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62年1月初三八字(1962年农历一月初三)

60年前那个虎年，留七千名干部在京过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文/张素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代表中央作报告，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这次大会召开期间，恰逢农历壬寅虎年的春节。春节前，为了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提议，会议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

“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

　　1962年2月3日（腊月廿九），周恩来在福建全体与会者会议上，提到了要开“出气会”的事，他说：大家心情舒畅了，才能把少奇同志报告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否则省委有省委的想法，地委有地委的想法，县委有县委的想法，各有各的想法，全党怎能一心一德，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呢？他还说：有些地、县委很担心，是不是会把帽子带回去，又形成一个运动，一股压力。如果这样，这次会议中央提出来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达不到目的。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大会上主席第一天提议，第二天讲话，四天开“出气会”。

　　周恩来的这番话，是在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要开“出气会”。那么事情的原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恩来、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

1月27日下午，讲话之后，随即向大家宣布：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从28日到30日，三天的时间，拿出一天到一天半来，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讲一讲，其他时间分组讨论。

结果，到29日，讲话之后，又提出一个令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建议，要让会议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

这个“出气会”一开，就意味着大家很难回家过春节了。

1962年的春节是2月5日。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为看重的节日，是合家团聚的日子。每到这一时间，只要条件允许，出门在外的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要赶回家过年。尤其在困难年代，一年到头人们很难吃上一次稍好的饭菜，老老少少都盼望这一天全家团聚在一起热闹一下。但是，要开“出气会”，对与会的七千干部来说，无疑他们就要在北京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的春节了。说：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业、工业、商业、学、兵、政、党，过也好，不过也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细心的读者从上面这段会议记录能够注意到，的这个提议，不但没有引起与会者的不快，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他这百把字的讲话中，出现一次“笑声”，两次“全场热烈鼓掌”。阅读这些文字，可以感受到当时台上台下的热烈气氛。七千人的身心都沉浸在大会特殊的气氛中。

“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为什么要延长会议时间呢？自己说，是为了让大家出气。出些什么气呢？这个气有多大？这个气为什么非出不可呢？为何如此重视？他说：

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作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

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

　　▲、朱德、董必武、等接见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代表。

　　一如既往，的话讲得诙谐生动，大会情绪十分热烈。也讲得很明确，是因为地方同志的气还没有出，上下没有沟通好，所以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决定在中央的大会上解决出气的问题。同时，他宣布了出气规则是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无论正确或错误，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提议大家在北京一起过年的深层原因

　　根据什么认为大家的气还没有出呢？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在讲话之前，接到几封信，表示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地方，如安徽省在分组讨论时，本来讨论得很热烈，结果省委书记曾希圣一到，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非常沉闷。其他的省，也有类似情况。这一现象，引起了等的关注，因而做出了开“出气会”的决定。

　　▲、、周恩来、朱德、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主席台上。

这些原因无疑是存在的，也是正确的。但还有一些重要因素，比如，还在大会讨论报告期间就已经反映出不少与会者，尤其地委、县委书记，对这几年开展的反右倾、拔白旗、整风整社、革命补课等运动，意见很大。他们认为，这些运动的开展，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生活，动不动就给人戴上右倾主义者、死官僚主义者等等的帽子，使不少同志有话不敢说，上下级关系不融洽，下边因此对中央各部及省市委有着相当大的怨气。

如有的地方反映，省委自我批评不够。他们说：省委从来没有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只说：“我有责任，我有官僚主义”就过去了。若是下边犯了错误，就会追问动机、目的、思想、立场等，领导同志能这样轻描淡写就完了吗？明明有问题，还以动机好，干劲大，不进行认真检查。意思是省委过去几年推行了不少错误的政策，应该作严肃的认真的检讨。

客观地说，1958年后出现的一些错误，中央和地方都有份，省委是贯彻中央指示的。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动因之一，就是想向全党干部表明，责任全由省委担起来是不公平的。过去几年主要是中央犯了错误。但有些地、县的同志强调，说假话、刮“五风”、搞特殊化等等，不能算在中央的头上，哪样不是省、市负责同志开的头？

再进一步分析，中央的政策好，对省市可以起到好的指导作用，即使省市一级原来有些偏差，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也可以得到及时的纠正。相反，如果指导不正确，也会走向反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同样是执行中央的政策，有的省就搞得好一些，有的省就差一些，这又怎么解释呢？由此说来，省委一级还是要负相当责任的。又因为，对地县两级，同他们直接打交道的是省委，他们所看到或感受很深的是省委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所以他们的气首先针对的就是省委。

因此有人提出，对中央各部部长、省委第一书记，应该发动地、县同志提意见，两头挤。

还有人说，这几年中央决议、主席指示不大灵，主要是“中梗”——有些中央部门、省市委不大听话，上情不能下达。如青海、甘肃、山东、河南、安徽都是这样。

在谈到这几年党内的生活时，一些人更是牢骚满腹、怨气很多。他们说：这几年来在党内不敢讲真话，“守口如瓶”，“话到口边留半句”，连知心的老战友在一块也不说知心话；工作提心吊胆，党内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关系不够正常；思想有疙瘩，心情不舒畅。

有一位发言时还流了泪，对党内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困惑。他说：我第一天入党就把党当作家了，但这几年有话不敢说，实在叫人留恋抗战时期的党内生活。现在在党的会议上，有些人居然尽说些外交场合的话。过去生人变熟人，现在是熟人变生人。党内形成这种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直到现在我也不了解。

这些切身感受，都源于各种各样的运动。会上有人说，据中南局统计，中南区在反右派时，党内处理了几万人；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三个运动，共处分了三十二万人；革命补课，河南处分了二十三万人，湖南处分二万一千人，至今中南区平反的只有七万人。全部算在一起被平反的还不足八分之一，可以想象地县两级干部意见之大，心中有气，就不足为怪了。

在讨论中，湖南有人谈到1960年冬和1961年初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时说：湖南全省八十来个县，有三十来个县委第一书记被换。没挨整的也被吓坏了，成天提心吊胆，他们说：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悟空的。反右倾是整了说老实话的，整风整社是整了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

由这些牢骚可以看出，下边的干部的确很有难处！

河北有人形象地说：整社是三类队一脚蹬，二类队不敢吭，一类队吓得不轻。下面干部不是兢兢业业，而是战战兢兢。

广东、云南、内蒙有人说：一搞运动就对干部排队，在干部中震动很大，也很伤感情。几年来，每次搞运动，上面规定的控制比例，实际上起了促进扩大的作用。

还有人用对联的形式反映县级干部的处境。有一个县委干部在过年时写了一幅对联。上联：群众过年欢天喜地；下联：干部过年整换过关；横批：年年如此。

这是一个苦涩的幽默，尽管有点夸张，但展示了县级干部当时的心情和处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和中央常委做出不回家过春节，在北京开“出气会”的决定就不足为怪了，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也就可想而知了。

　　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央不检讨过去几年的错误，中央各部、省、市委不主动检讨自己的工作，地县两级干部的气很难理顺。气还没有顺，大会就这样散去，难免就会像周恩来说的“省委有省委的想法，地委有地委的想法，县委有县委的想法，各有各的想法”，怀着期待而来，带着失望而归，大会就没有达到目的，“中央提出来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所以，才有了趁热打铁，再拿出几天时间，给地方干部出出气，让他们把“气”都留在北京，轻轻松松回去的决定。事实表明，这个决定非常及时、英明。

高超的领导艺术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是不是任凭下边干部给中央各部和省市委提意见，的心里就踏实了呢？显然不是。

　　1月30日下午，在大会上讲话，将一些省委书记“狂轰滥炸”了一顿，表示要坚决摸他们的“老虎屁股”。晚上，就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到他的住处，讲了一些比他在大会上的讲话温和许多、多少带有一些安抚性质的话。因为，心里清楚，很多事情是省委代中央受过。由此，颇可以看出的心境以及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

　　他说：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讲的东西，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即使人家讲的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如果你只有十条错误，人家讲你二十条，你实际上还是只有十条嘛。以罗炳辉为例说：人家告罗炳辉两条，我告诉罗炳辉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的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对敌人不要承认，对同志也不要承认，也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带帽子。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犯了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当人士，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过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对在会上讲话的人，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

　　还讲了秦穆公的故事，他说：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队全军复没。晋国俘虏了三个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个人放走了。晋王发觉后就派人追，没有追上。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这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用这个例子说明，对打了败仗的人，不能歧视，只要能够认识错误一定要使用，就像秦穆公那样。

　　的这番话，很是耐人寻味，第二天各中央局书记就将的讲话传达到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这些正坐在火炉上被煎被烤的部长和书记们，听了以后，心里有了底。原来毛主席是理解他们的，自然也就心甘情愿的主动承担责任。

　　什么叫领导艺术？的工作方法，叫人不能不服。

　　七千人大会由此转入第二个高潮，“出气”的高潮……

宣布：这个会开得好，开完了，散会

　　1月30日晚10时30分至12时，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书记会议，布置如何开“出气会”的问题，决定以3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中央几个常委分别到安徽、福建、山东、陕西、四川组参加会议。

　　1月31日至2月3日以及2月6日上午（虎年正月初二），大会以省为单位，或省以地区为单位开“出气会”。、周恩来、朱德、陈云、分别到各组参加会议，连续两天亲自在颐年堂听取各大区“出气”情况的汇报。

　　▲1962年2月6日，朱德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

　　2月4日（除夕）晚上，、、周恩来、朱德、同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共度春节，观看北京文艺工作者演出的京剧、舞蹈、杂技等节目。

　　2月5日（春节）晚上，全体与会人员出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政爱欢晚会，、、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等参加，晚会规模之大，达4万多人。人民大会堂各楼大厅同时演出了多种文艺节目，还有电影、体育表演等。

　　2月7日（正月初三），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在周恩来发表讲话以及宣读大会关于书面报告的决议后，说：“同志们有什么修改的意见没有（全场热烈鼓掌），就不需要付表决了吧？（全场热烈鼓掌）”又说：“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同志报告的决议，就作为通过（全场热烈鼓掌）。”鼓掌过后，宣布：“这个会议就闭幕了……这个会开得好，开完了，散会（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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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

　　七千人大会，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方面，在充分发扬，坚持党的集中制方面，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统一全党思想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会议使全党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以及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搞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参加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曾经这样评价这次会议：“这次七千人大会，不是一般的干部会议。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一次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十二年来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于克服当前困难和争取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再过若干年，会越来越看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陈云也说过：“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30年后，是这样评价这次会议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出自：理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