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八字

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可信的

李大钊和陈独秀

来自：微信公众号“东方红啦”

1920年2月，临近旧历年关的一个凌晨，一辆带篷的骡车，从北京朝阳门驶出，急匆匆南下而去。

车上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那位，头戴毡帽，身上的背心油光光的，看上去像个“掌柜的”。坐在车把上的这位，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着副眼镜，拿着几本账簿，像是随掌柜收账的“账房先生”。

一路上，遇到打尖儿住店的事，“掌柜的”几乎不说话，全由操着一口乐亭话的“账房先生”应酬。这二位身份可不一般，“掌柜的”是41岁的陈独秀，“账房先生”则是31岁的李大钊。路上，他们商谈了筹建中国的事情，由此流传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段佳话。

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人秘商如此机密的事情，外人又是如何知晓的呢？

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24天后，5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对着学生、教职员和各界群众代表，充满感情地发表了《报告李守常事略》：“······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事。”

有人根据《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考证，1920年2月高一涵正在日本，他怎么会知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件事呢？

原来，高一涵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关系非同一般。

高一涵（1885—1968）

他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初年，在日本他俩同是《甲寅》杂志编辑。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高一涵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两人交往密切，相知甚深。高一涵与李大钊都是留日学生，曾共建“神州学会”，同为《民彝》杂志编辑。入职北京大学后，两人都是政治学教授，曾联手开设“现代政治”讲座，可谓过从甚密，志趣相投。

1963年，高一涵回忆说：“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可见，“相约建党”之事，是李大钊事后不久告诉高一涵的。

不能简单地说孤证不能为凭。当年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早期组织成员朱务善，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回忆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北大红楼和李大钊同志的工作室

从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文章书信往来，特别是后来李大钊推荐国际代表去上海面见陈独秀，张国焘在陈独秀、李大钊之间传递信息，以及上海、北京两地遥相呼应的建党历史来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建党佳话是可信的。当年就曾有人赋诗赞曰：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独秀孤松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作者：刘岳，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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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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