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乾坤在八字打一肖(一路乾坤打一数字)

中国牛，是真牛！（上）

一群国家地理控，专注于探索极致世界

牛

是勤恳的

是奉献的

是任劳任怨的

但是

十二生肖之中

龙飞升上天

成为众生顶礼膜拜的神

狗进入千家万户

成为人类最忠诚的伴侣

而牛得到了什么？！

（江苏启东牛车赶海，摄影师@清溪）

▼

呜呼

我为家牛鸣不平！

它明明应是

中国第一神兽、第一劳模

你可知

上下五千年

背后却是亿万头牛的青春

呼啸而过

你可知

山河几万里

背后却是亿万头牛的汗水

挥洒不停

（内蒙古兴安盟索伦牧场的湿地牛群，摄影师@邱会宁）

▼

如今

牛年到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这部牛的史诗

01

起源

野牛

曾经遍布欧亚大陆

（原始牛犄角，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0余万年—5万年，出土于山西襄汾丁村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摄影师@大王，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它们体形庞大

性情凶悍

尤其坚硬的牛角

极具攻击性和伤害性

给我们的祖先留下了

极强的心理阴影

于是

古人用夸张的牛角

来代指这种动物

“牛”字便诞生了

（甲骨文“牛”字，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此外

人们还会相互告知提醒

小心牛角攻击

于是

牛和口又组合成了另一个文字

告

（甲骨文“告”字，该字目前有不同认识，如有人认为下部为器皿，牛放于器皿中，即告祭之意，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但告知提醒

显然没有改变

中国古人征服野牛的冲动

甲骨文中曾记载

商王驾车围捕野牛

结果两车相撞

引发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场有文字记载的车祸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记载了商王捕猎野牛的过程中，随行马车与商王所乘的车辆发生碰撞，王车上的贵族坠落的事故，其中车轴断裂在甲骨文表达中十分形象。但有人认为捕获的兕不一定为野牛，有可能为犀牛。在现代分类学中，牛属偶蹄目，犀牛属奇蹄目，犀牛并不是牛。摄影师@柳叶氘，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但是

其他地区的人类

却更早地完成了野牛的驯化

大约1万年前

西亚地区的人类

率先将野牛彻底征服

成为为人类服务的家牛

（阿塞拜疆戈布斯坦岩画中的牛图像，摄影师@李若渔）

▼

这种家牛

毛色以黄褐色为主

牛角较短

在动物分类学上称为普通牛

它们越过山丘、跨过河流

不断向外扩散

到距今4500年前后

终于进入中国

（普通牛和另一种牛[瘤牛]在我国都称为黄牛，下图为普通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

此后

又有数种家牛传入

包括

驯化于印度河流域的水牛

它们角形扁长

喜欢沼泽水域环境

（水牛，拍摄于江西婺源，摄影师@赵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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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驯化于印度河流域的瘤牛

肩部则形成明显的肌肉组织隆起

颈部皮肤松弛下垂

汗腺发达、耐热耐旱

（瘤牛，肩部肌肉组织隆起似瘤而得名，下图为现今印度境内瘤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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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青藏高原本土驯化的牦牛

则是高寒山地的产物

毛色以黑、白为主

体毛茂密粗长

尾巴似帚

（西藏野牦牛，摄影师@向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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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牛、水牛、瘤牛、牦牛

它们共同组成了

中国古代家牛的大家族

（中国古代家牛的传入和起源示意，在我国传统叫法中黄牛包含普通牛和瘤牛，其中普通牛的传入可能早到距今5500年左右，但充分的证据年代在距今4500左右，下图采用4500年的数据，制图@巩向杰/星球研究所）

▼

经过驯化的家牛

已被“磨平棱角”

性格变得相对温顺

开始受到中国古人的热烈欢迎

但是

当家牛进入中国时

狗已经驯化5500年

变成了人类的忠诚“伙伴”

而猪已经驯化4500年

在肉食与精神领域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成为“家养动物之王”

（玉猪龙，新石器时代，猪首形的龙形象，或许表明猪被神化、被崇拜，但也有人认为并非猪首而是熊首，摄影师@大王，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但家牛潜力无穷

一轮家养动物“大洗牌”

即将开始

02

“牛”转乾坤

家猪为杂食动物

经常会与人类争夺粮食

而牛却只要吃草

就可以长肉

并且牛肉蛋白质含量高

而脂肪含量低

同时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

（不同肉类相同质量营养成分示意，制图@张靖&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虽然古人并不知晓这些奥秘

但是当牛肉进入他们的口腔

那种更佳的口感

自然会征服先民们的味蕾

再加上

家牛这种舶来品

刚进入中国时数量较少

最初可能只供贵族享用

作为肉食新品种

出现在仪式性宴饮活动中

甚至

人们不舍得食用

将它完整地奉献给神灵

以彰显、巩固身份地位

（九头黄牛祭祀坑，有的牛已经被肢解，坑内还包含一个鹿头，河南柘城山台寺遗址出土，图片来自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就连食用后的牛骨

也很受欢迎

因为人们发现牛骨骨壁较厚

很适合制成簪、铲等骨器

牛凭借自身“硬骨头”

取代了之前骨料大宗的鹿科动物

（夔[kuí]首骨笄[jī]，商代，妇好墓出土，殷墟发现有骨器作坊，骨料以牛骨为主，下图多认为是牛骨制品，但并未鉴定，摄影师@柳叶氘，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吃牛肉、制牛骨、献牛身

牛的“功能”被不断开发出来

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到商代中期

牛终于战胜了猪

成为献祭神灵祖先的第一祭品

到商代晚期

这一现象仍在加强

甲骨卜辞中记载

当时祭祀用牛少则一两头

多则三五百头，甚至上千头

在所有动物中高居榜首

（甲骨文中记载祭祀用牛数量列举，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此外

之前占卜所用兽骨

以猪、羊、鹿为主

这一时期

几乎全部来自于牛

（牛肩胛骨卜骨，天津博物馆藏，一般占卜所用载体为龟甲、兽骨，这里兽骨指除龟甲外的其他动物骨骼，摄影师@朱浩银，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与此同时

牛作为肉食来源

也超越了统治肉界近2500年的猪

夺得“肉王”宝座

（殷墟遗址各时期家养牛和猪的肉量对比，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对牛的需求如此之大

以至于养牛成为了一项“朝阳产业”

人们拿着鞭子放牛

是为“牧”

（甲骨文“牧”字，从攴从牛，攴为一人拿一鞭子，演变为放牧，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将养好的牛挑选出来

进行特殊圈养

以便用于祭祀

这便是“牢”

（甲骨文“牢”字，本意指圈养起来用作祭祀的牛，后衍生出其他含义，如画地为牢，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到了周代

对祭祀用牛的要求愈发严格

数量、大小、性别、颜色、洁净程度等

都有具体的等级区分

例如牛、羊、猪俱备的祭品

是天子一级才能使用的礼制

即“太牢”

诸侯一级只能使用羊、猪

即“少牢”

（太牢示意图，制图@罗梓涵&郑伯容/星球研究所）

▼

面对如此复杂的事务

周代干脆设置专门的官职

负责养牛之事

即“牛人”

（出自《周礼·地官》）

▼

“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

这一时期

屠牛宰牛的技术也是炉火纯青

不仅有庖丁解牛

更有一个叫“坦”的屠夫

因对牛的肌理熟练于心

一个早上屠宰十二头牛

刀却丝毫未钝

令人称奇

（也有说法认为是一天屠宰12头牛更符合常理，下图为西藏牦牛博物馆藏牦牛骨架，摄影师@伍斌斐）

▼

以牛为形的器物

也不断涌现

周人用牛形青铜器盛酒

（西周牛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摄影师@吴玮，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楚人用错银铜卧牛来压平坐席

（错银铜卧牛，战国时期楚国，古人跪坐于地或榻上，会铺有席子，落座或起身时为避免席子凌乱，会用重物压实四角，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摄影师@柳叶氘，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云南一带的滇人

更是把用牛的创意发挥到了极致

牛的形象几乎遍布各类器物上

包括

枕具

（虎牛铜枕，战国，云南玉溪李家山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片来自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网站，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装饰品

（剽牛祭祀铜扣饰，西汉，云南玉溪李家山遗址出土，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摄影师@动脉影，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礼器

等等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摄影师@张艳，制图@罗梓涵/星球研究所）

▼

就这样

家牛奉献着自己的肉和骨

一路“牛转乾坤”

超越其他家养动物

成为人们最看重的动物资源

但是

牛的能力远不止于此

在古代农业社会

它们还将创造一个无法超越的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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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研究所

一群国家地理控，专注于探索极致世界

农民日报仲农平文章：大智慧，中国道路开天辟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只有站在现实的维度，从当下出发，回望历史的长河，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100年的价值和创造，这100年的改变和重塑，这100年血水泪水汗水浇灌的功勋和智慧。

从石库门到，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成为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七十多年。百年征程，中国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而且，屡次冲过危急危险的历史关口，实现一次又一次飞跃！

中国为什么能？答案可能说出千条万条，但核心的一条还要从他和农民的关系中去探寻。

总书记说：“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100年来，中国领导亿万农民站起来、富起来并强起来，其间，付出了多少流血牺牲，又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有山重水复，亦有柳暗花明，但不管怎样，党与农民百年长守、相知相依，一路奋斗、一路探索。

这是百年奋斗的大智慧。只有真正理解了背后的理论，领悟了其中的思想，读懂了深藏的智慧，才能明白我们党为什么能获得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实现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们党为什么能在经历了一些挫折和失误之后，依然与亿万农民一起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创造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奇迹；我们党为什么能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就带领农民把沿袭了数千年的贫困和落后、饥饿与愚昧都甩在了身后，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走上了一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01

“农为党本”“本党为农”。中国重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既重视“农力”，更保障“农利”；既从方上总结出“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更从价值观上指明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人的奋斗目标”

灿烂的农耕文明，五千年煌煌巨史，农为本根。

从“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到“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从“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到“大本在农，而入手在商”，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经济如何发展，重农的思想和传统始终延续。

但在历史的另一侧，却是数千年延绵不绝的农民之苦。战争、天灾、动荡、赋税、饥饿……始终如影随形。虽然此间亦有“均田”“薄税”“强本”“平籴”等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的思想，但终究都是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而存在。旧的社会制度土壤里，无论怎样“重农”，只要农民改变不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

直到中国诞生。

在现代建筑鳞次栉比的广州，有一座典雅古朴的古建筑坐落于中山四路。这里原是明清时期广州培养儒生、祭祀孔子的所在地。1926年，在此举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成为我国现代农动的启蒙之地。

讲习所内，一面写有“农为党本”的红旗鲜明夺目。现代人习惯从左往右阅读，往往将这句话读成“本党为农”。而无论是正读还是反读，都恰好是一个意思。

简单的四个字，标注的是中国人和农民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也是最深邃的智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是中国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没有遇到的，没有现成答案。最根本的是，在一个小农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度，无产阶级如何夺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对此，有深刻的认知。他高度重视农民，充分肯定农民。1926年，他亲自出任《中国农民》杂志主编。同年9月1日，他在《国民革命与农动》一文中号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中国就是这样，他们不仅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更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其对中国农民的独到理解与体验，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同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新时代独特的重农强农发展之路，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到“农村包围城市”；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要先把农民这一头稳下来”；从“改革开放的发明权是农民的”到“抓住农村这个大头”；从“重中之重”“两个趋向”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100年来，中国人不断探索创新，不断实践发展，最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理论体系，从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视野，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重农观。

这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不仅看到了“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的潜力所在，更认识到了“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不逊色”的现实革命性。

这智慧的闪亮之处在于，既提出了要组织农民、团结农民，更强调要尊重农民、信任农民，要把农民满意与否作为我们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既明确了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也意识到了要启迪农民、教育农民，努力提高农民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水平。

这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生长于“人民”的根本土壤，既突出“农力”，更保障“农利”；既从方上总结出“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更从价值观上指明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人的奋斗目标”。

正是这种理论、这种智慧、这种思想，为我们实现一次又一次关键的转折，取得一次又一次巨大的跨越，奠定了基础，筑牢了根基。

02

农民是重要的发明者、创造者，也是最终的验证者、检阅者！党心和民心的统一，党的抉择同农愿相结合，为土地问题的解决，乃至其他各个领域的突破，探索了发展路径，找到了根本准则，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有一份藏于中央档案馆题为《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文件，时间定格在1946年5月4日。文件里明确提出，要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这是千百年来农民关于幸福与自由最瑰丽的梦想、最伟大的憧憬，也是我们理解“农为党本”最根本的逻辑起点。

1947年7月17日起，在西柏坡恶石沟边打谷场上举行的“全国土地大会”会议一连开了50多天，100多名参会代表大多是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专程而来。炎炎夏日，只有树荫、布棚遮阳，凳子不够坐，代表们就坐在石头和地上听取报告。

就是在如此简陋的会场，诞生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农民的命运由此迎来了里程碑式的转折。

历史的波澜起伏中，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改变了朝代，却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是中国人，解决了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事实证明，这个问题也只有人才能解决。

因为人更智慧吗？

是也不是。放眼历史，“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两税法”“天朝田亩制度”“平均地权”……土地问题何曾是治理者的盲区？非不识也，乃不为也，实不能也！统治者的利益所向、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站在农民的一边，不可能从根本上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

被誉为“近代地学之父”、曾参与在大陆土改的萧铮曾说：“问题的焦点在于决心不够，只要我们有推行土改政策的决心，法不完全，可以修正，人力不够，可以培育罗致，相关经费不够，可以筹拨。所以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影响土地政策的推行，唯有决心不够，确实可以影响一切。”

唯有“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人可以，因为我们党谋的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的根基所在、决心所在、力量所在。

因为人更无私吗？

亦非仅仅如此。土地问题，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基础的民生、就业、保障问题。怎么改，如何革？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大智慧。

打土豪，分田地；精兵简政，军垦屯田；大包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三权分置”，“三块地”改革……每一次的改革，都是一道天堑的跨越；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次理论的飞跃。100年来，领导农民一路向前，立足中国国情不断改革创新，始终把解决土地问题与各个不同时期的各方具体情势相结合，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勇于突破观念的误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宽柔相济、放管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勇于自我革命、自我修正的胆魄与谋略，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农民“有其田”“享其权”“得其利”的“耕者有其田”的多种实现形式。

说，不要四面出击；说，不争论；说，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寥寥数语，气象万千！智慧万千！这是信心和智慧的结合，是勇气与定力的绘就。正是得益于人烛幽知著的历史眼光、海纳百川的战略胸怀、当机立断的革命品质，才能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发展，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现实。

重要的是，农民并不是被动接受任何一种制度安排。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改革的洪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意愿选择。他们是重要的发明者、创造者，也是最终的验证者、检阅者！党心和民心的统一，党的抉择同农愿相结合，为土地问题的解决，乃至其他各个领域的突破，探索了发展路径，找到了根本准则，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3

中国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谁也帮不了忙。这是大实话，也是大道理，是我们解决粮食问题，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人还会饿肚子吗？这并不必然是翻过去的一页，一切的关键取决于我们对待粮食问题的态度与采取的措施。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决定权也在我们手里

时钟拨回到2004年的一天。来自北美洲加拿大的“蓝色梦想号”轮船在中国深圳靠岸，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捐赠给中国的4.3万吨扶贫小麦。这是最后一批援助中国的粮食。装卸的工人都很高兴，毕竟此前，对中国粮食的援助，联合国已经进行了整整26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主任说：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是一个谨慎的决定。现在我们很骄傲也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你们能取得如此的成就。

是的，这是一个让世界为之骄傲的伟大成就，也是一个让历史为之惊叹的伟大奇迹。

就在这之前不过十年，美国人莱斯特·布朗还在惊呼“谁来养活中国”；而在更早的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更是预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领导的新中国也解决不了。

中国让艾奇逊等人的预言彻底落空了。

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这成就背后是什么在支撑？为什么人能够解决这个世界超级难题？

这要从中国人的思维、理念、情怀中去找答案，从中国人的价值观、方上找线索。

当我们回顾百废待兴的发展起点，定格特殊时期的时代抉择，着眼水患频发的历史农情，联系人口与水土资源的比例关系，环顾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就会深深地明了，中国特色粮食稳定发展之路何其来之不易，这碗中国粮凝结着何其深厚的智慧。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谋划力，是我们能从根本上端牢中国饭碗的重要保障。从“农业八字宪法”到抓住两个“要害”，从“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到土地“三权分置”，从“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到“党政同责”……人重农抓粮的实践和智慧，在于既从讲政治的高度谋划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也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既抓住生产关系的调整，又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既不断挖掘人这个最根本要素的能动性，也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既立足于中国具体的党情国情农情，也不断借鉴世界各国粮食发展的经验。

这条中国特色的粮食稳定发展之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党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实现市场经济的突破之路，是在大国小农的客观实际中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探索之路，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顺天应时、敬畏自然的文明传承之路，是一整套指导粮食稳定发展的战略思想、政策框架、科技体系、防减灾机制、工作方法的融合之路。

在这条路上，我们也经历过合作化的曲折，跌入过谷贱伤农的窘境，有过粮食“过剩论”“包袱论”的争论，但从未在根本上动摇过我们的选择、影响过我们的战略。在我们脑中，始终都牢牢绷紧着一根弦——

事实证明，美国人莱斯特·布朗的预测虽然是片面的、极端的，但有一句话却是客观的，那就是：中国一旦发生大的粮食缺口，任何国家都帮不了忙，谁也养不活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多个国家不约而同捂紧了“粮袋子”、纷纷限制出口之际，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那些关键时刻的坚守和选择，是何等正确!又何其令人庆幸!如果不是我们在粮食连续多年丰收、市场价格国内外严重倒挂的情况下，还始终紧绷粮食安全之弦，坚持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观，我们还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吗？！

“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大道至简，中国人民用最朴素的话语和生存智慧，给了世界最好的回答。

04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其中一个特写章节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减贫的主要贡献者，中国之路、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背后的深层密码，说到底还在于中国

与吃饭问题相比，贫困问题更为具体、更为复杂、更为尖锐。这不只是环绕在中国农民身边几千年挥之不去的梦魇，更是一个全球性的治理难题。

古往今来，贫困研究的视野中，从来不乏孜孜不倦的理论求索。“收入低下论”者有之，“人口过多论”者有之，“市场失灵论”者有之……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经多次颁给从事贫困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

但是，理论的“高塔”难以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一段时间里，若不把中国计算在内，全球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程度，全球极贫人口增加1.3亿。

2021年初，当中国宣布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之际，世界上尚有7亿左右极贫人口。即使如美国、日本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仍存在数量可观的穷人。

现实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贫困是否有被战胜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们迫切地想知道，在那一连串令人震惊的脱贫数字背后，中国这个昔日贫困包袱最重的国家，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促成了如此巨大的改变？是怎样特殊的材质铸就了如此不可思议之伟业？是哪些奇特的“密码”开启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在这张照片里，或许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后，新华社记者拍下一张照片：刚刚受到表彰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胸戴奖章、手捧证书，紧紧聚拢在一起。

他们中，有脱贫攻坚路上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代表，有心系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楷模，有“精准扶贫”方略提出地湖南十八洞村的带头人，有来自东西协作、对口帮扶的成功范例闽宁镇的代表，有带领妇女开展产业扶贫的模范……

一个个细数下去，这些先进人物、先进集体的事迹，不正是我们党脱贫经验的生动写照吗？

这一百年的探索何其复杂！通过制度变革打下反贫困基础、通过经济开发推动广泛脱贫、通过精准扶贫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循序渐进、因时制宜，不同阶段的实践和求索，凝练出各种不一样的治理方式和多维度的治贫经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构建大扶贫格局”……

这一百年的逻辑也可以很简单。一言以蔽之——不忘初心！

“我们不缺豪言壮语，也不缺运动式的东西，关键是看有没有找对路子，有没有锲而不舍干下去。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2012年河北阜平骆驼湾，总书记的一席话拉开了新时期脱贫攻坚的大幕，也道出了根本的治贫之道。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曾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其中一个特写章节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

万物得其本者生。中国告诉世界的这条路，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推进反贫困事业，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其最显著的优势在于，是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的领导下发展反贫困事业，而不是别的什么政党；其最根本的属性在于，中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指引实现消除贫困的伟大目标，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

不同于西方陷入选票政治的考量，不耽于简单经济的计算，下足笨功夫，用好“绣花”计，比哪一种理论都管用，比任何一种模型都精准。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05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特色特在何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是初级阶段？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问题，是在一个农度里如何实现最高纲领的路径问题。小农大国崛起的探索中，我们给了世界一个鲜明的样本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战争以来百年风云的重要性超过之前的2000年。但其实，很多事情或许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漫长时代中，早已为脚下的道路埋下了伏笔。例如，那延续了上千年的小农经济。

仔细审视100年来我们在关于土地、粮食、反贫困的求索中，都矗立着这个相同的背景，也背负着一个相同的疑问，那就是：如何在大国小农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这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现代社会，小农经济常常背有“恶名”，认为其阻碍了工业化进程，是脆弱的、孤立的、分散的，基本无效率可言，并得出了“它无法适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其命运必然是为其他的生产方式所替代”的结论。

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中国许久。虽然，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以小农经济状态维持着农业立国的根基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社会架构，虽然我们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小农经济文明，但当战争中西方的坚船利炮袭来，瞬间被摧毁的,不只是我们天朝上国的美梦，还有传统农业文明的自信。

小农经济过时了吗？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小农经济？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答案。种种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只是关于小农户自己的发展问题，更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理解，是在一个农度里如何实现最高纲领的路径问题。

“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提升小农户的发展能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朝向每一个鲜活而又具体的中国梦的追逐路上，在经历一次次风吹浪打都能百折不挠地屹立中，伟大的人从理论到实践，又一次向世界给出了不拘一格、深远从容的回答。

这回答，是从历史的维度，对重农之道的再强调，也是从现实的视角，对小农价值的再认识。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出发，小农户将长期存在并将贯穿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对此必须保持充足的历史耐心。而且，小农不是负担，更是财富，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现代化重要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他们也许微弱，却足够坚韧；他们也许渺小，却无比勤恳，正是这种“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生存韧性为中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这道路，既有公平之念，亦有效率之思。发展现代农业，没有一定的规模是不行的，但是我们不可能走西方那种大农场的发展路子；保护小农，也不等于要一味拘泥于小农经济，而是要不断引导、支持、提升小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打造新时代的现代化小农户。既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要更好发挥他们对于小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既要老乡，也迎老板，努力探索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双赢下的模式创新，把经济账、政治账和社会账一起算好。

这实践，既有经济层面的带动发展，也有社会层面的重塑再造。小农户不仅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单元，也是我国乡村治理的主体。在从乡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积极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把他们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也从多角度提升他们的现代化素养。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机遇启迪，“厕所革命”撬动的层层改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互联网时代的全方位洗礼……都让“小农户”这三个字绽放出了不一样的时代光华，书写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内涵和大国底气。

这是中国农民的幸运！这是中国的幸运！

06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路选择，究其根本，都是对“我是谁”这一命题的实践和求索。西方的现代化建设，用了二百多年时间取得了如今的成绩，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必然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很多到拉美地区访问的学者、官员，几乎都不约而同到同一个地方。

并非什么名胜古迹。在很多影视作品和新闻记者的镜头中，这里往往充斥着贫穷、愚昧、落后，甚至暴力、犯罪、黑暗……他们是大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有人称其为“城市之癌”的一片片贫民窟。

这是另一道关于贫困的难题，而它带给中国的却是关于如何实现更进一步发展的现实思考题。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从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那一天开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的忧虑便如乌云一般开始聚拢，成为诸多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话题——拉美国家经济出现停滞，就是从这阶段开始的。

一面是新的发展机遇和阶段的到来，一面是拉美陷阱的魔咒，中国能否超越？如何超越？这个看似复杂而纠结的难题，其实正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乃至农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路选择，究其根本，都是对“我是谁”这一命题的实践和求索。土地广袤、人口众多、传统悠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最独特的背景。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要解决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要保障5亿农民的就业生存问题；不仅要完成自身的发展使命，还要为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提供积累和支撑。中国所具有的历史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非其他国家可以比肩，其经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更是世所罕见。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像我们这样艰难；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经验，能简单拿来解决我们的难题。

好在，深谙历史规律并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中国人，最善于处理这些棘手的难题。

从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到坚持“四化同步”发展，再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一步步走来，思路愈发清晰可见。

我们坚持既要发展新型城镇化，也要建设“新乡村”，实现双轮驱动、并蒂发展；既要物的城镇化，更要人的城镇化，不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户籍制度改革；考虑大城市，也考虑小城镇，通过优化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大力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吸引力；发展农业现代化，也推动农村现代化，更好建设农民和谐幸福美丽的新家园……

这不只是对乡村如何发展、如何振兴这一古老命题的回应，更是对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梦想的战略部署。

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传统的小农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逐渐转化为城市工人、城市居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也变成现代化的劳动者，传统的农民被历史巨浪所淘汰……在很多发达国家，这种转变农民大多经过剥夺、破落、流离、苦难的过程。

中国农民正在进入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这要经历很长的过程。总体来看，离开乡村、扎根城市的农民是在较为顺利的环境中、逐步富裕的情况下，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让大量的农民如此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是历史的创举。

07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渴慕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需要智慧并且能够凝结智慧的时代。中国智慧，从历史中走来，在实践中诞生，于开放中发展，包含着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与使命，更蕴藏着伟大的农民创造、农志、农民精神

2014年9月以来，一本中国书籍在海外的发行创造了“4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截至2017年8月，《谈治国理政》以21个语种版本、642万册的发行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人把它当成有趣迷人的“故事汇”，有人将它视为严谨求实的“大部头”，亦有人说，它蕴藏着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更深含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智慧”。

谋解放、反贫困、战饥饿、求发展，这个一百年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写下了近代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没有人的目光能绕得开他，无论是否愿意认可，都必然忍不住探寻。

什么是中国智慧？这一智慧从何而来？若你能读懂，陈望道用墨汁蘸着粽子品出“真理的味道是甜的”时，就能明白。

这智慧从历史中走来，它是中国源远流长民族记忆的积淀和升华，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不断在逆境崛起的折射，是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头颅写就的必然抉择。

这智慧在实践中诞生，它锻造于革命血与火的淬炼中，发轫于田间地头、锅台炕沿边的情谊里，成熟于“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一步步探索中，来源于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最新中国化成果。

这智慧于开放中发展，中国智慧重在中国特色，但这不是固步自封，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在吸收了整个人类、全球文明的精华中汇聚交融，海纳百川、圆融丰盈，满腔热情、理性从容。

这智慧，包含着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与使命，是人精神境界、意志品质、执政能力的综合反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最根本体现。

这智慧，蕴藏着伟大的农民创造、农志、农民精神。中国农民，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群体，他们也许并未受到多少系统的教育，也没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数千年农耕文明在他们身上孕育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存能力。正是这种创造、这种意志、这种精神，给了我们党最强大的滋养，给了中国崛起最坚实的支撑，让中国道路行稳致远。

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中所描写的那样：“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完成这一奇迹的中国人，“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人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和持久永恒的耐力！”

08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1949年3月23日，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而今，历史已经来到了新的站点。2013年7月11日，总书记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提“赶考”：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新的课题又接踵而来。如何做到“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如何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个人能向前走多远，取决于他向后能看得有多深。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

历史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三农事业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紧紧抓住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这一最大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不断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历史煌煌昭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发展现实和客观规律，才能推动党的事业和三农发展不断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要牢牢把握这条实践真理，尊重规律，敬畏实际，顺应大势，确保各项三农政策措施符合基层实际，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历史深刻警示，什么时候党和农民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党的力量就无坚不摧，三农事业就顺利兴旺。必须正确处理好我们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权利，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历史深情书写，农民是最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他们是制度创新的主体。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群众路线。努力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并善于把群众的智慧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策，用于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

历史谆谆提示，每当我们发展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总是采取“先稳住农业农村这一头”，如此，大局就有了保障。在新的发展征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