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和五行八字(刘安和五行八字相克吗)
寓意品德有志向的名字，这么取名，让孩子未来做个高雅的人
品质是一个人修养的重要方面，衡量一个人生命价值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品质，它也体现一个人的精神追求。道德品质的标准，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都不太一致。现在起名，一般是以传统文化和道德标准以及当时的看法作为参照。
由于中国人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因而在取表现品质意义的名字时，习惯于以儒家的道德观作为标准。中国传统道德在人名上的反映，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于是名字多以“仁”、“义”、“礼”、“智”、“信”等字来起名。
除了以上这些字之外，还有怀朴、赞直、悦诚、咏纯等类型，如夏完淳、李白朴、牛正直、马一诚、白玉纯等。
现代人又兴起了许多美德词来润色名字，如：
勤、俭、刚、毅、勇、健、楷、模、范、美、敦、厚、恭、让、谅、高、正、清、芳、香、洁、慧、亮、友、助、济等。这几十个美德词，就成为从古至今起名字的一条重要的思路，乔心洲、许绍高、杨正刚、何其芳、朱自清、蒋光慈、何香凝等，可以说都是沿用这条思想命名的。
以德起名只是“言”，为人做事才是“行”，只有言行一致，才能真正达到“扬名”之境，如果言行不一致，甚至相反，就会遭到唾弃，成为笑柄，当成饭后茶余嘲讽的笑料。
由于美德不一而足，拥有多种形态，所以美德起名也就相应地表现出诸多形式。如：
“德”——沈德潜、徐敬德、姚希德、曹孟德、李德裕、纳兰性德、刘玄德等；
“仁”——卢怀仁、贺德仁、黄景仁、王守仁、吕仁颜、侯树仁、刘仁、高修仁、曹仁、薛仁贵、康广仁等；
“义”——卞思义、史申义、刘义隆、王义山、王守义、陈与义、任义山、卢俊义、蔡义、刘义庆、李义隆、李义府、李义山等；
“礼”——周学礼、王恭礼、葛守礼、王安礼、李秉礼、闫怀礼、杨念礼等：
“智”——王智、贺智慧等；
“信”——单雄信、李信义、赵执信、王德信、孙惟信、方信儒、韩信、庚信等；
“忠”——赵秉忠、郑本忠、吕大忠、白履忠、王忠华、陈忠义、韩世忠、张自忠、张献忠等；
“孝”——郭奉孝、方孝孺、沈思孝、李孝光、王孝泳、张孝祥、李孝南等；
“谦”——于谦、吕祖谦、姚培谦、史承谦、钱谦益、王光谦、赵谦让、李恕谦等；
“道”——朱崇道、杨宏道、刘师道、卢恩道、李培道、晏几道、郦道元、路效道；
“贤”——杨景贤、冯行贤、李齐贤、来汝贤、任贤齐、戴效贤；
“良”——张希良、张学良、吴子良、沈良才、何良俊、曹书良；
“善”——王从善、陆登善、华善继、钱惟善、张吉善、司安善；
“志”——王志坚、丘志广、金志章、班惟志、张志丹、高凌志、张志宏、姚志才；
“廉”——王思廉、蒋如廉、钱养廉、蔡克廉、白爱廉、刘爱廉；
“贞”——王世贞、白乃贞、张嘉贞、杨贞吉、顾贞观、杨维贞；
“和”——万士和、陈德和、张志和、夏志和、金和、张宗和；
“学”——方学渐、徐学诗、成学标、沙可学、祝遵学、刘景学；
“思”——王思顺、朱思本、何思澄、柯九思、左思、陆思康；
“敏”——方志敏、曾敏行、宋敏求、林敏修、徐时敏、宋志敏、冯惟敏；
“节”——沈端节、宋崇节、刘安节、王元节、欧修节、利均节；
建业——吴伟业、宋聚业、沈业富、张继业、汤镇业、顾家业；
居正——薛居正、张居正、王举正、周弘正、蒋周正、龚自正；
重行——李修行、王道行、申时行、江行敏、柏行斌、查慎行、丁行芳；
守真——朱淑真、陆法真、马守真、颜真卿、钱大真、朱真言。
品质包括很多方面，如诚实、正直、与人为善、乐于助人、谦虚、忍让、礼貌等等；严以律己、宽宏对人，在生活上要克勤克俭，在言行上要慎言慎行、言而有信、彬彬有礼等等。
有的人起名不涉及具体的某种品质，而是从品质总的方面来起名。
反映良好的品质心性与修养自古国人多重“德”，因此以德为名也十分常见。如：沈德潜、刘德重、彭德怀、朱德、崔德甫、李德高等等。另外有：
程修己——“修己”即《四书》中的“修身”，修身就是使品质高尚。只有自己品质高尚，人们才能尊敬他。
龚自珍——自珍既有自我珍重之意又有敞帚自珍之谦，表明他注重自身修养的性情。
盛度——度有衡量、度量的意思，意为自己的品质要由人们来衡量。
陈省身——典出于“吾日三省吾身”，三者即多次反省。
于省吾——“省吾”亦出自《荀子·劝学》：“吾日三省吾身。”省吾就是反思检讨自己的言行思想。
雷伟节——节即节操，伟即壮美，伟节就是节操高尚美好。
程正己——“正己”取“正人先正己”之典，表示只有自己立身正直。然后才能要求别人正直，只有自己做出榜样，才能以正本清源。
高汝砺——砺就是磨刀石，像用磨刀石一样严格砥砺自己，修炼自己。
表示意义、忠诚、宽宏之心方从义——元代贵溪人，字无偶，即天下第一重看义道。
周义山——汉代汝阳人，字季道，义山即义重如山。
毛思义——明代阳信人，字继贤，弘治进士。思义即时时都要想到注意道义，继贤即追随先贤。
盛以弘——明代人，字子宽，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弘”与“大”同意义，“以弘”就是胸怀大度，联系名与字来看，其意为要宽宏大度地对人处事。
表示谦恭、气节王克恭——克恭即能克己恭敬。
盛汝谦——汝谦即对人要谦虚。
于孔谦——即非常谦虚。
于大节——表示正直，崇守大节。
孔贞元——贞元即元贞，元有开始的意思，贞为忠贞、坚定，元贞就是保持原有的忠贞，憎恶妥协变节。
王克贞——克贞即能保持忠贞的气节操守。
王尚廉——尚廉即崇尚廉洁。
程思廉——一生正大、清廉。
于仕廉——明共，字元贞，“仕廉”即为官要清正廉洁。
表示慎言慎行韩信——汉代将军，强调做人要守信用，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查慎行——著名诗人，表示其行动做事一定要谨慎，有节制。
于慎行——明代东阿人，字中远，后更字为无垢，隆庆进士，联系名与字可知，于的意思是行为要谨慎小心，才能看得更远，后改字为无垢，即是追求清正廉洁的意思。
于慎思——慎行之弟，字无亡，号航隐。其意在三思而无妄，行则顺利。
表示礼仪于守礼——明代莱阳人，字仲义，守礼仲仪，都是重礼仪的意思。
郭守仪——遵守礼仪，维护礼仪。
程端礼——元代人，字敬权。端礼即礼节周到。尚宗礼，很充分地表现了其崇尚礼节的思想品质。田厚仪，厚仪即注重礼仪的意思。
表示克勤克俭邓朴——明代人，字百素，“朴”字乃生活简朴平实之意。
王朴素——直接以朴素为名，心意不言自明。
李素洁——朴素清洁。
李克勤——取克勤克俭之意。
张质朴——即朴实无华的品质。
叶永俭——永远勤俭朴实。
方克俭——严格要求自己勤俭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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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淮南王刘安
刘安（前179—前122），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封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4年），封为淮南王。在西汉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刘安好读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不喜欢嬉游打猎，很注意抚慰百姓，“流誉天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有苏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编写《鸿烈》（后来称《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当时武帝“方好文艺”，对父辈刘安（叔侄关系）较为尊重。每次给予书信，常召司马相如等文士看过草稿才发出。刘安入朝献上新作，往往为武帝喜爱而秘藏。曾受命写《离骚传》，早上受诏，日食时就献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次宴见，谈说政治及方技赋颂，直到黄昏才罢休。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当时身任太尉的田蚡，因与刘安原有交情，亲自到霸上迎接。还对刘安说：“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宴驾，非大王当谁立者！”刘安因父刘长被文帝处治而自杀，内心怨恨。现在听田蚡此说，暗中高兴，于是，一方面拉拢田蚡，赠与厚礼；一方面广结宾客，等待时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刘安上书劝谏，说用兵有害无益，得到武帝的称赞。可是，他自己却在谋兵。这年，“彗星见”，有人对刘安说：“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丈，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刘安心想武帝没有太子，万一天下有变，诸侯并争，不可不早作准备，便筹办武器，收买人心。有些游士“妄作妖言”，阿谀蛊惑刘安，使得刘安更是暗喜，而积极预谋。
刘安对聪慧、能辩的女儿刘陵非常喜爱，常给予很多金钱，让她在长安做侦探工作，勾结武帝的近臣。刘安与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刘迁，娶了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为妃。刘安担心修成君泄露秘密，与太子商量之后，让他假装不爱妃，三个月不同席；又假装对太子发怒，把太子与妃关在一起三个月，太子还是不亲近妃。修成君要求归去，刘安暗自高兴，就让她还了家。因此，王后荼、女儿刘陵、太子刘迁都得到刘安爱幸，“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胡作非为。
太子刘迁学用剑，自以为本领超群，听说郎中雷被善于用剑，召之比试。雷被一让再让，后来剑误中太子。太子发怒，从此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雷被害怕，表示愿意去奋击匈奴，实际上是想借此离开淮南王国而到长安去。刘安听信儿子之言，罢了雷被的官。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雷被私自跑到长安，向皇帝上书表白。武帝将他的告章交给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淮南王太子，刘安与王后荼想不让太子去受审，打算发兵对抗，犹豫未决，十多天没有定下来。适值皇帝有诏就淮南审讯太子，不必逮往河南郡了。这时，淮南相对寿春县丞顺从刘安之意而不及时逮送淮南王太子非常生气，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刘安向淮南相说情，淮南相不听。淮南王派人上书告淮南相，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查究。追查到刘安，刘安派人到朝廷侦探，公卿要求将刘安逮捕查办。刘安担心事情暴露，打算发兵对抗。太子刘迁建议不要操之过急，伺机谋刺举兵。这时武帝并没有批准公卿的要求，而是派遣汉中尉殷宏去审查刘安。汉中尉到了淮南，态度平和，向刘安审问对待雷被之事。刘安估计自己在此事上无多大罪过，未曾动手。汉中尉回朝报告情况。处治此案的公卿说：“淮南王安雍（壅）阏求奋击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诏，当弃市。”就是说刘安压制雷被不让去奋击匈奴，不遵诏令，应处以弃市之罪。武帝诏令不许可。公卿要求废除淮南王，武帝又不许可。公卿要求削去淮南王国五个县，诏削去两个县，使中尉殷宏赦淮南王刘安之罪。刘安起初听到公卿要求诛之，不知定了削地之罚，闻汉使来，害怕被捕，便与太子准备照原定谋刺的计谋行事。等到汉中尉来到，向他致贺，刘安因此就未动手。但刘安被削地之后，反悔说：“吾行仁义见削地，甚耻之。”故加紧谋反。有些使者从长安来，胡说些武帝没有男儿等事，刘安便高兴；如果说朝廷治得好，武帝有男孩，刘安以为是妄言，加以否认。
刘安有个庶子刘不害，年龄最大，因不受刘安喜欢，故王后荼不以其为子，太子不以其为兄。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轻视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怀不满，阴结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刘迁，以其父代之。刘迁得知，将刘建逮捕拷打。刘建心里越加怨恨。他了解到太子曾想谋杀汉中尉的情况之后，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派其友人严正向皇帝上书，说才能出众的刘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阴谋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河南郡处治。这时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插了一手。审卿怨恨淮南厉王刘长杀了其祖父审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孙弘添油加醋地告发淮南之事。公孙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探其狱”。河南郡治刘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起初，刘安召伍被商议军事行动。伍被在刘安宾客中位于“冠首”。他认为刘安考虑不周，不可妄动。刘安发怒，将伍被的父母抓起来，囚禁了三个月，逼迫伍被随从。伍被认为淮南不足以对抗朝廷。刘安说：“苟如公言，不可以侥幸邪？”伍被说：依我之见，伪造一些朝廷、郡县及诸侯的印章、衣冠，假传朝廷之令，迁徙各地豪杰及其家属到朔方郡，逮捕诸侯太子幸臣，“如此怨，诸侯惧”，再派辩士到各地游说，这样也许可以侥幸取胜。于是，刘安立即行动，“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又使人伪装畏死潜逃去投靠大将军卫青、丞相公孙弘；一旦发兵，就刺杀卫青，而将公孙弘劝诱过来。
刘安打算调发其国中兵，担心相与二千石不同意。他就与伍被预谋，打算假传王宫中失火，如果相与二千石来救，就可乘机杀之。又打算命人穿上捕盗者之衣，持羽檄从南方来，呼喊“南越兵入界”，因此就可发兵。但尚未派出人去。刘安又与伍被商议联合诸侯及进退之计。伍被建议：南收衡山，以击庐江，占据险要，“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刘安同意，并说“急则走越耳”。
廷尉因此案牵涉很大而上报皇帝。武帝任命廷尉监为淮南中尉，前去逮捕太子刘迁。刘安得知廷尉监前来，与太子阴谋召相与二千石，打算杀了他们而发兵。使人召之，相来了，内史不应召而解说已经外出，中尉说有诏命在身而不能见王。在这种情况下，刘安心想只杀了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没有什么用，就让相退去。这时刘安仍然犹豫未决。太子以为，虽然牵连谋刺汉中尉事，但同谋者已死，口绝，就对刘安说发兵已错过时机，恐怕不行了，并表示愿意去受审判。刘安一筹莫展，已无可奈何了。这时看风使舵的伍被自动坦白，详细地交待了与淮南王刘安谋反的情况。法吏因此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围了王宫，尽捕了在其国境内的淮南王宾客，索得“反具”向皇帝报告。
武帝命诸侯与大臣议如何处治淮南王刘安。诸侯和大臣都说应当严惩之。武帝使宗正以符节治淮南王刘安。刘安闻知，自杀。王后荼、太子刘迁及所有参与阴谋者都族诛。武帝以为伍被曾说过汉朝好话，打算勿诛。廷尉张汤说：“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于是诛了伍被。废除淮南王国而为九江郡。不久，衡山王案件发生，刘安之弟刘赐自杀，受牵连者也都被诛除。汉朝治淮南、衡山等案件“皆穷根本”，株连而死者数万人。时为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一月。
刘安事件，在当时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是朝廷与诸侯矛盾斗争的一次大爆发，以朝廷加强了统一集权、诸侯受到削弱而告终，有才能和思想的刘安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了解这个事件，有利于认识当时汉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残忍性。
《淮南鸿烈》的编撰刘安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头面人物，而且还是当时学术界一个著名学者。他原有集，已佚。他所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据《汉书•艺文志》分为“内”、“外”，据《汉书》本传还有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而现存只是内篇部分。此书反映出他主要的学术成就和思想。
《淮南鸿烈》在形式上类似《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基本是道家，并有阴阳家、神仙家，以至“出入儒、墨、名、法”。作者好言“道”，认为宇宙万物都由“道”所派生，而“道”是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东西。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者不形者乎？”就是说，“道”不可能耳闻、目见和言传，谁也不知是形还是无形。照此说来，“道”是不可知的神秘的东西。这说明其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又说：“达于道者，反于清净，容于物者，终于无为。”就是说，达于“道”，只有清静无为。这就与政治思想挂上了钩。
此书对儒法多有讥刺，实际上是刺汉武帝内法外儒。作者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所提“儒墨”，显然只是指“缘饰《诗》、《书》”的儒。讥刺儒者是哗众取宠，趋炎附势之徒，造成不良影响，以致世风日下。所指是汉儒代表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之所为。作者又说：“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性，内愁五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毫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这就不是讥刺儒者，而是抨击以仁义礼乐招摇过市的“俗世之学”，以及提倡此学“越智于天下”的“有天下”者。这是对汉武帝的明讽暗刺。
不仅抨击俗世之学，而且还揭露那个“俗世”，把俗学低劣与俗世衰乱联系起来，加以诅咒。作者说：“乱世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又说：“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就是说，俗学无益于治，却贻患无穷，那套知巧诈伪与繁文缛礼，导致追求享乐与争相奢侈。因此，俗世是富者富有而侈靡，贫者贫困而饥寒。作者说：“富人则车舆衣纂（绘）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论者以为这种贫富悬殊以及主奴区分的衰世之俗，与“俗世之学”大有关系，故其申明“羞而不为”。作者所为的，是要将道家摆在百家的主导地位，将黄老之术作为君临天下之道。他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很显然，作者是要抬高黄老之道，以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对抗。即坚持汉初的儒道之争。
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所谓“与民休息”政策，曹参、陈平等大臣“治黄老之术”。当初势力较大的功臣、外戚、诸侯王大多崇道黜儒，要求皇帝垂拱无为，不干预藩国的事务。所以当时诸子百家并存，道家居于优势，儒术尚未独尊。到了武帝之世，为了制驭大臣、削弱藩国，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司马迁说：“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在汉初数十年间，始终存在儒道斗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这种斗争，一直继续到武帝之时。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儒学，就是这场斗争之最后代表。而这场所谓儒道斗争，归根到底，乃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武帝独尊儒术，正是代表藩国而与朝廷对抗和斗争的。
可悲的是，刘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是失败的。当时，削弱藩国与独尊儒术可谓大势所趋；刘安逆流而动，实难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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