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八字(达尔文1871)

“进化之父”达尔文一生的经历，《物种起源》这本神作的诞生

达尔文从小兴趣广泛，与当时学校古板的教育有些不相融合。年仅22岁的达尔文就登上了影响他一生的“贝格尔号”进行环球科学考察。这样的经历为《物种起源》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年轻的达尔文与当时的学界上流人士几乎都有往来。1839年达尔文因健康问题迁居到唐恩，直至1882年去世。达尔文应该获得整个人类的崇敬和尊重，不仅是对科学的伟大贡献，更因为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好品德。这两方面在达尔文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和体现。他的真诚、和蔼待人、勤勉和孜孜不倦的科学态度，还有他那超人的观察力、缜密的推理思维，令人频频称奇。达尔文一生致力于科学探索，追求科学的真理，任凭无谓的争论非议和讥讽嘲笑狂袭。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在《动物学》一书中提出过进化的观点，但达尔文在《自传》中提及这并未对他发生任何影响。即早期的进化思想对他的影响甚微。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在年少时曾受到关于进化观点的赞美言论的影响，因而表示赞同。达尔文在考察加拉帕戈斯群岛时，看到了岛上独特的动植物分布：每个岛屿有自己的乌龟和雀鸟，并且雀鸟的鸟嘴呈现渐次变化。

在考察结束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整理材料，这时著名鸟类学家古尔德告知达尔文：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三个岛屿上采集的嘲鸫属于不同的物种时，达尔文对此感到惊愕。后来他又得知岛上的鸟类与南美大陆鸟类有着密切联系。这样，对达尔文来说物种演变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诱人和难以抗拒。从1837年春天起，他就开始坚定地相信新物种可以通过地理隔离而逐渐产生，并相信共同由来的进化理论。但是过了一年半他才设想出进化的机制——自然选择原理。这件事发生在1838年9月28日，当时他正在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经历了系统的研究和长期的动植物习性观察之后，达尔文已觉察到普遍存在的生存斗争。由于达尔文的谨慎，直到1842年6月才第一次写出35页的进化理论提要。1844年夏又将之扩充到230页且把这份手稿寄给了胡克。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思想模型已经基本成型，达尔文接下来思考的是物种性状趋异的原因，并在1850年左右将之归结为物种之间对不同生态位的占据从而减少了竞争压力。重要的是，他已经预料到了即将受到物种不变论者及宗教的抵制，以致他说这好像是承认谋杀罪一样。1858年由于华莱士事件，在莱尔和胡克的要求下，达尔文的手稿一并与1857年给阿萨·格雷的一封信和华莱士的论文在林奈学会上发表。

1858年9月，达尔文开始写作《物种起源》。1859年11月出版。当日就全部售罄。此后，《物种起源》便被译成多种语言迅速在各国传播开来，获得了高度的成功。同时《物种起源》也引起了这个时代人们思想的震撼和对传统观点的质疑，达尔文因此也受到反对者的凶猛攻击，赫胥黎和海克尔等组成了达尔文理论最忠诚的捍卫圈。两人都倾向于前者将进化论分为三个学说，其中有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撑使其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是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主线，而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最大创新之处，二者共同论证了进化学说。

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中包含着两个必要的因素：随机变异和生存斗争。生存斗争是自然选择的有效推动力，这促使自然选择作出将生物体的何种变异保存和淘汰。选择是关键环节，达尔文只是在犹豫选择力量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当他偶然间看到马尔萨斯的著作时，再加上长期的关于动植物习性的思考，突然明白了：生物间存在剧烈的生存竞争，这已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普遍认同的温和竞争。有利变异保存，不利变异淘汰，新的物种形成。达尔文发现了生存斗争这一纯粹自然因素控制下的选择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选择压力的增加，物种后代的性状分歧成为明显的变种直至变异累积到产生新的物种。达尔文超越了马尔萨斯的悲观竞争概念，生物在竞争中发生进化。生命的每一种可能都填补了楔形的空隙，进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而那些不适应环境的生物在数量上发生锐减甚至灭绝。

贝茨关于昆虫模仿的研究直接支持了自然选择进化机制：昆虫可以伪装成一种非生命物质，以逃避捕食者的视线；一种可食的昆虫模仿另一种不可食的昆虫的形态；昆虫具有警戒色。选择可以合理解释这些昆虫的特异性颜色，选择肯定倾向于偶然以这种方式发生变化而得到保护的个体，它们生存的几率较大，能繁衍更多后代，最终通过遗传使整个物种具有这种保护色。自然选择第一次解决了生物的模态和保护色问题、以及人们熟知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和生物分布问题，达尔文找到了自然选择这一进化的新途径。

达尔文将《物种起源》的成功归于其中的显著事实和结论以及对事实的充分解释，他综合运用了古生物学、形态学、和胚胎学方面的证据来论证生物的共同由来。首先，古生物化石真实描绘了遥远年代动植物形态的时间分布，而与现今生物间的类似呈现出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南美大草原岩层中化石动物和现存犰狳之间的相象，这令达尔文猜想现代生物与古代生物可能存在某种亲缘关系。

由于进化过程的漫长，我们只能观察有限的个体演化不可能观察到整个物种、属乃至纲的演化。这就要依靠地质学。地质学记录的生命史轮廓与达尔文理论相符，达尔文理论可以很好理解活化石的不变，因为一旦物种适应了稳定的环境就没有理由非变不可，非有更适应的竞争者出现。其次，自然分类系统“类型统一”体现了共同由来的内在关系，共同由来的后裔保持了祖先的基本性状，现存生物间具有血缘的联系。形态学方面所提供的生物体同源器官也为达尔文由来理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胚胎构造中的共同性就暴露了血统的共同性；”胚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祖先的成体或幼体形态。

达尔文还细致入微地观察了通常被人们忽视的残迹器官，合理论证了残迹器官的存在对生物进化的意义。生物体的残迹器官是进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所抛弃的器官，这些器官曾经是生物体在环境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武器，随着使用频率的下降有的逐渐变得萎缩无用并停止发育。但由于遗传的缘故，保留了自己的痕迹。如我们熟知的人类退化的第三眼睑、盲肠、动耳肌和身上的不太明显的细毛。

残迹器官虽然现在对生物没什么用，但却为由来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它是生物进化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具有这些器官的生物与其他生物的亲缘关系和进化线索。达尔文将残迹器官比作不发音的字母：发音上已无用，而在拼音上仍旧保存着，但这些字母还可以用作那个字起源的线索。此外，生物因气候、地质变化等缘故造成的地理分布情况，也可以证明由来理论。这样，达尔文通过丰富的经验证据强有力地支撑起了共同由来理论。

随机变异——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新种形成，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或物种增殖的途径就显现出来。《物种起源》中的树形谱系就描绘了物种形成的图景：每一个新枝条上的每一个分叉都取决于此前的分枝情况，现存的物种就像是树枝顶尖上最新长出来的东西，而树枝在树长大后仍然存活下来。生物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亲缘关系，而神创论是无法解释的。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与之前的布丰和拉马克等相比较，独创性地引入了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的进化机制：自然选择。

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具有历史性的观点在于：变异是偶然的，不可预料的，且只有少数变异有利于生物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进化不存在预定的发展图景，不同的进化分枝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进化不可逆转，某一物种一旦灭绝就永久消失。进化不是进步也没有确定的方向，只是广泛全面的平均优势，人类也只不过是适应各种可能不同环境而偶然幸存下来的结果，是自然秩序及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并不比别的生物具有独特的地位；人和其他任何物种都不是某次特定的创世行动的产物。

人们日益认识到自然有一定的法则，世界并不是神秘的上帝所控制的。反对者的目的在于维护旧的神学自然观和自身的宗教信仰，对进化论的攻击更多在于其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到1870年，进化的基本思想得到了科学界普遍接受。达尔文促使科学共同体相信进化的思想，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接受了这种价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