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八字举例(中央级大官的八字)

后的：中央办事效率最高的时期

文章摘自：百年潮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任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任命姚依林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以后我也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回到了气象一新的中央办公厅。

排除干扰为干部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办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就联名给写信，提出在“”中，原中央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办的工作人员是“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办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办受迫害同志的平反不会顺利进行。我的平反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原中办政治部秘书处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约我去谈关于给我平反的问题，我准时去了，他却违约，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我想，三中全会以后你还如此傲慢，我也没有时间奉陪，看你还找不找我。又过了一些日子，刘火、彭达彰等老同志回到中办政治部主持工作，刘火亲自打电话要我去谈平反问题，我欣然前往。这次同上次大不一样，一见面，刘火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政策你清楚，给你平反”。话不多，掷地有声，令人倍感温暖。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中办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苏维民同志的平反决定》。

“”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中、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前，中央办公厅在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等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平反了。

与此同时，对“”期间与“”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虽然执行了“”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当然，在“”被否定以后，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这与、“”一伙对老革命家、老干部动辄打倒，对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人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死党”、“爪牙”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不同。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工作。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办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例如一位同志是学水产的，分配他去水产部工作本来正好对口，但他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因“”中犯有错误已免职的一位同志的儿子来信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把他父亲家中的电话撤了（那时配备电话是工作需要，当时线路紧张，因工作需要等候安装电话的人很多，并不涉及待遇问题）。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复出以后，却是十分谨慎、兢兢业业，处处做表率。有一天（那天是星期日），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接电话的是时已78岁高龄的贺诚部长。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简朴、高效、亲民

我回到中办时，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内俨然是个大工地。工程虽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同志就安排在“”时期办公的丙楼办公。丙楼是一座大约只有2000m2的三层建筑。因为当时丙楼二、三两层被中央专案组占用，专案组虽已停止工作，但是房间内堆积着大量文件、材料，人去楼未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和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邓典桃，都挤在一层南侧的几间房子里，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办公条件非常简陋。丙楼原有东、北、西三个门，在此办公时，封闭了西、北两个门，出入丙楼只能通过东门，和胡乔木、姚依林以及中办的几位副主任进驻丙楼后，立即打开了被封闭多年的西、北两个大门，东门的岗哨也随即撤销，警卫森严的丙楼又可以随意出入了。

原机要干校的部分学员认为他们的级别定低了，要求重新定级。对此姚依林非常重视，亲自做思想工作，请他们到西楼大厅座谈，通过面对面坦诚交谈，轻松地化解了他们的抵触情绪。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每天都要集体办公，中办的两位副主任冯文彬和邓力群固定列席。秘书长集体办公议定事项一般直接交有关主管部门去落实，重大事项要请示中央常委同意后再办，那时是中央办事效率最高的时期之一。

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中央决定召开庆祝大会并由发表讲话。当时，在广州，为此，冯文彬乘专机去广州征询他的意见，回京后，立即由胡乔木牵头组织班子开始起草讲话稿。讲话稿经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初步总结了3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9月29日，我也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当讲到粉碎“”，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时，插话高度称赞在这场斗争中的特殊功勋。10月1日、2日两天，全国人民欢度假日，胡乔木却顾不上休息，把自己关在丙楼的办公室里，字斟句酌地为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讲话最后定稿。

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面对10年“”的破坏，中办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是归根结底是拨乱反正和落实干部政策两件事。

关于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的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接着又发出第二个文件，关于恢复电话39局的通知。在“”中，39局被划归警卫局作为该局的一个处级单位，现在要回到北京市电信系统，多数人不愿脱军装，顾虑待遇下降，为此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政策，讲形势和电信事业发展前景，还要算细账到每个人头，指出39局回到电信系统后，职工工资加上奖金和各种福利，不存在待遇降低问题。

“”开始后，中办的调研机构“后楼”即被诬为“烂摊子”而撤销，历史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和、胡乔木、姚依林等领导人的关怀下，决定在原中办秘书局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调一批人员并与国务院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央办公厅研究室。1979年4月，中办研究室正式成立，中办副主任邓力群兼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办的一项重大拨乱反正。

十年内乱，文风不正。一些中央文件空话、套话连篇，政策互不衔接，政策规定和相关法律抵触，文件没有标题，一律是“通知”。转变文风，规范发文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拨乱反正，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为此，从那时起“文件把关”就成了“”前没有、三中全会以后新增加的一项经常工作。

在“真理标准”学习的基础上，9月，中央办公厅在警卫局礼堂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在“”时期中办领导人的一系列错误。大会连续开了几天，共有28位同志发言（有的发言是代表多人的联合发言）。原“后楼”的一位同志发言指出，“”前中办干部在“”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49人，被关入监狱的10人，受各种处分的128人。中办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发言指出，原中央办公厅主任、副主任、曾三、邓典桃、龚子荣、田家英、李质忠、童小鹏全部被打倒；“后楼”共有干部59人，立案审查36人；正副组长10人一律被划为“黑帮”。中办研究室的负责人用了两个半天作了长篇发言，结合中办的实际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

当时，大量群众上访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中办信访局的力量虽一再加强仍然难以应付，后来决定从中央机关临时抽调1000名干部参加信访工作，认真听取上访人员的倾诉，并陪同他们返回原地，帮助各地党政机关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的问题。随后，又召开了全国上访工作座谈会，到会讲话再一次强调要尽快为“”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平反。此后，上访高潮逐渐平息。

“”中，许多单位被“砸烂”，停止活动，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却无处办公。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新建的301号楼办公。解决“”中乱占房子造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里的紧日子

那时我国财政经济十分困难。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本来，粉碎“”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停滞、倒退局面已迅速扭转，工农业增产，财政收入增加，为什么还要提出新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呢？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没有认识到十年对国民经济干扰破坏的后果严重，经济建设还是急于求成，重例进一步失调。但是新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提出后，全党认识很不一致，执行也很不得力。

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内。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中央召开小型会议，不安排住宾馆或招待所，而是在内挤，勤政殿、丙楼、152楼、202楼和警卫局大楼都住过各地来京开会的同志，从广东来京参加会议也住过勤政殿。一幢房子既办公又是招待所也是前所未闻。中央召开会议就餐收费也根据工资高低不同而有所不同，无论与会人员还是会议工作人员，月工资百元以下的每人每日收4角，百元以上者则一律每人每日收1元。

中央总书记

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作出《关于为同志平反的决议》、《关于批准、、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请求辞职的决定》，决定免去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职务。

五中全会后，1980年3月8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在改建后的勤政殿办公，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姚依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邓力群的办公室也随之由丙楼搬到勤政殿。新的勤政殿是在拆除旧勤政殿后在原址兴建的面向南海背靠中海、坐北朝南的一幢长方形平房，整个建筑呈“日”字形，房屋中间有两个四四方方的院落，是 “五一九”工程的一部分。

当时，家住北长街会计司胡同，和只是一墙之隔，后来还打通了一个门，来往就更方便了。但是，他担任中央总书记后，就吃、住在勤政殿，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是在床上看当天的《人民日报》清样，星期天也很少回家。作为总书记，日理万机，每天要批阅大量文件，送给他的请示、报告，大多是当天处理完毕，从无积压。疲倦时就由警卫秘书李汉平陪着去“海”边散散步，如果天气不好或晚间就在勤政殿内的过道里转上几圈。他身上带有“计步器”，每天坚持走路，并力争达到万步的目标，既是休息，也锻炼了身体。不久，他倡议在勤政殿办公的全体人员，要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每星期六下午2点，他准时带头走出办公室，和大家一起把勤政殿院内和周边打扫得干干净净。

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他经常外出视察，计划要把全国2000多个县、市都跑一遍，但这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他去南疆视察时，不忘把西藏阿里地委书记请到新疆，听取汇报。他经常走到一个地方临时停车，要当地干部汇报工作，和群众拉家常，所以能听到、看到很多真实情况。有一年春节，他路过一个县委机关，临时停车，发现这个县的县委机关纪律松弛，无人值班，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还有一次在内蒙古，到一个牧民家里做客，那家的女孩子歌唱得很好，近乎专业水平，引起的怀疑，七问八问，结果那个女孩子对这个家庭情况茫茫然，不得不承认她是从文工团临时借来的。

1983年1月，在一个专业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宣传和进一步阐述关于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提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这个讲话没有正式向下传达，但是受到广大干部的欢迎，讲话要点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到勤政殿办公不久，就想到“”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一下子消除了在人民群众中的神秘感，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但还是为广大干部、职工调整了23年没有调过的工资。1979年，我由行政17级调为16级，1981年，又调为15级。但是，中央领导人并没有给自己调工资。仍然是行政5级，月工资只有340余元。那时我作为勤政殿支部的组织委员，负责按月收党费，坚持从他每月工资中拿出10元钱超额交党费（当时规定工资百元以上按1%交党费，他应交3.4元）。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讲了一段很好的话，他说，两个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他说：“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还是昨天那个。”

当然，也有因考虑欠周，失误的地方，但是任何人只要做工作，就不能要求他绝对不犯错误。在勤政殿日以继夜，呕心沥血，一心为了国家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忙碌着。我很欣赏满妹在她的那本《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给她父亲的评价：“只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工作，属于勤政殿。”

周恩来：一个光荣而不朽的名字

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央举行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同志在座谈会上强调：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人们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时正处在“”末期的艰难时刻，百万以上民众不顾“”的高压，自动聚集在十里长安街的两侧，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痛哭失声，向他作最后的告别。这是人民对他的无言评价。同志代表中央在悼词中鲜明地说道：“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是中国对他的评价。

几十年岁月流逝，但是一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

同志在党的十九大结束后不久，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一大会址。他深情地说：“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对周恩来同志的思念，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毕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呕心沥血建树的丰功伟绩，来自他那无私奉献、感人至深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先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最强烈的梦想，也是中国人的初心，是一个需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的漫长历程。周恩来同志曾说过：“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在学生时期就为同学题词：“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比较，认定这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中央在1985年5月确认他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春。他从1927年担任中央常委起，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达49年。他作为前委书记组织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创立了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全国革命胜利前夜，一位苏联朋友在西柏坡感叹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确实，要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工作统一地付诸实施，周恩来同志作为总理的理想人选是无可争议的。他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们仍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曾经为新中国付出的心血，感受到他们为后来者留下的丰富遗产。

对新中国的开国领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话：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这句话不无道理，但说得绝对化了。同志不是光拿大主意，对他认为在全局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具体工作，也总是抓得很细、很紧，一抓到底，一定要抓出结果来。周恩来同志也决非只是起执行作用，他还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的大政治家。

革命时期，他在主持起草的1929年中央“九月来信”中写道：“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何等的见识和决断力！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他长期战斗在统治区，不仅进行着艰难的国共谈判，而且负责领导党在整个统治区的工作，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从容应对种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突发事件，赢得广泛的人心。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年回忆道：在那时候，在工作中有“有恩来同志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感觉。成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它描绘出一幅建设新中国的完整蓝图，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

周恩来同志长时期担任新中国总理，而总理是总理一切的。开国不久的1949年12月，他提出经济工作中的六种关系，都是全局性的问题。在头一条“城乡关系”中，他说：“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这里已孕育着“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这个重要指导方针。在3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同志不仅废寝忘食地解决当时最急迫而极端棘手的粮食问题，而且随后又主持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负责起草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封信直接向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和讲解。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终于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走了出来。

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提醒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从而响亮地喊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那时，科学技术新发展的最高峰是“两弹一星”。周恩来同志担任中专委主任，负责这项研制工作。钱学森同志曾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无论在3年严重经济困难中，还是在“”的大动荡岁月，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停顿过。如果没有他的有力领导，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周恩来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兼任外交部长8年多，作出许多卓越贡献。他一直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表达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的高度自信。他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现出一种新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出席日内瓦会议，同有关国家的负责人反复磋商，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实现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说：“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进了一步。”在第二年的万隆会议上，他又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外交工作中许多原则性的重大方针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有些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无论在中国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周恩来同志都显示出卓越的能力。他不愧是一位有着远大战略眼光而又能巧妙付诸实施的大政治家，从而博得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众多人士的钦佩和尊敬。

但是，周恩来同志总是有意使自己主要扮演一个执行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过8年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说，他曾问周恩来同志：为什么你要管那么多具体的事，不在理论方面再更多地做些事。周恩来同志回答：你怎么也讲这样的话？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就有那么多具体的事得有一个人管起来。我多做些这样的事，就可以使毛主席有更多时间来考虑那些大问题。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自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他甘愿把自己始终放在“配角”的位置。事实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毛主席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总理。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品格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人的初心。同志指出，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周恩来同志之所以受到亿万中国人民如此发自内心的爱戴，并且对他有那样强烈的亲近感，还因为他那崇高品格和动人魅力。在他心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他说过：“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他为此的付出远远超出常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而个人的得失、毁誉和安危从不放在心上。他这一切都发自内心，时时刻刻自然地从各种细节中流露出来。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几乎都能讲出许多这样的事情来。

粉碎“”后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举办一次纪念周恩来同志的展览会，希望借用一些周恩来同志和西花厅的遗物。这个提议最初被邓颖超同志拒绝了。她说：恩来平时常讲，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们还要什么呢？后来中央作了决定要办这个展览，她才把一些遗物拿了出来。这些只是他们平时在家中的谈话，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真实地坦露出他的内心世界。

周恩来同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对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他对同志和朋友的细心爱护。河北邢台在1966年3月8日凌晨发生地震，造成严重伤亡。周恩来同志当天就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部署救灾，9日深夜赶到邢台。第二天下午，他来到受灾最严重的村子。群众听到周总理来了，都涌到一处空场。他登上一个大木箱讲话，发现老百姓迎风站着，坚决要求当地干部让群众掉过头去，他改为迎着风讲话，鼓励大家要“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他讲话时那充满忧伤的神情。电影艺术家秦怡在回忆文章中讲道：抗战时在重庆，她的女儿斐斐得了胃病，经常呕吐。1957年，她到北京参加亚洲电影节。“在一次晚宴中，我有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他忽然问我：‘斐斐怎么样？现在还吐吗？胃病是不是已经治好？’时隔多年，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的事，周总理却记得如此清楚。这更使我对他的敬意倍增。他岂止关心了我的女儿和我，他的心胸装着整个人类。”

周恩来同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投入的精力，单用“全力以赴”“不知疲倦”之类的词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几十年里，他平均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他处理工作时，总是要求把情况先弄得清清楚楚，想得很细很远。他对经济数字和历史情况的熟悉和记忆力常常令人吃惊，因此他提出的意见总能那样的细致周密、合情合理。

同志曾讲到他的工作精神和品格：“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实精神的主义者。他在每一重大斗争中，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是非常务实的人，时刻不忘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每件工作，他都要弄清楚实际情况，考虑到前后左右，正反两面，以及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条件及实际效果。他考虑问题的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郭沫若同志在《洪波曲》中讲到自己亲眼看见的情景：“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说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当然是在十分必要时才那么做的。万隆会议先遣组组长姚力曾说：在万隆的七八天内，周恩来同志每天睡觉的时间大体只有3小时。这听起来让人难以相信，但姚力细细地说明他每天的时间安排，让人不能不信。后来，周恩来同志的机要秘书郭英会讲的情况，和姚力所说的完全相同。

周恩来同志历来顾全大局，有时甚至要忍辱负重，从而在紧要时刻避免了党可能发生的。“”是他十分痛苦的时期。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时他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量减少“”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同志说：“‘’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陈云同志说：“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1972年5月，他被确诊患膀胱癌，发展到每天便血，但仍继续超负荷工作。从确诊到住院的两年内，除了13天以外，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直到同志复出并参加联合国会议归国，他才在1974年6月住进医院，当天就做了大手术。住院期间，他会见外宾65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院开会20次，找人谈工作200次以上。其中包括：扶重病坐飞机到长沙同志处解决四届人大“组阁”这个全局中的关键问题，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他完全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同志作为20世纪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一位巨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受到众多外国朋友的尊敬。他逝世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为他致哀。联合国大厦前也下了半旗。1979年10月，法国政府在巴黎举行周恩来20年代旧居挂纪念牌的仪式。大理石纪念牌上镶嵌有他的半身铜像。这是法国著名雕塑家保尔·贝尔蒙多的作品。他说：“我希望重现周恩来的生命和魅力，力求让更多的目光聚集在他的脸庞上，从他明朗的形象辉映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活力和他的精神。”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揭幕式上动情地赞扬周恩来是“一位具有巨大魅力、智慧超群和学识渊博的人”。他说：“对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竖立纪念碑的人，我们希望在他开始自己的战斗生涯和对法国产生友好情谊的地方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意。”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这个光荣而不朽的名字。光荣，因为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过那么多巨大的贡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不朽，因为他遗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将万古长青，他那忘我的奉献精神和热爱人民的高尚品格将永远激励后人踏着前辈的足迹不断前进。

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他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代又一代人，正是怀着这样的初心和使命，前仆后继、排除万难、团结奋进的。

今天，在以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此时此刻，我们自然会格外满怀感激之情，缅怀前辈们为我们奠下的基石。

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人的一面不朽旗帜。重温他的一生，用来鼓舞和鞭策自己，必将化为巨大的精神动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金冲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