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八字(聂耳生辰八字)

人民音乐家聂耳，云南的骄傲

聂耳(1912~ 1935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原名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1912年2月 15日生于昆明雨道街一家医药店楼上，其地至今立有“聂耳故里”碑，以志纪念。

聂耳父亲聂鸿儒是一位中医，母亲叫彭寂宽，是-位傣族妇女。聂耳4岁时，父亲病逝，母亲考得行医资格，不顾礼教重压，抛头露面，挂牌行医，独自挑起全家生活重担。受母亲影响，聂耳懂事较早，读书认真。母亲讲故事时，常给聂耳唱傣族民歌、花灯调等。受母亲影响，聂耳十分喜欢民间音乐，学得几首回家，就唱给母亲听。聂耳兄弟还常和小伙伴一道，在家里演奏笛子、二胡、三弦、月琴。这时，母亲常为他们沏上茶水，有空也坐下来听一听，有时还点上一曲。

聂耳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积极参加宣传进步思想的演出，后遭迫害，为躲避搜捕，不得不离家远走上海。临别之夜，全家为他送别。母亲为聂耳唱演了一段《安安送米》，聂耳含泪用小提琴演奏了舒曼的《梦幻曲》。母亲对聂耳说:“我一个妇道人家，累死累活，总算把你们弟兄几个抚养成人。世道太难了，再难我们也要走下去。上海是个繁华的地方，你要保持朴素、勤奋的品格。你是有音乐才能的，只要你有决心，有志气，就能闯出一条路来。等你回来，我还要听你的演奏呢!”聂耳听了，忍不住潸然泪下。

1930年，聂耳赴上海，在一家商号当店员，次年考人明月歌舞团，任提琴手。1933 年经田汉介绍加人，积极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活动，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并以“黑天使”为名发表艺术评论，抨击靡靡之音，提出“为大众呐喊”的主张，反对风行一时的靡靡之音。聂耳创作歌曲30余首，多为至大至正之声，救亡御侮之歌，如《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卖报歌》、(前进歌》、《毕业歌》、 《大路歌》等，皆为劳苦大众之呼声。其中《义勇军进行曲》为电影《风云儿女》插曲，其如战鼓急鸣，铿锵激越，高昂雄壮，爱国之情，沸腾其间，一旦问世，即广为流传，激励中华民族为国赴死，抗日救亡，成为不同凡响之绝响，深得群众欢迎，聂耳也被誉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在音乐创作中，聂耳特别关注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妇女群体，他把对母亲的爱扩展到她们身上，创作了不少同情和歌颂妇女的作品，把妇女作为革命的动力和新生活的创造者，如《新的女性》、《一个女明星》、《牧羊女》、《梅娘曲》、《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采菱歌》等，为当时绝无仅有者。1935年， 聂耳取道日本赴苏联深造，7月17日，在神奈川藤泽市鸽沼海滨游泳，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4岁。1937 年，聂耳的骨灰由其挚友张天虚携归昆明，安葬于西山高晓至华亭寺之间的公路上方。原墓系青石雕砌，朴素淡泊，有徐嘉瑞撰写之碑文。1954 年培修之时，郭沫若又为之重撰碑铭。1954年重修聂耳墓，郭沫若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刻石竖碑，以志纪念。

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定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 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聂耳墓

1954年11月1日，在聂耳遇难的藤泽市鹊沼海岸，日本人民立聂耳纪念碑，1963 年重建，为花岗石碑，呈“耳”字形，镌刻有郭沫若书题“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碑文，介绍聂耳生平。1981年， 昆明和藤泽结成友好城市，两市市长在聂耳墓旁共同种下杜鹃花和藤树，以示友谊。

1980年5月13日，聂耳遗骨迁葬于西山风景区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新墓园占地1000多平方米，平面布局状如聂耳生前最爱弹奏的云南月琴，主体为琴盘，墓室位于“琴盘”发音孔处，墓前有白花岗岩石雕花环，墓园前松树林中，竖立着白花岗岩聂耳雕像。“琴盘”上方有七块墨石，晶莹有泽，列为弧形墓碑，如一纸乐谱，其上横书“人民音乐家聂耳墓”八字行楷，为郭沫若手笔，凝重庄严，典雅不群。“琴颈”则为墓道，道列七个花坛，象征七个音阶，道上二十四级台阶，墓前平台由24圈石料铺成，象征聂耳终年之寿。墓后四座屏风墙，是为回音壁，寓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世界。中屏有大型浮雕，取意万里长城和抗日救亡，左屏刻有郭沫若1954年所撰墓志铭，右屏刻有田汉惊闻聂耳去世所写悲愤诗及跋语。聂耳墓依山面海，坡林清幽，苍松挺拔，翠柏森森，前临滇池，水天交融，是为胜地，1988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孩子取名忌讳的字，你家宝宝中枪了吗？

姓名学是我中华悠悠历史传统文化的一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就已经诞生。“一名之得可以成龙，一名之失， 可以成虫”。可见名字、字号之重要。传承着情、意、志，蕴涵着精、气、神，表达着天地之玄机。

每个名字都很大可能伴随每个人一生，所以起名是人生大事,人人都想起个好名字,所以起名字就要取个好名,好名字才能传递正能量,好名字就是生产力!

也因为名字如此意义重大，许多爸妈们在给自家小孩取名的过程中往往都是想方设法给孩子塞寓意好的字，殊不知有些字或许并不适合。在中国取名文化中有着很多的忌讳，而一些字同样也是忌讳的事项。

分享一些关于取名忌讳的几个问题：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供交际使用的，不能特立独行，也不能自我肆意，否则，名字就失去了它本身存在的价值。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计算机、人工智能已逐渐替代了绝大多数人力，而计算机储存始终是没有意识的机器，它所储存的汉字仅限于常用字。如果命名时，使用一些生僻字，一般人不认识，最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使用生僻字取名，只能白白增加别人工作的难度、麻烦。

父母们在取名时选用生僻字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落俗，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名字更有吸引力。所以父母们经常会忽略一个问题，一般人们认识的常用字，却不过三、四千字，而名字又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称呼，并不是以卖弄学问为目的。

例如，你去某个公司应聘，主管领导看了你的履历表后，如果认不出你的名字，那么对你的印象肯定也不会很清晰。再如果他在叫你时，把你的名字读错而你又纠正领导，这个场面可能会使领导陷入尴尬境地。领导会觉得失了面子而窘迫甚至恼怒，你也可能会因为领导竟然连你的名字都不认识而生轻视之心。导致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日后在上下级相处过程中，发生一些龃龉或不协调不融洽的现象。

总归来说，命名固然要避免俗套和雷同，但不能靠使用生僻字。使用生僻字，影响了形象，妨碍了交际，可谓得不偿失。

中华汉字的数量之多，仅《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二午一百七十四字，另外繁简字、古今字、正俗字之间往往有非常细微的差别。旧时人们取名，喜欢翻看《康熙字典》这是不足取的。现如今我们要学会使用工具书，最理想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它在每个字下还收录词语，这对于取名很有参考价值。当然，使用这部工具书时，里面的生僻字也同样要注意避开。

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不成文规定，汉族起名，避祖先的名号。一是因为汉族传统极讲长幼辈分。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无视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对祖先的大不敬。二是由汉族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汉姓，首先是承继父姓，然后起一个本人的名，与某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不同，其他取名文化可能有本名、父名或本名加母姓、父姓等等传统。如法国人的姓名通常为三段，即本名，加母姓，加父姓。如果汉姓名字在承继了父姓以后，再加上祖先的名字，那么两者就完全一样，这样你根本无从分辨这个人到底是爷爷还是儿子。

在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 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清代的雍正、乾隆时，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国讳”。 但就现代人而言，仅就名论，一般不以伟人、名人的名字为名。但有人因崇敬某一伟人或名人，特意取其名为名。如李大林、张大钊，便是取李大钊、斯大林之名为名。当然姓赵、姓关的人，也不应以“子龙”和“云长”为名了，否则便会今古不分。

有些人命名，喜欢利用汉字的形体结构做文章。例如：石、磊、林、森、聂、耳这三个名字即是此例。这种命名的审美效果颇佳，可惜我们的姓氏能如此利用的微乎其微。而且即使石、林、聂三姓，也不可能人人都使用这种方法。

有些人取名如果姓名三个字的部首偏旁完全相同，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单调之感。特别是当你在书法签名时，就会更强烈地感觉到，偏旁部首相同的名字，如江浪涛、何信仁等，不论如何安排布局，都有一种呆板单调之感，不会产生点事纵逸、变化多姿、曲折交替，气韵贯注的美学效果。我们既然是用汉字取名，就不仅要考虑意义上高雅脱俗的抽象美，而且要注意书写时变化多姿的形象美。

上述例子说明名和姓存在形体结构的搭配问题。如果形体结构没有变化，姓名就显得呆板，拘谨。起名字忌讳大全

在运用字形命名时，过去有两种技巧，一是拆姓为名，另一是增姓为名。所谓的拆姓为名是指取名时截取的一部分作为名，或者把姓分割为两部分作为名。如商汤时的辅弼大臣伊尹，其中就是取姓的一部分“尹”而构成的，此外现代著名音乐家聂耳，著名作家舒舍予（老舍）、张大弓、计午言、董千里、杨木易也都属此类。另外还有雷雨田、何人可等也是将姓拆为两部分作为名的。古人有些人将名剖分为字，如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字振皋羽，字即由名拆开而成。明代的章溢字三益、徐舫字方舟、宋玫字文玉，清代的尤侗字同人、林佶字吉人都属此类。还如清代的毛奇龄字大可等。还有些人是将姓名剖分为号，如清代的胡珏号古月老人，徐渭号水月田道，则又分名入号。

所谓的增姓为名是指在姓的基础上再增添一些笔划或部首构成一个新字成为名，如林森、于吁、金鑫、李季等。时喜欢将姓名用字的部首偏旁相同，并将此作为一种命名技巧来推广，如李季、张驰，这种技巧实际上不值得提倡。

我国的姓氏多半属于单音字。也有个别姓氏属于多音字，如：乐字。这种姓氏显然在交际时会造成麻烦。如果说姓氏的多音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么名字的拟定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麻烦的。山东某地有一个学生名叫乐乐乐，老师上课时却不知该怎么叫他，老师居然让这个名字给难住了。这个名字的三个字都是多音字，可有八种读法，读者有兴趣可以自行排列一下。

看来这个学生的父母是成心跟整个社会过不去，一个名字居然有八种读音，在交际场合如何使用呢？到头来别人想叫不敢叫，唯恐叫错了被人耻笑，吃亏的还是自己。别人叫不上来，可以不叫，可以避开。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别人不叫，不使用，那么这个名字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所以对于多音字应尽量回避。如果要用，最好通过联缀成义的办法标示音读。

汉语有相当一部分多音字常用的只有一个音。这样的多音字在命名时就不必担心使用时会产生误读。

命名有时可以得用叠音的方法。例如：丁丁、方 芳、辛欣等。如果不是叠音的姓名，名和姓的发音方法就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读起来不顺口，达不到的效果。有些名字读起来费劲、吃力，弄不好就会读错、听错。原因在于取名用字拗口，几乎成了“绕口令”，如沈既济、夏亚一、周啸潮、耿精忠、姜嘉锵、张昌商、胡楚父、陈云林、傅筑夫等。这些名字，有的连用两个同声母字，如亚一、姜嘉等。有的连用两个同韵字，如既济、夏亚、啸嘲、胡富、励芝等。前一种是双声，后一类是叠韵。有的三个字同韵，如张昌商、胡楚父、陈云林、傅筑夫等。所谓“绕口”字，主要是指双声字、叠韵字和同音字。由于声母相同，连续起来发音费力；韵部相同的字连读，发音也较困难；所以，双声叠韵是造成“绕口”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忌用“拗口”字起名，主要是指不用双声、叠韵字起名。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好办得多了。符合音美标准的命名，应当是名和姓的声母不同组，韵母不同类。例如：彭涛、冯企、娄韵、齐飞、余声、万鸿等。这些命名，由于命名和姓的声韵异组异类，因而声音有了变化，读起来比较顺口悦耳。

如果名和姓同组，甚至完全相同，只要处理好韵母的关系，效果也很好；反之，名和姓同类，甚至完全相同，那就要在声母上下一番功夫。例如：彭宾、冯凡、娄林、张晨、余宽、方川等。

有些人的名字，表面上看非常高雅，但由于读起来会与另外一些不雅的词句声音相同或相似，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嘲弄和谐谑，成为人们开玩笑的谈资，产生某种滑稽的喜剧效果。这种语词可分为两类：一是生活中某些熟语，一是贬义词。例如：宫岸（公安局）、蔡道（菜刀）、卢辉（炉灰）、何商（和尚）、陶华韵（桃花运）、李宗（***）、汤虬（糖球）、包敏华（苞米花）等。

上述谐音使姓名显得不够严肃，不够庄重，在大庭广众之下容易授人以笑柄。另外有一些名字易被人误解为贬义词，如：白研良（白眼狼）、胡礼经（狐狸精）、沈晶柄（神经病）等。

这种谐音往往变成绰号。父母起名时，如不慎重 ，很容易给儿女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到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总会涌现出一些极为时髦的字眼儿。如果命名时追逐这样的字，必然使人感到家长文化素质差，简单是俗不可耐，而且这样的名字，也容易重复。五十年代的“建国”，七十年代的“卫东”，可以说遍及大江南北；“”、“马建国”、“”、“王卫东”、“刘卫东”、“赵卫东”……又可谓 千人一面。由于政治狂热情绪的蔓延，把政治色彩溶入姓名中，曾一度成为最时髦的事情。诚然，名字的确需要色彩去点缀，但姓名的色彩需要五颜六色。

人人都去追逐时髦的字眼儿，也未免太单调乏味了。由此不能不让人深思，虽然我国几千年封建历史，并且讲究“忠”、“孝”之类的字眼儿，如果剔除范字，“忠”、“孝”之类的字眼儿使用频率并不高。这说明古人命名也不喜欢赶时髦。历代儒家大师，那些拼命向人们灌输“忠孝仁义”的大儒们，哪一位名字里有 “忠”、“孝”之类的字眼儿？孔子讲了一辈子“仁”，他为儿子起名却用了鱼类的名字鲤。追逐政治上的时髦字眼儿，只是政治上幼稚和肤浅的表现。这是追逐时髦的一个极端。

其二，中国人还是不要起过洋化的名字。中华民族的子孙是一个文明古国的传人，我们的民族有着自己的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文化价值，所以不应该轻视自己。特别是在命名上，要显示要保持民族特色。民间认为，选用近于洋化的名字，如约翰、玛丽、丽莎、安娜等，有时还是一种时髦。但在日后的社会变迁和人我交往中，可能会给对方心理上造成一种轻视和不快的印象。当然，这是文化方面不同的一种误解，但这种误解也可能会影响人去获得的机遇，为一个名字而付出这样的代价，无论如何都不划算的。

名字好听与否，不在于用词多么华美，而在于用词用得恰当到好处。但有的人可能会犯下错误：

给男孩子起名，总是离不开一些过于生猛的字，如豪、强、炎、猛、闯、刚等，虽然斩钉截铁，读起来刚强有力，用男子汉派头，但也容易使人联想到浑噩猛愣、放荡无检，使气任性，不拘礼法，误认为是一些赳赳武夫，所以，自古以来，一般贵族士大夫在给男孩子命名时，都尽量避开这些字。因为中国文化认为，我之刚烈坚强，并非那些喜怒形于词色、遇事拔刀而起的血勇之人，而是一些内蕴浩然之气，遇事不惊不怒，谈笑风生的伟丈夫。

有人给女孩子命名 却又总是在一些春兰、秋菊、珍珍、艳艳之类的词里绕圈子，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就会使人产生飘浮的感觉。如女子名字中常喜欢的花、萍、艳、桃、柳等字眼就是。花虽俏丽明艳一时，独占秀色，出尽风头，但 场风雨过后，就会零落成泥碾作尘。杨柳亦属柔软脆弱之物，成语中的柳性杨花、残花败柳等，就表示出对这种事物所具有的象征意味的情感评价。桃花令人引起红颜易衰的联想。萍与柳又都是飘零和离别的象征物。所以，民俗中认为，取名时应尽量避开这些表面上明丽的字眼。

目前我国人名出现单名热，而单名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大量的重名现象。以四千个汉字计算，如果所有的人都使用单名，一个姓氏只能有四千个人使用单名，第四千零一个人就开始重名。这样，重名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相反，我国尽管人多姓少，如果采用双名，如果避免使用时髦的字眼儿，避免使用滥调，重名的概率是很低的。 从审美效果看，双名无论是字形的搭配、字音的谐调还是字意的锤炼，都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至少它选择的余地比单名要大得多。

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要完全避免重名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小姓即使重名，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譬如褚姓，在一个单位里能有一位姓褚的，已属罕见，再出现一位重名者，简单是奇迹。大姓则不然。“张王李赵遍地刘”，这样的姓氏如果再取单名，热必造成大量的重名。

人们会注意 到，凡重名者几乎都是大姓。一个单位有两个“刘伟”，如是异性，人们便以“男刘伟”、“女刘伟”相称；如果同性，便以“大刘伟”、“小刘伟”或“胖刘伟”、“瘦刘伟”以示区别。与其让别人随意加字，何不当初再增一字改为双名呢？在目前的单名热中，大姓不可热，还是冷静地取个双字名为好。只要充分发挥双名的优势，取一个既雅致又响亮的名字并不是什么难事。

一般地说，小姓的命名相对地要容易一些，选择的余地比大姓要大许多。一些被大姓滥用俗了的字眼儿，和小姓组合在一起，效果就大不一样。例如：风伟、褚健、库斌、萨华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姓的命名就可以马虎一些。除了选择的余地大一些，小姓和大姓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差不多。

名字的“禁区”有的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有的则是字义的***，有的从属于自身的社会观念和审美意识。一些字便成了名字的“禁区”。某些表示秽物和不洁的字一般不入名号。但某些人或某些地区有给孩子起“贱名”、“丑名”、“脏名”的习俗，为的是让孩子不为妖魔光顾，便可消灾免祸、长命百岁。其实这是一种迷信。某些表示疾病和不祥的字，一般不入名、号。

人体的部位器官名称不入名与。但有的也入名，甚至常入名。春秋有重耳，秦汉时有赵王张耳，战国楚怀王名熊心，当代有著名作家刘心武。不过，这些人体器官的字都是与另字相配合而另有新义的。心与他字组合而成的词，与人体器官的意义已大不相同。

某些令人恐惧的猛兽名称不宜入名。但有些猛兽却常常入名，如金豹、文虎等。

文艺作品典型人物的姓名也多为后人不取。某些典型人物的姓名与其代表的特定含义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固定含义融合在里面。

除以上几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字、词和姓名不便或不宜入名。姓名禁忌，实际上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包含着政治、文化、习俗、心理等许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