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振甫(辜振甫的简介)

揭秘丨“汪辜会谈”的幕后十日

“那些都是过度解读。你说好不容易开始谈了，去搞那干嘛？我们主动促成了这次会谈，去跟对方耍什么小心眼？一心想的就是会谈成功。”

外界一直有种看法，认为汪辜会谈中台湾海基会最关切的台商投资保障协议没有谈成，是海协会留着筹码以换取对方同意尽快举行两岸经济交流会议。当《中国新闻周刊》就此向海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台办原副主任孙亚夫求证时，他如此回答。

4月27~29日是汪辜会谈30周年。这是两岸双方各自授权的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成立后第一次两会领导人会谈，实质是两岸双方以民间名义举行的第一次高级别会谈，是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当年孙亚夫作为海协会副秘书长来到新加坡，全程亲历了汪辜会谈，参与文件起草工作。直到协议签署前的深夜，他还在与海基会的人一起进行最后的印刷、装订、火漆封口等工作。

孙亚夫说，汪辜会谈对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会谈达成的四个协议对两岸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打开了新的交流大门，也有利于两岸民众日常交往，这些都是它的意义，但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正是它的两个“第一次”产生了很大影响，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正在改善关系，通过协商解决自己的问题。

孙亚夫这些年也常思考汪辜会谈的启示。他觉得首要的一点是，在两会交往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被实践证明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两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识的过程中，海基会体会到大陆方面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有多么执着，因此在汪辜会谈中没有出现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此外还有一个启示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进行商谈，要展示善意和诚意，要尊重谈判对手，搁置争议、求同存异。

他对汪道涵的一句话印象尤深。那是协议签字仪式结束后，有台湾记者问汪道涵如何看待会谈中的分歧，汪道涵说：“这说明我们今天签署仪式并不是到此为止，恰恰相反，我们双方还需从此开始。”

1993年4月27日，汪道涵（左）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会前热情互动，握手四次。摄影/中新 贾国荣

“别苗头”

汪辜会谈会里会外一种“别苗头”现象，早在会谈消息宣布之时就开始了。

举行汪辜会谈是海协会先发出邀请的，地点在新加坡则是海基会提议的。海基会希望在这个场合展示两岸的“对等”地位，不希望外界认为它被“矮化”了，因此对于从形式到内容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很多外人闻所未闻的讲究。

时任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石齐平曾告诉凤凰卫视，当时记者天天跑来问他海基会人员将下榻新加坡哪个酒店，他只好实话实说，现在还定不下来，因为海协会还没定下来。他对惊奇不已的记者们解释，如果住同一间酒店，那楼层高低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1993年4月19日，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率领先遣小组来到新加坡，是双方人马中最早赶到的一拨，任务是安排会务，协助台湾近百名记者的采访需求等。

海基会属意的酒店是绝不低于海协会的档次，但也不要高出太多。由于情况不明，他们先预订了新加坡最高档的莱佛士饭店，房价为400美元一天（1美元约合8元人民币）。

21日晚，海协会先遣人员赶到。谜底揭晓，海协会代表团下榻的是五星级的丽晶酒店，打折后房价约为100美元。海基会人员于是迁入了档次接近的威斯汀酒店。

一位采访汪辜会谈的记者寻问，海基会不是要住莱佛士吗，与她相熟的一位台湾记者笑道：“看他敢？瞎摆阔气，报纸不‘哄’死他！”

李庆平的另一个任务是寻找会谈场所。习惯上大陆以正对门为主位，台湾以背对门为主位，海基会理想的会议室是相对的两面墙上各开一扇门，这样就不必分出主位和客位，也便于双方各从一扇门同时入场。然而找来找去都没有这种“穿堂风”式布局的会议室，最多是同一面墙上开两扇门。

最后只能用一个妥协办法：每开一次会，双方就交换一次位置。懂的都懂，记者们都笑起来了。

22日，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率石齐平等，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率邹哲开、孙亚夫等，同一天赶到新加坡。双方主将正式登场。

首先拉开序幕的是新闻大战。包括世界各大媒体的200多名记者云集新加坡，唐树备和邱进益每天密集召开记者会，频繁接受媒体采访。

唐树备曾回忆，临行前国台办主任告诉他，到新加坡后可根据中央批准的谈判方案灵活掌握，来回请示来不及。因此，他面对记者的态度非常开放，有问必答，被台湾媒体称为“已到了侃侃而谈的境界”。

那一边，邱进益也施展开自己的优势。他一到新加坡就带着台湾记者去逛街，还邀请记者与他一起每天晨跑，既能用流利的英语直接回答外媒记者的提问，又能用上海话接受《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几家上海媒体的采访。

邱进益来头很大。他此前是台湾当局“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发言人，被台湾媒体称作“国王的人马”。有人算过，他出任海基会秘书长是“连降四级”。此言或许不虚，因为之前台湾党政高层有一个负责大陆事务的策划小组，他是副召集人，他现在的上司、“”主委黄昆辉以及辜振甫等人都是小组成员，由此可见一斑。

他之所以降格接受海基会秘书长这个新角色，是因为的两次谈话重托，也是因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连接“”、海基会和海协会的枢纽位置，在为新框架布局上可以大有作为。他对台湾媒体解释，目前两会在形式和很多细节上都做到了对等，这些看似是小事，但可以逐渐发展出一套规范，由简单而复杂，由个案而整体。

但是从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上游转到下游，他才发现事情跟他想的很不一样。这次会谈前，“”公开发布了详细具体的“授权书”，让他有“赤身去谈判”的感觉。限于不得触及政治话题的授权限制，他对唐树备的“放话”也无法回应，有落于下风之感。

就在25日晚九点半的例行记者会上，这位风度翩翩的秘书长当众发出哀叹：“要跳楼了！”

经济议题的磋商

让邱进益发出跳楼之叹的是两岸经济交流会议。

就在4月上旬，邱进益率海基会人员来大陆，与海协会就汪辜会谈进行预备性磋商，确定了会谈的性质、时间、地点、人数和议题等。当时“八点共识”都对媒体公布了，台湾“”却来电，要求将其中一项“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共同筹设民间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会议制度”中的“制度”去掉，让邱进益尴尬不已。

在新加坡的第二阶段预备性磋商中，准备签署的四个协议中《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在北京已草签，关于《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的商谈也没有大的障碍，磋商卡在第四个协议上。这是一个关于经济和文教、科技等交流的一揽子协议，名称还定不下来，大家叫它“共同文件”。争议发生在“共同文件”中的经济交流议题上。

汪辜会谈的性质是“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其中“经济性”是经过海协会力争才加上的。对于发展经济交流，台湾方面的心态十分复杂，既不能正面阻挡，又不希望它较快发展。

唐树备曾回忆，中新建交后，1992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应邀访问新加坡，他告诉一向很关心两岸之事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两岸统一是我们的目标，但现在谈统一条件还不成熟，可以先从经济合作交流谈起。李光耀在两岸传话，后来告诉中方，同意两岸谈经济，但不是由两党来谈，而是由两会来谈，由辜振甫和汪道涵在新加坡谈。这就是汪辜会谈的重要背景。

1992年春南方谈话发表之后，许多台商研判大陆将坚持改革开放而不会走回头路，加之台湾经济结构调整，许多台资制造企业纷纷转向大陆。台湾当局也开放了台商赴大陆的间接投资，很多台商通过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维京群岛等地注册公司对大陆投资。1992年一年，台商投资的户数和金额就超过1991年前的总和，截至1992年底大陆台商超12000家，协议投资额达89亿美元，被称为台商投资的“大陆热”。大陆有关方面很想抓住这个机会，促进台商投资大陆的势头。

因此在汪辜会谈上，海协会提出了一系列积极促进两岸经济交流的主张，而海基会则热心于谈“台商投资权益保障协议”。但海协会认为，台湾当局现行经贸政策不开放台商到大陆直接投资，对从大陆进口有诸多限制，更不开放大陆企业到台湾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谈台商投资保障协议没有基础。而且，大陆已有《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即“22条”）等保障条款，并愿意听取台方建议继续加以优化。

大陆方面还希望将尽快召开两岸经济交流会议写进协议。唐树备说，可以把台湾方面所关心的台商投资保障问题与大陆方面所关心的双向交流问题同时作为经济交流会议的议题，会上形成的意见，可由两会商谈后签署协议性文件。

在24日唐邱第二次磋商中，邱进益总算同意在年底召开两岸经济交流会议。这个共识已在记者会上公布了，但邱进益又接到后台老板“”的电话，指示等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结束，延到明年再说。香港《星岛日报》分析，这是因为担心如果年底大批大陆人员到台湾，会在选举中被反对党攻击为“卖台”。

因此邱进益要求将经济交流会议延到明年，还半是“哀兵”姿态半是认真地向媒体抱怨“要跳楼”。他坦承，台方自己的政策也有矛盾，有关台商保障的协议对方一讲话往往令他无言以对，台湾方面确实有些“见树不见林”，有种“害怕”的心理，但回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共同文件的名称上，双方也有分歧。台湾方面希望叫“备忘录”，大陆方面提议叫“纪要”“议定书”等。

媒体上大都解读为这是因为“备忘录”多用于国际间协议。孙亚夫非常坚决地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说在这几个名称中用哪一个没有原则问题，就是如何更贴切而已。

“咱俩也可以弄个‘备忘录’，手机上还有‘备忘录’呢！并没有什么规定或约定俗成的做法，说‘备忘录’只能用于国际间协议。”孙亚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汪辜会谈

4月27日上午，汪辜会谈正式开始。汪道涵与辜振甫“四次握手”的热烈场面过后，记者退场，会谈开始。

会谈是海协会先发出邀请的，因此由汪道涵首先发言。唐树备回忆，去谈判之前海协会给汪道涵起草了一份发言提纲，时任国台办主任向中央作了汇报，获得原则批准。

汪道涵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我首先转达先生、先生向辜先生的问好，并请辜先生转达他们个人对先生、连战先生的问候。他们也向曾支持这次会谈的郝柏村先生问好。”

孙亚夫回忆，开头要不要有问候语、怎么问候比较好，这是事先经过讨论的。大家觉得，开头还是应该先说一些表达礼貌的话，而不是一上来就“叭叭叭”开始谈。虽然这个人当时就比较敏感，但他毕竟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又是主席。因此，最后还是下决心要问候。

2015年“习”前夕，唐树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还曾回忆，当时这样做是把汪辜会谈视为导向两岸领导人直接接触和会面的阶梯，因此用大陆领导人向台湾方面领导人问好的方式为下一阶段作了铺垫。两岸领导人会面时双方的身份和名义以及“先生”的称谓，此时已有了腹案。

但这个开场白在海基会方面引起的感觉是“震惊”。接下来汪道涵的话更让他们震惊：“两岸经贸发展至今，直接‘三通’更显得很有必要，应当摆上议事日程。从现实出发，并考虑到建立互信需要一个过程，可以先从货运的海上定点直航谈起。”

邱进益后来回忆，当时坐在旁边的辜振甫低声问他怎么办，他说，按照谈话惯例，你不答复他这部分就算拒绝掉了，然后你念你的。

辜振甫的发言稿比汪道涵短得多。他以职务称呼对方为“汪会长”“唐常务副会长”等，没有回应问候，对“三通”的话题更是直接忽略。他强调了保障台商投资权益的“至关重要”，对于两岸经济交流会议，只是说“共同研究筹开民间性质经济交流会议之可行性”。

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邱进益表示，汪道涵的发言政治含量高，有关“三通”等议题也有违预备性磋商的共识。唐树备则表示，“三通”就是经济议题，台湾的“国统纲领”把这个本应放在“近程阶段”的目标放在“中程阶段”去了，使得不能“三通”成为发展瓶颈，做出调整是难免的。

香港《明报》的评论则认为，双方都有道理，因为“三通”本身是经济实务，其所以成为问题则是政治形势使然。

27日下午唐邱继续磋商，落实和草签了《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原定28日举行签字仪式，但最重要的“共同文件”依然没有着落。

28日下午3点，双方代表抵达海皇大厦，汪、辜、唐、邱四人先到休息室闭门谈了30多分钟，然后才来到会场。

辜振甫首先发言。他说，双方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分歧，不过大体上看来正朝好的方面发展，他预定明天上午10点与汪道涵签三个协议，并请两位秘书长就目前有分歧的共同文件再行磋商。

他的声音非常轻细，要耳朵很好且足够敏感的记者才会捕捉到，他说的是“三个”协议而不是“四个”。据媒体披露，会谈结束后辜振甫在台北向连战汇报时说到，谈判时的一个态度是，没有时间压力，谈不成就不签。

辜振甫发言之后，汪道涵发言说，中国文字相当复杂，建议由唐邱二位仔细推敲，希望在明天上午能达成共识并签署协议。邱进益打趣说：“有茶他们喝（指头天下午汪、辜在松林俱乐部茶叙），有事我们办。”大家都笑了起来。

会谈短短五分钟就结束了。之后，唐邱二人进行了在新加坡的第五次磋商。这次“共同文件”的名称总算定下来了，是汪辜二老提议的，就叫《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但在台商投资保障和经济交流会议这两个已成焦点的议题上，双方仍是各不相让。

在2015年的《凤凰大视野》中，唐树备曾回忆，当时觉得，以为大陆搞改革开放离不开台湾的资金，要天价，我们当然是希望跟台湾同胞双赢，但大陆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

邱进益回忆，当时自己跟唐树备讲，这个会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两人都有外事工作背景，都了解这是一种妥协的艺术，不像法律背景的人，一是一二是二。

当晚，双方终于达成互相退让，决定删繁就简。关于经济交流部分，最终高度凝练为两句话。第一句是表达肯定态度的：“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这句明确倡导了两岸经济交流的方向。第二句是留下再谈的空间：“双方同意就台商在大陆投资权益及相关问题、两岸工商界人士互访等问题，择时择地继续进行商谈。”这句中的“及相关问题”是海协会要求加上的，意在明确将来谈台商在大陆投资问题时，海协会也有自己要谈的相关问题（如台湾当局要允许台商直接投资大陆、放宽投资金额上限、开放大陆企业向台湾投资等）。

29日上午，签字仪式正式举行。中国人习惯上以左为尊，因此汪辜二老签完前两个协议后，交换位置再签后两个。为了场面不至于太混乱，双方站在后面的两排工作人员就不跟着互换位置了。

于是，一张汪道涵后面是邱进益等人、辜振甫后面是唐树备等人的奇特照片，就永远定格在了史中。

绝配已成绝唱

汪辜会谈标志着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的终结，改善了的面貌；它彰显了两岸双方致力于发展，营造了两岸交流合作的氛围，推动了两岸民间经济、文化、社会交流。

《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的签订，建立了两岸制度性协商管道。

此前，因台湾当局要求大陆出具的公证书必须经过查证才能采用，仅需查证的婚姻文件就积压了上万件。《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签订后，到1993年底，中国公证员协会向海基会寄送公证书副本18781件，海基会向中国公证员协会寄送了9299件，使得这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签署后，截至1993年底，台湾寄往大陆的挂号函件有188229件，大陆寄到台湾的有176867件。两岸民众寄送挂号信函以前是没有签收回执的，现在有了可靠途径。

汪辜会谈后没多久，邱进益就提出了辞职。

他是抱着拆除两岸间“心墙”的愿景去海基会上任的。按照他的想法，汪辜会谈之后两岸应该再往前跨一大步，可是“”却踩刹车了，这让他心灰意冷。辞职前他很希望听到表示一个态度，却跟他打马虎眼。

他多年后与海协会的朋友谈到，看来有两个口袋，跟他说话从这边口袋里掏，跟黄昆辉说话就从那边口袋里掏，结果双方都觉得自己得到了李的真传。

曾采访过汪辜会谈的台湾媒体人何振忠多年后说，看来真正“国王的人马”是黄昆辉。

1993年底，邱进益黯然离去，离上任还不到一年，创下了海基会三年三任秘书长辞职的新纪录。

1996年提出“戒急用忍”后不久，石齐平也辞去了海基会副秘书长一职。他感叹，当年海基会那批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浪漫，比较理想主义，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后来证明，“浪漫”两个字太过于浪漫了，政治的复杂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因为形势使然，第二次汪辜会谈一拖再拖。直到1998年，辜振甫应邀到大陆参访，汪辜二人才重聚，因不是正式会谈，改叫“汪辜会晤”。

辜振甫邀请汪道涵翌年访问台湾，汪道涵高兴地接受了。但就在访问前，1999年7月，抛出“两国论”，一切进程戛然而止。

汪道涵之子汪致重回忆，那时汪道涵的行装都打点好了，就差订机票了，获知不能成行，那种深深的遗憾溢于言表，这件事对他打击非常大。

很多人都说，汪辜二老是绝配。两人一个是的中顾委委员，一个是的中常委，都是非常接近最高层的人。他们都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有很高的人文素养。

2005年1月3日，88岁的辜振甫在台北病逝。当日，汪道涵给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发去唁电，上面写道：“汪辜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而今风飒木萧，青史零落，沪上之晤，竟成永诀。天若有情，亦有憾焉。”

海基会致函海协会，邀请汪道涵入台参加辜振甫追思会，辜严倬云也致函汪道涵，以家属身份邀请。但当时执政的不承认“九二共识”，两会已无来往。时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就“要不要派人去”征询孙亚夫的意见，孙亚夫认为，还是应该接受家属邀请，这是一个人道态度的问题。

2月2日，孙亚夫与海协会秘书长李亚飞作为汪道涵的个人代表入台吊唁，研究部主任马晓光随行。当天他们前往设在台北德惠街台泥大楼的辜振甫灵堂鞠躬致哀，并转交了汪道涵致辜严倬云的信。

2005年初，汪道涵（中）委托孙亚夫（右）和李亚飞为个人代表，入台吊唁辜振甫，行前致信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图/《汪道涵文集》

那天台北的报纸上整版整版都是纪念辜振甫的文章，让孙亚夫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文章所突出的几乎都是辜振甫在上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汪辜会谈。

第二天上午，他们去了辜振甫追思会举办之地。他们在追思会结束、等人离开后才到，当着辜严倬云和亲属的面再次表达对辜振甫逝世的哀悼。随后，孙亚夫等三人即搭机离台返回，前后停留不超24小时。在此期间，海基会人员几次表达希望两会恢复接触，孙亚夫说，台湾方面不明确表示接受“九二共识”，两会没有接触的基础。

辜振甫是年头去世的，当年岁尾，汪道涵也去世了，享年90岁。

邱进益曾说，在他接触过的领导人中，有汪道涵这样的学养、涵养和风度的人，“坦白讲也不是很多”。孙亚夫感叹，汪道涵真是很有学问的人，非常温文尔雅，遇到不同意见也不会变脸色，始终保持着笑容可掬的一种形象，他觉得这是台湾人士对汪道涵也表示敬意的一个原因。

汪辜会谈30周年前夕，友人给孙亚夫转来时任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的一篇纪念文章。

当年汪辜会谈时，孙亚夫与李庆平曾于4月25、26日根据唐邱磋商的成果进行工作性商谈，起草《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与后来定名为《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的“共同文件”。与大家想象的不同，这两份重磅文件都是现场起草的，前后也不过几天时间。这让孙亚夫30年后回忆起来很感慨，觉得起草一份协议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关键就看双方是否真正有解决问题的意愿。

李庆平的文章写道，辜汪会谈后两岸经贸、文化等交流扩大，虽因好坏时有起伏，但基本上持续进行，执政八年又签署了23项协议，使和平发展的内涵更为丰富。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在1000多亿美元，对大陆的投资也占台湾对外投资的四成。

“今年4月29日适逢‘辜汪会谈’30周年，也是两岸两会中断交流的第7年。回顾30年前的往事，令人由衷崇敬当年两位前辈，计利天下、远瞩的策划与执行，也至盼随着新冠疫情缓解，两岸交流合作能及早恢复旧观。”李庆平写道。

对此孙亚夫也有同感。他说自己的确很希望两岸交流合作在当下能迅速恢复起来，在交流合作中打开发展的通道。

发于2023.5.15总第109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汪辜会谈1993：高光一刻与幕后十日

记者：黄卫

亲历者回忆“汪辜会谈”

记者·陈龙

编辑·段文

时隔30年，如今已是72岁老人的钱勤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新加坡的日子。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时任《新民晚报》特派记者的钱勤发随团前往新加坡，见证了那一历史过程。汪道涵、辜振甫二人的儒雅风度，让会谈的参与者们如沐春风，双方友好的氛围贯穿始终，为两岸同胞的和解之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三十年后，在“汪辜会谈”纪念日来临之际，又适逢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首次访问大陆，始终关心海峡问题的钱勤发更加勾起回忆。

他认为，消除分歧，凝聚共识，追溯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肉之情，这既是30年前“汪辜会谈”的出发点，也是30年后访问大陆祭祖之旅的重心。几代人为民族团结所做的辛苦努力，谈笑风生间所凝结的真挚情感与和平友好精神，弥足珍贵。

“汪辜会谈”亲历者钱勤发。黑色皮箱，珍藏了“汪辜 会谈”的许多一手史料。

钱勤发是1993年4月24日从上海前往新加坡，5月1日返回的。回到上海后，他花了不少时间整理材料，将那7天的回忆，都珍藏在一个黑色的小方皮箱里。

“我也好久没有打开这个箱子了。今天和你聊，一件件重新抚摸这些材料，我的心情也逐渐激动起来。”钱勤发对《凤凰周刊》记者说着，擦拭了皮箱上的灰尘。

皮箱一打开，一份印着《汪辜会谈——历史性的一日》的文章的报纸，瞬间把人拉回到历史情境之中。皮箱里装着“汪辜会谈”的会议手册、汪辜二人的机场谈话稿、会谈达成的协议、数十篇手写稿、报纸整版报道等原始材料，钱勤发还把当时自己所写的许多小篇幅报道，以及新加坡华文媒体的报道裁剪下来，粘贴在一个本子里。除此之外，他还保留着当时亲手所拍的上百张照片、几盒录音磁带。

“汪辜会谈”正式举行之前，自4月7日起，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与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预备性磋商，达成8点共识，草签了两份协议；“汪辜会谈”开始的前一周，唐树备和邱进益还先期抵达新加坡，为正式会谈进行了三次预备性磋商。

25日傍晚，汪道涵偕夫人孙维聪抵达新加坡，辜振甫偕夫人严倬云于26日抵达。两人均面对记者发表了机场谈话。其中，辜振甫《新加坡机场谈话稿》意味深长。他首先表示，这次会谈是一项民间性、事务性、经济性及功能性的会谈。接着，辜振甫描述了台海两岸的情感联系——“海峡两岸，不仅有地理、历史、文化的溯源，更有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

这几句话，打动了钱勤发的心。甚至在30年后，这段话仍然可以作为前景的基本音调。

辜振甫还说，要消除彼此间多年来的隔阂与离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企盼海峡双方都能以开阔的胸襟、理性的了解、高度的智慧、务实的态度以及稳健的步伐来加以推动。”

今天看来，“汪辜会谈”的确为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让两岸的中国人的情感和理想连在了一起。

黑色皮箱，珍藏了“汪辜会谈”的许多一手史料。

回忆起那次会议，钱勤发“觉得很感动”，“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的时期，两岸见面和谈，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两岸骨肉同胞，断绝了44年的关系。政治隔阂的坚冰，终于在1993年被打破了。”至今回忆起那次“破冰”会谈，钱勤发一再感慨，“当时的氛围非常友好，感觉非常温馨。”

“汪辜会谈”，是两岸之间从政府到民间“诚心相向”的一次打破僵局、改善关系的会谈。它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4月27日正式会谈开始后，钱勤发在“抢发”的报道文章第一句就写道，“今天上午10时05分，为海峡两岸走向大同架设桥梁的新加坡海皇大厦被载入历史史册。”

记者们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厅，钱勤发注意到，厅内放置了新加坡人喜爱的胡姬花，长桌两边分别放了10把黄皮沙发转椅。10点05分，当汪道涵、辜振甫同时从两扇电梯门走出，进入会议厅后，双方坐定，然后起身握手。

记者们被这氛围打动，一再喊道“再来一遍”，汪辜两人便多次握手，笑容满面。“这友好的氛围和热烈的场面大概持续了3分钟。那个场面很热闹。”全场振奋不已，掌声不断，镁光灯闪烁不停。

从汪、辜两人会面握手的那一刻起，热烈、友好的氛围，就十分浓烈，充满感染力，让包括钱勤发在内的所有参会人员为之动容。“这一幕刻在我心里，至今回想起来，大有荡气回肠之感。”这种氛围，也决定了此后数天里，双方会谈磋商的顺利和轻松。

26日下午，汪道涵、辜振甫分别前往新加坡总统府，拜访了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汪道涵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邀请，欢迎李光耀参加当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政治家会议，并访问北京。作为“汪辜会谈”的直接促成者，李光耀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钱勤发写道，“李资政赞许这几年的变化，他希望这种往来能继续下去。”

27日的会谈开始时，钱勤发注意到一个细节，汪道涵称呼两岸领导人时，均在名字后面用“先生”，这显然是有意为之，避开对“一个中国”涵义的分歧问题。

在后来手写的几十页“内参”中，钱勤发还写道，汪道涵还向台湾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人士递送了橄榄枝。

4月27日的第一轮会谈中，汪道涵用40分钟详细陈述了三大内容十八个议题，包括两岸直接三通（通商、通邮、通航），以及经济交流等。辜振甫则谈到共同打击海上犯罪活动、海上渔事纠纷处理等问题。最终，双方签署了三项协议、一个共同文件。

当晚，汪道涵在董公餐厅宴请辜振甫一行，全体两岸同胞共同参加。宴会中的9道菜均有寓意，蕴含着对海峡两岸同胞手足之情的祝福。邱进益因此打趣说，“我们又签了一个文件。”宴后，汪辜两人分别题词。汪道涵题了“佳肴佳会，手足之情”；辜振甫题了“但知春意发，谁识岁寒心。”

虽然是带着采访任务，每天要写很多报道，钱勤发对两位主角人物还是感触很深。“汪道涵78岁，辜振甫76岁，是两个非常和蔼的老人。”钱勤发说，两人一见面、握手，坐下来友好商谈，真正让人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是同胞，同宗同族”。

也是受“汪辜会谈”氛围和精神的影响，钱勤发至今坚持认为，两岸统一的唯一道路，就是友好和平。“‘汪辜会谈’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两岸同胞在争斗中被一道海峡隔开，骨肉分离，产生了巨大的伤痛和心理创伤，那是历史教训。今后，我们再也不能对立，再也不能打了。”

会后，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还特意与记者们一起吃了简餐，并聊天。照片里，钱勤发坐在唐树备的左边。

“汪辜会谈”原定27日、28日举行两天，但最终延长了半天。4月29日上午，汪道涵与辜振甫在海皇大厦签署了四份协议，确定年内协商处理5项议题，包括违规入境人员遣返，共同打击海上走私、抢劫，协商海上渔事纠纷，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司法联系和协助。

这四份协议，两份是简体字，两份是繁体字，简体字协议称“汪辜会谈”，繁体字协议称“辜汪会谈”，以示对等关系。

签署协议之后，汪、辜分别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汪道涵说，“我和辜振甫一见如故，这次会谈也增进了彼此的友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增加彼此间的了解。”还说，“所有协议只是文字，更重要的是实质，这就要看今后的行动了。”

钱勤发拍摄的海基会代表邱进益（右三）、辜振甫（右二）。右一老人曾开车带上海记者去会场。

虽然不是专业的摄影记者，钱勤发还是用一台傻瓜相机，拍下了上百张会议前后的珍贵照片。也是通过这些照片，在过去了30年后，他仍然能回到“汪辜会谈”的温暖氛围里。

看着当年的照片，钱勤发对《凤凰周刊》记者讲述了一个神奇的细节。4月24日到达新加坡，上海的几名记者一起前往丽晶酒店，刚办完入住手续，突然接到半小时后机场将有发布会的消息。大家把行李寄存在前台，准备立刻出发。没想到，在酒店前怎么也打不到出租车。

忽然，一辆汽车驶来，得知他们是上海来的记者，便说可以带他们前往会场。两天后，辜振甫抵达新加坡，召开新闻发布会，钱勤发才发现，那位司机，就是坐在辜振甫旁边的儒雅老人。“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汪辜会谈”是在前一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的基础性政治原则之后，为处理具体事务而进行的一次事务性会谈，将推向更亲密的地步。

如果说“九二共识”是打开两岸封锁局面的一把钥匙，那么“汪辜会谈”就为两岸交流、经贸合作推开了一扇门，并开创了新局面。此后，两岸的社会、经济、旅游、访学、留学生交换等层面的交流逐渐常态化，并延续至今。

“汪辜会谈”也为两岸政治互动搭好了桥梁。虽然此后30年中，台海关系受台湾蓝绿营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美国对台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频频出现波动，但当年双方领导人期许的实质往，也逐步实现了。

例如，曾任台湾地区“国防部长”的郝柏村（1919年-2020年），1996年退出，败选后，不再任公职，遂于1999年来到大陆，回江苏盐城老家探亲。此后又三次访问大陆，2005年9月3日受邀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获颁纪念章。郝柏村是黄埔军校十二期学生，曾任中国副主席，他反对“”，是两岸统一的坚定支持者。

2005年，中国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实现了“九二共识”以来第一次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和解对谈。此后，连战又以荣誉主席身份访问大陆，前后共计16次，出席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等重要活动。

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后不久，台湾在野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随即访陆，在西安拜谒黄帝陵，在上海会见了汪道涵，并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此后，以为主的台湾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访问大陆。比如，前主席吴伯雄先后6次访问大陆，2013年前主席洪秀柱访问大陆。

这些台湾领导人的访问大陆，真正实现了“两岸一家亲”，大大提升了的层次。例如，连战访问和回乡祭祖期间，先后在北大、厦大演讲，批驳台湾“去中国化”政策。同时，连战访问大陆还带动了一大批台湾政商文教领域的精英前来，加强了两岸交流。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习”是1949年之后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直接会面。两人“手紧紧握在一起，时间长达70秒左右”。

可以说，30年来，取得诸多的进步，几乎都是以“汪辜会谈”为起点。没有“汪辜会谈”，就没有两岸越来越亲密，共同融入全球化进程并繁荣富强的今天。

30年后，作为第一个卸任后访问大陆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也是走在“汪辜会谈”所铺设的道路上。

钱勤发拍摄的海协会代表唐树备、汪道涵（戴眼镜者）。

“汪辜会谈”举行的几天里，钱勤发认真严谨地记录着每一天的每一项活动，也不放过会谈之外的每一个细节。因此，他每天在现场写完稿后，都会通过传真向单位发回多份报道。

例如，4月28日刊发的《汪辜会谈花絮》一文中，钱勤发补叙了前几天的一些场内外细节：27日上午的会谈中，长方桌上除了摆放鲜花，每人面前还放着一杯中国清茶，以及润喉糖；下午，汪道涵、辜振甫二人偕夫人去松林俱乐部三楼品茗叙谈；晚上，汪道涵夫妇在董公餐厅宴请辜振甫夫妇，席间，汪赠送给辜一套紫砂茶具、10盒京剧大全录像带，辜则回赠以交趾烧陶器、水晶灯工艺品，双方的礼品均富有中国传统特色。

一定程度上，两位老人深厚的知识修养、共同的艺术爱好，尤其同为“京剧迷”，也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除了每天给自己的单位《新民晚报》发回关于“汪辜会谈”的实时报道，当时还有其他多家媒体向钱勤发约稿。因此，钱勤发在新加坡期间，还为《联合时报》（原《上海政协报》）《劳动报》等多家媒体撰稿。

钱勤发的报道不仅力求全面、丰富，还注重人物的历史背景和情感性格。他在一篇报道里向大陆读者介绍了辜振甫的家世、生平、才干与生活爱好等。

30年前的那次会面，钱勤发感触最深的，就是两位老人的文雅内涵与风度。“辜振甫76岁，鬓发染霜，温文尔雅，一派儒士风度，且谈吐典雅，轻声细语，不温不火。这位在台湾商界声名赫赫的老人给人更多的感觉恰如一个修养到家的老知识分子。”

辜振甫还是中常委、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总统府”资政、企业界领袖。新加坡舆论评价辜振甫的风格，“态度温文，言谈轻细”。26日辜振甫抵达新加坡时，邱进益特地向记者透露，“5月9日，辜先生要在台北演出《借东风》，他扮演诸葛亮。”

钱勤发的报道甚至没有放过一些干扰的杂音。他写道，26日晚，台湾驻新加坡代表在莱佛士酒店宴请辜振甫及海基会成员时，台湾高举标语，高喊口号，与在场的台湾“爱国阵线”人员发生冲突，秩序大乱，新加坡警方全力维持秩序。记者问辜振甫对闹事有何心情，辜振甫淡然一笑，回答，“没有必要谈心情，就当作看不到吧。”这些细节体现了辜振甫处惊不乱的修养，从中也可以看到台湾主流人士对两岸友好和解的坚定信心。

当28日汪道涵和辜振甫前后拜访商会时，汪、辜的两位夫人一起去了新加坡著名景点圣淘沙，并在那里共进午餐。记者们问两位夫人，对“汪辜会谈”有何看法，辜夫人——严复的孙女严倬云微笑着说，“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相信我的先生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汪辜会谈”期间，新加坡舆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给出了高度评价。正如辜振甫抵达新加坡时期许的那样，世界潮流中，“对抗”已经为“和解”所替代，而“和解”也逐渐迈进“互惠互利”的阶段。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扬弃“零和”的逻辑，秉持“双赢”的理念，相互扶持，在经济上，增进市场效应，在文化上，发扬传统价值。

新加坡企业家唐裕说，“这次会谈，是兄弟间的重归于好，绝无谁胜谁败之分，真正地说，两者都是胜方。”新加坡的一些台北学者认为，“汪辜会谈”的意义远远超过会谈本身，可以为将来更多层次、更广泛、更高层的接触，奠定基础。

钱勤发还注意到，一些观察家认为，“汪辜会谈”的历史前身是1946年和的重庆会谈，以及1949年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北京谈判。“‘汪辜会谈’是大陆与台湾的两大民间组织高层领导人的第一次见面，是海峡发展中跨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根据钱勤发的记载，参加这次会谈采访的中外记者近200名，其中台湾记者90余名，大陆记者16名。

大陆记者中，北京媒体12家，上海媒体4家，包括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媒体能受邀参加，钱勤发说，原因之一是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并亲自主持和部署了浦东新区的开发工作，对上海有深厚感情。

“汪辜会谈”的采访之旅中，钱勤发一路感受到的都是友爱、善意。

4月24日从上海出发时，记者们乘坐的是东方航空的班机。这也是东方航空成立以来首航新加坡。飞机上，连乘务长、乘务员都受到感染，非常热情。“我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很好。”

辜振甫于4月26日下午抵达新加坡。而当天上午，钱勤发等四名上海记者就已经在威信饭店采访了先期抵达的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他是“汪辜会谈”之行中，除了汪、辜两位首领外，钱勤发印象最深的一位台方人士。

听说钱勤发来自上海，邱进益即刻改用“上海乡音”与他交谈。邱进益说，他出生在浙江嵊泗（属舟山市），在上海提篮桥附近读过3年中学，当时寄宿在上海的叔叔家里。1951年，邱进益全家从嵊泗去台湾，此后40多年再也没有回过上海。邱进益对钱勤发说，“我很想去上海看看。”

199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5年，向世界展示了大陆发展经济的决心，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格外受到全球关注，也颇受台湾瞩目。邱进益也谈到浦东建设，称台湾很感兴趣。“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不能走回头路，要让台商看到远景。这是两岸走向统一的一个方面。”

钱勤发祖籍浙江宁波。30年过去，看着照片，他仍然对这位“上海老乡”兼“浙江老乡”念念不忘。

实际上，“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也并非凭空而来。在此之前，两岸就已经有了小规模的民间经贸往来，钱勤发称为“小通商”。“当时台商分布在大陆的就有1万多家。”正因为面临商贸规则和纠纷问题，“汪辜会谈”才针对性地签署了保障台商的协议。

对于“汪辜会谈”，邱进益给出了8个字的评价，“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虽然这只是邱进益当时的表达，但某种程度上，这8个字也是当时台湾政界和社会对台海的普遍观念。

钱勤发从邱进益充满感情的私人言谈里，不仅感受到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割舍不断的深挚感情，也明白了很重要的一点：台湾之所以愿意化解历史坚冰，主动跟大陆和解，得益于中国面向全球的开放融合，以及开放后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前景。

4月28日上午，汪道涵和辜振甫先后前往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厦拜访连瀛洲、郭令裕等商界人士。汪道涵说，两岸之间要求同存异，“有些事情要慢慢来，不能那么急。”另外，汪道涵还向商界代表介绍了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情况，郭令裕说，“我们新加坡也注意到了上海浦东开发，一年前就有不少新加坡人去了大陆。”

这虽然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但钱勤发认为，“情感”和“开放经济”这两点，在今天仍然应该是发展、改善的动力源头。

“汪辜会谈”之行，也是钱勤发自己第一次出国，他被新加坡的文明、卫生、整洁和绿化所震撼。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钱勤发也特地前往台湾地区参观旅游。“台北的国语、文化传承，都让我感到亲切，夜市、小吃也很习惯。”

作为一个亲自见证了国家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繁荣的人，钱勤发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感触良深。“只有开放了，老百姓才会过上好日子。而台海两岸和解、‘三通’，是开放的关键，因为这是一种信号，能让国际上看出我们开放的诚意和彻底。”

“‘汪辜会谈’能成功，是很不容易的，前人做了很多辛苦的努力。”钱勤发说，这一历史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也应该继续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