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婚姻分析案例(八字婚姻例子)

谁为谁伤 2023-08-26 23:21:54 网友整理

觉醒年代的混乱婚姻:有人出轨搞大伴娘肚子、有人弃原配追求爱情

已知中国史上的第一次离婚风潮,是20世纪初。

提起这个时间节点也确实挺尴尬的,1842年以后,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论清朝皇帝如何阻止,外国的物资和思想还是源源不断的涌了进来,一大批的有志之士怀揣着新思想渴望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新制度。那时候中国就像一堆积木一样,人人都想用自己的思想将这堆积木堆成一座城堡,而国家没有了那个统领全局的人,或者说管不住了,这个国家就必然会陷入。

然而,的何止是环境。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便涌现出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留学在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学习了新思想,回国之后就再也无法接受中国的封建旧式思想,胡适、鲁迅、徐志摩、沈从文等这些从课本中走出来的浪漫诗人,变成了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冲破封建牢笼的“怪物”。

对于他们的爱情,有人评价洒脱,有人评价风流,他们对待婚配为何矛盾?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背后的原因。

在20世纪初的那一段出国留学的热潮中,中国青年在国外到底学习了什么?让他们回国之后发生那么大的思想转变?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比较。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中国青年在比较中看到了中国的落后、看到了别国自由开放的思想、看到了开放繁荣带来的勃勃生机,于是,便发出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样的荒谬之词!

而近代文人中崇洋媚外的典型代表便是胡适了。

说“蒋派最多算半个卖,但胡适是彻头彻尾的”;周恩来说“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连也对胡适评价不高,说胡适是“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曾经说过:“我们固有的文化很匮乏,实在谈不上丰富;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他在比较之后,把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中国文化的落后,而对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只字不提,这就是他们比较的结果。但解决方法并没有切中要害,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就是最典型的教训,这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大肆的宣扬学习西方自由的思想、学习西方文化、推崇全盘西化、甚至还抨击儒学。

在当时,他们以为这么做才是救亡图存的办法,但却不知道何谓“中华文化五千年”、何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种想要冲破封建牢笼的急切感,便折射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鲁迅留学日本后,抨击封建社会是“吃人的怪物”,写下《孔乙己》、《药》、《狂人日记》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痛批让他对于那些封建旧俗弃之如敝履,沈从文的《边城》、《萧萧》亦是如此。

而这些文人对自由新思想崇尚的表现,都毫无疑问地折射在了他们的婚恋观上。这是封建社会旧俗中永远逃不开的话题。

这些近代文人们是如何和封建包办式婚姻作对的?可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但是目的如出一辙。

胡适固然再抨击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终究还是娶了江冬秀这样一个八字不识一个的小脚女人,并且守了她一生(也可以说是被妻管严一生)。可以说,胡适虽然批判传统到极致,却是一个守着传统的人。胡适逝世后,给胡适的悼词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意思便是他是新文化的发起者之一,却守着包办式婚姻一辈子。虽然如此,但在外面的情人也是从来没有断过。韦莲司、曹诚英都是无法忽视的存在,其中最狗血的就是曹诚英了,曹诚英是当年胡适和江冬秀结婚的伴娘,婚后6年胡适出轨,搞大了曹诚英的肚子,还叫他堕胎。

右一 朱安

鲁迅可以说是破除封建旧思想的典型代表了,但他的方式并不极端,而是以近乎陌生人的方式和原配妻子朱安过完了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众所周知鲁迅是痛恨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他的众多著作都在立足现实中抨击封建制度和思想,但是他也逃不掉封建包办式婚姻的束缚。

1906年7月,鲁迅在日本收到家中寄来的一封又一封家书,说是母亲病重,于是便匆忙漂洋过海地回到浙江绍兴,但是回家后看到的,却是满院红灯笼,原来鲁迅的母亲听到大街上有人嚼舌根说有人看见鲁迅和日本女人在一起起散步,鲁迅的母亲听了心中便开始着急儿子的婚事,而她却不知道,这种自认为为了孩子好的行为成为了鲁迅一生的枷锁,也酿成了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的悲剧。

1906年7月6日,朱安下了花轿之后,一个大码绣花鞋掉落下来,一只三寸金莲的丑陋小脚暴露在大家的视野之中,朱安胆怯的看了一眼鲁迅,鲁迅厌恶的别过头去,没再看她。这是朱安为了见自己的知识分子丈夫特意买来的大码绣花鞋,她知道知识分子都不喜欢这样的封建旧俗,便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获得一些心理安慰,但却弄巧成拙。

鲁迅母亲和朱安

此后,鲁迅便继续去日本留学,而朱安,成了照顾鲁迅母亲的“保姆”,鲁迅也会时不时地给朱安寄钱,供她们生活,两个人就这样没有感情,犹如陌生人般度过了她们的一生。鲁迅没有提过离婚,朱安也自然不提,就算之后鲁迅遇到了真爱——自己的学生许广平,甚至还有了周海婴,朱安也毫无怨言,甚至把周海婴当成自己的孩子,还经常写信给周海婴。就算这样也没能打动鲁迅。

灵魂不匹配的婚姻,终究是仰望着的悲剧。

朱安在成亲那天,也许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对于留存了几千年的封建婚姻观念,鲁迅很无奈,那些受到封建包办婚姻迫害的人们也很无奈。

自古文人多风流,这句话不无道理。从古至今,满腹牢骚的是文人、伤春悲秋的也是文人、寓情于景的还是文人,不是说文人不好,而是想说,文人普遍缺乏理性思维。古时如此,近代文人也是如此。徐志摩的一首:“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若不是在小学课堂上老师带着我们一句一句地赏析,还真以为他的诗就跟自己的日记一样的流水账水平,也许我们都缺失发现文学美的眼睛,但是这双感性的眼睛带来了太多后人对他们是非功过的评判。

徐志摩便是拿自己的才华当了挡箭牌,与其说是憧憬浪漫,不如说是被感性蒙蔽了双眼、缺乏责任感。这一点在他和鲁迅、胡适的比较之下便可显现出来。

鲁迅可以养活着朱安,胡适可以守着江冬秀,但徐志摩却是逼着张幼仪离婚。

当年徐志摩第一次见到张幼仪的照片时,便一脸嫌弃地说她是:“乡下土包子”,婚后徐志摩更是没有正眼看过张幼仪一眼,就连生孩子这种事情,都是因为徐志摩想要出国留学用来当作砝码的。

然而去了英国后,两人的关系便跌入冰点。

在英国留学的徐志摩刚巧碰上带着女儿林徽因游历欧洲的林长民,而徐志摩看到林徽因之后,便痴迷上了这个女人,徐志摩开启了对林徽因的疯狂追求,一个才子一个佳人,本是珠联璧合,却是以遗憾告终,林徽因不喜欢徐志摩热烈的爱,而徐志摩也是有家室的人,林徽因更不会接受他的爱。

察觉到丈夫变化的张幼仪不远万里来到英国找徐志摩,却收到了离婚的答复。况且,徐志摩在英国还又一次让张幼仪怀孕了。一边追求着林徽因、一边提出离婚、一边让张幼仪怀了身孕,徐志摩的做法着实让人摸不透。后来徐志摩更是冷酷无情地让张幼仪打掉两个月的的孩子,张幼仪没有答应,不久,两个人便离婚了。

徐志摩以为这样林徽因就可以接受自己了。

1924年,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刚巧在国内的徐志摩和林徽因成了接待泰戈尔的翻译。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泰戈尔尽收眼底,临别时泰戈尔赠了一句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徐志摩就好比大地,林徽因就好比蓝天,双方永远无法触及,中间的微风只能看着这注定的悲剧叹气。当时还保留了一张三人的合影,林徽因在左、徐志摩在右、中间是泰戈尔,后人称这张照片像诗一样美好,但终究抵不过现实。

果不其然,不久后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结婚并赴美国修读建筑学,留下了伤春悲秋的徐志摩,失恋的打击让他无法自拔,丢了妻儿、丢了爱情,此时的徐志摩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而在这时他遇到了陆小曼,徐志摩曾说:“她让人有种不得不看的感觉”。很快两个人便结了婚,婚后的徐志摩并不幸福,面对花钱如流水的陆小曼,徐志摩能做的只有赚钱。

这就是徐志摩的爱情,荒谬而可笑,用现代人观念定义,徐志摩就是一个裸的渣男,对婚姻不负责任,对爱情不知尊重。、而对于婚姻不负责任的还有沈从文。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深刻地印证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沈从文曾经用四年时间追到张兆和,但是结婚之后,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和不再美丽的妻子,沈从文无法接受。也许这就是诗人的通病,幻想出的爱情是花前月下、吟诗作对,但实际上是生活琐事、糟糠之妻,文人啊,总是认不清现实,学不会接受。之后沈从文婚内出轨高青子,甚至还出轨两次,男人出轨一次就会出轨第二次,这不是上不上瘾的问题,是责任感缺失的问题。

不过,张兆和还是原谅了沈从文,并且真的就这样相伴一生了。

而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却是常态。尤其是充满幻想的理想化诗人,总是对现实生活缺乏责任感,沉浸在自己想象的乌托邦爱情之中,最终伤人伤己。

如果要问,为何觉醒年代,文人的婚恋观会如此这般?会产生如此多的“婚姻悲剧”、“爱情悲剧”?说来说去,还是新旧交替带来的无奈。

如果我们用当代的道德标准审判他们,固然会成为人人谴责的对象,但是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所面临的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一面是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父母,一面是新思潮涌入面临大洗牌的中国,中间的爱国青年应该如何做出抉择?当我们置身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恐怕也很难有万全之策。

鲁迅被母亲骗回家结婚固然无奈,但那终究是父母;徐志摩风流成性固然可恨,但面对家里安排的婚事也没有反驳的权利,新旧交替之下,是交流的无奈,也是历史发展必然面临的状况。即便到了如今的2021年,仍然有这种矛盾,但是现在的我们,有了法律和道德宣传的约束,人言可畏、法律无情,有了规则,社会才不至于乱套。

而无疑是混乱的,它就像一道过渡线,将古代和现代分开,这种情况,自古以来都前所未有。大街上有穿着长袍留着辫子的人、有穿着西装戴着洋帽的人、太后戴着眼镜玩着高尔夫、皇帝打着电话和大臣们议事。

也许,鲁迅、胡适、徐志摩、沈从文等等文人的在这种环境下,只能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再想尽办法的冲破它,这种“冲破”的突破感从他们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和他们原配妻子、婚姻生活的悲剧中被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年代,感同不了他们的身受,面对历史更是没有办法评判,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在洞悉历史中收获经验、反思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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