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二月初二八字(1990年二月初二八字是否带印)

几乎所有的传世文献和史学论著，都将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记载为清廷击败准噶尔汗国的重要胜利。

然而，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当清军班师回京的时候，朝廷勒令作为全军统帅的裕亲王福全不得进城，在朝阳门外听候审查。接着，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经过研究，做出了这样的责任认定：

乃福全等调度乖方，既经战胜，不能乘机剿灭。收兵又不鸣笳，贼败不行追杀，反行文禁止苏尔达等进兵，以致穷寇遁逃，殊误军机。且未经请旨，率兵擅回哈吗尔岭内……

《清圣祖实录》还记述，根据上述责任认定，议政王大臣会议做出了最终处理决定：革去裕亲王福全、恭亲王常宁、简亲王雅布的王爵，革去内大臣公舅舅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以及散秩大臣查努喀的职务，解除都统公彭春，前锋统领班达尔沙，护军统领杨岱、苗齐纳的任职，不给都统宗室苏努、喇克达、都统阿席坦、诺迈叙功，并将内大臣苏尔达、费扬古，都统希福，副都统塞赫、罗满色罚俸一年。

打了胜仗的清军将领们，在班师回京之后，竟然受到了大面积处分，这有悖常理啊！尤其是福全，不但被扣上了“殊误军机”的帽子，而且连王爵都没保住。要知道，这位福全可是当朝皇上的兄长。毫无疑问，议政王大臣会议做出这样的决定，恐怕也是康熙帝默许的。

大面积惩处将领，大概只有战败了才会这么做。那么，乌兰布通之战到底打赢了没有？这还要从福全的第一份战报说起。

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辛酉，福全的第一份战报送抵北京，对战况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七月二十九日，臣等闻厄鲁特屯于乌兰布通，即整列队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

单看奏报内容，乌兰布通之战清军打赢了。不过，奏报里的疑点也不少：一方面，处于攻势的清军右翼为天然屏障所阻，无功而返；另一方面，左翼虽然破敌，但也因“昏夜地险，收兵徐退”。

因此，如果要采信这份奏报的内容，那我们只能认为：清军虽然给予噶尔丹军一定伤亡，但战果有限，顶多算是小胜，并非全胜。

对于这份战报反映内容的真实性，现代学者是抱有强烈质疑的。

苏联学者兹拉特金在《准噶尔汗国史》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清军虽拥有大量优势兵力和强大的炮兵，仍不能彻底击溃既没有炮兵，而且数量上比敌人少两、三倍的卫拉特军队。在力量对比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卫拉特军队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刚毅顽强的精神和具有组织反抗的能力。”

日本学者宫胁淳子在《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中如此表述：“对于乌兰布通之战，通常都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战败了，但是由于清军的副将军（佟国纲）战死，不能认为清军获得了巨大胜利。”

福全的战报里，并没有提到佟国纲阵亡的消息，也没有叙述准噶尔军军队的具体伤亡情况。这样说来，就有避重就轻、隐瞒损失、夸大战果的嫌疑。因此，中国学者张羽新早在1986年就写了《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对乌兰布通战役的结果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战争双方互有胜负，清军损失甚至要大于噶尔丹的军队，指挥上也犯了错误，因此算不得胜仗。

现代学者的所有评论，都只能算是马后炮。毕竟，今人能看到的文献资料更多更全面，而对于当事者康熙帝来说，他得到前线情报的最初来源，就只有这份战报。既然是捷报，皇上自然高兴，“焚香谢天，不胜欣悦”，颁旨嘉奖，希望福全“穷其根株，平其余党，熟筹始末，一举永清，勿留遗孽”。

康熙帝“宜将胜勇追穷寇”的这个想法，其实没什么错。当时准噶尔军队已经孤军深入，即便清军初战不利，但仗着人数众多、火器先进，应该是聚歼噶尔丹的好时机。

可是，当收到福全的第二份战报后，康熙帝有些蒙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福全在第二份战报里说了三层意思：

第一层，拒绝噶尔丹直接求和。清军初战告捷，但“噶尔丹据险坚守”，并派使臣到清军营前索取投靠清廷的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被福全严词拒绝。

第二层，从中调停。八月初四，的代表济隆呼图克图率领七十余名弟子来到清营，声称噶尔丹承认“深入汛界，部下无知，抢掠人畜，皆大非理”。只要将哲布尊丹巴交付其师，噶尔丹即可退兵。

第三层，福全决定暂停追击。尽管福全认为“噶尔丹乃狡诈之人，虽不可全信”，但他对中间人济隆做出的“噶尔丹不敢妄行”的保证抱有幻想，同时估计噶尔丹此刻“必多窘迫”，暂时停战有利于赢得时间，待清军各路援军抵达后，再聚歼噶尔丹。

于是，福全改了策略，从全面进攻变成了羁縻政策。具体的表现，就是“檄各路领军诸王大臣暂止勿击”。

这份战报的发出时间不早于八月初四日。北京距离乌兰布通约七百里，按照驿站传递军报的速度，康熙帝最早也要到发出战报的第二天才能看到。等他根据这份战报做出决策，再把谕旨送回福全手中时，又要耽搁一两天。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一来一回差不多3天光景，就给噶尔丹创造了喘息之机，从容撤离战场。福全聚而歼之的计划就此落空。

倘若这份战报大体可信，那就意味着清军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打败了噶尔丹军队。倘若这份战报夸大战果，那就意味着清军的损失，其实是要大于噶尔丹的。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噶尔丹在战役结束后，并没有继续向北京进发，而是退兵了。因此，不管清军是否打赢，至少还是完成了阻止噶尔丹继续向长城以南进军的图谋，算是战略上获得了有利态势。

问题来了：既然战略上有利，为什么康熙皇帝还要重惩福全等前线将官？

要想揭开乌兰布通之战的真相，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叫李明的传教士。注意，这只是他的中国名字，他本身是法国人。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李明来到中国，五年后回国。这些传教士，既是宗教信仰的传播者，也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者，更是中国各类情报的搜集者。他们来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及时向国内主教传递信息。于是，给国内主教写信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书信的内容多为在华生活经历和各种见闻。

这些书信有多大的情报价值，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时至今日，它们倒成了了解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至少没有被清朝皇帝篡改过，相对客观。

李明的十多封书信汇辑为一本书《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1696年在法国出版。这本书曾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不过，好景不长。四年后，法国索邦神学院查封这本书，使之尘封了近三个世纪。直到1990年，才有学者把它找出来再版。对于当代历史学者而言，这本书算是比较新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是当时人记录当时事。

翻开这本书，我们找到一段对清军作战的记述，很有意思：

几年前，皇上发动的与鞑靼王的战事更好地说明了我所说的绝对皇权。势单力薄的鞑靼王竟然胆敢掠夺帝国的几个土邦，皇帝便派遣自己的一个兄弟统率雄师进行征讨。鞑靼军瞄准战机，及时出击，以少胜多地打败了王者之师，官兵全面败北，溃不成军。

国丈原系鞑靼人，深谙领兵作战之术，他的言辞和表率激励了一群勇猛善战的部下，他指挥的炮营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国丈和部下都战死疆场。人们指控率兵作战的将军首先从前线撤退，进而导致了全军的败局。好大喜功、假充好汉的皇帝关心的不是战争的失利，而是兄弟的丢人现眼。

李明于1687—1692年在中国传教。这五年间，清军在蒙古草原上发动的最有影响的战役，就是乌兰布通之战。由此可以断定，这段话描述的战役，就是乌兰布通之战。其中提到的“鞑靼王”是噶尔丹，“帝国的几个土邦”是遭噶尔丹侵袭的喀尔喀蒙古诸部，指挥炮营的“国丈”是康熙帝佟皇后的弟弟佟国纲，而“丢人现眼”的“兄弟”当是福全。

李明的叙述，认为乌兰布通之战对于清军是一场十足的大败仗，唯一的亮点就是佟国纲的炮营。可以说，李明的记述，完全推翻了以前所有文献史料和论著的成论。

那么李明的叙述，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我们回到作为官修正史的《清圣祖实录》。其中记载，参加乌兰布通之战的清军将领几乎都遭处罚，唯独“火器营官兵及左翼交战将士为头等军功”，受到表彰。这跟李明的记述是吻合的。

因此，《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对乌兰布通之战的记述，虽然与众不同，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有部分内容是可信的。

无论是搞研究，还是断案子，大家都清楚一个道理：孤证不立。只靠法国人李明的这点记述，恐怕还不能改变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固有认知。

不妨再看一看朝鲜的资料。

当时，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要定期派使臣到中国来朝见皇帝和进贡特产，表示臣服。这些朝鲜特使里，有一类叫谢恩使，是清廷回赠礼品后，承担来华谢恩任务的使臣。他们大老远跑一趟，可不光是为了磕头谢恩。来到北京，他们结交达官贵人，目的是办事时能行个方便；他们到处打听宫里的事，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回国。《李朝实录》作为朝鲜的官修史书，就把这些情报记录了下来。

跟洋人的记述一样，《李朝实录》并非中国史料，清朝皇帝当然也就够不着，没法销毁。而朝鲜国王跟中国内政没太多瓜葛，也犯不着在本国的正史里替清朝君臣遮遮掩掩。因此，《李朝实录》里的记载相对客观。

据《李朝实录》记载，这一年十月，朝鲜谢恩使全城君濬、权愈从中国返回朝鲜，向朝鲜国王介绍了当时的蒙古形势。权愈说：“清兵数败，而蒙古四十八旗坐视不救，辽沈甲卒归还之日，路经蒙古地方，蒙古乘夜劫掠其战马。以此观之，蒙古之叛可知也。”

权愈的这段话，意思是说，清军在该年十月以前，于蒙古地区的军事行动进展不利，败绩连连。而乌兰布通战役发生在该年八月，如果战役获胜，权愈一定会向朝鲜国王提及。可事实上，乌兰布通战役并没有被提到。这只能说明乌兰布通之战与该年五月的乌尔会河之战、七月的乌珠穆沁之战一样，都是清军失利。[1]

有《李朝实录》作为旁证，《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的记述看来越发靠谱了。

福全指挥失误，清军前线失利，福全谎报军情，康熙闻讯震怒，大批官员受到惩处。这样的逻辑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还有个问题一直没解释清楚：李明只是个传教士，他怎么会对战局情况了如指掌？难道他参加了战争的全过程吗？康熙帝可能会让一个洋人参加战争全过程吗？

乌兰布通之战的背景，是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率军袭击喀尔喀蒙古，而后挥师南下，跟清廷争夺对长城以北的控制权。噶尔丹有个理想，就是恢复成吉思汗的帝国伟业。可他不是成吉思汗，康熙帝也不是金哀宗或者宋理宗。他碰上了硬茬。

当噶尔丹大军逼近古北口时，康熙帝决定御驾亲征。乌兰布通之战，作为双方的首次决定命运的大决战，本该由康熙帝亲自指挥，可他在进军途中“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銮”。如果李明与康熙帝关系亲密，必然随驾撤离前线；如果与康熙帝关系一般，则不可能身临前线。因此，《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里关于清军在乌兰布通战败的消息，应该是李明的道听途说。

同样“道听途说”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却在《张诚日记》中记述：“京师公告，由皇长兄率领的王师征讨厄鲁特已获胜利。”在记述福全受到惩处的时候，他仍旧强调“皇上所遣大军征战得利”。按张诚的说法，清廷有可能为稳定人心，向社会公布假消息，讳败为胜。

再说说福全。如果他有意谎报军情，讳败为胜，那么清廷在处置他的时候，应该提到这条罪名。可据《清圣祖实录》记载，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多罗郡王鄂扎参劾福全时，尚且承认福全“既经战胜”。康熙帝也在谕旨里认可福全的战功：“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为我军击败遁走。”康熙帝最终减轻对福全等人惩处的理由，也是“此举已击败厄鲁特兵，噶尔丹远遁”。四年后，康熙帝提起此役，仍不无遗憾地说：“此乌兰布通之役，贼几可灭，我师坐失机会。”清廷为福全罗织的罪名里，并无谎报军情一项。

《清圣祖实录》是官修史书，记述了康熙帝一生的政治活动和主要言论。这部雍正年间由张廷玉等大臣主持纂修的文献资料，虽然在储位之争、皇位传承等涉及雍正帝切身利益之处叙述简略、模糊，但完全没有必要对乌兰布通之战进行曲笔或隐讳。毕竟，这无伤康熙帝的脸面，也跟雍正帝的政治利益毫无瓜葛。

胜败乃兵家常事。康熙年间的清军虽然打了很多胜仗，但也并非战无不胜。三藩之乱爆发之初，清军就多次战败，可最终还是获得全胜，平定了三藩。与噶尔丹的作战，清军也并非保持不败，乌兰布通之战爆发前，清军在乌尔会河之战、乌珠穆沁之战中就吃了败仗。这些失利都得到了如实记述。这说明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对康熙年间军事上吃败仗这事，是没什么忌讳的。

更何况，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征漠北，将噶尔丹彻底击溃。不管前面打了多少败仗，最终的决战是胜利的，这就足够了。即便如实记载，也无伤清廷的体面和尊严。

再说说噶尔丹。从当时的战场形势来看，由于他席卷喀尔喀，并在乌尔会河之战、乌珠穆沁之战中得手，气势正盛，如果在乌兰布通之战中获胜，他当然会继续其军事冒险，向内地进军，而不至于像福全的第二份战报所说，乘胜求和，溜之大吉。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噶尔丹虽然在前方气势如虹，可他的战略后方，也就是准噶尔领地，已被策旺阿拉布坦占领。前面打得再好，也变成了无后方作战。而他席卷而过的漠北蒙古草原，经过战争破坏，已是一片废墟，很难为噶尔丹军队提供充足的后勤支援。

既然没了后方，也就不必再顾忌战线太长、兵力分散的问题，只有继续向前冲，扩大占领区，到漠南地区甚至长城以南去作战和抢掠，才能求得生机。因此，如果不是受到挫折，噶尔丹是不会轻易撤军的。

据清朝学者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噶尔丹兵临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时，清廷极为恐慌，“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

把上面的所有信息综合起来看，乌兰布通之战的结局，应该是遏制了噶尔丹的南下势头，缓解了清廷的恐慌，为多伦会盟的成功举行，以及六年后康熙帝三征漠北打下了良好基础。从战略上看，清廷无疑是成功的。《李朝实录》和《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关注的是战役本身，而非战略全局。乌兰布通之战，清军的损失要多于噶尔丹，且错失合围聚歼噶尔丹的良机，使其从容撤出前线，清军在战术上确实吃了亏，但并非彻底失利。

如果说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那么，为什么当清军班师回京之时，康熙帝不仅拒绝主帅福全入城，而且默许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定，对福全等大部分参战将领进行惩处？

我们还是回到《清圣祖实录》里，看看在此之前，康熙帝都看到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收到福全的第一份战报后，康熙帝兴奋不已，“焚香谢天，不胜欣悦”。接着，他认为噶尔丹系孤军深入，清军无论在人数、装备等各方面都优于噶尔丹，应“穷其根株，平其余党，熟筹始末，一举永清，勿留遗孽”。康熙帝对福全这份战报的回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掐算时间，这份回复至迟应在八月初四日送达福全手中。因为这一天，福全寄出了第二份战报，汇报了他此刻所做的工作：不是追击，而是议和。

没错，福全正在听取济隆呼图克图的调停，准备接受议和，暂时停战。不管他的初衷如何，这样做显然违背了康熙帝“穷其根株”的主张。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帝对第二份战报的回复，口气非常严厉：

……大将军王与皇子失误机宜，众大臣不正言抗阻，军律甚明，归时断不姑宥。此役所关甚巨，今科尔沁、乌喇、盛京之兵，初四五间可至达尔脑儿矣，若又失机会，不进逼之，王与大臣等此行何所事耶？

字里行间，透着康熙帝的愤怒与失望。

李明对战争的记述，虽然多是道听途说，但有些内容讲得很有针对性。他在《中国近事报道》中介绍福全从拟受重惩到获得宽恕的过程，就是要向法国的红衣主教讲清楚，中国的“绝对皇权”究竟是什么样的。用李明自己的话说，就是“皇帝可以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于死地，庶民百姓就更不足道了”。

连一个外国传教士都意识到，皇权至高无上，不可侵犯，而福全胆敢违抗圣旨，擅自更改作战方略。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福全这么擅做主张，等于在跟渗透到军队指挥系统里的皇权公然对抗。康熙帝对此当然不能容忍。

别忘了，福全是康熙帝的兄长，是朝廷的裕亲王，统率重兵。这么一位离皇位如此之近的贵族兼将军，对皇帝的谕旨置若罔闻，怎么能让康熙帝放心？就算福全从来没打算染指皇位，康熙帝的心里也没法踏实。

因此，多罗郡王鄂扎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奏称：在配备了强大的精兵和火器的情况下，福全不仅不能乘机剿灭，反行文禁止苏尔达等进兵，以致穷寇遁逃，而且未经请旨擅自率兵回哈吗尔岭内。而康熙帝在上谕中，详述了福全擅自停战议和的全过程，并发出了“伊等不战，乃大误也”的慨叹。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后，福全的声音在朝廷里消失，不再承担重任，也不再参与政务，直至去世。只是在六年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他随驾出征，但已经失去了全军统帅的位置。康熙帝就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福全的军权生涯，也清除了在他身边的潜在威胁。

所谓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用在乌兰布通之战，或许再合适不过了。它至少给了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尽信书不如无书，有些成论并非无懈可击。第二，战争的奥妙不仅在于兵力和装备对比，不仅在于排兵布阵，也不仅在于人心所向的必然因素，以及难以预测的偶然因素，更在于背后的政治玄机，或许只有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才能感同身受。第三，孤证不立，多对比，多研讨，才能得出更靠谱、更扎实的结论，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验。

这几本书值得读一读：

1.［法］张诚：《张诚日记：1689年6月13日—1690年5月7日》，陈霞飞译，陈泽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

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清圣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4.［法］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郭强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