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18日的八字(1983年1月28日八字)

刑法出台的第4年，让决心“严打”的是内蒙古那件惊天大案

“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严打才能治住……只要坚持这样干，情况一定能够好转！”同志神情严肃地说道。

1983年7月，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就彼时的社会情况，火速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并呈报给了中央。

同志看后，当即召集刘复之和彭真来到自己的疗养住所，商讨报告内容及其应对策略。只见神情闲逸地一边翻阅着报告，一边开门见山地对二人说道：“这个文件并不能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语罢，接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随后又说道：“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严打才能治住……只要坚持这样干，情况一定能够好转！”

那我国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到底是什么，以至于同志竟提出“严打”这一决策？又是何事成为了其导火索？“严打”的成效究竟如何？

恶性事件频出，成催化剂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政治动荡的结束，以及刑法的诞生，我国开始朝着“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胜利的曙光依稀可见。

然而，社会却并未像预期那般得到真正的稳定与安宁。

“十年浩劫”可以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它严重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扭曲了社会道德观念，致使传统价值观念完全被摒弃，无法再有效约束公民的行为。同时，那个年代也助长了民众蔑视“公检法”，丢却法治观念的风气，从而滋生了各种道德沦丧的行为。

像杀人、抢劫、等恶性事件，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屡有发生。

其中，如1979年9月上海的“控江路事件”、1980年广州的“滨江路事件”以及北京火车站的自杀性爆炸案、1981年4月北京的“北海公园事件”等都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那为何直到1983年才引起中央重视，令同志下定决心“严打”呢？期间究竟发生了何事？

这或许要从1983年的两件特大凶杀案谈起。

1983年除夕中午，一个名叫王宗坊的惯犯与其弟弟王宗玮趁沈阳解放军某部医院内的俱乐部里正在放映电影吸引了大伙的注意力，而悄悄走进医院，撬开小卖部的房门，实施了入室抢劫。

但由于他们二人不熟悉医院内部构造，外加是生面孔，故而一进医院就已经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注意。于是，工作人员便把王宗玮带到了外科室进行盘查。同时，对意图逃跑的王宗坊实施了抓捕。然而没想到，在抓捕过程中，王宗玮竟趁机开枪，在造成四死一伤后，二人匆忙逃离了现场。

下午一点半左右，当地民警在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了现场，通过对现场遗留证物的分析，找到了两位犯罪嫌疑人的住址，不过可惜的是“二王”在其父母的掩护下早已出逃。

而他们在逃亡过程中，一路实施犯罪，造成了多起抢劫、杀人以及伤人事件。

此事在当时引发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多省的重点、大规模联合追捕行动。

直到1983年9月18日，“二王”方才于江西广昌县落网，并被当场击毙。而这也宣告了历经200多天的千里大追捕，终于落下了帷幕。

不过，导致同志真正下定决心“严打”的直接导火索，还是1983年震惊全国的内蒙古“六一六”案件。

1983年6月16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的红旗沟农场，于洪杰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打发时间。他是附近出了名的恶霸，由于不满政府的安排，对待工作可以说很是消极，甚至有时还会口出狂言，发表极为血腥的“杀人言论”。对此，周围人只当他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并未放在心上。

当天，于洪杰与杨万春、韩立军、李亮、包海山等九人一起喝酒。在酒精的刺激下杨万春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军用挎包中掏出了此前偷来的20根雷管以及一卷近30米长的导火索。

见状，韩立军随后也掏出了自己常带在身上的匕首，狠狠插在了桌子上，并大放厥词道：“兄弟们，今天我们要不来个血染红旗沟，如何？”

在一番内心挣扎与思想斗争后，这十个人达成了共识。

于是，当晚11点左右至次日下午三点，他们分别用菜刀、斧子、军刺、匕首、木棒以及过程中夺取的7.62步枪等凶器，残忍杀害了周边27名无辜群众，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

同时，在行凶杀人过程中，于洪杰、杨万春、包海山以及李亮等人还、了农场内多名女知青。

十几个小时后，酒醒的于洪杰和韩立军看到自己所犯下的错，当即便来到案发现场之一的宿舍，开始四处泼洒汽油，企图毁尸灭迹。然而不曾想，因意外点燃汽油，于洪杰被重度烧伤，韩立军更是当场丧命，死状惨烈。

下午四时，民警在接到报警后，火速抵达现场，对他们几人实施了抓捕。

这场案件在当时可以说震惊了全国，很多人民群众都请愿将所有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但由于其中六人尚未成年，不能被判处死刑，最终只判处了于洪杰、杨万春以及杜俊峰死刑。

此事后，我国司法界以及中央领导便开始重新审视彼时社会存在的治安问题了。

当机立断，拍板“严打”

面对极为严峻的治安形势，彼时刚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任部长一职的刘复之心情很是沉重。尤其是在次月听了河北领导干部们的汇报后，更坚定了他改善公安装备，整顿社会治安的决心。

于是，他很快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并报送至了中央。而这份报告，同志仅用了不到两天便看完了。

1983年7月17日上午九点，刘复之、彭真应邀来到了同志于北戴河的疗养住所。同志身着草绿色军便服，穿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闲逸地拿着刘复之呈送的报告。

在同刘、彭二人寒暄后，他直接开门见山说道：“这个文件并不能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语罢，他翻开手中的报告，边念边发表着自己对此的看法。

当然，同志也有预见到，如此严厉的打击会否引起争议，只见他最后大声地对二人说道：“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严打才能治住……只要坚持这样干，情况一定能够好转！”

对此，彭真极为认同，更是表示道：“只要坚决贯彻这个决策，问题自然能够迎刃而解，且如今这一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也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此次谈话亦使刘复之的思想得到了解放。

当天谈话后，他便将记录整理了出来，并于当晚传回北京，经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之手，呈报给了同志。

三天后，刘复之邀请河北王东宁、以及辽宁、北京等地的相关负责人于北戴河商讨贯彻“严打”行动方案。

同时，他也征求了上海、天津、广东等省、市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同志的谈话是对公安部门工作的关怀与支持，是对坚持人民实践的有力指导。众人无不为之振奋。

翌日，彭真在接见众人时，神情逸然地对他们说道：“在座的各位也知道，近几年，治安形势虽有好转，但仍存在不少问题。现在可以改变了，要抓紧行动啊！”

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严打”行动自此便拉开了帷幕，且愈发呈现出破竹之势。

“严打”战役吹响，成效显著

这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持续了近四年，直到1987年1月方才进入尾声，而期间共经历三场战役。

1983年7月29日至8月3日，陈丕显于北京主持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可以说，打响了第一场战役的信号枪。这次会议贯彻中央的“严打”决策，不仅具体确定了七类“严打”对象，而且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动时间大体上一致，允许各地作适当机动。

于是，自八月上旬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开展了第一战役的第一仗。

通过采取规模不等的集中打击行动，不仅抓获了一大批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更摧毁了数以千计的流氓犯罪团伙。

据统计，自1983年8月至12月的5个月内，“严打”第一战役第一仗在全国范围内共摧毁犯罪团伙7.6万余个，缴获近1.9万支，子弹42.7万多发，凶器24.2万余件，炸药15万公斤，雷管98.6万余个，赃款和赃物折款8351万多元。

1983年11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法委员会于北京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期间，在检查总结第一战役第一仗的情况经验之余，对第二仗也作了详细的研究部署。

会后，公安部于翌日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于1984年元旦至春节期间打好第二仗。

同时，强调第二仗不仅要精心组织、指导，使斗争向纵深发展，而且要做到打击对象精准化，严格控制捕人，讲究质量。

自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吹响了第二仗的号角，从实际出发，集中行动，哪里准备好了哪里就先开展，至3月底结束。

接着从4月至7月打了第三仗，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规模的集中打击形式。由于第二、三仗的准备工作较为充分，故而查获了一批隐藏较深的犯罪分子、流窜作案分子、逃跑犯和逃跑人员等。

自此，第一战役共摧毁犯罪团伙2.8万余个，使得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1984年7月下半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按照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意见，研究部署了“严打”斗争的第二战役。

次月13日至14日，公安部又召开部署了全国打击流窜犯统一行动会议。会后，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行动便拉开了帷幕。期间，共抓获流窜犯罪分子以及嫌疑分子6.2万余名，摧毁流窜犯罪团伙近900个，从中破案2.9 万余起。

在此基础上，第二战役的第二、三仗于1985年元旦至春节前后以及“五一”节前后至秋季相继展开。各地因地制宜，把全面发动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分类指导，加强侦察破案工作，并继续追捕流窜犯、在逃犯。

陈丕显

1985年2月7日，陈丕显于上海向同志汇报了“严打”行动的相关情况。对此，同志表示，对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

于是，翌年，“严打”的第三战役再次“亮相”于全国各地。

这一阶段，先后开展了以反斗争为重点的集中打击行动，解决各类突出治安问题的专项斗争，以及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现行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抓紧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

虽说，这场“严打”斗争也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但不可否认，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运动式执法的“严打”行动，的确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这场“严打”斗争，是坚持人民的一个里程碑，对我们今天仍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以及现实意义。

“开展雷霆行动，斩断罪恶黑手。”

虽然“严打”斗争已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但它沉重打击了刑事犯罪，为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不应忘却以刘复之为首的数以万计的公安干警，于这场战役中，为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十大悍匪：作案手段一个比一个凶残，他能在第一位当之无愧！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中国十大悍匪中的后五名，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更为凶残的中国十大悍匪中的前五名。

3万人围捕，被击毙时骨瘦嶙峋，胃里空空如也，这就是作恶多端的王宗方和王宗玮两兄弟。

从小这两对兄弟就不学好，偷奸耍滑，好吃懒做，经常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

1979年，王宗方因扒窃罪被判刑3年，在沈阳市大北监狱服刑，王宗玮趁机借探视的名义偷偷的潜入了值班室并盗走三把手枪和五颗手榴弹。

手枪是有了，但子弹怎么办呢？最后他把主意放在了部队里，他先当兵后偷子弹。

1982年3月王宗方刑满释放，1983年2月，二人来到一个医院的小卖部，当时医院的人正聚集在一起看电影，两人准备跑路时被人发现，二人慌乱中开枪，导致重伤数人，死亡3人。

两个人从此踏上了逃亡的道路，当时坐火车还不用检查，所以两人带着顺利的坐上了火车，就在乘警对他们例行检查时王宗玮掏出手枪直接射杀了这名乘警。

然后两个人趁乱砸开玻璃跳出火车，在逃亡中他们又杀害了数十名无辜的人，他们为了抢一辆自行车不惜对一家三口下手，只要有人认出他们，就会被他们直接开枪解决。

1983年9月18日，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直接将二人击毙，后来有人统计，参与追捕二人的警方和群众共计三万人左右。

他是最擅长枪战的悍匪，一人与警方枪战一整天，逼得警方动用坦克，这场枪战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次警匪枪战。

凌国良成为悍匪之前是公社的成员，他的职位可以轻易地拿到武器。

1979年凌国良与另外两名同事对领导产生不满，三人决定报复，凌国良便带着他们去偷军械库，结果拿到枪后，另外两个人看到他要动真格的，就害怕了表示要退出，凌国良怕两人泄密就把两人杀害了。

警方随即对两人展开抓捕，在抓捕过程中凌国良由于了解器械，前后射杀4名警察，并且枪枪爆头。

为了不再造成警员伤亡，警察决定动用坦克，然而在此时，对面的枪声却戛然而止，凌国良背着枪走了出来。

凌国强之所以投降，是因为他没有子弹了，警方看到他没有任何犹豫，当场将其击毙。

张君是湖南第一悍匪，手沾28条人命的他到底有多凶狠？

张君从小便受到家人的溺爱，使他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村里的人都不敢招惹他。

高中毕业以后也不工作，天天抢村里老人和小孩的钱，1991年已经25岁的他，不再满足这点小钱。

他看到那些警匪片中主角都有枪，他便托人搞到了一把，然后他闯入了当地的商店，二话不说便开枪打中了老板的腿，抢走了价值不菲的名贵香烟。

后来他又策划劫持富商，他劫富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单纯看他们不顺眼，在他看来他就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大侠。

他立志要把天下的富商劫尽，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拉拢亲戚和村民一起，就这样他的犯罪团伙越来越大。

有钱之后，张君便饱暖思淫欲，严某是他的第一个情妇，她有一个失败的婚姻，带着女儿艰苦度日。

张君有一次到她的小卖部买烟，看到严某颇有姿色，于是便装着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就这样严某被他骗的心神荡漾，而张君看她上钩以后，便威胁她和自己做一对亡命情人，否则就杀了她女儿。

严某就这样跟着他亡命天涯，张君用这样的手段前后骗了8个女人，而这八名情妇在张君作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每当张君马上要被警察抓住时，情妇们为了得到张君的宠爱，就抢着把张君隐藏在自己的家里，使得侦查进度陷入僵局。

直到2000年，张君制造了七起抢劫案，共抢金额高达600万，最终警方决定从张君的情妇下手，才得以抓获张君。

张君作案时间长，次数多，手段极其凶残，累计杀死、杀伤近50人，而且他狡诈，气焰极为嚣张，最终在重庆警方的打击下，他被抓捕归案，2000年5月20日被判处了死刑。

他是建国以来西安市第一个持枪杀人的罪犯，公安部以此题材拍摄了纪实片《西安大追捕》。

魏振海1963年出生在山东郓城，早间同父亲一起逃荒来到西安。

1986年10月20日，他进入某家属院公然持枪杀人抢劫，抢走3.6万元巨款，并枪杀女主人廖苇丽及前来串门的孕妇魏文华。

两个月后，魏振海又在北郊炕底寨犯下杀人碎尸案，牵涉三条人命，魏振海被警方列为通缉犯。

在此之后通过卧底警员的消息，1987年6月30日，警察在尚德路抓获魏振海，经审讯，魏振海交代了自己参与或指使的11起杀人案和多起抢劫案。

1988年3月28日，魏振海越狱，他在逃跑过程中还向追捕的警察和群众开枪，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的惨况。

1989年11月25日，越狱潜逃一年多的魏振海再度作案，西八路新城坊个体烟贩岳德林被杀，家里13.8万元现金被抢，两民警赶到试图堵门抓捕，遭魏振海手榴弹袭击。

1990年1月30日，魏振海在他手下谢峰的家里被捕。

1990年3月20日，在省体育场举行公判大会后，魏振海与其同伙谢峰、王玉安、郭公道等人，在北郊草滩被枪决。

临刑前魏振海还仰天大笑，看似嚣张至极其实这只是他在掩盖内心的恐惧，因为事后经常发现，魏振海的裤子已经被他尿湿了。

白宝山杀死17人，终为一个女人放下枪，案件侦破后被拍成了纪实性纪警匪片《中国刑侦一号案》。

“8·19白宝山特大持枪抢劫案”的作案手段之残忍、性质之恶劣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被列为“1997中国刑侦第一案”、“世界刑侦第三案”。

白宝山生于北京，两岁时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有后爸就有后妈，自小失去父亲的白宝山性格变得扭曲，早早就辍了学。

之后在一家工厂当装卸工，当时的工厂会不定时的开展打靶活动，接触后的白宝山立即就喜欢上了打枪的感觉。

1981年白宝山娶妻生子，并有了两个孩子，家中的人口剧增，让他意识到当装卸工已经满足不了家中的开支，于是便将厂子里的东西偷走卖掉。

很快白宝山的这一举动就被工厂的人发现，白宝山因此被判了5年。服刑期间，白宝山先后杀害了和自己作对的两个狱友，把他们埋掉之后又伪装了现场。

狱警搜查时发现墙壁上有大量的血迹，并在牛棚里找到了大量的子弹，白宝山对子弹的事供认不讳，但对杀人之事就是不承认。

出狱后的白宝山想做点生意，而做生意时被城管驱赶，上户口时又被当地户籍管理部门各种刁难。

这些种种，激发了白宝山的暴虐心理，开始产生杀人的想法，他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工厂执勤的武警，在用铁棍将武警敲晕之后成功抢到了一把枪，逃跑过程中白宝山多次开枪打伤民警。

在逃跑过程中，白宝山认识了他的情妇谢宗芳，并利用她把带回了北京，随后又杀害了一名女性，抢走了6万多块钱。

1997年，白宝山回到新疆石河子，找到了以前的狱友吴子明，两人商量之后决定再抢一把枪，他们杀死了两名警察之后拿走了一把枪。

这下两人都有枪了，他们发现乌鲁木齐市场有钱人很多。

1997年8月19日，他们在边境宾馆实施了抢劫杀人，导致7人死亡，5人重伤，还抢到了140多万现金，这个案子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8·19白宝山特大持枪抢劫案”。

这个时候白宝山意识到吴子明的存在将是自己最大的破绽，于是便将吴子明杀害并焚掉。

可是吴子明生前找过一个退役武警买，这名武警将这个消息上报了，警察立刻赶到北京白宝山家中实施抓捕，正当他准备反抗时，白宝山的母亲却出来了，白宝山为了不让母亲看到自己杀人，于是便放弃了抵抗。

终于，这个开国之后最大的悍匪落网，1998年，白宝山在新疆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