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八字
王实味的冤案,康生要负主要责任,毛主席曾多次提出批评
标题:王实味的冤案,康生要负主要责任,毛主席曾多次提出批评
整风运动中,作为倡导者的毛主席作出了很多指示,也开了很多会议讨论,所以整风运动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运动,而是在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的一场为了革命队伍的作风更加优良纯洁而实行的运动。
不可否认,毛主席倡导的整风运动的初衷是非常好的,1943年4月3日,中央就明确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两大目标:第一,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第二,清除党内隐藏的份子。
而这第二目标的制定,据网上查阅的资料显示,是在“王实味问题”出现后提出的,从时间线上去核对,大致也是可以对得上的。
那么,“王实味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日本侵略者大肆入侵我国后,很多爱国青年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早日赶出日本侵略者而努力,于是很多青年满怀赤诚跑去找当时的执政党,他们的初衷很简单,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关键时刻,所以希望当时的执政党可以给予一份工作,尽己所能报效祖国。
只是,当时的执政党身处于尔虞我诈之际,官僚主义盛行,对满怀报国热情的有志青年给予的要么是不理睬,要么是各种敷衍,各种搪塞。
这样的态度对于热血青年无疑是一盆冰水,寒意透心彻骨。
而与当时的执政党有着天壤之别的一方新世界——延安,适时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听说那里充满了平等,尊重,有爱,团结,于是很多青年抱着满腔热血,跋山涉水来到延安。
而在很早的时期,毛主席就意识到了干部队伍的稀缺,于是为了壮大革命队伍,也为了更好领导革命队伍,毛主席和一众领导人创办了很多学校,在之前的文章里也有写过,尤其是抗大,培养出的干部高达数十万人,遍布五湖四海,还有鲁迅学院,也颇具影响力。
也正是因为延安在国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37年,一位叫王实味的年轻人也来到了延安。
王实味家境一般,但颇有学习能力,17岁时就考得了一个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资格,但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只好另做打算。但第二年,也就是18岁时,又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而这一年,他还发表了一本书信体小说。
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党组织,后来又因为私人感情而脱离组织,在北大读了两年后因为经济窘迫而辍学,后来几经奔波,在1937年10月,31岁的王实味来到了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在四年的时间里翻译出的书稿高达二百万字理论书稿,当然,这其中包含他与人合作的部分,也包含自己单独翻译的。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这份工作量还是非常值得令人赞扬的。
他还时常发表文章,据网上资料显示,王实味当时的工资是四块半,而毛主席的只比他多半块,林伯渠的还比他少半块。这一点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王实味在写作方面是十分有能力的。
那么,问题来了,王实味为什么会在整风运动中被批评呢?
整风运动进行时期,延安的文艺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文艺界里的很多人无法真正的融入到工农兵的集体中,抗战爆发后,他们抱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从上海那些发达的大城市来到相对落后的延安,与工农兵团结友爱的思想还需要加强。
作为那个时期的过来人——周扬是这么评价他们的:
“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在文艺界内部,总是频繁发生争论、分歧,甚至对立,不团结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
其实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地域、生活习性、所能够接受到的文化程度等等很客观的因素存在而造成的不同,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但那是1942年,那是1943年,日本在侵略我国,对延安也是虎视眈眈,可以说,当时的延安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时期。
而有幸身处在和平国度的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如果不加以重视,不及时解决,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文艺界的不团结,文艺界的冲突,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其他各个部门。
要相信,任何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墨客,若爱国,则会拥有巨大的号召力,若经受不住诱惑,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发表一些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言论,会误导到许多心智不成熟的团体,后果不堪设想。
想想我们这个时代,也曾出现过活跃在网络的很多公知们,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不断崇洋媚外,抨击国内,成为了他国诋毁我国的代言人,当时还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误导了很多人,实在可恶至极。
所以,毛主席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期,就开始重视文艺界出现的问题了。为了更加有效的解决文艺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毛主席秉持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主动去接触了很多文艺界的同志,逐步深入去了解实际情况。
当时,毛主席一边要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大生产运动,一边还要推行精兵简政,而且还要花费很多精力到整风运动上,足以可见毛主席当时的工作任务有多重。
但尽管公务繁重,毛主席也仍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文艺界中很有名望的艾青、萧军、欧阳山、何其芳、丁玲等交谈,还真诚的恳请他们帮忙收集文艺界中提出来的各种意见。
当时,正是萧军很煎熬的日子,本来是带着满腔热血来到延安,却在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内心被郁闷和矛盾充斥着,无法排解,于是,打算离开延安。
离开前,萧军去找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很关心的问他离开的原因,这令萧军很是意外,也感到温暖。在后来萧军的回忆话语中,也可以看出一些:
“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
萧军本以为毛主席已经够亲切了,没想到,后来毛主席还给萧军写信,信中表露满是真诚: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
“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此时,萧军35岁,毛主席49岁,当时的萧军特立独行,起初对毛主席还有些抵触,后来几经相处,逐步被对方的品质所吸引,成为了挚友。
当然,对待知识分子,毛主席是十分珍重的,不仅对萧军,也对丁玲,还有很多很多的文人,毛主席都保持着尽可能的尊敬和包容的态度。
当时丁玲发表了一片文章,毛主席看后语重心长的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毛主席送给丁玲的这句话,哪怕是用在今天的人际交往中,仍然是十分合适的。当时的丁玲听后也大受启发,越想越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后来她回忆起这段往事,骄傲的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
起初,很多文艺工作者对毛主席的印象还比较模糊,但真正与毛主席接触后,深深被毛主席细致的工作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所吸引,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让很多感到迷茫和矛盾的同志感到豁然开朗,宛如来到了一片新天地。
自此之后,毛主席真正得到了越来越多人文艺界同志的尊重与信任,这还得归功于毛主席日积月累的淳朴品质。
当然,毛主席对于优秀的短剧、文章、平剧等等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会认真仔细的观赏,还有特意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令文艺工作者心潮澎湃。毕竟,自己的作品得到自己最崇敬的人的赞赏,是一件多么令人兴高采烈的事啊。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关注着“王实味问题”。
当时,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上文也提过,王实味主要做的是翻译工作,翻译工作之余,也会写文章。
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的墙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文中与对话的形式写出了很多令他不满的现象,并且进行了批评。
据资料显示,那个时候《矢与的》墙报一开始是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很多人都可以去看,包括其他单位的同志。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后,很多其他单位的同志都前去看了。
大概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谈论,为了扩大影响力,王实味的文章后来更是贴在布上,直接就挂到了延安南门外热闹非常的市场上,看到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其实,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的大平房的墙报时,毛主席就去看过了,看完后,毛主席平静的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
“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王实味写的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依然可以找得到,我也认真的读过了,客观的说,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点评是十分客观的,哪怕是放在今天,毛主席的这些话仍然还是掷地有声且合情合理的,绝对的公平仍然是做不到,而且是不可能做到的,做到相对的公平,时隔多年后今天的我们仍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毛主席还说王实味“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王实味的那篇文章确实写得太过尖锐,如果结合实际情况,就像毛主席写给丁玲的建议一样,在进行批评时,也要对人家的长处进行说明,人家才能接受,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这没有益处,只有坏处。
王实味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这其实不错,但也要客观的展现出延安取得的新成绩,所作出的努力。尤其当人们本来就已经身处低谷了,艺术家还一味的揭露黑暗,隐藏起已经逐渐出现的曙光,或者对这束曙光视而不见,就显得非常不合适了。
对于王实味的文章,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传》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
可能我们今天会想,一篇文章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想说,问题大了去了。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时刻准备着进攻陕甘宁边区,曾经也进攻过几次,甚至陕甘宁边区曾经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程度,期间还遭遇了旱、水、疾病、冰雹等五大灾害,边区政府已经到了靠借粮为生的窘迫境地。
可在毛主席和一众领导人的号召下,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发展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新天地,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而这一切,王实味也一同经历过,可在他的文章里对这些成绩却只字不提,对某些不良的风气却大肆宣传,这在当时一直在努力付出,辛苦耕耘,为了让延安更好,也正在积极改正的很多同志的来说,不公平,甚至是一种亵渎。
而且,这些负面的东西,也会引起更多人的不安,甚至可能根本来不及解决就会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在毛主席对王实味的文章进行评价后,中央研究院就召开了很多次会议,开始对王实味进行了批判。(请注意这个词,是批判,不是批评)
起初,仅仅是把王实味作为有思想问题来批评。思想问题,简单点说就是有问题,指出来,然后加以改正,最后写检讨就可以了。当时博古也犯过很多错,后来改正后,仍然得到毛主席和一众领导人的团结。
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大概就是像我们在学校里犯了错,被老师提出来了,然后做个检讨,意识到自己哪里有不对的地方,然后下不为例,就可以了。
但因为康生的插手,王实味的问题,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思想问题直接升级到政治问题上。
可能疑惑,康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看到康生的职务,想必就会明白,当时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而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翻译员。一个社会部部长,想要插手管理一个普通员工,或者说,一个社会部部长想要决定一个普通员工的生死,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想当年,24岁的博古从苏联归来,直接对早已在红军中拥有极高影响力的毛主席各种打压和排挤,甚至连毛主席的亲朋好友都间连受到牵连,毛主席都差点被排除在长征人员的名单之外。
所以,康生插手下的王实味的下场……
将王实味的思想问题升级到政治问题后,更是把王实味说成“托派”,还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治研究院的其他四人,一同被定为“五人集团”。
对王实味的批判愈演愈烈,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
关押期间,采用“逼供信”的严酷手段,对王实味进行审讯,后来,更是得出了王实味是“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
王实味最后的结局,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传》是这样写的: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
王实味的冤案,康生要负主要责任,毛主席曾多次提出批评。
虽然,毛主席曾经对王实味提出过批评,但是,康生的极端做法,毛主席是不同意的,因为康生的“逼供信”手段,完全与毛主席提出的整风运动的八字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背道而驰。
当时,毛主席就这八字方针还非常郑重的进行解释过:
“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毛主席先前还说“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而康生后来对待王实味的时候,完全就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抛诸脑后。
毛主席还向当时负责整风运动的负责人员着重强调过“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
曾经张国焘实行的肃反运动,让很多无辜的干部遭到牵连,甚至失去生命。革命队伍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如今,康生又重蹈覆辙,走了一遍叛徒张国焘的老路。
1943年7月2日,毛主席就给康生写信,要求作为首长的他要担负起责任,注重调查研究,搞清楚主次,尽量争取失足者,“逼,供,信”是错误路线,绝对不能走错误路线。
很显然,毛主席的指示非常合情合理,但是落实到实际中,因为对敌情的过分高估,而且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完全属于封闭状态,难以对干部的历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所以,直接的后果是,整风运动的实际工作人员不太重视调查研究,后果就是搞得“特务如麻”。
更加不得了的是,康生还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做了极具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将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求不得进行的”逼、供、信“手段大力推行,让本来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的整风运动演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
康生的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有多过火呢?
据资料显示,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单单在延安地区,就“抓出”了1400多人的“特务分子”,冤假错案一批又一批,简直骇人听闻。
这一次,作为总负责人的的康生,让延安陷入了“特务如麻”的境地。
幸运的是,彭真和李克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找毛主席反应情况。
毛主席听完后十分窝火: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眼看给康生写信(1943年7月2日)根本起不到悬崖勒马的作用,于是,毛主席在1943年8月15日,用中央文件的形式公布: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这一次,因为是中央文件的正式下达,终于对康生具有了很大的约束作用。后来,邓力群回忆起这段延安的整风运动的往事,仍然激动道:“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
其实这九条内容,毛主席早就在写给康生的信中着重提出过,应该说是重点要求过康生要按照这九条方针办事,可是,康生并没有按照信的指示行事,才造成了十几天内抓出上千名特务的众多冤假错案的后果。
1943年10月,毛主席还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但王实味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平反。
1944年1月,毛主席还在书记处会议总结时提出“对搞错的同志“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这一次,王实味也依然不在此列。
1945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其实,仔细回看这段历史,真正应该道歉的是康生,真正应该负全部责任的也只能是康生,但是,第一个站出来赔礼道歉的却是毛主席。发号施令的确实是毛主席,但是康生并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日理万机,当时在中央会议上就说过,大方向由毛主席做指示,具体实际由康生负责落实,而王实味的冤案,出错环节是因为康生的插手。
所以说,王实味的冤案,康生要负主要责任。
在王实味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终于等来了正义: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最终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否定了王实味同志参加过托派组织一事,这是为王实味的冤案最后的平反昭雪。
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王实味的妻子)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对于王实味,想起很有感触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愿往后余生,冤假错案越来越少!
参考文献:
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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