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正宗批八字v3.0(徐氏八字破解)
师傅，八字怎么来的呀？
八字，就是指年月日时四柱。每一柱有两个字，一上一下，上为天干，下为地支。说到八字历程，少不了提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来源。
我们先来说一个神话故事。历史课上不打瞌睡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夏朝（约公元前2146-1675年）之前就是三皇五帝时代，也就是很多人认为的神话时代。在宋代徐子平编写的《渊海子平》当中，就有提及。
“盖闻天地未判，其名混沌，乾坤未分，是名胚腪，日月星辰未生，阴阳寒暑未分也。在上则无雨露，无风去，无霜雪，无雷霆，不过杳合而冥冥。在下则无草木、无山川，无禽兽，无人民，不过昧昧而昏作。是时一气盘中结，于是太易生水，太初生火，太始生木，太素生金，太极生土。”
意思就是说天地混沌之初，就好像一个坯胎一样，后来衍生出了水，然后到火，再然后到了木，之后衍生出了金，最后衍生出了土。从此天地具有了五行。五行中，清轻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阴阳概念从而引出。阴阳五行各种冲气结合，从而诞生万事万物。那时候的人是人形鸟嘴，或者是人首蛇身。发展了不知多少年，人群中诞生了圣贤（也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圣贤的诞生，将人类的智力打开了，从此有了智愚，有了君臣，有了父子，有了礼仪，音乐，衣冠概念的存在。就像是《猩球崛起》中拍的那样，猩猩智力一被打开，就会打开新世界。
“大道废而奸诈生，妖怪出。”因为人类的觉醒，打破了平衡，导致妖怪并出。黄帝时期，有蚩尤神作怪，扰乱四方。黄帝作为人类首领，实在看不下去人民受苦受难，于是乎诞生了著名的“涿鹿之战”。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大战，熊狼虎豹都上战场冲锋的，就跟科幻片一样。
这场战役呢，是势均力敌的战役，九战九不胜，血流百里，非常艰难。于是黄帝斋戒筑坛祀天，然后天降下十天干（甲乙丙丁无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是午未申酉戌亥）。
“帝乃将十干圆布象天形；十二支方布象地形。始以干为天，支为地，合光仰职门放之，然后乃能治也（此十干、十二支之所出也）。自后有大挠氏，为后人忧之曰：嗟呼！黄帝乃圣人，尚不能治其恶杀，万一后世见灾被苦，将何奈乎！遂将十干、十二支分配成六十甲子云。”
根据《渊海子平》里面的描述，似乎这十干十二支一开始是实物来着，通过这十干十二支，最后擒杀蚩尤。担心后人万一再遇到这么严重的灾难无法治理，所以将十天干十二地支分配成六十甲子，提供给后人。而《太上老君开天经》中也有记载:“伏羲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日无化子，一名郁华子，教示伏羲，推旧法，演阴阳，正八方，定八卦，作《元阳经》以教伏羲。”，也就是十天干十二地支的概念应该是太上老君提供给伏羲的。从有记载的神话传说角度来看，这十天干十二地支，都是上天或者神仙赐予人类的，而不是人类自己发明的。
三皇五帝时期，龙马河图，龟背洛书，之后就步入夏商周时代，传闻夏朝出了《连山易》，商朝出了《归藏易》，周朝出现《周易》，虽然对应朝代可能出现偏差，但是书籍确是有资料记载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道："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确立了很强大的基调。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下，易学的出现，是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以及处理危难的，我们目前所想了解的八字算命，只是其中极小的一个小分支。
在春秋战国时期，鬼谷子相信大家都听过，他写了《鬼谷遗文》，这是古代禄命法的开山之作，也是存世最早的纳音论命之作。
到了隋唐，有一本书叫《五行大义》，作者为萧吉。传闻萧吉的祖父是梁武帝萧衍之兄长沙宣武王萧懿。这本书对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的基础知识作了非常精深的解读。
再之后，到了唐朝，出了一个人物，叫李虚中，他出了一本书，叫《李虚中命书》，署名"鬼谷子撰，虚中注"。这本书，是目前可以考证的，最早用四柱八字来进行推算的，以年为主，用年月日时四柱去推命理，偏重于纳音，神煞断命。这在《三命通会》，《渊海子平》中都有记载。这位大佬死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还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其中写着“最深于五行书。 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李虚中担任过监察御史（大概相当于最高检察院检察员）、殿中侍御史（大概相当于纪检委组长），韩愈担任吏部侍郎（相当于国家人事部部长），如果说五行学说是所谓的迷信，以这两位大佬的智商，早弃之不顾了。
再之后，到了北宋初期，又出了个人物，叫徐子平，他在李虚中的基础上，改为日干为主（日主），以查四柱间之五行生克制化、刑冲会合为推命重点，推出了十神概念。整个变化过程，有点像地球中心说，转化为太阳中心说的感觉，他为整个四柱八字算命，奠定了目前为止最强大的理论体系。传世著作有《定真论》、《喜忌篇》、《继善篇》、《徐氏珞琭子赋注二卷》，后人甚至将八字算命直接命为子平算命。
到了宋朝末年，又出了个人物，叫徐大升，他写了一本书叫《渊海子平》，这本书并非有全部由徐大升所著，其主要贡献在编，即徐大升把当时朝代的许多命理研究名儒的文集都集合起来，而成此书。故名《渊海子平》，渊海，本身有汇聚汇集之意。这本书将命理学的知识进行整理丰富，从而将命理学变得有血有肉。
再之后，在明代，命理书籍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滴天髓》，《三命通会》，《星平会海》，《兰台妙选》，《神峰通考》，《子平管见》等等。
《滴天髓》相传为宋朝人京图撰，也有人说是明初刘伯温所作。《滴天髓》重五行流通，最重大局大势。言简意赅，但是有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不论对于初阶学者还是高阶学者，精读一次总会有所收获，全文偏向于旺衰论命。
而《三命通会》，是由明朝进士万民英著，《三命通会》在中国传统命理学上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它的体系和构成上,以正宗古命法和财官格局命法为主，是空前绝后的八字命理学的集大成之作，并且被收录进了《四库全书》当中。
至于《星平会海》，不知何人所作，只是写有"武当山玉虚宫三逢甲子日金山人编集"，书中有部分涉及到子平命理，重在格局，赋文较多，需要强大的基础再进行研究解读。
《兰台妙选》呢，目前普遍流传的版本为古今图书集成版《兰台妙选》，题 明「西窗老人」著。这本古籍其实是纳音派的经典，这个流派的特点是专以纳音取象再配以五行生克论命。
《神峰通考》，原名为《神峰张先生通考命理正宗辟谬大全》为明朝神峰子张楠所著。张楠是中医郎中，细究和研用子平命学四十余年，此书是他晚年七十多岁时才写的，可以说是积几十年实战经验心血结晶。神峰通考一书在结构体系上继承了《渊海子平》的传统子平论命体系，同时作者也结合自己的经验心得立有动静说、盖头说、六亲说、病药说、雕枯旺弱损益长生八法说、人命见验说等。
《子平管见》为明朝雷鸣夏著，偏重于格局论命。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他说他自己做梦有人传授他子平绝学的。跟周星驰的睡梦罗汉拳有的一拼。
之后到了清朝，最著名的莫过于《子平真诠》了，当然还有《穷通宝鉴》，《命理约言》，《御定子平》等等。《子平真诠》为清代乾隆进士沈孝瞻先生所著，但是近代出现了一本书叫《耕寸集》，为明代作品，跟《子平真诠》对比，《子平真诠》错别字多，段落脱落，而《耕寸集》更加完整，还多了不少命例，其理论最为精辟，论命思路最为完整。
至于《穷通宝鉴》，数百年间由于江湖人士传抄错误甚多，原名为《栏江网》应该是明朝书籍，由清代的余春台加以整理、归纳而成。此书重在调候。
《命理约言》，则为旺衰派的经典著作。
《御定子平》，则为清朝康熙御定大内藏本，更为可信。
到了和现代，就是韦千里的《千里命稿》和袁树珊的《命理探源》，徐乐吾的《命理一得》还有任铁樵的《滴天髓阐微》了，但都是属于旺衰派系。当然，台湾梁湘润更是著作等身，譬如《子平基础概要》，《子平母法总则》等等。当然，现代还有非常多的各种巧立名目的派系，书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至此，整个八字的发展脉络，都收录在书籍当中。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朝代更迭，天灾人祸，各种惊天之作，也许都会被毁灭而不得人知。但能留下来的，必定也存在着它独特的价值，记录着整个四柱八字命理学所走的漫漫长路。。。
王福厂篆刻专辑
王福厂（1880—1960），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初名寿祺，字维季，后更名禔，字福庵，一作福厂。王福厂幼承家学，于文字训诂、诗文，皆富修养。十余岁即以工书法篆刻闻于时，好蓄青田旧石，所藏极富，自称“印佣”。得未刻之石，暇则奏刀以自存。其印初宗“浙派”，后又益以“皖派”之长，复上究周、秦、两汉古印，自成体貌；整饬之中，兼具苍老浑厚之致；偶拟明人印格，亦时有会心。本期特遴选王福厂部分篆刻图版，并配以周建国《王福厂生平及印事》，张遴骏《王福厂：领略古法生新奇》，沈必晟 熊仁强《王福厂早年汉上交游略论》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Part1
王福厂生平及印事
文丨周建国
右军后人 十二即解
福厂祖上“系出琅琊，宋南迁随扈至杭，遂为杭之仁和人”。他曾刻有“琅琊王禔”“右军后人”等印。他生于杭州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祖父（琅琊王氏武林支系十五世）王言是清嘉庆戊寅（1818）恩科举人，父亲王同（1839—1903），字同伯，是清光绪丁丑科（1877）进士，为第二甲第三十七名。曾授刑部福建、江西司主事。辞官归养后以教书、考证校勘金石碑版、著书立说为乐，历主梅青、黾山、塘栖、慈湖各书院讲席，期间以长书院最久。同伯有四子，第四子便是福厂。在如此环境熏陶下，福厂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学。同伯对幼子如此彬彬好学，亦有意引导，常把自己橅碑临帖之作交予其保存。福厂曾说：“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启淑）丁（敬）两氏印谱，辄心仪焉。”他边勤奋学习，边用心搜集浙皖前贤之作，于28岁时辑得《福庵藏印》16册，内中收印人40家、印章254方。同时，他还究心于文字训诂、金石篆籀之学。27岁时便完成了他第一部著述——《说文部属检异》，越十年又完成了《麋研斋作篆通假》。期间，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中穷究了六书原理，对古文、籀文及省文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故他在作书、篆刻时，用字精到，从不臆造，真所谓“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如此的《说文》功底，为他以后确立书法篆刻一代宗师之地位夯实了基础。
隶书 客至诗轴
创社西泠 保存金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杭州，金石书画之风盛行，加之杭州本来就是人杰地灵，文人雅士因风相聚，恣意探讨，并谋求结社以广交同道。福厂此时正任教于钱塘学堂，即崇文书院，与杭州古籍版本、金石书画大收藏家——八千卷楼主丁氏后人丁仁为发小，因两家于金石书画乃是世交。后又与叶铭和吴隐于1904年一同创设建立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经创始者们十年的苦心经营，社会贤达的慷慨相助，于1913年成立西泠印社。当时，创社四君子一致公推海派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出任社长，可见福厂及其他三位年轻创始人为人为艺之开阔胸襟。
《丁丑劫余印存》编成合影
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社员合影
幕天席地 名享湘鄂
福厂除精通二篆、嗜好金石书刻外，亦擅算术，遂于1913年辞去教书工作后，以测绘技术供职于铁路局。在至1919年的数年中，他奔波于沪杭、湘鄂路局之间，除工作外，时常为友人写字刻印，曾刻过一方印曰“幕天席地”以自况。1915年，福厂辑成了他第一部印谱——《罗刹江民印稿》，那时他三十五六岁，个人治印风格尚未完全形成，处在转益多师阶段。印面章法、文字结构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汉及明清前辈名家，如白文仿陈曼生、赵次闲、吴让之；朱文效元人、“浙派”、赵撝叔。此谱只钤印面，未拓边款，全8册，共收入254方印蜕。仅拓两份，一份自留，一份赠予了唐醉石这一金石知己。
福厂的金石书刻早年已闻名于浙江东南一带，中年旅居长江中游，其书刻艺术又有新突破，求书乞刻者络绎不绝，遂名声大噪于湘楚川汉间。
临殳季良父壶铭文
游艺京师 誉满公卿
1920年春，福厂受聘于印铸局为技正，同事者有唐醉石、冯康侯等。1924年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参与《金薤留珍》印谱钤拓之事。进京不久，便有声于京城艺坛，文人名流为之倾倒，索书求印，络绎不绝。如为溥儒刻“旧王孙”“西山逸士”“心畲书画”“腰下宝玦青珊瑚”等。期间，福厂还应邀出任由画家金拱北之子金潜庵创办的“湖社”画会顾问；还被聘为由庄慕陵、台静农、常维钧、魏建功、金满叔共建的“圆台印社”导师。
……
福厂南艺北传，致使京城艺坛吹起了一股典雅隽永之风，并影响着后世。
篆书 风巧月高七言联
鬻艺沪上 鼎足天下
1928年，福厂又受聘于印铸局任技正，翌年遂客南京。由于秉性使然，不愿为官，对闲居、自食其力之生活的想望日益强烈，并常常反映在书刻作品中，如“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等。1930年11月，他决意引退，虽获再三挽留，而去志已坚，遂将眷属悉数迁沪，静候开缺。在“不使孽泉”一印边款中记：“庚午冬月辞官来沪，卖字渡日，刻此识之。”
从此以后，福厂心无旁鹜，专攻艺事，个人面目，日臻完善。这从以后几年出版的《福厂印谱》中可完全得到证实。1934年出版的《现代篆刻选》1至9辑中，第3辑便是《王福厂印存》，内中收印120方，这些印大都为福厂寓沪鬻艺时所刻之精品。
……
福厂为了弘扬中华书艺印学，让后学有更多的资料可借鉴，他亲自将《福厂印稿》共78册（另一复本为101册，现藏上海博物馆），送到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据当时馆长顾廷龙生前回忆说，福厂这种嘉惠后学的精神真是可敬可佩，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光大传统、奖掖后人，也正是福厂毕生实践的崇高境界。
Part2
王福厂：领略古法生新奇
文丨张遴骏
“印宗秦汉”，王福厂对此身体力行。
自用印“王禔信玺”用秦印格式，“田”字框格，“禔”字“止”的斜置和“信玺”的篆法都脱胎于秦系玺印。
“上章敦牂”也用秦印形式，对角呼应，气息高古。
“琅琊王禔”款语云：“仿汉琅琊相官印。”
“刘承植”款语云：“汉印中有此式。”
自用印“王禔”一印款语云：“读《十钟山房印举》见此图象，古雅可爱，因仿摹之。”可见王福厂对汉印中的官印、私印、四灵印、图案印等都作了摹仿和借鉴。
王福厂还借鉴汉印中的殳篆印用于创作，如“李博仁印”“沈肇功印”“蔡绳祖印”“王禔私印”等。
“王禔私印”款语云：“偶读《十钟山房印举》，作殳篆印，憀备一格。”殳篆是古代书于兵器上的文字，笔画绸缪盘曲，王福厂对笔画较疏的文字经过盘曲、增饰等手段填满空间，呈现一种繁复茂密的美感。
汉玉印的瘦劲圆润也被王福厂所用，如“殿研”款语云：“福庵仿玉印。”
“躬入篆室”“追摹古人得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线条瘦挺，转折圆润，取法汉玉印而更见整饬精致。
王福厂还从汉朱文印和封泥中取法，独创一路朱文印，如“昭阳作詻”更多取法汉朱文，线条略显短切刀痕。
而“以学愈愚”“合以古籀”等更多借鉴封泥意趣，线条更显波折，蜿蜒涩行，转折处方中带圆，略显扭曲，框线与印文或作粘连，或作残破，成为王福厂独特的朱文印风格。
与当时的一些印人一样，王福厂也善仿古玺，或是宽边细文的朱文小玺，或是带框白文印，尤其是干支纪年印和家人的生辰八字印，王福厂多喜仿古玺为之。
这路印多集金文，如“书博”，款语云：“用颂壶‘书’字，师㝨敦‘博’字，为书博先生治印。”
王福厂的金文书法精整古雅，他仿古玺也是追求秀静安详之美。曾绍杰在他所编的《麋研斋印存》序言中说：“至其以金文入印及所摹宽边古玺，则不免稍失之于拘谨而竭蹶，盖小篆与彝铭文字本属殊途，工整与奔放亦异其趣也。”古玺有奔放奇趣一路，也有秀美精致一路，王福厂仿古玺与他整体的书法篆刻创作审美理念是一致的。
作为“浙派”新军的代表人物，王福厂的篆刻数量最多的当然是“浙派”印风。他对“西泠八家”的印都下了功夫临仿。
如“我生无田食破砚”款语云：“曾见小松司马有此印，兹背临之。”
“瑟君书画”款语云：“福厂仿陈秋堂。”
“麋研斋”款语云：“仿种榆仙馆篆法。”
“锐侯鉴藏”款语云：“仿曼生法。”
“惯迟作答爱书来”款语云：“师赵次闲略变其篆。”
“金石刻画臣能为”款语云：“仿补罗迦室刻印。”
“吴金寿印”款语云：“福厂作此，似钱叔盖。”这些作品虽然都有模板，但王福厂还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他的切刀与早期“浙派”碎刀短切不同，削减了陈鸿寿、赵之琛的恣肆锐利，趋向收敛含蓄，醇和典雅，线条摆动的幅度并不大，但仍能体现切刀的韵味。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是王福厂典型的粗白文切刀印，章法基本与仿汉满白印一致，走刀略见起伏。
方笔朱文“周鼓秦山”也是采用汉朱文印的章法，起收笔、转折处更为方折，显现切刀的意趣。
切刀细白文“好古每开卷，居贫常闭门”在赵之琛的切玉法挺劲的基础上稍加圆润。
细朱文印是王福厂最为擅长的一种风格，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为圆朱文式，如“晴窗一日几回看”“以墨林为桃源”“书贵瘦硬方通神”“欲求缥缈反幽深”等，这类印吸收了明人朱文印的结篆特点，但摒弃了明人篆刻的习气，字体修长，章法空灵，丰丽遒逸，肉骨停匀，尽管在王福厂的细朱文印中的比例不高，但显示了他精湛的结篆能力。
二为铁线篆，文字多取横势排迭，章法茂密，用于鉴藏印、词句印、多字印尤多。
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排列穷尽精密，无懈可击，走刀流畅中又有微妙起伏。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款语云：“东坡此句，余欲用以作印有年矣，因‘婵娟’二字《说文》不录，今见《新附》有之，亟成此印。”可见王福厂对印文用字的讲究，未有出处宁可不刻。
“麋研斋藏书记”款语云：“寒松老人云，藏书籍书画印宜作朱文，藏金石碑帖印宜作白文印。余谓藏书印不但宜作朱文，其印式更宜窄而长，庶不致将印文压入书行。”当时王福厂的细朱文收藏印尤受藏家喜爱，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藏书甚丰，一直未遇能刻其称心藏书印的印家，及见王福厂的印章即奉为知音，他在致陈汉第的信中云：“弟藏宋本千余卷，专待福公之章已十余年矣。”“北方刻印绝少名手，且福庵年龄渐高，趁其精力尚强，故多求数方，如此人才此后亦正未易得也。”
除了“浙派”以外，王福厂对清代其他流派印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领略古法”“存道居士”“古牛山房”等是王福厂师法邓石如的作品，这些印结篆呈夸张的弧度，使印面充满张力，用刀从“浙派”前期的圆朱文中化出，在精准之中又略见切刀趣味，体现了高度的用笔、用刀技巧。
Part3
王福厂早年汉上交游略论
在王福厂和唐醉石交往最为密切的1915年10月，唐醉石接连刻制了“江夏徐氏所收旧刻抄本”“曾在徐行可处”两方印，署款为“制于汉皋”。这里的江夏徐氏，就是近代汉上著名的大藏书家徐行可。
……
回到起首的1927年冬天，王福厂刻了“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印，边款就是“杜工部句。丁卯冬日，有怀行可刻此，预期未知得能如愿否？福庵并记”。在1927年最为风云变幻、人物动荡的徘徊中，王福厂从故都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想到的是汉上大藏书家徐行可。可以想见，王福厂、唐醉石应该都与这位汉上的大藏书家熟识。
有资料显示，王福厂早年还和另外一位汉上的藏书家过从甚密。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至今还存有徐之谦题王福厂《糜研斋印稿》印蜕稿本巾箱本一册的信息，赫然有“汉阳怀清斋主张仁芬季郁夫鉴藏金石书画之章”，为朱文印章，三列连珠，效元人印法。这方印章，在武汉博物馆收藏的金农《墨梅图》上也有钤盖。在王福厂的这枚印章中，受印人是汉阳张仁芬。
王福厂为张仁芬镌刻的印章，远远不止这一方。在张家后人最近提供的印蜕和印章实物资料中，就有16方署款是王福厂的印章，边款中提及的印为吴隐所刻、款由王福厂补，并记叙和故交大藏书家徐行可同在杭州西湖人倚楼外，其余印章均为王福厂为汉上藏书家张仁芬、张氏家大人张行方及其孙辈张世模所刻。“汉阳张仁芬鉴藏书画之记”朱文异形印章，在武汉博物馆所藏的赵之谦《篆书读书承志》横幅中亦见钤盖。
从印章纪年来看，有准确纪年的印章8枚（除去为徐行可署款的印章），而在1927年之前的印章就有4枚，可以看出藏书家张仁芬与王福厂交往的密切程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为什么在1927年故都变故之际，王福厂首先想到的是来武汉碰碰运气。毕竟，武汉有徐行可、张仁芬等一大批生气相通的大藏书家朋友。
Part4
王福厂篆刻欣赏
命理理论：甲乙在天 故动而不居 建寅之月 岂必当甲？
此章中的阐述只是入门，还没有涉及真正的干支性质，这是命理最精微的部分，不理解领悟这个章节，以后的学习举步艰难。另外徐氏在上面对几个八字的解释有误。伍廷芳造，壬寅、丁未、己卯、乙亥，己土虽通根月令，而见木之势盛，即从木。此造丁未月，火土当权，何来从木？月令印旺生身，足可以任其财官。此点错误，是因为徐氏对地支三合局的应用错误。阎锡山造，癸未、辛酉、乙酉、丁亥，乙木只要有印通根，不怕身弱，煞透有制，即为贵格。阎造乙酉日元，实为七杀当令弱极，何以受生？只有顺应财官之势，何来用印？从阎氏的行运足以证明。许世英造，癸酉、辛酉、乙丑、辛巳，十九误作从煞，不知印绶有根，即不嫌身弱，仍喜制煞之运。许造乙丑日，木临寒地，生于八月，酉金当令而旺，时上巳火制杀，运行火地而贵，何来用印？虞和德造，丁卯、丙午、庚午、己卯，庚金虽弱，透印有根，即不能从，身弱自为其弱，运行扶身之地，自然富贵，特劳苦耳。此造木火势旺，庚临绝地受克，何以用印？逊清宣统造，丙午、庚寅、壬午、壬寅，印比皆无根，则不得不从。此造印比无气，虽是相从，可是初春气寒，壬水有气，从之不真!
甲乙在天，故动而不居。建寅之月，岂必当甲？建卯之月，岂必当乙？寅卯在地，故止而不迁。甲虽递易，月必建寅；乙虽递易，月必建卯。以气而论，甲旺于乙；以质而论，乙坚于甲。而俗书谬论，以甲为大林，盛而宜斩，乙为微苗，脆而莫伤，可为不知阴阳之理者矣。以木类推，余者可知，惟土为木火金水冲气，故寄旺于四时，而阴阳气质之理，亦同此论。欲学命者，必须先知干支之说，然后可以入门。
天干动而不居者，如甲己之年，以丙寅为正月；乙庚之岁，以戊寅为正月也。地支止而不迁者，正月必为寅，二月必为卯也。论气甲旺于乙，论质乙坚于甲者，甲木阳刚之性，乙木柔和之质，其中分别，详下附录《滴天髓》论天干宜忌节。大林微苗之喻，本为纳音取譬之词，俗书传讹，而无知之人妄执之耳。学命者先明干支阴阳之理，察其旺衰进退之方，庶不致为流俗所误也。
天干主动，动而不停，地支主静，止而不迁。但是寅月寅木当令之时，未必是天干甲木值令，卯月之时，未必是乙，这就是宇宙运动的真谛所在。由于天干的轮流变化，造成对同样季节的温差、气候不同。那么干支的本身属性就发生了改变。以气质而论，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天干的流动变化，已经影响了月令寅木的气场变化，如果你还是用“不易”的思维来看今天“变易”的干支组合，就失去了阴阳辩证的真理。
《文献》| 马步青：中国近代古籍保护立法进程研究
作者/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马步青内容摘要：针对古籍善本毁于兵燹、大量流散海外的状况，清政府颁布“图书馆章程”“古物保存法”等政策法规加以防范。北洋政府为禁止古籍古物出口，多次下达大总统令以保存古籍。1920年总统府顾问叶恭绰递交“振兴文化”八项建议，提出应注重保存各地古籍书版、整理内阁大库书籍典册、调查海外所藏善本状况，内务部、教育部为此下达多项行政命令。1923年《中华宪法》首次将古籍保护列入国家根本大法，内务部、教育部为制定古籍保护法草案展开全面讨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促进下，教育部根据新颁《古物保存法》，制定详细的禁止古籍出口法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后，颁布多条法规，为战时古籍文物保护奠定了政策基础。上述种种政府法律行为，虽然尚不完善，执行效果亦因政治动荡和资金匮乏等受到限制，但整体而言，清末时期，在仁人志士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中国政府对古籍保护事务的关注日益增加，所定法规政策也为国家保存了大量珍本秘籍，为传承民族文化做出积极贡献，对当下的古籍保护立法工作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古籍保护；立法背景；政策；法规
中国悠久的藏书文化中不乏古籍保护观念[1]，然而不论官府、私家、寺观、书院，其藏品的保存与流通大都限于小范围内，并无统一的保护政策与法规。清末以来，包括古籍在内的“古物”因战争和国际贸易大量损毁、外流，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随着公共图书馆逐步建立，大量内府秘籍和民间善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负责“古物保存”和“图书馆”事务的政府部门，在各方呼吁下，开始制定“古籍保护”相关政策法规。虽然自1909年清政府民政部颁布《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至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规程》仅卅馀年，但更替导致政策法规不断颁布，曾被提出讨论的相关文件很多，集中出现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牵涉教育、内务、外交、财政等多个部门。当时颁布主要有宪法、行政法规、行政命令等，这些文件在开展调查、禁止出口、设立机构接管公藏古籍、设置款项收购私家藏书，注重藏书环境、修复破损古籍、选择善本孤本进行出版等方面都有涉及。近年来对古籍保护政策法规的研究，较多关注1949年以后[2]。部分围绕清末图书馆法和古物保护法的研究，未对古籍保护法规政策进行专门考察[3]。本文将对清末、北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关报纸、档案、法律文件进行系统梳理，考察政策法规具体内容的同时，亦着眼于其制定背景、可操作性、施行效果及影响，望能为当下古籍保护工作尤其是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参考。一、清朝末年古籍保护政策法规
清末古籍保护法规的制定，与建设图书馆的风气息息相关。1905年废除科举后，清政府设立学部，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正式、独立和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制”[4]。学部下设“专门司-专门庶务科”，负责“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等事”[5]。1910年清学部颁布《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同年的《教育杂志》和《浙江官报》将其归入“教育法令”和“法令类甲”[6]，1959年北京图书馆主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亦将其列入“法令”项下[7]，其性质类似于今日的行政法规。
《章程》共二十条，其中除对图书馆的组织、人员、开办时间加以规定外，有多条关涉古籍保护，兹将相关内容选录如下：第八条 凡内府秘籍、海内孤本、宋元旧椠、精抄之本，皆在应保存之类。保存图书，别藏一室，由馆每月择定时期另备券据，以便学人展视。如有发明学术、堪资考订者，由图书馆影写、刊印、抄录，编入观览之类，供人随意浏览。
第十条 中国图书，凡四库已经著录及四库未经采入者，及乾隆以后所出官私图籍，均应随时采集收藏。其有私家收藏旧椠精抄，亦应随时假抄，以期完备。
第十五条 图书馆管理员均应访求遗书及版本，由馆员随时购买，以广搜罗……其私家世守不愿出售者，亦应妥为借出，分别刷印、影抄、过录，以广流传。原书必应发还，不得损污勒索。
第十六条 海内藏书之家愿将所藏秘籍暂附馆中扩人闻见者，由馆发给印照，将卷册、数目、抄刻款式、收藏印记，一一备载。
第十七条 私家藏书繁富，欲自行筹款随在设立图书馆以惠士林者，听其设立……善本较多者，由学部查核，酌量奏请颁给御书匾额，或颁赏书籍，以示奖励。[8]
据第八条可知，图书馆所收之书应分为“保存”“观览”两类，古籍中如“内府秘籍、海内孤本、宋元旧椠、精抄之本”应由图书馆根据其内容价值，择优制作副本，在“保存”的同时亦可“供人随意浏览”。该条款既注重保护古籍的原始物质形态，又能发挥其文献价值，体现出藏用并重的理念。第十、十五、十六、十七条，都涉及对私家藏书的态度。规定图书馆要通过购买、录副、鼓励寄存等方式，保存私家所藏秘籍；对“善本较多者”，可以颁布“御书匾额”来鼓励藏家自行建馆。1907年，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藏书售诸日本一事，是促使该《章程》特别关注私人藏家和古籍善本的重要原因。陆氏藏书售出前，学部咨议官罗振玉就曾发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提出对“聊城之杨，归安之陆”所藏善本应以破格奖励之手段加以收购，“则二君既申其孝思不匮之心，而古籍亦不至散佚，况更可招致他藏书家乎”[9]。然而在皕宋楼藏书售出前一年，张元济向学部尚书荣庆请求由朝廷拨款收购时，却未获准[10]。陆氏藏书售出不久，清学部对重要私家藏书的态度很快发生了变化。当时，与皕宋楼并称的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亦有售书之意。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得知此事后，立即委托缪荃孙、陈善馀等人进行接洽。与此同时，学部亦拟用十万元（日人即以此价购得陆氏书）进行收购，开价远高于端方，后未及施行而被缪荃孙等人捷足先登[11]。后学部还计划收购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终以瞿氏不允作罢[12]。时端方以“东南各省，夙称文物荟萃之区，虽经兵燹之摧残，不少缙绅之藏弆，不胫而走，时有所闻”，提出朝廷应该“代为购求，冀以免流失，而资补助”，并购入“浙绅姚氏”“皖绅徐氏”藏书供学部储藏[13]。由此可知，清政府当时保护古籍的主要方式是收购重要私家藏书。皕宋楼售书不仅影响到政府相关决策，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将“古籍保护”问题推向大众视野。1907年12月上海《新闻报》刊出《论吾国宜急建藏书楼以保存古籍》，文中言及古籍散佚情形：“近者庚子之乱，内府琳瑯及辇下巨族所储藏，半为日人取之以去，而浙中某氏，近复悉其所有，售诸东国。”[14]所谓“浙中某氏”即指归安陆氏。该文称：“新学输入以来，计不逾十年耳，而古籍之沦亡，愈趋愈速，几不可以道里计。……比者道路传闻，谓学部已议建藏书楼，而皖抚冯梦帅亦有斯议。意者天之未丧斯文而假手兹数公者，以永吾中原之国粹乎。”该文除直陈“古籍沦亡，愈趋愈速”等令人痛心的现实外，更对“学部”与“皖抚”的行动表示肯定与赞扬，这反映出知识阶层对政府主导古籍保护事业的期待。其中冯梦帅指安徽巡抚冯煦，他在当年11月底会同端方奏请光绪帝下令各直省一并甄采遗书，以存国粹[15]。而学部广建藏书楼之举也在商讨之中。1909年，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别标榜“督臣端方首创盛举，不惜巨款，购置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同时表达了对善本流失现状的担忧：“且士子近时风尚，率趋捷径，罕重国文，于是秘籍善本，多为海外重价钩致，捆载以去。若不设法搜罗宝存，数年之后，中国将求一刊本经史子集而不可得，驯至道丧文敝，患气潜滋。”[16]有基于此，学部在1910年颁布《章程》时，对古籍的保护分为两个层面：（一）使古籍不受散佚损毁；（二）使古籍留存中土。建设公共图书馆，对珍贵的私人藏书进行征集收购，正是第二种保护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清政府的古物保护法规中亦涉及古籍，在此略加介绍。1906年，清政府在中央官制改革中增设民政部，该部是在“原巡警部的基础上扩大而成”。其下设“营缮司-古迹科”，负责“保存古迹，调查祠庙”[17]。1909年，民政部颁布《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被认为是“我国文物保护法制化的发端”[18]。全文分“调查事项”六，“保存事项”五，其中“保存事项”第二项关涉古籍：古人金石书画并陶瓷各项什物，或宋元精印书籍、石搨碑版之属，摩挲之下，如对古人。第中国历来无一公共储藏之所，或秘于一家，或私于一姓，经兵火散失焚弃，瓦砾之不如，故世愈久则愈少，物愈少则愈珍，扃固秘藏，只供一二有力者之把玩，而寒素儒生至求一过目而不得。夫珍贵之品，不能接于人人之耳目，一旦遭遇变故，又岂能邀人人之爱惜。今拟由督抚在省城创设博物馆随时搜辑，分类储藏。其或学士大夫达观旷识，欲将私蓄捐入馆中永远存置，抑或暂时存置，皆听其便。庶世间珍品共之众人，既免幽闭之害，兼得保存之益。[19]
其中将古籍与“金石”“书画”“陶瓷”等“各项什物”并列，保护对象仅限于“宋元精印书籍”，保护手段亦是“创设博物馆随时搜辑，分类储藏”，与上揭学部《章程》无异。综上所述，清末因社会动荡导致古籍流动率增高，皕宋藏书舶载而东引发学者、督府、学部乃至社会舆论的关注，反映了1909年《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和1910年《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颁布的时代背景。清政府希望通过建立公共机构，对私人藏书中无力保存的部分进行征购，避免古籍损毁外流，是当时情况下所能采取的较为可行的举措。两部法规虽然随着清朝灭亡自然废止，但其对古籍外流的关注使后来的立法者也很重视古籍出口问题。古籍既是图书，又是文物。清末学部、民政部成立不久，就关注到古籍保护问题，并颁布了相关法令，一方面反映出古籍保护是教育文化事业中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相关立法牵涉较广，北洋时期教育部与内务部间就曾因立法权归属产生严重分歧（详见下文）。二、北洋时期的古籍保护政策法规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虽然政府初设，各类机构尚未健全，但中央教育部门已经着手征集古籍。3月6日《临时政府公报》刊出《教育部收买古籍广告》，该文内开：“本部现拟筹设中央图书馆，应储书籍甚多。各处如有古籍愿出售者，除星期外，请于每日下午三时至五时，持样本至南京碑亭巷本部接洽。如合意者，本部当给以相当价值。”[20]教育部的收获不得而知，但几天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中华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取代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时期，古籍古物外流规模扩大。1912年12月间，主管海关的税务处因对文物外流现状深表担忧，特致函内务部咨询禁止古物出口章程。内务部当时回复：“本部现正提议即‘古物保存暂行章程’，尚未公布，未便检出，俟前项章程拟定后再行一并函送”。然而一年以后，税务处也未收到内务部所谓的“暂行章程”，不得不再次致函催促：查洋商报运中国古物出口，海关以向无专章，不能禁止，兼之各国公使以输运各该国博物院陈设，并非售品，要求免税。本处以历届办有成案，无从核驳，遂致近来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动辄数十箱之多，不特不能禁阻，且不能征税。长期漫无限制，深恐一二年后，所有中国之金石书画，一切古董，悉为外国所吸收。若不从速设法取缔，殊非保存国粹之道，特再函达贵部查照，迅将前次“限制出口章程”拟定，转达外交部知照各国公使有案，并抄送本处，以便通饬遵办。[21]
这些外流的古物中不乏善本古籍，其时距“庚子事变”不久，又遇鼎革，社会动荡使国内热衷收购古籍的官绅阶层购书欲望降低，购书实力下降。在没有相关法令禁止古籍出口，而国外书商、藏家能开出更优厚的价格时，善本外流几乎成为必然。当时有诗言：“大雅于今已式微，海王村店古书稀。如何碧眼黄须客，卷尽元明版本归。”[22]除民间善本外，内府秘籍也多有见于厂肆者。当时生活在北平的学者周肇祥发现：“近来厂肆每发见内府图籍、玉册、宫扇等物”，并认为“此必竖珰辈窃出易钱，而隆裕太后崩逝，一时宫中无主，盗物出者纷纷。”[23]事实上，“盗物”只是一方面，由于北洋政府未能依据《清室优待条件》向皇室供给经费，导致“满清皇室且不惜以秘藏之瑰宝，转售外人”[24]。面临这种情况，1914年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发布“限制古物出口令”。该令的核心是督促内务部与税务处尽快拟定《限制古物出口章程》，然而两处均未按令执行，以至1927年北洋政府再次发布大总统令《妥订禁止古物出口办法》，而该令也随北洋政府倒台不了了之。
虽然在禁止出口方面未能制定专门法规，北洋政府内务部于1916年颁布《保存古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并下发“古物调查表”，要求各省开展古物调查并据实上报，这是中国近代文物普查的开端。该《暂行办法》内容较为粗疏，古物种类基本继承清民政部《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因《暂行办法》所列古物范围仅“旧刻书帖、名人书画”与古籍稍有联系，所以在各地上报的“调查表”中未见关于古籍的统计[25]。同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饬令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集乡土艺文”，从该命令的内容[26]可知，教育部是在收到济南图书馆馆藏书目后，认为该地重视乡邦文献的做法亟宜推广，因以有此命令之下达。次年，在浙江省政府审定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办事细则》中，“购置”项下列“本省乡土艺文及名人手写本，应随时注意访购”[27]。除此之外，教育部并未针对古籍制定相关法规，1915年该部所颁《图书馆章程》甚至未涉及古籍。1920年3月，总统府顾问叶恭绰向大总统呈文，提出“振兴文化八事”，其中有七事与古籍保护相关。大总统徐世昌批复“交国务院暨内政、教育两部分别查核办理”，随后教育总长傅岳棻、内务总长田文烈迅即就本部职掌事项予以回应，财政部还就教育部所拟具体办法中要求拨款经营图书馆、影印《四库全书》两事加以签注。叶恭绰呈文中与古籍保护有关者，内容列表1如下：表1 总统府顾问叶恭绰致大总统条陈（节录有关古籍者）[28]| 事项名称 | 具体内容 |
| 储藏图书馆宜亟经营 | 宇内藏书，非荡为烟尘，即贩随海舶，其保存遗失者亦不绝如缕，并无持久之策。……是宜由公家经营一国立图书馆，搜求宇内希有珍本，筑最新式之室藏焉，庶几天下图籍有所归，而文化精神有所寄。 |
| 《四库全书》宜速为影印流通 | 近日法国学院有商借《全书》之议，此书卷帙比《图书集成》不过十倍，从事影印非不可能。……是宜速将文渊阁本由政府提倡，集资影印，以广其传，不独国内都会可各储一部，即东西诸国孰不欢迎。 |
| 各省公私藏书宜设法保存 | 又前清各省书院等多有藏书……是宜通令保护。又清初藏书之家，江浙最盛，数传而后，散佚渐多。……是宜设法维持，苟有故家不能守其事业者，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自治团体等公为购买，用存国宝。 |
| 各省官局书板及印刷器物宜及时保管 | 道光而后，各省官书局出书亦多，迭经扰乱，散失堪虞。又，各省通志及府、县志板存于各省旧府县学或旧府县署者，均有关地方文献，为比较切实有用之书，是宜通令及时检点，妥慎保存，或择要印行,补其阙坏。又,释藏板片七万九千馀块，今尚存京师柏林寺，道藏板片亦存彰仪门外白云观，亦宜派员整理保管，毋使失坠。 |
| 旧内阁大库藏物及旧军机处档案宜速为清理保存 | 历代遗存书籍典章，军机处廷寄谕旨，则事关机密，尤非外间所得闻，秘典遗文，往往而有，今情迁事过，无所忌讳，此等秘藏，应为表露，以资考证。 |
| 往代散失典籍宜广为搜集 | 吾国典籍，每随丧乱而散佚，历代皆然。……然江户之市，时有古逸之书；巴黎各都，每见敦煌之录。是宜按往代书目所有而今已不传者，设法悬购。并宜令驻外各使调查吾国散逸典籍之存于各国者，分别借出录副或照象刊行，务使固有之物得复见于吾土，庶足助长国人爱国之忱。 |
| 保存古物法规宜速拟草提交国会 | 五年，内务部虽有《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及《古物调查表》通咨各省。然有劝无诫，纯任自然。守土者视为具文，盗卖者依然如故。……是宜仿各国办法，制为法案，提交国会，议决公布。庶君子有怀形之惧，估客无私运之虞。 |
| 事项名称 | 教育部回应 | 内务部回应 |
| 保存各省公私藏书 | 本部于五年，曾通咨各省区转饬所属图书馆，设法收集保存本地艺文刊本。今拟定通行各省区并通饬各教育厅详细调查各项公私藏书，造具书目报部，以便随时设法保藏。其为私家所有而未知注意保存者……或由该省图书馆收购，或由官厅登记，劝令保存，藉重文化。 | 本部前鉴于此，缘于五年十月厘定《调查古物表式》及《保存古物暂行办法》，通行各省区转饬调查保管。复经由部按照各省志乘及各家著述，依次编列《古物调查表》，分行京兆、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饬县按表调查，并将拓印金石送部，旋据各省送到拓件及调查表册络绎不绝。 |
| 保管各省书局及佛道藏书版 | 现拟通咨设有官书局省份，将所存书籍版片、机器，开列数目送部，并饬属妥慎保存。 | 兹拟按照原呈分行各省区将旧刻书籍版片及印刷器物一律切实搜求，妥为保管，并将现存书籍版片数目咨部备查。 |
| 速提保存古物法规 | 应请饬下内务部从速订定法规，呈候施行。 | 现拟将《保存古物法规草案》详细核拟，再行呈明，提交国会。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古籍保护政策法规
（一）中华图书馆协会对立法的推动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古籍保护立法的推动值得关注。1925年6月该会成立仪式上，董事部部长梁启超谈到：“中国今日图书馆事业该向那条路发展呢？……就读物方面，当然是收罗外国文的专门名著和中国古籍。明知很少人能读，更少人喜读，但我们希望因此能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出来。”[47]梁氏的发言表达了他对新兴图书馆从事古籍收藏整理的期许。随后发言的还有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图书馆事业家韦棣华，该协会的参与者亦不乏留学欧美的图书馆学者。虽然当时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深受西方现代图书馆理念影响，但从梁氏发言不难看出，协会自成立起就较为关注古籍，这种关注在协会第一次年会各地代表提交的议案中可见一斑，列表3如下：表3 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有关古籍保护的议案[48]| 通过之议案名称 | 参会者原提案标题（提案者） |
| 102.1本会调查登记国内外公私所藏善本书籍编制目录以便筹谋影印案 | 请本会调查登记公私中外现存宋版书以便筹谋影印使勿亡佚案（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 |
| 调查国内善本书籍编制目录案（刘纯） | |
| 孤本书籍立行重印以广流传案（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 | |
| 请国民政府转咨教育部下令全国民间所保存古籍社未能见者应请在附近书店仿印出版以便张明我国古学亦可藉免古学湮没案（上海沪江大学图书馆） | |
| 请国民政府收回庚子年被外人掳去之各种古籍（如《永乐大典》）及其他陆续收去者请准我国影印收回以保存国粹案（上海沪江大学图书馆） | |
| 102.1请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影印《四库全书》各省区指定一图书馆陈列以广流传而维国粹案 | 请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影印《四库全书》各省区指定一图书馆陈列以广流传而维国粹案（云南图书馆、徐庭达、徐韫知、陆秀、黄警顽、沈仲俊、谢源、王淑皇） |
| 102.2调查及登记全国公私板片编制目录案 | 调查全国家刻板片资助印行案（刘纯） |
| 请各省政府调查及登记所属区域内所藏之书板经板及档案遇必要时得设法移送图书馆保存案（袁同礼） | |
| 102.31请各大图书馆搜集金石拓片遇必要时设立金石部以资保存案 | 请各大图书馆搜集金石拓片遇必要时设立金石部以资保存案（袁同礼） |
| 102.35请协会通告全国各大图书馆搜集有清一代官书及满蒙回藏文字书籍案 | 请协会通告全国各大图书馆搜集有清一代官书及满蒙回藏文字书籍案（叶恭绰、袁同礼） |
| 102.41呈请国民政府防止古籍流出国境并明令全国各海关禁止出口案 | 防止古籍流出国境搜集保存以维国粹案（中央大学区图书馆联合会） |
| 请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各海关禁止古籍出口案（北平图书馆协会） | |
| 保存中文善本书勿使流落外洋案（李小缘） | |
| 102.42请教育部对于假藉图书馆及文化事业名义实行文化侵略之外人予以注意以防盗买文物案 | 请教育部对于假藉图书馆及文化事业名义实行文化侵略之外人予以注意以防盗买文物案（沈启水、张致祥） |
| 103.1各省市县图书馆应尽力收藏乡贤著作案 | 各省县图书馆应尽力收藏乡贤著作案（杨锡类） |
| 凡各地方关于文化掌籍之类应由地方图书馆尽量搜集保存案（陕西教育厅） | |
| 103.2图书馆内刊行掌故丛书及先哲遗著案 | 图书馆内刊行掌故丛书及先哲遗著案（中央大学区立苏州图书馆） |
本部对于保存古籍珍本向极注意，遇有此项事实发生，屡经咨请各地军政机关暨财政、交通、铁道各部饬属严查在案。若由政府明令上列关系各部转饬各关口暨各交通机关严厉稽查，不准运输出口，效能自更宏大。[50]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在6月2日公布《古物保存法》，6月15日正式施行。该法的公布，为“各地军政机关暨财政、交通、铁道各部”配合禁止古籍出口提供了法律依据。教育部亦在7月4日迅速颁布《禁止古籍古物出国条例》[51]。8月9日，该条例的主要执行部门——财政部，因“古籍板本复杂，辨识不易，海关人员执行恐感困难”，建议教育部对《条例》进行细化：
惟吾国为文化最古之国，铅椠流传种类繁多。不独宋元明时代所印书籍为最可珍贵之本，即前清所印各种殿本善本书籍，亦属近今所罕觏，现既欲禁止国籍流出国境，究应以何时代所印书籍为禁运标准？况书籍一项，板本种类最为复杂，欲辨别其为何时所刊，何代所印，非具有考古专门之学者，不克胜任，海关人员恐无此种学识，执行必感困难。[52]
财政部还提出不妨以“除石印、影印、铅印各书准予运输外，其中国木板精印之线装本，在规定范围内者，一概禁止运出国境”，通过“印刷技术”和“装订方式”这些较为表面的特征来进行筛选。随后，教育部发表《修正鉴定禁运古籍书出口》，提出六类禁运对象：
甲、线装木板之书籍图画，其刊行在清咸丰元年以前者；乙、原铜活字《图书集成》（甲、乙两项系财部修正加入）；丙、《永乐大典》；丁、官署档案（由财部加入）；戊、手写抄稿本及精校本（此指著书人自写原稿，无论已未刊行均宜禁运），又精校本系名人校勘之本亦宜禁运；己、总理遗墨及未付印之遗著。[53]
为便于海关人员做出判断，该修正案同时提供了版本鉴定的简要程序[54]，进一步增强了法令的可操作性。1931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还命令教育部“迅在文化基金项下，指拨的款”备为收购有流散风险的古籍[55]。相较北洋政府时期，内务部与税务处在制定禁止古物出口标准时的相互推诿[56]，中华图书馆协会议案一经呈交，教育部、财政部、行政院反应迅速，可谓八方呼应。（二）各级政府的行动除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代表的学术团体外，各级政府、图书馆也围绕古籍保护在建言、立法、执法、宣传方面做出积极尝试。1932年北平抗日救国会就文奎堂书店将“古本珍集售于日人”一事，致电北平市政府。后经北平公安局受理，文奎堂主人田富有被传唤到局，经审问可知该店向日人出售清康熙刻本《册府元龟》和清光绪刻本《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两种。警察局据相关法规，“处文奎堂以三十元罚金”，并令其不得出售《册府元龟》，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因书版现存，“自非古物可比”，令其“俟中日交涉完了后”，可自由出售[57]。该案例反映出当时民众已经意识到可以用法律手段保护古籍，同时从北平警察局的介入亦可看出相关法规的可操作性。1934年12月，湖北省图书馆馆长谈锡恩就“严禁外来书贾贩运先贤手迹及珍贵书籍出境”呈教育厅转呈省政府，其原文内开：查吾鄂为全国文化中心之区，文人渊薮，著述如林。宋元之来，不遑枚举。清代以降，代有传人。……又若爱书成癖，考古名家，如宜都杨氏、黄冈刘氏、武昌柯氏、嘉鱼刘氏，或精鉴赏，或富收藏，价抵百城，声隆三楚，其皆有裨于文教至深且钜。……乃查近有外来书贾，与本地商店互相勾结，百计搜求，或以利饵，或以术骗，密将珍本贩运出境，贪图厚利，转售重洋。倘不设法禁止，则吾鄂遗流之先贤手泽，势必为彼辈收罗殆尽。[58]
呼吁地方政府要重视当地私家藏书动向，防止乡邦文献外流。此呈文虽未成为正式法规，但能反映出地方图书馆为更好保护古籍，对相关政策法律确有需求。1935年山西省政府颁布《山西省各县历代先贤遗物及名胜古迹古物保管办法》，其中有三条和古籍有关：第二条 历代先贤遗物应行保管者如：（一）著述……第十六条凡私有者，如无力珍藏，必须让与或变卖时，得先呈由该管县政府转呈省政府核准，违者没收，不能没收者追缴其价额。第十七条凡盗卖侵占或损害先贤遗物及名胜古迹古物者，得依法惩办。[59]
该《办法》强调对地方先贤“著述”的保存，并在中央《古物保存法》的基础上，规定当私家无力珍藏需要变卖时，应报呈政府核准，否则将“追缴价额”或“依法惩办”。此外，山东、浙江两省教育厅对当地重要藏家如海源阁和绍兴古越藏书楼的书籍亦十分关注。浙江省教育厅曾就“古越藏书楼藏书疑将变卖”一事，在《申报》发表声明：“故在公家应一面广为宣传，俾知书籍之可贵；一面由地方设法收买，庶旧家藏书可保，地方文献可存，并仰随时注意办理。”[60]认为地方政府在古籍保护事务上负有宣传、筹款收购之责。在中央政府层面，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计划全国古物古迹之保管研究及发掘事宜”[61]，最初直隶行政院，1935年11月以后改隶内政部[62]。该委员会先后颁布多部相关法令，其中与古籍相关者包括：1935年3月，颁布《古物出国护照规则》，其中明确规定“凡中央或省市直辖之学术机关欲将所保存或采掘之古物运往国外研究时，应呈经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转请内政、教育两部会同发给古物出国护照”，“凡私有古物必须运送国外研究者得依本规则之规定，委托中央或省市直辖之学术机关办理之，倘有作伪情弊，该受托之学术机关主管人应负法律上之责任”[63]。1935年6月，该委员会颁布《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涉及古物种类十二项，第七项是“图书包括简牍、图籍、档案、契券以及金石拓本、法书墨迹等”[64]，该法令中所列内容皆适用于1930年所颁《古物保存法》。1936年，该委员会颁布《非常时期保管古物办法》，作为备战政策之一，其内容包括“设置安全仓库”“编定其一部分最贵重之物品，随时为入库或其他移动之准备”[65]。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古籍、文物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即是在该法制定的背景下艰难进行的。1936年，该委员会颁布《调查流出国外古物办法草案》，针对流散在外的中国古籍，委托各国使领馆、政府学术团体派驻外国人员或游历外国之中国人士协助调查。其中古籍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王重民先生在欧美进行的善本调查，“尝取所见中国古代文献，或拍制显微胶卷，或撰写叙录、提要，对发扬学术，颇为有功”[66]。1939年，内迁重庆的教育部颁布《修订图书馆章程》，相较1930年《图书馆章程》，增加了对“舆图、善本与地方文献”的关注。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曾奉令向国统区各县征集舆图及著名金石拓片（见图1），并在1941年3月举办“善本拓片展览会”。与此同时，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下，中央图书馆在1940至1941年间还曾委托上海、香港两地学者搜购善本，保存文献。图1 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致綦江县政府关于征集舆图及金石拓片的训令
抗战结束后，教育部组织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负责调查各项古物、古建筑、图书、美术品等损失情况。1946年该会颁布《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规程》，其中“第六条本会分设左列各组：建筑、美术、古物、古画”[68]，有研究指出“古画”组后改为“图书”[69]。在该会委员徐森玉编制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中，不乏对古籍损失情况的记录。1946年底至1947年初，中央图书馆依靠购书目录及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努力，从日本追回战时在沪港两地所购之善本三千馀种。1947年2月间，《申报》两次刊文报道此批藏书的追回过程[70]。综上所述，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通过的古籍保护相关议案，反映出当时图书馆学界对古籍保护工作的基本设想，包括编定善本书目提高国人对古籍善本价值的认识，制定行政法规禁止古籍出口，由国家出款收购珍本秘籍，调查流散国外的善本并设法影印等丰富内容。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财政部的推动下，针对禁止古籍出口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标准。1932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教育部、内政部、国立研究院、博物馆皆有代表参与其中，该会相继制定多部法规，对战前重要善本转移、海外善本调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会整合各部资源，避免了立法权争端给政策法规制定带来的阻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资助，促使大批善本得到妥善保存。这一时期政策法规所关注的内容，基本涉及我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各个方面，其中对少数民族文献、地方文献和海外善本收藏情况的关注，至今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热点问题。四、总结与借鉴
清末以来，各类古籍保护政策法规的颁布有其复杂动因。其一，古籍保护面临险峻局面是相关政策法规颁布的直接原因。近代频繁的内外战争使得长久以来稳定的内府、私家收藏体系遭到破坏，流入市场的古籍数量激增，频繁的国际贸易导致古籍大量外流。面对古籍的损毁和流失，各界政府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采用法律手段来减少该类事件的发生。其二，古籍作为传统文化的化身，从中吸取精华以富强国家，延续民族命脉是推动相关立法的思想基础。清末以“国学保存会”为代表的知识群体曾援引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学者由竞相考究古人思想，到对整个古典文化发生兴趣，从而努力搜罗马希腊遗亡之古书，设藏书楼”[71]，最终开启西方近代化的例子，强调保护、整理、传播古籍的重要性。抗战时期，“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72]是当时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这些观念和认识借助学校教育、舆论等手段得到传播，为相关古籍保护政策立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三，清末新政以来法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面对古籍外流散佚情形，政府官员、地方士绅、专业学者都认识到通过立法手段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这是相关法规政策得以颁布的制度背景。1923年《中华宪法》将古籍保护列入其中，即是政府试图以法律手段解决古籍保护问题的集中表现。在上述背景下，近代古籍保护的立法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鼓励“化私为公”。1909年《保存古迹推广办法》提到：“夫珍贵之品，不能接于人人之耳目，一旦遭遇变故，又岂能邀人人之爱惜”，提出古籍归公更有利于保护；1920年叶恭绰振兴文化条陈中提出：“苟有故家不能守其事业者，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自治团体等公为购买，用存国宝”，认为通过收购手段化私为公是保存国宝的有效方式。无论是鼓励捐赠，抑或筹款收购，自清政府至国民政府，设置公共机构接收、管理、保护古籍的趋势是不变的。其二，强调“藏用并行”。早期的相关立法，如1910年《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明确规定“保存图书，如有发明学术、堪资考订者，由图书馆影写、刊印、抄录，编入观览之类，供人随意浏览”，后来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提出的有关古籍再生性保护的议案、政策，都贯彻了“藏用并行”理念。这也反映出当时的古籍保护既注重古籍的“文物性”，又尊重古籍的“文献性”。其三，强调古籍的民族性、国家性。当董康得知皕宋楼藏书东售之后，曾感慨“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73]，纵观近代以来的古籍保护政策法规，禁止古籍出口一直是政策立法的重要方面。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古籍保护立法进程中的相关史实，不但有利于认识立法动因和主要立法思想，更能根据具体实施情况为当今古籍保护立法提供借鉴。首先关于立法机构的设置。北洋政府时期各部门间立法权归属不明确，1913年至1925年间，税务处与内务部的相互推诿，导致禁止古物出口标准未能推出。1923年《中华宪法》颁布后，教育部和内务部均声称拥有《宪法》所赋予的立法权，最终两部所拟古籍保护草案皆未颁行。当时教育部也认识到“有关古籍古物贩运出国，与外交部、税务部均有关系，似应与会商再行起草，方收执行无碍之效”，这反映出相关立法部门间合作融洽与否，对法规的颁布与实施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现有的古籍保护法制体系，涉及文物、公共服务、图书馆、博物馆、拍卖管理、文物复制等相关法规，以及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出台的通知、意见、规划[74]，现行政策法规涉及部门多、范围广，相关问题复杂。充分发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07）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2007）的作用，同时联合政府各部门与专业学者团体，定能更利于我国古籍保护政策立法的进步。其次关于款项设置，清学部虽从张元济处得知皕宋楼藏书待售的消息，但因钱款无着未能重视。至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出售时，地方督府端方和清学部都曾为此筹集专款。1920年，叶恭绰提议各国退还庚款应专设款项用于“图书馆、博物院及常年搜存图书古物”[75]。1925年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该会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图书馆协会积极争取下，自1927年至1945年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资助购书费、建筑费等合计6000504元[76]。1930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该会组织“保存国内固有文化史迹委员会”，自1936年起每年拨专款10万元用于“保存国内固有文化史迹古物”。抗战期间，该会还曾资助居延汉简影印转运、中央图书馆沦陷区善本收购。这些史实都反映出设立专项资金对古籍保护事业至关重要。古籍保护立法若能为古籍保护各项经费提供制度保证，则将促进该项事业长足发展[77]。再次有关古籍调查，近代以来由于更迭、军阀斗争、对外战争等，虽然早在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就提出编制“国内外公私藏善本书目”的设想，北洋、南京政府也开展了简单的图书调查，但如编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开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都是在和平稳定的时代才有可能完成的任务。据统计，截止2021年12月“全国汉文古籍普查工作基本完成，总量为270馀万部……共2861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占预计存藏机构总数的96%以上”[78]，古籍普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正如部分学者观察到“现阶段文博系统的古籍收藏及整理研究状况，并不乐观”[79]，据《全国博物馆年度报告信息系统》统计，截止2021年中国文物系统国有博物馆有3252家[80]。而2800多家参与普查的单位包括“国家图书馆、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各级博物馆、宗教单位图书馆、科研院所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及私人收藏机构”[81]等。鉴于古籍馆藏单位性质多样，古籍普查工作仍需调动多方积极性，而古籍保护法规的颁布或能为更好开展古籍普查工作提供依据。总而言之，古籍保护立法任重道远，对促进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阶段由国务院及中央各部门颁布的政策、命令，相较于散见在各种相关法规中的古籍保护条文而言，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未来由中央制定《古籍保护条例》，辅以地方出台古籍保护相关办法，必能为我国古籍保护事业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END
附录：中国近代古籍保护政策立法主要文件注释：
[1]其中有代表性的如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孙庆增《藏书记要》、叶德辉《藏书十约》等，相关论述参见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修订本）》，中华书局，2020年，第2-4页。[2]相关研究有李华伟：《略论近年来新疆古籍保护法制建设进展》，《新疆社科信息》2012第1期，第1-5页；李华伟：《2009-2011年我国图书馆法律立法实践进展》，《西域图书馆论坛》2012年第2期，第1-4页；孙汝昕：《中国古籍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初探》，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桑丽影：《古籍保护立法调查研究》，《卷宗》2019年第35期，第164页；刘雪平：《古籍保护良性运行机制的探析——(湖南省)<古籍保护与服务规范>的解读与启示》,《图书馆》2020年第6期，第101-105页；李华伟：《2007年以来我国古籍保护法制建设进展》，《图书情报研究》2021年第1期，第4-14页。[3] 相关研究如杨秦：《基于立法进程的我国图书馆立法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夏梦杰：《时期图书馆法规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李晓东：《文物法规史评》，文物出版社，2013年；江琳：《从“文物保护”到“文化保护”——近代中国文物保护的制度与实践研究1840-1949》，新华出版社，2015年；李飞：《市场、观念与国家——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形成(1840-1934)》，科学出版社，2021年。[4]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8页。[5]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87页。[6]《教育杂志》，1910年第2卷第2期，第13-15页。《浙江官报》，1910年第2卷第21期，第39-42页。[7]北京图书馆主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3页。[8]《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并单》，《学部官报》1910年第113期，第16-18页。[9]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教育世界》1906年第14期，第2页。[0]徐桢基口述，虞云国整理：《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史林》2007年第7期，第3页。[11]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12]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16页。[13]《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转引自李希泌，张椒华主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96年，第146页。[14]《论吾国宜急建藏书楼以保存古籍》，《新闻报》1907年12月13日，第2版。[15]《皖府冯奏采访皖省遗书以存国粹折》，《北洋官报》1907年第1559期，第2页。[16]清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学部官报》1909年第100期，第1页。[17]鞠方安：《中国近代中央官制改革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7-109页。[18] 李建：《我国文物保护法制化的发端——论清末<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及其历史作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53页。[19]《民政部奏定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北洋官报》1909年第2218期，第86页。[20]《教育部收买古籍广告》，《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30期，第12页。[21]《税务处致内务部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5-186页。[22]金绶熙：《京都新竹枝词》，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1》，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按：1913年上海光华编辑社出版姜泣群《朝野新谈三》有“北京某报近载京都新竹枝词甚多……绮佛诗云……”（第221页），《中华竹枝词全编》记作者为“绮佛”，绮佛即金绶熙号，生平不详。编者将其词列入时期，据《朝野新谈》可知该诗作于1913年前后。[23]周肇祥著，赵珩、海波点校：《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8页。[24]《古物保存记》，《公言》1914年10月20日，第1卷第1期，第6页。[25] 1917至1919年间，河南、山西、山东、直隶、奉天几省都曾提交《古物调查表》，具体内容参见各地《政府公报》。[26] 命令内容为：“查山东济南图书馆藏书目中，有山东艺文一门，网罗颇富，而他处图书馆留意及此者尚少。亟宜参照济南图书馆办法，于本地艺文刊本广为搜集，即未出版者，亦宜设法抄借藏庋，以免历久放[散]佚。”（摘自《政府公报》，1916年第322期，第13-14页）[27]浙江省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图书馆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第448页。[28] 《叶恭绰呈请设立国家通儒院等文化学术机构的有关文件》，《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576-579页。[29] 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编：《叶遐庵先生年谱》，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1946年铅印本，第74页。[30] 郑鹤声：《影印<四库全书>之经过（附照片）》，《图书评论》1933年第2卷第2期，第67-68页。[31] 《叶恭绰呈请设立国家通儒院等文化学术机构的有关文件》，《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579-584页。[32]《保存古籍之公函》，《新无锡》1920年5月9日，第2版。[33] 《训令第一〇二六号》，《江苏教育公报》1921年6月1日第4卷第6期，第30页。[34]林传甲：《大中华江苏省地理志》，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2页。[35] 《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保存善本规则(十一年一月呈准施行)》，《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1922年第7期，第29页。[36]《中华宪法全文》，《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21期，第136页。[37]朂公：《教部对于内务部之争议》，《申报》1924年7月31日，第10版。[38] 《教育部对于内务部古籍古物暨古迹保存法草案意见书》，《教育公报》1924年第11卷第7期，第60页。[39] 《互争古物保存权》，《日报》1924年7月23日，第1张第2版。《教育部力争保存古物权限》，《时事新报（上海）》1924年7月30日，第12版。[40]《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对于内务部古籍古物暨古迹保存法草案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7月26日，第2版。[41]《教育部官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第四册，上海书店，1988年，第71页。[42]《内务部官制》，《政府公报》第四册，第235页。[43] 《内务部提出古籍古物暨古迹保存法草案并说明》，《民声》1924年8月27日，第1版。[44]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1925年第45期，第44页。[45]《韩汝甲请设国学院以维护固有道德并供中外人士研究中国文化致谭延闿等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24-526页。[46] 《叶恭绰呈请设立国家通儒院等文化学术机构的有关文件》，《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579页。[47]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1925年第10期，第90-91页。[48]中华图书馆协会编：《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1929年。按：各议案依报告顺序排列。[49] 分别见于《北海图书馆摄印善本寄存板片》，1929年第4卷第6期，第12页；《乌山圕接管通志版片》， 1935年第10卷第4期，第41页；《浙省立圕重订文澜阁及善本书目》，1936年第12卷第1期，第28页；《新书介绍：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1937年第12卷第4期，第44页。[50]《国民政府文官处与行政院关于审核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决议的往来函》，《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教育（二）》，第796页。[51]《教部计划整顿文化机关》，《申报》1930年7月5日，第17版。[52]《财部请规定禁运出国古籍范围》，《申报》1930年8月9日，第9版。[53]《修正鉴定禁运古籍书出口》，《申报》1930年11月19日，第14版。[54]该程序具体为：“在木板古本，以其刊行朝代或年月为准，朝代或年月不明者，以序跋年月为准，序跋年月不明者，以序跋人存殁年月为准。乙、对于前举各事项，鉴定上发生疑义时，须由海关将原本送财部转咨教部鉴定之。如册数过多，可抽检若干卷册，或送教部，或由部派委员鉴定之。而在离京太远之海关，得报财部转咨教部，令行该省市教厅局就近会同海关鉴定之。”[55]《古籍古物:国府严禁转售外人令行政院饬教育部购买保存用彰文化而保国粹》，《中央日报》1931年2月11日，第10版。[56]《禁止古物流出国外的有关文件》，《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186页。[57] 《防止书贾外售古籍：抗日会函古物保管委员会》，《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1932年第1卷第4期，第21-22页。[58]《鄂省禁贩珍贵书出境》，《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5年第10卷第4期，第页。[59] 《山西省各县历代先贤遗物及名胜古迹古物保管办法》，《山西省政府行政报告》1934年10月，第25-27页。[60]《浙教厅注意古越古书》，《申报》1930年1月11日，第11版。[61]《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教育部公报》1932年第4卷第25-26期，第14页。[62] 《修正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内政部总务司第二科编：《内政法规汇编·礼俗类》，商务日报馆，1940年，第157页。[63]《古物出国护照规则》，内政部总务司第二科编：《内政法规汇编·礼俗类》，第147-148页。[64] 《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教育部公报》1935年第7卷第25-26期，第49页。[65]《非常时期保管古物办法》，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议事录》第2册，1936年，第53页。[66]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傅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67]《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致綦江县政府训令》，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550002002360000096000。[68]《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规程》，《教育部公报》1945年第17卷第11期，第4页。[69]康保成、欧阳光、黄仕忠编：《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8页。[70]《我国向日追还善本古籍》，《申报》1947年2月5日，第8版。《我被劫善本书籍第二批由日运回》，《申报》1947年2月12日，第6版。[71]王东杰：《<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04页。[72] 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中华书局，2016年，第315页。[73] [日]岛田翰撰，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7页。[74]参见李华伟：《2007年以来我国古籍保护法制建设进展》，《图书情报研究》，2021年第1期，第4-14页。中国古籍保护网（古籍保护政策法规）：http://www.nlc/pcab/ztzl/gjbhzcfg/gfxwj/201511/t20151104_107995.htm，2022年12月2日；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古籍相关部分）：https://std.samr.gov/search/std?q=%E5%8F%A4%E7%B1%8D，2022年12月2日；中国法院网（古籍相关部分）：https://www.chinacourt/law/searchproc/keyword/%E5%8F%A4%E7%B1%8D/t/2/timestamp/1657613108/token/f599b262834640818cae3936a7386906/law_type_id/MzAwMkAFAA/page/11.shtml，2022年12月2日。[75] 《叶恭绰呈请设立国家通儒院等文化学术机构的有关文件》，《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582页。[76] 张书美、刘劲松：《美国所退庚款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界》2008年第3期，第51页。[77]经费包括：库房、设备、日常保护、普查、修复、数字化、购书、科研、整理出版、人才培养等。参见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立法研究项目课题组：《古籍保护立法研究调查问卷》，2022年9月。[78]《全国汉文古籍普查工作基本完成 总量达270余万部 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0日，第9版。[79]柳向春：《古有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63页。[80] 参见中国博物馆协会官网：/d/file/gt/2023-06/53ozl3p5eqg.html免责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