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八字(杨平 ebsd)

众多名家推荐！这位曾深刻剖析江西老表的副省级领导，再推重磅《老表之歌》……

还记得那篇刷爆朋友圈的

雄文《江西老表》吗？

植根于江西千年文化璀璨

以其深刻的批判精神

深沉的理性思维

深厚的人文情怀

精准分析了江西人地域性格

叫醒了许多江西人

帮助许多他们跳出江西看江西

更好地审视自身

更好地砥砺前行

如今写下此文的副省级领导刘上洋

再推重磅《老表之歌》

获众多名家推荐

别误会

《老表之歌》不是歌

而是一本全景式展现

江西改革开放历程的长篇小说

以文学笔触塑造众多江西老表

栩栩如生的形象

刘上洋长篇小说《老表之歌》

11月8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江西文联、作家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刘上洋长篇小说《老表之歌》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陈建功，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邬书林，江西文联主席叶青，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宾堂等出席会议并讲话，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江西老表》是刘上洋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据说作者原来打算写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但他觉得，在一个历史悠久且丰富多彩的文明古国，历史题材当然要写，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不去表现当代生活的理由。“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理应毫不犹豫地拿起自己手中的笔，以文学的形式把这段风起云涌风云际会的现实生活艺术地表现出来，这是历史赋予文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刘上洋从2015年开始投入了长篇小说《老表之歌》创作，到2018年，历经四年、十易其稿，一部上下两册、62万多字的长篇小说终于付梓出版。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作品有力地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进程，以及这个历史进程对于普通人，对于每一个人，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精神面貌，他们的性格深刻的塑造和深刻的影响”。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认为“作者站在更广阔的文化比照视野，对所在地域的文化特色与局限做了一饮深刻的剖析与展示，是提升群众改革开放意识的扛鼎之作。”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邬书林认为“这部作品小中见大，把中国从思想、生活、命运这个角度做了生动准确的阐述和描写。”

小说采用了特写式场景、对话镜头式语言的表现手法。作者以“章”布局，每章由十几个序号组成，避免一般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大段大段的描写和铺垫，以及大段大段的穿插和回忆，显得简洁明快，引入入胜。同时，小说借鉴电视剧的表现手法，把长篇小说的写法和电视剧的写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故事情节，既靠一般小说那样的叙述来展开，又靠电视剧那样的场景转换来推进。对于人物的性格、表情和心理活动，既有一般小说那样的细致描绘，又通过电视剧那样鲜明精短的对话来体现。

小说简介

这是一部力图全景式书写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转折的作品。小说以作者虚构的江西省南江市为主要空间背景展开，视线从官场到商场、情场，笔触从大都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穷乡僻壤，大开大合，波澜壮阔。

在时间上，小说紧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通过切入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紧紧贴住改革开放在人物的心理、情感和性格上的嬗变，从而知微见著表现我国改革开放宏阔深刻的壮丽诗篇。

在人物形象上，小说第一次集中笔力塑造了一组江西老表的群像，他们中有农民厂长、大学毕业生，有村干部、村民、到沿海打工的农村青年，有下岗工人、外资企业经理、国有企业工人，有市委书记、下海干部等等，人物形象鲜明，相互映衬，错落有致；每个人物身上，既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气息的，同时又各自带着独特的个性。他们用自己的悲欢离愁、兴衰沉浮，演绎了一个时代从保守走向开放的每一个铿锵的步履。

与会者认为小说塑造了一组江西老表的群像，他们中有农民厂长、大学毕业生，有村干部、村民、到沿海打工的农村青年，有下岗工人、外资企业经理、国有企业工人，有市委书记、下海干部等等，人物形象鲜明，相互映衬，错落有致。每个人物身上，既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气息的，同时又各自带着独特的个性。二十一出版社原社长张秋林、江西省作协驻会副主席江子、评论家胡平、陈晓明、王必胜、刘玉琴、杨平、胡军、顾建平、饶翔、胡妍妍、赵宁、岳雯、李芬芬等与会研讨。

作者简介

刘上洋，江西安义人。历任九江市委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政协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中央第七督导组副组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

工作之余，刘上洋笔耕不辍，建树颇丰。主编了《经典江西》、《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等大型丛书，创作了《井冈山》、《神奇赣鄱》等大型歌舞剧本，著有《在前人已有答案的地方》、《废墟的辉煌》、《高路入云端》等散文集。所发表的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入选国内多种权威选本。其中《井冈山》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双头鹰的国度》获“冰心散文奖”，《九江赋》被评为“影响中国旅游的文章”十强，《一张小桌和一首名词》、《停滞的繁华》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万里长江第一湾》获“井冈山文学奖”。《废墟的辉煌》被省外收入中学生课外读本，《江西老表》被收入2012年《中国文学年鉴》，被认为是近年来国内文坛剖析中国地域文化性格的难得精品。

一起来回顾下这篇雄文

江西老表

刘上洋

1

在许多外地人看来，把江西人称为老表，似乎是一种贬义，是瞧不起江西人，因为“老表”这两个字很土气，很下里巴人，就像上海人把所有的外地人叫做阿乡一样，是在用一种特殊的称呼骂人。

尤其使人纳闷的是，不仅外地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江西人也自称为老表。

世界上哪有这样自己贬损自己的？

其实，江西老表这个称呼不含有丝毫的讥蔑之意。

在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中，兄弟姐妹的子女之间互称老表，年龄大的叫表哥、表姐，年龄小的叫表弟、表妹。表亲之间，虽不是直系亲属，但也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

把江西人称为老表，流传最广的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始于明朝初年。为了争夺天下，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激战。当时，碧波荡漾的八百里湖面到处闪动着刀光剑影。有一次，朱元璋打了败仗，被陈友谅在后面紧追不放。正当朱元璋走投无路之际，一位善良的渔民出现了，他把朱元璋领到船上藏了起来，然后摇着橹向湖心扬长而去。朱元璋得以安全脱险了。在离开的时候，他含着眼泪对这位渔民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如果以后我打下江山做了皇帝，你就去京城找我。臣子和卫兵如不让见，你就说是我的亲戚江西老表来了。”过了几年，朱元璋终于战胜了陈友谅，在南京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皇袍。这位渔民带着几个同乡去看望当今的天子，果然，他们在皇宫内外不论遇到什么人，只要说一声“我们是皇上的亲戚江西老表”，就一路绿灯，畅通无阻。江西老表也就从此叫开了。江西老表，皇帝的亲戚，可见这个称呼是多么的高贵且令人羡慕。

另一种是始于同湖南的关系。江西同湖南，不仅山川地貌极为相似，而且地相连，人相亲。据统计，现在湖南的六千多万人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十四的人祖籍是江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历史的亲缘关系。加上两省长达近千公里边界人家的长期相互通婚，他们的后代便以表亲相称。表亲者，血亲也。由于江西是祖上所在地，湖南人也就渐渐尊称江西人为老表哥，久而久之，干脆把“哥”字省去叫老表。于是老表也就成了江西人的代称。

可以说，在一个有着四千四百多万人口的省份，老表这个唯一统一称呼只要一讲出来就知道是哪里人的，在全国恐怕也只有江西。

江西人也以有老表这样一个称呼而感到非常自豪。无论海角天涯，无论素昧平生，相互之间只要听到“我是老表”，马上就像久别重逢的亲戚一样。

江西老表，一个洋溢着浓郁亲情的名字。

2

在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江西老表虽然广为人知，但对江西老表的性格却很少论及。即使论及，也是寥寥几笔一带而过。有人说得更直白，江西老表没有什么给人印象深刻的突出特点。

所以，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江西老表的性格一直处在被忽略的地位。

不过，没有鲜明的特点也许就是江西老表最大的特点。

你看，在人声嘈杂、杯盘交响的餐馆里，江西老表有着自己的“吃文化”。他们也吃辣，但不像湖南人那样猛烈，可以把一只干辣椒放在嘴里嚼得眼泪鼻涕一大把；他们也吃甜，但不像江浙人那样每菜必糖，甜腻得使人不愿动筷子；他们也吃鲜，但不像广东人那样讲究配料烹饪，一定要让人吃得津津有味直咂嘴；他们的口味也偏咸，但不像北方人那样上桌就是一盘盘卤菜，来个大碗吃肉，大杯喝酒。江西老表这种“不太辣、不太甜、不太鲜、不太咸”的饮食风格，在全国就没有什么鲜明特点，所以赣菜的牌子也就始终响不起来。

同样，在其他方面，江西老表的特点也不很明显。人们在谈论文化时，讲到北京就知道是官文化，讲到上海就知道是商文化，讲到苏浙就知道是水文化，讲到内蒙就知道是草原文化，讲到西藏就知道是佛文化，讲到香港就知道是殖民文化，而讲到江西，就不知道是什么文化了。还有语言也是如此，从吴越软语到闽粤鸟语，从东北话到四川话，从河南话到陕西话，各自都有其鲜明的特征。但江西话就不是这样，“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差别非常大，互相讲话都很难听得懂。这里不由得想到前些时候流行过的一个段子，说的是假如有一个外星人掉到地球上，中国各地人的不同反应：北京人首先问他是哪个级别的干部，上海人马上将他进行展览赚钱，温州人立即请他吃饭并合伙到外星球做生意，广东人先将他洗干净然后决定怎么吃，四川人邀他上茶楼打麻将，河南人立马复制几个卖向全世界。这里没有提到江西人会怎样对待。这绝不是有意的遗漏和疏忽，而是江西老表缺乏突出的个性特点，实在是难以概括。

江西老表这种没有显著特点的性格的形成，同江西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西就分属于吴国和楚国，故有“吴头楚尾”之称。以柔甘为主的吴文化和以悍辣为主的楚文化在这里交汇和碰撞，并融合为介乎两者之间的另外一种文化。特别是隋炀帝开挖京杭大运河和唐代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梅关驿道之后，江西成了连接南北的大通道；加上万里长江又流经赣北，江西同时又是承东启西的大门户。正是这种特殊的交通枢纽地位，客观上使江西成了人们南来北往、东行西走的主要驿站。尤其是每当北方陷于烽火连天、战乱不息的时候，江西更是成了逃避乱世的“桃花源”。最突出的是“五胡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三个时期，北方的大批移民潮水般地涌向江西，他们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这就使江西老表的性格之中又渗进了北方人的一些气质。从一定的角度来看，江西老表的性格是东西南北性格的一种大杂烩，江西文化也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一种大杂交。

各种性格和文化的交汇，既有利于取长补短，以至产生一种新的性格和文化，但同时也容易毁掉自己原有的性格和文化特点。博采众长的结果最终往往是失去了自己的所长。

这也许就是江西老表的性格没有突出特点的深层原因。

3

如果人们认真想一想，江西老表还是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的。

江西老表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温和守矩而缺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江西老表的温和守矩，首先表现在做人做事的低调上，他们不善张扬，不善自我标榜，也不善唱高调。有了成绩不沾沾自喜，挨了批评也不暴跳如雷；得理时不盛气凌人，失利时也不怨天尤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保持着一种平静的心态。同时，他们也不喜欢挑头，不轻易越雷池一步。凡是遇到重大的事情，他们会格外谨慎，先是站在远远的地方，斜睨着观察一下动静，心里盘算一下利弊，然后再决定是否行动。江西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主要得益于江西老表的这种温和守矩的性格。

江西老表的温和守矩，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服从大局的意识很强。每当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局部支持全局。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胜利，江西老表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上前线打仗杀敌，一曲《送郎当红军》至今唱来仍然那么荡气回肠。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在五十年前人民共和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一些地方百姓的饥荒问题，周恩来总理飞赴南昌，要江西紧急支援一亿斤粮食。江西老表二话没说，宁可自己勒紧裤带，忍饥挨饿，硬是一斤不少地把粮食交给了国家。

危难之时见境界。江西老表的这种服从大局的意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其本身，而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奉献精神了。

但是，正像有些群体的某一性格既是突出的优点但同时又是突出的缺点一样，江西老表温和守矩的性格，在另一方面又暴露了它的负面和不足，这就是缺乏敢为天下先的闯劲。

由于不敢闯不敢冒，江西老表在前行的路途中总是显得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更是求稳怕乱，畏缩不前，既不敢去英勇地挺立于历史的潮头，又不敢去大胆地领导历史的潮流，而只能跟随着历史的潮流走，或者被历史的潮流夹裹着被动前行。

因此，在江西老表身上，既很难看到那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决绝和无畏，也很难看到那种“吾可取而代之”的雄心和壮志。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江西老表很少有带头造反者，很难出现气吞山河、号令天下的第一号人物，江西也就从来没有出过一个皇帝，哪怕是一个偏安于一隅的小皇帝。

江西老表的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古代，而且一直延续至现代。翻开中国革命史册，江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总共约有三十多万人参加红军，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但是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江西虽然有三百二十五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位列全国第一，但是却没有一位元帅，也没有一位大将。而相邻的湖南，不仅出了这样叱咤风云的最高领袖，出了、任弼时这样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而且元帅就出了三位。这充分说明湖南人的军事禀赋和领导才干比江西老表要高出一筹。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反映，在骨子里却还是江西老表没有湖南人那样具有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精神。

由此可见，不能敢为人先、勇当第一的江西老表，也就永远不能处于决定全局的中心地位。他们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就是宰辅、将军一类。他们统治不了江山，但他们可以很好地辅佐江山，成为杰出的名臣良将。这也许就是江西老表性格的必然归宿。

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命运。江西老表的历史再次印证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4

江西老表性格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不排外，但会搞内耗。

每逢有外地官员到赣任职，江西老表总是以一种特殊的大度予以欢迎。尽管开始时他们的心里也打着问号，脑子里也有些疑虑，但是背后不会指指戳戳，更不会去抱成一团做一些抵制之类的小动作。相反还会主动地支持外来官员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差额选举时，宁可本地官员选不上，也要保证外来官员高票当选。倘若有哪个外来官员人品出众，才能非凡，做出了显著的政绩，那江西老表更是会奔走相告，广为传颂，以至成为其忠实的崇拜者。所以凡是到江西工作的外地官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很容易融入当地，没有陌生感，没有孤立感，没有隔阂感，没有一堵无形的墙堵着他们，因而工作起来也就十分的舒心和顺利。

同样，由于这样那样的需要，从过去至现在，不断地有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来到江西定居，不论他们是大学毕业的学生，还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不论他们是从沿海省市随工厂整体搬迁而来的工人，还是因水库建设而移居来的农民；不论他们是“”中从上海下放而来的知识青年，还是从外地来赣的大量技术和务工人员，江西老表都像对待自家人那样，给这些不断出现的新面孔以温暖关心、以支持帮助，使他们很快地安心下来，成为了新的“进口老表”。

江西老表不排外，使赣鄱大地这方令人陶醉的青山绿水显得更加的多彩和大气。但是，在江西老表内部，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无处不在的内耗，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倘若你到一个大家庭里去就会发现，同为一个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之间，不是情同手足、和睦相处，而是相互之间像乌眼鸡似的，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生怕自己吃亏别人占便宜，有时甚至为了一点利益方面的小事，相互大开恶口，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最终结果是亲人变成了仇人。

倘若你到一个村庄里去就会发现，村民之间不时会出现种种摩擦和纠纷。如果这个村庄是同一个姓的，那每一个家族便会自动地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并以此来对抗其他的家族。如果这个村庄是多姓的，那人口最多的姓就处于一种主导地位，无论是选村干部还是利益分配，常常是独占先手，这样就引起其他姓氏的不满，直至发生严重的冲突。这种因宗族和姓氏产生的内耗，使不少农村常常处于不和谐不稳定的状态。

倘若你到一个单位里去就会发现，表面上大家都笑容可掬，客客气气，然而在风平浪静的下面，却是暗流涌动，旋涡翻滚。有时为了一个职位或职称，互相钩心斗角，你争我夺，背地里使绊子，设障碍；有时为了在领导面前争宠，不惜拨弄是非，打“小报告”，使“离间计”，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还有一种人只做两件事：别人成功了，他拼命嫉妒；别人失败了，他到处讥笑。所以，在不少单位，一个平庸者，对其的阻拦者往往很少；而一个出众者，对其的阻拦者却往往很多。这样，随之出现的也就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平庸者不断得到升迁，出众者却很难出人头地。

在江西的官场上，流传着一种“出生入死”的说法，其含义为，凡是调出到外地工作的江西干部都有如蛟龙入海，大展才华，因此被委以重任；而留在本地工作的江西干部，即使德才兼备政绩突出也难以提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江西干部的内耗。在有些省份，本地干部有一种“抱团”精神，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维护。而江西的干部却不是这样，不仅“以人划线”，搞“小圈圈”，而且对不是属于“自己的人”百般排挤，甚至打压。由于相互内斗，江西也就很难出干部。大家不是都慨叹如今在中央和国家各部委以及外省市任职的江西籍领导干部太少么？这并不是江西干部的能力和水平不行，而是江西干部太会搞内耗。

内耗，耗掉了江西老表的元气，耗掉了江西老表的精力，耗掉了江西老表的自信，使江西老表始终构不成一种整体的合力。

江西老表的不排外和内耗，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排外是表象，内耗是根源。因为内部不能平衡，谁也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好，因而相互制约，相互拆台。在这样一种心态的驱使下，唯有外面来人，各方都感到自己没有吃亏，都感到对自己没有威胁，所以也就一致地拥护和接受。

因此，江西老表的不排外，并不表现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真正包容，而只是一种以不损害自身狭隘利益的被动容忍。

5

江西老表性格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有小聪明，但缺乏大视野。

有一首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江西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好风光。”正是这怡人的灵山秀水，哺育了一代代聪明的江西老表。从古至今，江西老表虽也不乏大聪明，但从整体上来说都属于小聪明。

精于各种各样的智巧技艺，是江西老表的一大特长。景德镇的瓷器，以其“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而誉满天下；萍乡万载的爆竹烟花，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绽放着喜庆的声音和吉祥的图案；樟树的药材，在中国古代中药加工技术方面独领风骚；宜春的夏布，在华夏的纺织技术方面独树一帜。在许多村庄，一方方精美的木雕和石雕令人拍案叫绝；在城乡的每个角落，一个个从事堪舆和星相的江西老表身影充满着高深和神秘。应该说，诸如此类的工艺技术，虽不要大智慧，但却离不开心灵手巧的小聪明。江西老表在这方面似乎有独到的才能。

江西老表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善于经营小生意。“一个包袱一把伞，跑遍全国做老板。”明清时期的江右商帮，不仅将生意做到了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而且在江浙和北京，他们的生意也很活跃。遍布在许多地方的大大小小的万寿宫和江西会馆，就是江右商帮的活动场所。有一则资料这样告诉我们，从明至清，全国各地的万寿宫共有一千多座，而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则从明初的十四所增加至清光绪年间的五十一所，五百多年来一直位居全国的榜首。江右商帮以其独特的经营方式创造了小农和自然经济时代商业的辉煌，被称为与徽商、晋商齐名的全国三大商帮之一。

然而，使人遗憾的是，江右商帮的生意无论怎样也难以做大，既没有出现像徽商那样坐拥巨资、堪与王侯相比的富商大贾，也没有形成像晋商那样经营票号行业的垄断巨头。这不能不是江西老表的一个悲哀。

其实，岂止是在古代，就是在现在，江西老表的生意都始终在“小”字上打转转。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当改革开放刚刚兴起的时候，江西老表在不少方面开创了全国“第一”：第一辆摩托车是江西造，第一台电风扇是江西造，而且汽车和电视机的生产也遥遥领先于一些兄弟省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看到江西汽车飞奔在大江南北，赣新电视辉映在千家万户，江西老表的心里该有多么的自豪！而那时，安徽的奇瑞汽车和四川的长虹电视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此后仅仅过去了十几年，事情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奇瑞汽车以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迅猛发展，一举驰骋于国内外市场，并成为我国唯一具有发动机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长虹电视也异军突起，一举成为了全国销量和品牌的霸主，并出口到世界各地。反观我们江西，曾经为全国第一的摩托车和电风扇不见了，曾经为抢手宠儿的赣新电视机消失了，江西的汽车也因几次错失良机被远远地甩在了同行业的后面。历史的车轮从来就是这样的滚滚无情。

好的幼苗却长不成参天大树，领先的产品却发展缓慢以至被淘汰，这不能不是江西老表心上永远的伤与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因为江西老表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

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事情的本质。根本的原因在于江西老表的视野不宽。缺乏大的视野，眼光就看不远，生意就做不大，往往会小富即安、小进即止，这样不仅会导致已有的东西渐渐丧失掉，而更为严重的是会因看不清发展前景而坐失壮大自己的良机。有一则故事令人啼笑皆非：1970年，国家决定在江西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这本来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呀！但江西却婉拒了，理由是有了这么一个几十万人的厂子每天要供给大量的粮食蔬菜而抬高物价。这个“小算盘”打得也太精明了。于是，该厂改在湖北的襄樊落户了。江西老表就这样因为自己的小聪明而失去了一个关系全省长远发展的大企业，可见小聪明一旦失去大视野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江西老表的视野不宽还和江西的地形有着某种关联。

打开江西地图，人们就会发现其形状就像一个大盆地，四周几乎都被高山包围着。东面的武夷山隔断了通往闽浙的商道，南面的大庾岭阻挡了广东吹来的海风，西面的罗霄山挡住了三湘的英武之气，东北面的怀玉山和西北面的幕阜山则像两只钳脚一样夹峙着，仅给江西的北部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豁口。而全省中北部的地势却比较低，从南向北贯穿全境的最大河流赣江以及抚河、信江、修水、饶河，犹如五条巨龙，不仅从不同的方向汇集成了浩瀚无际的鄱阳湖，而且在赣中北部冲积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人首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也许正是这种盆地地形，使江西老表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盆地意识”。由于被四围高山遮住了视线，江西老表也就陶醉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盆地生活之中。

看不见外面的精世界，江西老表的视野怎么能大起来呢？胸怀怎么能宽起来呢？

6

江西老表性格的第四个特点，就是会读书，但缺乏创造力。

有一组数字足以说明江西老表具有超乎寻常的读书天赋。

自从隋朝创办科举制度直至清代末期的一千三百多年间，全国共考录进士约十万人，其中江西就达一万人，占全部进士的十分之一。

在江西吉安、临川等地，曾经出现“一门三进士，五里十状元”的盛况，“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一门五人同登进士科，祖孙六代有三十八人考中进士。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书院诞生在江西，这就是唐代德安陈氏宗族创办的东佳书院；第一个在全国最具规模最具影响的书院也在江西，这就是庐山白鹿洞书院。

遥想当年的赣鄱大地，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啊！在数以万计的私塾里，在遍布各地的书院里，多少学子正襟危坐，在老先生严厉目光的监视下，诵读着四书五经。每当考试来临，学子们又纷纷告别书斋，穿上长衫，不辞辛苦，跋山涉水，行色匆匆地奔走在通往城里考场的乡间小道上。特别是参加殿试，从江西到京城，那可是几千里之遥，一走就是几个月，途中要经受多少风雨，历尽多少艰险！为了中榜，多少人从青丝熬成了白发，从耳聪目明熬成了老眼昏花。读书奔科举，构成了江西历史上一道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如果说历史的辉煌已经暗淡了的话，那么今天的江西老表是不是还喜好读书呢？

答案是肯定的。岂不是么？近三十多年来，尽管江西的经济仍欠发达，但是在历届高考中，江西的录取分数线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比一些发达地区要高得多。同样的分数，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的考生可以上重点大学，而江西的考生却只能读一般本科院校。于是，在前些年大学录取比例较低时出现了不少学生“在江西读书，到外地高考”的“飞地升学”的怪现象。特别是那个被誉为“才子摇篮”的临川中学，更是以其不同凡响的教学质量和名列全国前茅的升学率，吸引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求学者。这里，每年都有许多优秀的学子源源不断地走向北大、清华等一流的高等学府。

也许就是因为江西老表会读书，所以在中国文学和学术的灿烂星空中，出现了一连串闪闪发光的江西人名字：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晏殊、朱熹、陆九渊、文天祥、汤显祖、八大山人……

江西老表会读书，关键在于有一个代代相沿重视读书的传统。无论是在偏僻山区的土屋里，还是在江湖平原的农舍里，不管什么人家，哪怕穷得锅里没有一粒米，也要想方设法养上一头猪，以供养孩子上学读书。对于许多人家来说，有了猪，就有了孩子的学费；有了猪，就有了孩子的前途。正是养猪，使一些处于贫困和社会底层的子弟有钱读书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少父母也通过养猪实现了望子成龙的愿望。

在人们的心目中，猪是愚蠢的象征，想不到江西老表却用它铺就了一条长长的通向聪明之路。所以，很多人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江西老表，一会养猪，二会读书。”

按一般逻辑，读书好坏同创造力的大小是呈正比的。读书好的人创造力相对比较强，读书差的人创造力相对比较弱。如此看来，江西老表会读书，他们的创造力也一定非常强。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江西老表所缺少的恰恰就是创造力。

江西老表创造力的缺乏，集中体现在创新精神不强上。他们读书，大多只是一味地啃书本，而不是把书本作为启迪智慧的钥匙；他们读书，只是一味地相信书本上的答案，而不是去有所怀疑，有所探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所以，从古至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些极需要创造力的领域，江西老表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在长达几千年的古代，江西几乎没有出过什么有影响的发明家，也几乎没有出过什么革故鼎新的思想家。就是在近现代，江西也极少出过什么具有杰出开创性贡献的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和大学者。

江西老表创造力的缺乏，是封建文化和科举制度结出的恶果。江西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发端地和传播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根绝人的一切欲望。陆九渊的“心即理”，认为“心”和“理”是永恒的，一切封建的道德教条都是人心固有的，也是永不变化的。几百年来，这两种学说就像两块巨大的石头，首当其冲地压在了江西老表的心头，使他们动弹不得，久而久之也就变得麻木起来。试想，一个没有欲望冲动的群体，一个深被封建道德教条禁锢的群体，他们怎么会有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呢？

当然，导致江西老表创造力缺乏的另一个因素，是在长期八股科举制中形成的与书本知识趋同的思维定式，一切顺着书本思考，一切照着八股作文。江西老表的这种顺向思维定式通常所产生的就是缺乏创造力的“高分低能”。可见读书既可以为人类的进步插上飞翔的翅膀，同时也可以使人类的创造失去想象的天空。

江西老表，什么时候能把“会读书”真正转化为“会有创造力”呢？

7

江西老表性格的第五个特点，就是有着强烈的官本位意识而缺乏市场经济观念。

不论走到赣鄱大地的哪一个角落，人们都会产生一个相同的感受，这就是江西老表“官崇拜”的情结非常浓厚。

在一座座姓氏宗祠里，祖先中谁的官最大谁的牌位就最显眼。

在一本本厚重的家谱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为官进士者的名字。

在一个个古老的村庄里，最使村里人自豪的是那些陈旧斑驳的官邸、官牌和官匾。

在一次次茶余饭后，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当官。特别是那些业余组织部长，更是趁机发布有关干部的“新闻”，什么某某人要到哪任职了，某某人要提拔重用了，某某人是一匹“黑马”，讲得绘声绘色，听得大家直瞪眼。

在一个家庭，不论是父亲母亲还是儿子儿媳，或是女儿女婿，只要有人提拔当官了全家都会情不自禁地举杯相庆。倘若长期没有人升迁，就会悲观丧气，尤其是男性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感到抬不起头来。

同样，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单位，一个人如果提拔得快，官做得大，大家都会赞他有本事并刮目相看。反之，一个人如果提拔得慢，或者久未得到任用，大家就会说他能力差，甚至投以鄙视的目光。怪不得在全省的每个地方和单位，都以出了大官而感到无比的光荣和骄傲。

一切以是否当官为尺度，一切以官职大小来衡量，这就是深深浸透在江西老表血液里的官本位意识。

正是因为这种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在江西老表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官磁场”。许多人对做官趋之若鹜，有的人甚至为了捞个一官半职，不惜跑门子、拉关系，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也许是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官场上，所以江西老表不太懂得市场，不太会搞市场经济。

不像浙江人那样可以把小商品做成大产业，不像江苏人那样可以把小企业做成大公司，不像广东人那样勇于渡船出海下南洋做商贸，不像上海人那样敞开胸襟打造国际商埠，江西老表似乎对商品和市场表现得非常迟钝。他们就像一个迈着八字方步的老先生和缠裹着厚厚臭布的小脚女人，或好奇地在市场经济的岸边观望，或小心地在市场经济的岸边徘徊。所以，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偌大的一个江西省，除了清朝晚期开办的安源煤矿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商企业。省会南昌只有为数很少的手工作坊式的企业。就是在一百多年前被英国人辟为“五口通商”且有“小上海”之称的九江，也仅有几家规模很小的纱厂。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江西老表市场经济观念的缺乏，是因为没有受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响。这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历史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令人心痛的几幕：当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中叶从海上用炮舰轰开中国市场大门的时候，江西老表却还沉迷在心性命理学的清谈中。当沿海地区的工商贸易蓬勃发展的时候，江西老表却还沉迷在自己的那一片田园风光中。当邻省的洋务运动和民族工业方兴未艾的时候，江西老表却还沉迷在农耕田粮应是全省头等大事的旧式思维中。可以说，在市场经济面前，江西老表几乎是一张白纸，这样他们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市场经济意识。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曾记得温州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市场意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逼出来的，因为人多地少无法生存，所以只得出外做生意谋生。由此反观江西老表，也许正是因为自然条件过于优越，到处山清水秀，土肥水美，使得他们坐享天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世世代代在这种舒适惬意的自然经济生活中打发着时光。

由此观之，江西老表缺乏商品和市场经济观念，与其说是官本位意识太强和没有受过市场经济熏陶造成的，不如说是优越的自然条件造成的。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既给他们带来了大自然的巨大恩赐，但又使他们丧失了生存的压力；既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又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一个没有生存压力而又有着沉重包袱的群体，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是难免要沉沦和被淘汰的。

8

江西老表性格的第六个特点，就是朴实热情，但缺乏勤劳刻苦精神。

在一般人眼里，都觉得南方人比北方人勤劳刻苦，北方人比南方人朴实热情，但作为彻头彻尾南方人的江西老表好像是个另类。

江西老表的朴实厚道，可以说在全国都是有口皆碑的。他们对人对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好就好，是坏就坏，不会忽悠人，也不会耍心眼。而且缺乏灵活性，遇到问题不会随机应变，遇到困难不会伸手，老实得简直有些可爱。正如国家一些部委的同志所说的，江西老表从来就是不叫不到，不吵不闹，不给不要。

江西老表的热情好客，也是远近闻名的。有人讲上海人不大喜欢请客，不喜欢别人到家里做客，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玩。而江西老表却不是这样，每当“有朋自远方来”，他们可是“不亦乐乎”，不仅把客人请到家里，拿出珍藏多年的好酒，烧上一桌具有当地风味的佳肴，尽情地让客人品尝。倘若客人要到什么地方走走时，他们会主动陪同，不管花上多长时间也在所不惜。江西老表对待客人的情意，就像自家门前奔流不息的小河，清澈而又悠长。

如果说江西老表待人朴实热情的话，那么他们对待自己则容易满足。

容易满足的结果，一方面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另一方面则会导致勤劳刻苦精神的缺失。在江西老表中广为流传的“白米饭，木炭火，神仙不如我”，就是一种最典型最形象的写照。

为什么江西的百姓创业经济不发达？诚然，江西老表身上缺乏商品经济的细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同时与江西老表缺乏勤劳刻苦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在奉行丛林法则的生意场上，他们没有浙江人的那种“跑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想遍千方百计，说遍千言万语”的勤奋与顽强，没有浙江人的那种“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吃常人所吃不了的苦，赚常人所赚不了的钱”的刻苦与执著，而是一遇到艰难困苦就灰心动摇甚至败下阵来。所以，浙江人可以把生意做到全中国，做到全世界，江西人只能在本地小打小闹，很难把企业做大做强。

这不由得又使人联想到另一种浙江人。他们就是移民江西的浙江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新安江水电站的兴建，大批的浙江人离开故土迁移到江西。当时，他们安家落户的地方都是荒山贫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创业，如今这些地方都变成了全省最富裕最美丽的新庄园，而江西老表世代居住耕作的家园，尽管条件要好得多，但因为他们不愿付出过多的汗水而大大落在了后面。

勤劳刻苦精神的欠缺，既是江西老表人格方面的一个缺陷，也是江西老表精神层面的一个缺陷。如果说这种缺陷表现在个体身上时还不至于构成大的危害的话，那么当它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缺陷时就是灾难性的了。

历史反复证明，勤劳刻苦精神永远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哪个地方的人勤劳刻苦，哪个地方的发展就快；反之，发展就慢，甚至停滞不前。

9

从唐代至清代中期，是江西历史上最为发达的时期，尤其是宋代，更是江西老表辉煌灿烂的时期。

但是到了近现代，江西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中明显地落伍了。

可以说，现在的江西老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江西是中国革命的老根据地，本来这是一块令人向往和崇敬的红土地，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区却成了落后的代名词。

江西是中国中部的一个省份，曾几何时，由于既不能享受中国东部的大开放政策，又不能享受中国西部的大开发政策，江西老表这种不东不西的处境，被人戏称为“不是东西”。

也许是因为经济发展与全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不断拉大的缘故，一段时期，江西老表到外地开会总是不声不响坐在最后一排，有些人甚至不好意思说出自己是江西人。

江西老表有些被自卑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人曾把江西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交通。毋庸讳言，交通兴则江西兴，交通衰则江西衰。自从二十世纪初期随着京汉和汉粤铁路的建成，南北交通的重心西移，江西的交通枢纽优势便丧失殆尽，江西因而也就急剧地衰弱下来。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江西老表的观念和性格导致了江西的落后。

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和性格的劣根性，因而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华民族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并逐步迈向市场经济时代之际，江西老表却显得非常的不适应，显得非常的困惑和彷徨。

江西老表明显地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自身的窝囊。

他们也想迈开大步向前进，但步履总是那样沉重，甚至有些踉跄。

他们也想扬帆出海闯世界，但总是觉得自己水性不熟，甚至有些惧怕惊涛骇浪。

他们也想开拓创新续辉煌，但总是觉得自己功底不深，甚至有些瞻前顾后。

所以，江西老表要在中国的版图上重新崛起，就必须彻底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彻底改造自己性格的劣根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对江西老表整体人格结构的一种改造和重塑。

无疑，这是一个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痛苦过程，因为这需要解剖自我、否定自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是决然不行的。

同时，这也是一个不断锤炼和养成的长期过程，这就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时间，更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搏风击浪，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江西老表正在改造和重塑自己人格结构的征途上奋勇地前进，一个新时代江西老表的新形象正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可以肯定，江西老表人格结构和重塑完成之日，也就是江西老表重新创造历史的辉煌之时。

江南君说

前段时间召开的

世界VR产业大会上

马云说“为什么不是江西”

谁也想象不了

今天的江西能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奇迹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我是江西老表，我自豪！

湖北杨元元自缢一案的悲剧成因，并不简单的回放2023-5-19

2009年11月，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宿舍中，传出一阵阵痛苦的低吟。顺着声音寻找源头，却发现一个卫生间里竟然有一个年轻女子选择了自缢。

……

文章下面逐一叙述湖北学霸这位杨元元6岁丧父，她的母亲望瑞玲一手将姐弟培养为北大与海事大学的博硕士。然而因为望瑞玲女士异乎寻常“绑架”其女的控制欲方式，最终铸成了09年在沪上海事大学发生的杯具。

这件命案的轰动效应，当时便上了电视节目制作的榜单。因为苏打好奇本人一贯对社会上的大案比较关注，就特意去搜寻了一下类似的新闻报道。比如360百科“杨元元”（"海商女"事件）便透露了更多的自缢内幕，但头条《湖北学霸……》一文却只字不提。令人不由得怀疑，当年制作自缢一案法治新闻节目的电视台，是否也在极力诱导观众去片面拷问这位单亲母亲的责任？

杨元元，1979年11月出生于湖北宜昌市。“杨元元出生时，父亲为她取了名字，希望她长大后挣大钱。”那么“元元”，也就是元宝的寓意了。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杨父不仅没有看到这位千金为他带来的滚滚财富，相反却将寡母投入到临死都在为钱纠结、苦恼的绝境之中。

笔者从事萨镇冰年谱收集工作多年，晓得上海海事大学，前身为海军上将在辛亥起义后打理过的吴淞商船学校。

苏打一开始看头条的文章，觉得鹏遨游先生对望瑞玲的指责无可厚非。

“望瑞玲称，丈夫是上世纪60年代北京化工大学毕业，一直是儿女的榜样。1986年3月，丈夫因肝病去世，留给望瑞玲的只有6岁大的女儿杨元元和4岁大的儿子杨平平。”

望瑞玲在湖北的一家军工厂里当过车工，也看过大门。两个孩子成绩不错，1998年，杨元元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两年后弟弟杨平平也考取了武大环境科学专业。

总起来看，单亲母亲在“望子成龙”方面相当称职而且成功。但是《湖北学霸……》却说：

“杨元元被迫丢失铁饭碗之后，只能重新开始寻找工作，只是满足母亲要求的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几年的时间里，她曾做过保险业务员，也曾创过业，更是在母亲的逼迫下，再一次将自己的想法掐灭。”

由于作者想坐实望瑞玲（潜江人）是杨元元自缢的推手一说，《湖北学霸……》几乎都笼罩在对她精神施虐人身份的再三玩味的渲染、皴染之中。仿佛除了杨元元被母亲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戕害之外，别的人、自杀者所在法学院等的校园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该不会是武汉病毒爆发后，中国最好的病毒研究所石、高院士所谓野味吃祸的又一翻版吧？

根据三六零词条的披露，我们看见了悬在这对自杀母女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

——半蹲自缢，争议频出

11月26日，杨元元自杀，而那个盥洗池距地面不足一米。同学说，只要有一丝生存欲，杨元元随时可以站起来重回生门。……

杨元元的弟弟表示，11月26日早晨7时20分左右，母亲觉得杨元元可能出事，到7点30分左右苦苦哀求说明情况请求宿管人员上楼查，被宿管人员断然拒绝，恶语撵走。直到9点才开门救人。

家属们认为，致杨元元的抢救时间从7点20分一直延迟到9点，学校在宿舍管理的应急上存有漏洞，而且这直接导致了杨元元的不幸。但学校却称，11月26日上午7:30左右，杨母进过宿舍楼但未找到女儿，然后就离开。

校方称，目前，杨元元的家属向校方提出要35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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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打认为，海事大学在杨元元自缢悲剧上有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首先，有恶语伤人的宿管阿姨。

根据网帖的描述，2009年11月26日早上，上海海事大学09级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在学校某研究生宿舍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半蹲着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该帖这样描述"学校撵人引发自杀"一事:"期间，元元多次向学校申请，说明情况，请求学校能够体谅其特殊情况，能让母亲暂住。但学校领导态度冷漠，先是说'没钱不应该来读书'，然后又给了一个永远没有兑现的'一定会安排解决'的口头承诺。元元无奈之下只能四处找房。在觅租还无着落时，学校突然强行撵人，明言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连普通正常的探访都要受到'乡下人'的辱骂和'不发毕业证'的威胁，被逼无奈的母亲瞒着女儿坐在瑟瑟冷风中的学校礼堂前过夜!在找房没有着落时，校方相关人员不断给元元施压，致其5天5夜没有合眼，元元的精神彻底崩溃绝望，发生了11月26日早上在卫生间自缢的人间悲剧。"

杨元元弟弟表示，网上的帖子是杨元元表妹的朋友所发。360百科“杨元元”（"海商女"事件）还谈到：

至今，望瑞玲仍坚持，造成杨元元的直接死因是学校领导和宿管员说过一些特别伤自尊的话。从11月20日始，学校责令望瑞玲搬出宿舍。望瑞玲称，一见到24号楼宿舍管理员高华梅，就知道对方不通融。望瑞玲指认，事发前几天，在她试图进楼时，高华梅曾称她"乡下人"，并告知:如再违规进楼，就对杨元元不发毕业证。高华梅成为众矢之的，至今未公开露面，校方称其心理压力太大，目前已调离岗位。校方说，高华梅坚称从未说过那些话。

我们都知道，上海城里的市民最著名的口谈便是“乡下人”，它属于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城外的乡巴佬。这是沪上市侩们根深蒂固的一种道德偏见与身份优越感。

问题不在于高华梅到底说过望瑞玲是不是“乡下人”？作为一名普通的女宿管，城里人的高华梅有何权力告知乃母将要扣发杨元元的毕业证呢？这种典型狐假虎威的做派，相信一定对杨元元本人造成十分强大的心理压力。

其次，我们也不能不追究法学院领导必须承担的义务。

对于家属的指责，24号楼的同学也有疑问。"高华梅对同学们都很好，工作也认真。"一名同学为高华梅抱不平。

另一个指控抛向了分管学生工作的法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希平。望瑞玲称，11月22日，在解决住宿问题时，李希平曾当面对杨元元说过"没钱就不要读书"一类的话。杨元元的班主任吴志毅当时在场，他说没听过李说过那些话。宣传部部长彭东凯保证，他和李希平都是辅导员出身，绝不可能说那种话。

苏打认为"没钱就不要读书"之类的气话，中国高等学府的管理者碰上它，谁也不会甘心情愿做慈善家与冤大头的，何况是在上海这种极端讲究“经济”的一线城市。当时又没有录音、视屏监控，一个宣传部长为法学院的李希平副书记进行辩护，读者可以理解。但强调“辅导员出身，绝不可能说那种话”，就有点强词夺理的嫌疑了。

与杨元元本科就读的武汉大学相比，海事大学的管理者对于贫困求学的单亲家庭的女研究生是不是太有经济头脑了呢？

——生活困顿，工作漂泊

“毕业前，杨元元向往月薪3000元以上的工作，但始终没有获得这种机会。

“毕业后，杨元元第一份工作是在武汉现代英语培训中心当讲师。每月七八百元钱。工作后攒了5年钱，杨元元才还清本科助学贷款3970元，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

如果当初按照杨元元的意愿考上沪上这所海事大学，请问彭东凯、李希平等部长、书记还会像湖北985高校一样允许她借贷负债读书么？

2009年11月下旬，杨元元在她出生的月份万念俱灰之下，不得不终结了个人的生命。回放当年在海商高校发生的这幕杯具，你可以指责望瑞玲过于向往大上海的功利心作祟。但如果不设身处地为这个悲剧还原更多的典型环境，或许有关的话语就有被误导走入歧途的可能。

湖北杨元元自缢一案的悲剧成因，并不简单的回放2023-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