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的八字(学佛八字命运)

怎样才能有好的命运，好的八字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糾結過這問題，一個人的好命是從哪來的，為什麼有些人一生下來就好命好運一直伴隨著他，而有些人一生下來就多災多難，下文將從風水與因果兩個角度與大家分析這個問題。

一、風水角度

站在風水命相師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出生的命運好與壞，與其父母居住的風水和祖上的陰宅有著很大的關係，什麼樣的風水，就出什麼樣的人。就如什麼樣的種子，就結什麼果。也跟醫學上的基因遺傳學説差不多的原理，現在醫學上有不少遺傳病會由母體直接傳到下一代的身上，但同樣的基因有時卻不會，例如説有兩兄弟的，大哥會遺傳到母體的某種不良基因，但弟弟卻很健康沒事，這是為什麼?現在的醫學並不能完滿解決這個問題，只能用巧合來解釋。

又比方説，大家可以觀察一下，很多父母或爺爺那一代婚姻不好的人，到他這一代又同樣會婚姻不好，科學的解釋是家庭氛圍原因，説是因為他出生在婚姻不好的家庭，所以他自小就對婚姻産生悲觀或什麼什麼的心態，所以他日後的婚姻又會不好。

這些都只是一個表像，其實都是風水的原因，家族裏的風水是有病的，那麼後代就很容易都是有病，家庭裏的風水是婚姻不好的，那麼後代也就很容易婚姻不好，如上所説，為什麼有些人上一代不好，但下一代又很好沒事呢?這個科學是沒法解釋的，其實是因為家族裏的風水改變了。

同理的，很多富人的後代不好，也是因為他發達後信心的膨脹，認為他自己什麼都行，不去管風水上的事了，風水或因失運，或因風水環境的改變而變差了。

二、因果角度

在中國不管是佛教還是道教，都講因果，種什麼因，結什麼果，其實風水也很講因果，風水界一直有“福人居福地”之説，這個實質也就是因果。站在因果的角度來看，父母有怎樣的修行，有多大的福布，就會結什麼果，就會感應到怎樣的靈魂前來投胎，可能很多人會説，我一輩子沒幹過什麼壞事啊，為什麼我的小孩就是多災多難的?你不幹壞事只能説明你不是壞人，你要多做好事，你才是個好人，大家必須要明白這一點，所謂善有善報，真心長年行善的人所生的孩子大多數是前來報恩的，而那些心性較差的人則多生不義之子，父母和孩子之間似乎構成了一種令人難以捉摸的因果關係。

當一個孕婦行將生産，則必須有靈魂入胎，雖然預産期似乎是預測生産時間的科學方法，但是卻有很多孕婦或早産或難産的狀況出現，那怕是請命師擇好日子，也有很多是在擇的日子前就早産而用不上好日子的。這些情況大多與前來投胎的靈魂有關，他沒有這樣的福布，他自然就用不好這麼好的日子，所以好的日子必須有大的福報來支撐，這個不是單一性的，而是多方面結合最後所産生的結果。

總結:風水與福德表面是兩個不同的體系，但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好的風水要靠大福德來支撐，兩者相扶相依，脫一不可。單純的花錢請風水師而不積福，肯定不可以，就算一時有好風水也不長久。

但目前社會上有很多學佛人是這樣子的，啊!我天天唸佛，多做善事，我家裏的風水就算不用改，到時也會變成好風水，如果還是多災多難，這是幫我消業，這是天大的好事!

不是這樣子的，你這樣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利用佛法去掩飾問題，你這樣就跟傳銷洗腦的結果差不多了。君不見很多行銷傳銷業的人士，明明是醜八怪，但每天起床對著鏡子不停地喊“我是天下第一帥”，之前我還看過一個電視節目的視頻有個成功學的學員説什麼山川在我腳下，又大地什麼什麼的……..原諒我吧，我記性不好，記不了他説的那麼多。學佛不是這樣子的，學佛是福慧雙修的，積福的同時不能離開智慧。

所以説單純地積福，把風水丟到一邊，肯定是不行的，風水是環境學，是一門建築科學，你不停地積福，但又不相信環境學怎麼可以呢?你這樣就算做更多好事，風水也不會自動地變好的，有些學佛的人説，我念咒唸經唸佛可以改變磁場，家裏的磁場一改變，風水就變好了，大哥，地球的南方是熱的，北方是冷的，你念咒能讓南方變成冷的，北方變成熱的嗎?沒有這個道理的，只能説多積福行善，會感應到較好的風水師來幫你這樣子，大家要明白裏面的因果關係。

抗日时期，日本佛教如何在中国“助纣为虐”？

南怀瑾的著作《人生的起点和终站》中有这么一段，说抗战进行了五六年的时候，发现日本人在搞迷信，不停地修降伏法，国民政府这边自然也不甘示弱，要举办“护国息灾”，通过举办这么一个大型的法事，来“保护自己国家，把日本的法力打回去”。

这次的“中日斗法”颇为有名，考虑到日本最终战败，所以可能中国的大和尚请的神仙更厉害一点。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中国的胜利是通过千千万万个英烈的奋斗夺来的，而非所谓的仙佛庇护。但在另外一方面，日本的大和尚可不只会做做法事。

当年“护国息灾”道场：重庆慈云寺

毫不客气的说，日本的和尚丢了僧侣的脸，他们既没有没有守住出家人的清规与气节，也没有展现出修行者的气度与心性，反而沦为了侵略者的“帮凶走狗”。

关于日本佛教的来历，南怀瑾简要的提了一句“佛教密宗分有东密、藏密。印度密宗在唐朝时到中国的，到了明朝，中国人不大喜欢，就流传到日本去了。”

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无误的，不过佛教在传入日本之后快速进行了分化，等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已经演化出了至少五十多个佛教流派了。随着日本国力的提升，日本人冲出小岛，进行侵略扩张的野心越发膨胀。

一些佛教宗派在迎合这些政治势力的要求与鼓动之下走上了歪路，开始提倡“忠皇爱国”的口号，甚至某些激进宗派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对外“”的想法。

当时的日本僧人狂热的喊出口号“必须让日本去统一宇内，让日本最终地永远地成为宇宙人类灵魂之巨镇，世界万邦朝仪的大戒坛，王佛冥合的理想世界。”

净土真宗本愿寺发行的月刊"教海一栏"的封面

在这些逐步走向疯狂的佛家之中，以日莲宗和净土真宗最为代表。

日莲宗的大和尚田中智学不仅派出宗内僧侣赶赴东北慰问关东军。本人还亲自赴往长春，向溥仪宣讲所谓的“王道本义”。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莲宗的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人还受命（驻沪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间谍川岛芳子指使）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门前向中队投掷石头并大肆辱骂，在中方还手后引发“一·二八”淞沪事变。

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佛教进一步走向疯狂。日本著名的佛学家道端良秀说“战时的日本佛教，简直好像发了疯一般”。

举个例子，真宗本愿寺派和大谷派在战争爆发后分别成立了“临时讲义局”和“临时部”，用来向信徒募集支援战争资金，还动员信徒去购买“军事公债”和“国债券”。不止如此，大谷派还发布了动员国民参战的《战争法话》和《告出征军人之门徒书》，宣称“利剑即是佛陀”，赴死者将“得南无阿弥陀佛之助”。

日本本愿寺僧人

佛教的各宗各派也开始举行集会，这种集会的目的既不是探讨佛法，也不是传播佛学，而是向天皇表忠心，表示要为天皇效力，努力“振作国民殉国精神，奉献报国诚之心”。这并非日本佛家的虚言，在日军出发前日本僧人都要去军中传播他们的“新佛学”，告诉这些军人“杀人并不违背佛意，更不会被神佛惩罚”，不管他们在异国他乡犯下何等罪行，都成在死后成佛。

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佛教的法西斯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他们每月举行“托钵修行日”，为日军慰灵。往日吃斋念佛的僧人都摇身一变，变成了所谓的“教化指导员”，在学校、工厂等地传播法西斯思想，鼓励国民“誓死效忠”。在暗地里，他们还承担了一部分间谍的功能，负责监督民间有无反战情绪，你只要对着这些大和尚说上一句“我觉得打仗不好”，第二天就会被特警找上门来，还有一些僧侣甚至被派往军工厂“勤劳报国”。

所谓欲使其亡，必使其狂。已经举国疯狂的日本早已走到了悬崖边缘却不知勒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走向灭亡。

日本佛学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起源于1876年。

1876年小栗栖香顶师等人受命来华开宗传教，其宗旨为“启蒙中国佛教徒、实现日华佛教提携之宏愿，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致，共同抵抗西方的耶稣教”。日本国内则设立“外国布教事务掛”为其后援，在日本本土选拔合适学徒，大力培养中国传教人才。

客观的来说，此时的日本佛教尚且没有走向疯狂，而是正常的传教活动，只不过在传教过程中夹带“私货”，宣传一个颇为高大上的日本形象而已。

甲午战后，日本佛教更是为之一振，赴华传教全面展开。1898年，两位日本著名僧人大谷莹诚和大谷胜信一南一北，赶赴大陆传教，当时的日本称之为“两连枝”。

1917年，大谷光演巡视中国东北各地，竭力推动传教各项事宜，中国东北的日本寺院数量飞速增长。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传教理念已经开始了法西斯化。原本他们的目的是建寺布教，但在甲午之后，他们的目的则转为了“忠皇护国”。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宗教活动全面推进，尤其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宗教达到了顶峰。据统计，当时在东北地区足足有12个日本教派，寺院至少111所，布教使至少167人。在1944年，仅大谷派一派的布教使就有125人。

这些日本和尚都在中国干什么呢？

在战事方面，这些和尚要救护前线参战伤残士兵，随军僧人则要进行战地传教、慰问、为战死者举行法事，不过很多随军僧人都会接受军事训练从而直接参战。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中就描写一位随军僧“片山玄澄具”，这位随军僧原本的职责应该是超度战争中阵亡的官兵，但他却在战场上带着佛珠大开杀戒，罪行累累，杀孽深重。

抗战时的日本随军和尚

除此之外，这些和尚还接受了日本政府的间谍训练，一个个寺院看似高尚，实则暗地里都是日本的“特务机构”，你若是发表了些许对日不满的言论，都会被暗中清算。此外，这些僧人还与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相配合，进行对华传教，向中国沦陷区进行名为“布教”实为“奴化”的宣传活动。

在当时涌现了一大批“汉奸佛教团体”，包括汪伪中政府的“中华佛教会”和“日华佛教协会”，华北的“北支日本佛教联合会”和“兴亚佛教会”以及“日支真言密教研究会”，华中的“光明思想普及会”和“东亚佛教大同盟”等等。

此外，这些僧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对居留地的居民进行传教。日本政府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殖民统治体系，从日俄战争后几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将国内退伍军人、失业工人、社会流浪者和破产农民移居到东北各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5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了32万人的开拓团。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居留地居民，对他们进行传教，鼓励他们参与日本的殖民活动，自然也是日本佛教的任务。他们向这些日本居留民宣称要“大慈大悲、忍辱行善以达成日满亲善”，宣扬只有打胜了“大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实现所谓王道乐土的谬论。

本愿寺的报纸，内容是鼓励上交“军器”

这些日本僧人宣传他们日本是一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国家，对华侵略，实属不得已为之，是“弘扬佛教的”，因此，他们要求中国的佛教徒要做到“保教不保国”，为为日军侵华出力。杭州灵隐寺的和尚就迫为日本士兵书写“武运长久”的条幅。

但他们着实小看了中国僧人。

太虚法师在抗战爆发后即创立了“中国佛学会”和“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他号召全国的宗教徒要团结一致，救亡图存。并建立了“佛教青年救国团”，训练了一大批有志于报国的僧人奔赴战区从事救护工作。太虚法师本人长年奔走在缅、印、南洋群岛，争取海外侨胞支援抗日。

更令人惊讶的是巨赞法师，这位大法师真切的展示了什么叫“金刚怒目”，他在协助下，积极的发动僧侣抗战，组织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抗日游击队（对没错，这位法师主张杀敌的）。还创办了《狮子吼》杂志，呼吁“佛魔不相容”，要与日寇展开决死争斗。周恩来亲自为他题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字。

冯玉祥为太虚的题词

在南怀瑾的书里，还写了一位大和尚，这位大和尚早年是南怀瑾的朋友，受邀参加，但却在上不敢与南怀瑾相认，原因是他早已还俗参军，怕以前的宗教界朋友指责他不虔诚。

正是因为这些中国僧人的奋战，才没有使中国佛教的声望遭受打击。

总的来看，日本的宗教活动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背离初衷，其政治色彩与日俱增，有意识的充当了侵略战争的帮凶，甚至推动战争的发动和扩大。

原本日本和尚就被调侃为吃肉娶妻的“花和尚”，如此一来其风评更是跌至谷底，而在日本走向败亡后，日本兴办的各类传教机构都被定性为“敌性寺庙及教会”，予以了取缔和接管。

至此，日本佛教团体持续了六十多年的对华传教活动宣告终结。

战后日本佛教各宗派联合发表《忏悔声明》，对“佛教未能防止日本侵略”进行反思。1994年日本宗教者和平协会主编出版了《关于战争责任的告白和忏悔资料集》一书，收集了众多净土真宗大谷派在内的日本若干教团的和平宣言、忏悔书和谢罪书。

来华谢罪的日本僧人

他们的反思弥足“可贵”，毕竟如今的日本还有一大批不肯承认侵略罪行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