群开始多方游说和劝募，以筹得募捐款项，在贵阳郊外花溪开辟2000余亩新址，完全解决了学校用地，确保了学校健康发展，像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时期的大学中，可谓是一枝独秀。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患胃溃疡医治无效，在重庆陆军医院逝世，终年不足60岁，乃中国教育界一大损失，尤其对大夏大学来说，更是一种沉重的伤痛，而对于遗孀保志宁来说，更是等于天塌下来一样，王伯群病逝之时，保志宁才年仅35岁，而五个子女都尚未成年，保志宁今后的人生之路，究竟将要怎样走下去呢。

王伯群

1946年，保志宁携子女回到上海，此时被汪精卫占用的别墅已经成为军统局的驻沪招待所，由于何应钦的地位和声望，军统局不得不将别墅返还给保志宁，而保志宁仅留三层供自家所用，其余全部租给了英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宣传处使用，所得租金自然不菲，完全满足生活上的开销。

1949年5月13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后寓居香港，不久又迁居台湾，保志宁携子女跟随何应钦夫妇迁往台湾。

1950年3月，在台湾恢复总统职权后，何应钦被彻底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其仕途达到历史冰点，备受冷落他只是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一个养老的闲职而已。

保志宁不得不面临人生的又一次抉择，携子女远赴南美洲的秘鲁，投奔出任秘鲁全权大使的三叔保君建，但作为外交官的保君建却身不由己，其外交官职务也是经常变换不定，后来他又出任台湾驻联合国副代表，保志宁也携子女于1951迁居美国纽约。

移居美国后的保志宁刚过不惑之年，已经大学毕业二十年的保志宁又重新回到学校学习，以备一技之长找工作，即便有再多的储蓄，也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人到中年的保志宁风韵犹存，但她却没有选择再嫁，而是独自一人承担起养育子女的重任，让她欣慰的是，她的五个子女个个事业有成，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保志宁与子女及孙辈合影

1981年，已经72岁的保志宁第一次回国，曾经到重庆修葺丈夫王伯群的墓地，有人劝她寻求政府帮助解决，王伯群毕竟是一个历史人物，但她没有接受这个意见，而是完全自掏腰包修缮，她时刻牢记历史的教训，丈夫王伯群当年就曾被报纸抹黑而留下污点，至今难以洗清。

1985年，再次回国的保志宁曾重游上海，她特地跑到位于愚园路1136弄31号，那个自己当年的“家”看了看，拍了许多照片留作纪念，以慰相思之苦。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了，毕竟岁月过去了三十多年，当年王伯群为自己建造的别墅，已经变成了长宁区的少年宫，尽管现在仍在正常使用，但已经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了，这让她感到欣慰。

长宁区少年宫

当人们从这坐建筑旁边走过时，是否会引发一定的联想呢？也许更多的人只是关注这座老洋房的建筑之美，而关于它的历史，似乎了解的人就不多了。

1999年，保志宁在美国纽约长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作为曾经的国府大员的夫人，保志宁一生没有醉心于政治，而是更倾心于家庭生活，这也许正是她的高明之处，因为政治不但意味着责任和使命，而且也意味着倾轧和争斗，而保志宁甘愿选择做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