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三月初三八字(1969年三月初三是什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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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戊子年生:五行属火[仓内之鼠] 1948或2008出生的人为人计算聪明,精晓文武,早生儿女克,迟生保平安,夫妻和顺,有财益之命,晚年大兴旺相,女人贤良,发达之命。
庚子年生:五行属土[梁上之鼠] 1900或1960出生的人为人尊重安稳,一生衣禄无亏,主妻贤明,持家有权柄,须事能通达,遇凶化吉,贵人提拔,女人兴旺,阴家之命。
壬子年生:五行属木[山上之鼠] 1912或1972出生的人为人幼年有灾,中年衣食足用,男招好妻,身闲心苦,多喜多忧,兄弟少力,六亲冷淡,凡事自作自为,女人贤能之命。
甲子年生:五行属金[屋上之鼠] 1924或1984出生的人为人多学少成,有始无终。心性暴燥,幼年见灾,重拜父母保养,兄弟骨肉小靠,子多刑,男大而女人夫长,可谓伶俐聪明贤能之命。
丙子年生:五行属水[田内之鼠] 1936或1996出生的人为人胆大,有权柄及智谋,早年平平,中年景就,晚景暮年暮年大好,做事按机,女人饶舌絮刮之命,言多必失,守己循分,幸福遁来。
牛
己丑年生:五行属火[栏内之牛] 1949或2009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通文艺有才能,衣禄不少,男女有另娶,花烛重明之嫌,后来夫妻辑穆,百年偕老,晚年发福命。
辛丑年生:五行属土[路途之牛] 1901或1961出生的人为人心性温顺,初限有惊恐之厄,虽有衣禄财帛,进退骨肉少力,晚景暮年暮年福寿延长,女命喜血财。旺相之命。
癸丑年生:五行属木[栏内之牛] 1913或1973出生的人为人衣禄不少,财帛早年不聚,一生尊重,不惹长短,父母难为,骨肉少靠,夫妻和顺,儿女见迟,早宜过房之命。
乙丑年生:五行属金[国内之牛] 1925或1985出生的人为人慷慨,喜爱东风,见事多学少成,幼灾父母重拜,九流中人,夫妻无刑,儿女不孤,六亲少靠,女人贤良,纯和之命。
丁丑年生:五行属水[湖内之牛] 1937或1997出生的人为人辑穆,衣禄不少,初年有财禄常在,晚年有剩骨肉,头女无情迟好,夫妻和顺,女人旺夫,持家贤良之命。
虎
庚寅年生:五行属木[出山之虎]?? 1950或2010出生的人为人心性急,有口无心,有事大藏,易好易怒,反复无常,衣食丰足,但财物早年耗散不聚,晚年丰隆,女人有内助旺相之命。
壬寅年生:五行属金[过林之虎] 1902或1962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有事不藏,男女早婚不宜,夫妻相克,儿女见壕,初年做事颠倒,中年兴晚年财帛足用,女人养畜如意发福之命。
甲寅年生:五行属水[立定之虎] 1914或1974出生的人为人老实,一生利官近贵,家道兴宁,衣食足用,财帛多招,父母有刑,重拜双亲,女人管夫,男人怕妻,命硬三分,子息长。
丙寅年生:五行属火[山林之虎] 1926或1986出生的人为人多学少成,心性不定,口快舌硬,身闲心直,手足不停不止,利官近贵,女人贤良,晓事聪明灵利之命。
戊寅年生:五行属土[过山之虎] 1938或1998出生的人为人猛烈,易快易冷,反目无情,早年勤俭,离祖发达,主有聪明伶俐,守其和平,以礼待人,晚年大有良机,幸福之命。
兔
辛卯年生:五行属木[蟾窟之兔] 1951或2011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有志气权柄,利官近贵,身闲心不闲,六亲少靠,自立成家,少年劳碌,晚年大利,女人规画家庭兴隆之命。
癸卯年生:五行属金[出林之兔] 1903或1963出生的人为人酒食不少,福禄有余,凶中化吉,早年财帛不聚,多收入多支出,晚景暮年暮年兴隆,女人中年与晚景暮年暮年多下系牺牲利益,保持之命。
乙卯年生:五行属水[得道之兔] 1915或1975出生的人为人志气轩昂,计谋巧妙,求一生近贵,则百事如意,文武皆通,女人福寿无亏之命。
丁卯年生:五行属火[望月之兔] 1927或1987出生的人为人手足不停,身心不闲,衣禄不少,性巧聪明,做事有头列尾,女人秉性好静,一生安允有幸,男人福分之命。
己卯年生:五行属土[山林之兔] 1939或1999出生的人为人风骚,一生衣禄丰足,自然善闲游,嘻戏不首人所欺,六亲冷淡,骨肉难为,妻招年长,配偶和合,女人与邻睦和,亲族贤达,长寿之命。
龙
壬辰年生:五行属水[行雨之龙] 1952或2012出生的人为人劳碌,手足无时停,早年难守,财来财去,不聚财宝,有虚无实,晚景暮年暮年发财发福,女有规画旺相之命。
甲辰年生:五行属火[伏潭之龙] 1904或1964出生的人为人衣食丰足,一生清闲,早年平平,中末丰厚有余,骨肉相亲难靠,参自己所想事业经营,二十年间可以发达之命。
丙辰年生:五行属土[清温之龙] 1916或1976出生的人为人聪明兼伶俐,四海东风,一生衣食无亏,身闲心劳,好交朋友,中年事业兴隆,晚景暮年暮年财旺,女人贤能之命。
戊辰年生:五行属木[清温之龙] 1928或1988出生的人为人喜气东风,出入压群众,利官近贵,骨肉弄伤儿女不孤之命,女人温良贤达,有口无心,主招好夫之命。
庚辰年生:五行属金[恕性之龙] 1940或2000出生的人为人东风和气,劳碌雪霜一生,利官近贵,名利双全,衣食足用,中年平顺,晚年大兴,女人勤俭,规画之命。
蛇
癸巳年生:五行属水[草中之蛇] 1953或2013出生的人为人伶俐聪明,财谷聚散,主近贵人,中年风霜,东风之徒,守己暂暂发福,三胜时败,被人反睦,晚景暮年暮年荣华贤良之命。
乙巳年生:五行属火[出穴之蛇] 1905或1965出生的人为人气象端正,且喜好东风,只带指背煞,救人无功,做好不说,早年子女刑克,晚得安宁,女人有发达,相夫益子之命。
丁巳年生:五行属土[塘内之蛇] 1917或1977出生的人为人利官近贵,禀性刚强,不顺人情,兄弟居长,事业显荣,女人容貌美丽,衣食丰足,贤达起家之命。
己巳年生:五行属木[福气之蛇] 1929或1989出生的人为人聪明伶俐,有功名之分,夫妻能和顺,做事如意,牛田有分,女人衣食不少,男人多出风头,善有计谋,英敏之才,福厚之命。
辛巳年生:五行属金[冬藏之蛇] 1941或2001出生的人为人在机谋,多随机应变,志气过人,衣食足用,贵人扶助,中年平顺,老运发财发福,长寿只命。
马
甲午年生:五行属金[云中之马] 1954或2014出生的人为人和气,喜好东风,交朋群友,利官近贵,遇凶不为做善事,财源旺相,女人衣禄平稳,主有天财之命。
丙午年生:五行属水[行路之马] 1906或1966出生的人为人清闲,初年财帛耗散,心主不忧不住,宜做手艺工夫生意,不利求名,兄弟各自成家,后运发财兴旺,女人清奇巧妙之命。
戊午年生:五行属火[廊内之马] 1918或1978出生的人为人志气宽宏,一生衣禄自然,容貌端正,温良性格,少年多难,骨肉有刑,女人姊妹少靠,大有兴旺之羊命。
庚午年生:五行属土[堂里之马] 1930或1990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利官近贵,衣禄丰盈,男柄持家,女人荣夫誉子,秀气之命格,男人有带固执之性格,注重欠点,受人敬佩之命。
壬午年生:五行属木[军中之马] 1942或2002出生的人为人勤俭,父母刑伤,灾厄可折,早年有财物但不聚,晚景暮年暮年旺相,事应积蓄,防御乏旱,女人兴家,贤能之命。
羊
乙未年生:五行属金[敬重之羊] 1955或2015出生的人为人容貌端正,少年勤俭,初年平顺,兄弟少靠,子息不孤,立家兴隆,晚年大有聚财,女人持家相夫益子之命。
丁末年生:五行属水[失群之羊] 1907或1967出生的人为人喜怒无常,一生口舌能辩,名利有分,衣禄皆足,骨肉疏远妇息迟,见女人晚景暮年暮年兴旺,助夫益妇之命。
羊年?1919和1979出生的人辛未年生:五行属土[得禄之羊] 1931或1991出生的人为人有志气,一生性宽,少年多难,头见女吉,生男有刑,夫妻和顺,女人持家兴旺,男人有建家立业,名显荣幸之命。
癸未年生:五行属木[群内之羊] 1943或2003出生的人为人心急口快,须事伶俐,救人无恩情,反招事非多,只好休管他人事,,有财无库,财来财去,重物质,造基础,女人贤德能持家,初年起晚景暮年暮年平安之命。
猴
丙申年生:五行属火[山上之猴] 1956或2016出生的人为人衣食足用,交易买卖,利路亨通,自有生财,牛田有分,早年劳碌,晚景暮年暮年兴旺,女人牺牲血财,持家旺相之命。
戊申年生:五行属土[独立之猴] 1908或1968出生的人为人性急,做事反复,一生劳碌辛劳,利官见贵,儿女刑伤,财帛足用,女人贤良晓事,针业精能,妇息不孤之命。
巳未年生:五行属火[食果之猴] 1920或1980出生的人为人一生手足不停,名行清高,利官近贵,命犯指背煞,做好不得好,救人无功劳,女人立志能兴家,六亲冷淡,晚景暮年暮年兴隆之命。
壬申年生:五行属金[秀气之猴] 1932或1992出生的人为人性巧聪明,机谋多变,和气东风,功名有分,更招贤德之妻,男人多受人敬爱,姿性英敏,女人美容艳丽,富贵之命。
甲申年生:五行属水[过树之猴] 1944或2004出生的人为人衣禄不少,心情温柔,出入压众,初年颠倒,晚岁利达,兴家丰隆,夫妻和合,儿女见迟,女人规画兴旺,荣隆之命。
鸡
丁酉年生:五行属火[独立之鸡] 1957或2017出生的人为人好东风,多情重恩,利官近贵,初年劳碌,身闲心苦,晚景暮年暮年家道兴隆,女人秀气命,半夫半财,老岁吉昌之格。
巳酉年生:五行属土[报晓之鸡] 1909或1969出生的人为人心性聪明,衣禄有余,六亲难靠,儿女早见,做事如意,百事皆通,凡事宽量,心重为吉,女人计较多变,无灾厄之命。
辛酉年生:五行属木[笼藏之鸡] 1921或1981出生的人为人一生伶俐,精神清爽,口能舌便,高人敬重,财帛足用,六亲冷淡,骨肉情疏,女人贤德,规画兴家之命。
癸酉年生:五行属金[楼宿之鸡] 1933或1993出生的人为人心直公平,一生口便舌能,有藏衣禄,平稳足用,六亲冷淡,虚事不中,为人同等,不贪不取,晚景暮年暮年旺相,女人美容艳丽,富贵之命。
乙酉年生:五行属水[唱午之鸡] 1945或2005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志气轩昂,衣禄足用,福禄双全,兄弟虽有,难为得力,六亲辑穆,女人兴财绵元,平稳之命。
狗
戊戌年生:五行属木[进山之狗] 1958或2018出生的人为人和气,自营自立,早年颠倒,财款耗散,晚景暮年暮年得财,宜拜师学艺,工夫之翕,立业能而成功,财源广进,利路亨通,女人养育中平之翕。
庚戌年生:五行属金[寺观之狗] 1910或1970出生的人为人快活,丑年有灾,利官近贵,作事灵敏,百事如意,勤俭励业,福在晚年,犯指背煞,救人无义,女人心贤能事,兴旺之命。
壬戌年生:五行属水[雇家之犬] 1922或1982出生的人为人一生好行善事,东来西去不住不停,且多劳多管,衣食不缺,贵人提拔,百事称意,早年平常,晚年兴旺,女人善能规画贤良之命。
甲戌年生:五行属火[守身之狗] 1934或1994出生的人为人口快舌便,身闲心不闲,有权柄智谋,为名声远播,福禄有余,女人旺夫,生财有命。
丙戌年生:五行属土[自眠之狗] 1946或2006出生的人为人豪杰和顺,招财得宝,自立家业,前运勤劳,晚年荣华,清荣高气,女人老年尚好,血财旺相之命。
猪
己亥年生:五行属木[道院之猪] 1959或2019出生的人为人巧计伶俐,衣食安稳,骨肉少力,六亲冷淡,儿女早见刑克,夫妻和顺,女人清闲,晚年发达之命。
辛亥年生:五行属金[圈里之猪] 1911或1971出生的人为人不惹闲事,百事谋求,早年不聚财物,晚景暮年暮年庆良机,可谓荣华富贵之翕,女人丰福,立业使命。
癸亥年生:五行属水[林下之猪] 1923或1983出生的人为人刚直,不顺人情,财谷如意,六亲疏远,自立权衡,则晚景暮年暮年胜前兴,创家之命,女人持家,牲口旺相,享福延寿之命。
乙亥年生:五行属火[过往之猪] 1935或1995出生的人为人和顺,幼年多难,父母有刑,但重拜无害,夫妇和合,谐老齐眉,存心中正,中年未岁,财兴旺,妇女有克,见迟方好。
丁亥年生:五行属土[过山之猪] 1947或2007出生的人为人性巧聪明,自立自营,儿女有刑,见迟为好,生平好做善事,财源旺相,女人衣禄平稳,主有天财之命。
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风景,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经历,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都是自己品味的经历的,就值得好好去珍惜,祝大家经历过,感受过,遇到过风雨,也遇到过彩虹,最后都可以坦然对待生活。
连载之二:母亲的硝烟岁月 文/国伟
二、启蒙影响
我母亲之所以能够走出偏僻山沟,参加革命工作,是与当时的抗战形势、当地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八路军在邹东建立抗日根据地,没有冯东岳(保泰)、冯惠兰等人的指引和陈广山等抗日英雄的感召,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只能在山旮旯里艰难生存的乡下女子,怎么可能有这种见识、这份胆量,远离家乡亲人,走上硝烟弥漫的战场,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 她的离休证上写着参加工作时间是1946年7月,可是我也经常听她说起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前,她在公家干过什么什么事。这让我有些纳闷,便问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来工作的? 她说:“要是从瓦曲参加高级民校算起,我1945年初就离开家了。” 瓦曲离刘家沟不远,只隔着一个辛庄,位于邹县田黄南4里处,坐落在十八盘山、鹿山、三仙山和卧龙山的怀抱里,小沂河的支流——罗头河自南向北穿村而过,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邹县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地。从1932年12月邹县县委诞生,到解放战争结束,前后17年时间里,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变化,县委机关也不断转换地方,其间在城里4个月,在邹西太平5个月,遭破坏中断5年零8个月,其余10多年全在田黄,较长时间设在瓦曲村。因此,瓦曲村被誉为“邹县的杨家岭”。 老妈说的“高级民校”,有资料载曰:“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为解决抗日军政干部紧缺的问题,1944年3月‘鲁南一地委’决定,在田黄瓦曲村建立‘邹县高级民校’(对内称‘党校’,对外称‘民校’)。高级民校在辛庄识字训练班基础上举办,校长由代县长王兰斋兼任,副校长周亚民,指导员孔斌,副指导员张继朴,队长高善邦。民校缺少教材,教育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形势。以我为主,恢复失地思想;2、如何深入减租减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加强民兵联防和村级组织建设;3、如何搞好农业、手工业生产,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第一期培训班45天,学员240人,培训班中设村长、民兵联防队、农会长队、村各救会长队、青年队、妇女队、职工会长队、教导队。1945年5月4日,发生日伪军偷袭根据地的瓦曲事件,疯狂的日寇杀害我抗日军民及民校学员,并抢掠了村中大批粮食、财物,这是日军在邹东犯下的又一次滔天罪行。到1946年1月,民校培训班共举办6期,毕业学员1200多人,为建设老区、开辟新区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对以后进行解放战争,赢得全国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张云雷《邹县的杨家岭——瓦曲村》)。 我老妈说:“那时候我离开家到瓦曲参加高级民校,一是区里‘动参会’上门来做工作,二是也因为受到冯保泰那些人的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广泛、充分的政治动员,使广大进步和爱国民众不断参与到抗日政治体系中来。农民的政治意识及责任感普遍得到增强和提高,政治热情高涨。这对于中国坚持敌后抗战并争取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动参会”就是那一时期的产物。
我老妈回忆说;“到民校学习,区里‘动参会’来做工作。当时俺妗子是妇救会长,刚生完俺表弟,不能去;民兵队长在山上打兔子,把腿摔折了;儿童团长叫小水,上树够桑葚子掉下来摔昏迷了,能去的就剩我一个姊妹团长。我那时候刚入党,还担心公家不要我。区里说:‘一个也行,不留空白。’怕俺娘不同意,来做俺娘的工作。俺娘说:‘既是这样,那就叫她去甭。俺家得带个头!’没想到俺娘这么支持我!我可高兴死了,一蹦多高。因为那一期冯惠兰也参加,我去有搁伴的。邻居们知道后,就对俺娘说:‘啊?十六七的闺女,叫她出去干么去呀?去找死去啊?’还有的说:‘八路军肩膀上扛着个头,早晨有,晚上无。你看着吧!不一定哪时,就来给你送信!’俺娘光听着,也不吱声反驳。她觉得俺娘俩都是个党员,要是拦住不叫我去,那就不够党员的资格。我倒不知道她也是党员,后来我上区里拿信,区里指导员告诉我:‘你娘也是党员。’” 我问道:“你说受冯保泰的影响,是怎么回事?”老妈回忆说:“冯保泰一家在俺村待的时间最长。大人小孩都跟他熟悉。那时候各村民兵都成立了联防团,也叫自卫团,冯保泰担任团长。除了组织民兵训练,打鬼子,灭汉奸,有空的时候,他亲自教唱歌。《铁流两万五》、《大刀歌》什么的,都是他教的打鬼子的歌。” 老妈说着说着,自己就哼唱起来: “铁流两万五千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 锻炼成一只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 慷慨悲歌奔战场……” 虽然她记不住全部歌词,但调子还是比较准的。这个实际上是八路军的军歌。她说的《大刀歌》,就是《大刀进行曲》。当时这些抗战歌曲,很能鼓舞人心。八路军教老百姓传唱,立马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我妈会的老歌很多,现在看她哼唱,完全沉浸其中,好象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与一帮小伙伴们慷慨激昂地唱着歌,扛着红缨枪,飒爽英姿地集合操练、站岗放哨……。 她的歌声让我感动,浮想联翩。唱完,我情不自禁地为她鼓掌喝彩,感觉比歌星唱得更有深情,更加动人! 我感慨地说:“冯保泰在那一带真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啊!” 老妈连连点头称是。 我又问:“八路军在沂蒙山办了不少识字班,你们那里办过没有?” 她说:“当然办过。西边的辛庄先办了识字班。那时候俺村里都是文盲,连自己的名也不会写。八路军来了后,号召大家学认字,办识字班。冯老头就给大家说:‘起小不读书,大了一窝猪。’后来,区里叫各村都办村学。我当时是姊妹团长,得带头学才行。” 张云雷的文章很好地记载了那时的学习情况:“为组织邹东抗日根据地人民利用冬闲季节学习政治与文化,并进行抗日教育,1943年1月,鲁南一地委、一行署成立了冬学委员会,并领导全地区抗日根据地大办冬学。一行署教育科科长王兰斋兼主任、张正范任秘书,各区文教助理员兼任委员。全区共建了冬学171处,学员6200名。同时建立妇女夜校7处,学员300余人。学习材料由冬学委员会自编自印。参加学习的人员都是18——45岁的男女青壮年。党的一些政策方针也在冬学里布置。2月,一行署冬学委员会召开会议,总结1个月来的冬学情况,号召在冬学争创三模:即学习模范、抗日模范、生产救灾和拥军优属模范。至1944年初,冬学发展成村学,即全村男女老少按不同情况,分别参加各种学习组织进行学习,学龄儿童有全日班、半日班。男青壮年参加冬学,妇女农闲时参加每天下午上课的识字班,老年人参加读报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学习,在没发下课本之前,就根据当时的政治任务、生产劳动、生活用具等内容,见物识字,随编随教:将‘反扫荡’、‘空舍清野’、‘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拿汉奸’、‘拥军优属’、‘送公粮’、‘做军鞋’和家具、农具名称‘锄、镰、锨、镢’等字写在自制的小石板上或识字本上,带到田头、灶台,边劳动边学习,师资不够就采取小先生制,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或不识字的。一区刘家沟地处偏僻的山沟里,二、三十户人家没有一个识字的,这个村的油坊生产组深感不识字的难处,其中有一位青年便经常到二、三里外的辛庄,请先生教给一些油坊生产急用的字,就这样边学边用边教给别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不少人能识几百字了。” 老妈继续说:“冯老头也是得空就教。他教的是‘卯金刀’,合起来就是刘家沟的‘劉’。惠兰姐也教。我的名字就是冯惠兰教给我的。我帮她看孩子,她在院子里洗衣服,用树枝写了‘王祥貞’仨字,边写边教我:‘它就是你,你就是它!记住了吗?’我就跟着她画,画的满地都是。不学会我决不罢休,到现在我都感激惠兰姐。” 我妈原来的名是按辈起的。参加工作后,1947年军队重点进攻山东,鲁南行署机关“北撤”,在黄河北,行署卫生队党小组长朱西正为她改名为“王风坤”,一直沿用至今。 老妈回忆说:“那时候最缺的是先生。区里请了个先生,家是大汶口的,专门教老百姓识字,不是固定的,转着村教。那会儿能识俩字的人太少了。你猜怎么着?嘿!大伙都没料想到,俺村里还藏着一个大秀才哩!” 我吃了一惊,问她:“大秀才?谁呀?” “就是‘小瞎春’的老爷!他是个前清秀才!人家大汶口来的先生知道了他的底子。” “什么?真是前清秀才?”这么个穷山沟,简直是让我不可思议! 我“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又冒出个‘金凤凰’的?” 我老妈解释说:“他是苍山卞庄的,弟兄们多。他娘抱着他要饭时,他拉肚子拉得不行了。他娘狠狠心,把他扔到一个大户人家门口就走了。这家小做活的早起开门,看见门口怎么有个孩子呀?没人管没人问,看着怪可怜,就把他抱家去了。大户家没有儿,拿他当宝贝。到他一懂事了,两个人看护他,还觅了先生专门教他,一直教成了秀才。清朝那时候招考,他考上了。来人调查他的历史,一调查,说是拾来的‘讨羔子’。他在门后头偷听,心里窝囊,从家跑了,不知怎么也到了刘家沟,自己开荒,从来不跟世人打交道。他这人很怪,平时穿着大褂,走路倒背着手,可有派头啦!一肚子文化不暴露,就是自己的亲孙子都不教个字,是个怪人!大汶口来的先生,不知怎么了解到他有‘秀才学’,好几次动员他出来教识字班。可他就是不干。最后把那个先生惹烦了,跟他瞪眼说:‘你要是不干,你也别想回家了!忖你上哪儿要饭去,饿死你拉倒!’他被逼得没法了,才在路边支个小石板,过来一个路人,就教人家认一个字。那时候,他还教了我一个字:‘二小二小,头上长草,是个蒜字。’就教我认了这一个字。后来,他跟三儿媳妇闹乱子,气得得了憋屈病,八十多岁上死了。死还留着大辫子,都到腚后头那么长。” 这人的想法确实有问题,钻牛角尖,连亲孙子也不教,脑子肯定进水了! 弄清了原委,我对老妈说:“好了,咱还是说冯老头吧!” 她“哦”了一声,又回到冯保泰的话题:“冯老头那会不光教唱歌识字,还讲了不少大道理。民兵集合训练时,他站那个高沿上,就给大伙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中国人要有骨气,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小日本投降,决不能当汉奸卖。他讲的这些,过去谁也没想过,叫他一讲,都才了解点国家大事。我胆子大,只要见冯老头有空,就缠着他。我愿听他讲故事,从他讲的故事里,才知道还有什么红军、八路军,有为老百姓造福的。” 我忽然想起来了,插空问她:“俺姥娘是谁发展入党的?” 老妈说:“就是冯保泰发展的呀!那时候党员都是秘密的,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43年就在俺村发展党员,除了俺娘,还有‘瞎春’的爹、聂殿忠,叫‘堡垒户’。咱这边要是有事,都是先找‘堡垒户’。可后来,47年来了后,聂殿忠叛变了,领着还乡团把俺娘和‘瞎春’的爹逮住,追问我们‘北撤’以前埋下了什么东西?都埋哪里啦?他俩都知道,可没说,没当孬种。还乡团就吊起来用磨棍打。俺娘打断了3根肋骨,弄到厂里蹲了两个多月,最后不行了,气都不能喘了,抬家来没多久就死了。……当时我没在家,还在黄河北。‘瞎春’的爹也打得半死,在床上躺了多半年。这都是聂殿忠那个熊黄子造的孽!还没等咱这边解放,他就先死了,要不也得‘嚗’他!唉!俺娘这一辈子恁可怜了!……她最后是活受罪呀!……唉!” 老妈又讲不下去了,不停地抽泣、抹眼泪。我也是泪如泉涌。虽然我与姥娘从未谋面,但我深感她老人家顾大局、明是非、有骨气,是邹东老百姓的杰出代表,是合格的优秀员,令我深深的敬仰与哀思! “唉!这些事还是俺妗子后来给我讲的。她当过妇救会长,可是个好人,对俺两个弟弟可好了。要不是她照应着,你两个舅也活不到解放呀!”老妈长吁了一口气,情绪非常低沉。 我听着她又要扯远,就引着话题回到冯保泰身上:“唉?唉?咱接着说冯保泰。” 于是,老妈又回忆说:“冯保泰这个人很有水平,有文化,懂得多,在俺那里威信很高。他给大伙开会讲,延安有个,是人民的大救星。穷人跟着干革命,才能打跑小日本,翻身得解放,过上太平日子。这些话,过去大家从没听说过。他还给我说:‘妮来,你不光要好好学,还得走出刘家沟,到外头长见识。中国大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大伙都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敢欺负咱!’我问他什么是‘四万万五千万’?他笑了,说:‘这是咱中国有这么多的人!’俺那会儿哪里懂这呀?跟憨瓜没两样。他鼓励我,叫我出来参加工作,后来他领头创办了鲁南行署平民医院,最后高低把我从被服厂要过去了。” 对于冯保泰,我老妈一辈子充满了敬佩和感谢。过去我也常听她说起过。 “惠兰姐比我大12岁,也是党员,平时俺俩关系最好,感情最深。那时候她又生了一个。我经常去帮她照料孩子,她就给我讲道理听,也没少帮助教育了我。” 说起冯惠兰,她的话匣子又收不住了:“冯惠兰当初嫁给孔宪绍,是冯保泰为了联合他爹孔昭同一块儿抗日,两家结成亲家。冯惠兰嫁过去的时候,正赶上台儿庄大战前。为了挡住小日本,四川来的部队都在滕县界河附近。他们南方人到北方来,光这个冷也受不了。孔昭同招了些裁缝,为他们制手套。他自己带头捐款、捐布、捐棉花,连惠兰姐的新婚缎子被也捐了出来。鬼子的飞机炸滕县,把孔昭同的大儿子孔宪尧、三儿子孔宪纲都炸死了,房子也炸没了,只剩下老二孔宪绍,就是冯惠兰的丈夫。孔昭同去世后,救改编为五县联防大队。孔宪绍当时从抗大一分校回来,115师让他接班联防大队长,继续领着老班底打鬼子。不过,他这个人可会享受啦,不吃孬饭,净吃好的。谁家要有小公鸡,没打过鸣,就给他送去。那个大娘熬得也好。他剩了还不吃呢!一个眼近视,一个眼远视,走起路来咯哏,一颠一颠的,跟冯惠兰生了4个儿。后来他俩都南下了。冯惠兰在上海解放后,是针织厂的书记。56年上北京开会,顺路回家,俺俩还又见了面。孔宪绍解放后在杭州疗养院长期疗养,靠国家养着。他在那里又和一个女人好上了,跟冯惠兰离了婚。冯惠兰后来嫁了一个姓董的,又生了4个!那时国家实行供给制,她有8个孩子,都是公家管着,过得可好啦。一开始叫她娘家的二嫂跟着到上海看孩子,后来又雇了一个保姆看。到现在怕早不在了,活着也得一百多岁了。” 虽然她又扯远了,但我听出来,八路军的影响和冯东岳等人的启蒙教育,不知不觉都在我母亲内心生了根,产生了催化作用,使她心向,积极参加抗战工作,顺理成章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查了一下资料,冯东岳确实是邹城人民的优秀儿子。他是邹东田黄村人,早年习医。1938年日军侵占邹县。他关停了诊所,倾其积蓄,购买了8支长枪和1把匣枪,组建起田黄抗日自卫团,得到邹东工委书记步云亭的赞赏和支持。1939年4月,经步云亭和姚子修介绍,他加入中国。田黄抗日自卫团被县政府命名为田黄抗日大队。1939年5月,八路军四支队南下挺进支队进入尼山地区。冯东岳与大儿子冯惠民等积极配合部队开展工作。1940年11月,田黄大队被升级为尼山支队二连一排,冯东岳任尼山支队二连连长。为惩治伪军,孤立日军,冯东岳曾在邹东亲手镇压汉奸、特务十几人。1941年阴历八月十五日,日军飞机轰炸田黄,造成财产、人员重大损失,冯家的房舍全被炸塌。冯东岳误以为打入位庄据点的二儿子冯惠臣叛变所致,遂大义灭亲,怒令部下将其逮捕枪决。县长步云亭得知后,派人调查核实,证明其并未叛变。冯惠臣冤案得以澄清。经此打击,冯东岳躺倒近一年不能起,老伴也精神失常。1945年3月,遵照鲁南一地委指示,冯东岳重操旧业,创建鲁南行署平民医院并任院长。1946年,他调任鲁南行署门诊所任所长,1947年又调往华东南下支前第一办事处休养所任所长,1949年任鲁中南四地委门诊所所长。建国后,冯东岳历任滕县专署土改大队门诊所所长、邹县人民医院第一任院长、邹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等,并当选为邹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阴历五月初三病逝(贾庆斌《铁血英雄冯东岳》)。 我母亲能在这样一位抗战老英雄的深刻影响下,参加党的工作,走上革命道路,是何其荣幸! 老妈在瓦曲高级民校学习了40多天后,正赶上日伪军的偷袭包围。 她说:“那天是45年的四月初九,夜里我睡那个杆草铺,腿上过敏,痒痒地难受,下半夜怎么也睡不着了。唉!干脆起来吧,回家看看俺娘去,反正离得也不远,天明回来也能赶上跑操。哪知我才走没大会儿,就听身后传来了枪声。我还寻思:这是谁乱开枪呀?后来枪声响得不分个了,才知道是来敌人了。那时惠兰姐俺一块儿在瓦曲学习,还带着那个最小的。我担心她出事,就往回跑找她。还没跑多远,迎头遇见从村里跑出来一大群人。有俺民校的,见我还往村里跑,死命地拽着我说:‘你憨呀?看不见人家都往外跑?送死呀?’我急眼了,用劲挣开他,大喊着:‘俺惠兰姐带着孩子哩!我得去找她!’不顾头不顾腚地朝村里跑。到了村头不远,正看见冯惠兰抱着孩子,一歪一瘸随着人往外跑。她是小脚,跑不快,又带着孩子。我迎上去喊她,见她满脸是汗,头发都打湿了。她赶紧先把孩子递给我,叫我抱孩子先跑,别顾她了。我哪能那样呀!我年轻,正有劲的时候,左手抱孩子,右手就拽着她,拼了命地往前跑。后头鬼子的枪子一个劲地打,也不顾了。一气跑出了二三里路,俺俩气都喘不过来了,小孩竟是一哭不哭。俺在石头上稍微歇了一歇,浑身都溻得刮紧儿地湿,回头看,瓦曲村里还是枪声一片。冯惠兰说:‘不行,咱还得跑,往尚河跑!’俺俩又往东跑,最后,终于跑出来了。后来才知道,是汉奸马广汉引着鬼子、伪军,趁天没明,带来2000多人包围瓦曲,进行突然袭击。” 据资料记载:“瓦曲惨案”,警卫战士发现敌人后,开枪报警。多数人都还在睡觉,军民都懵了,爬起来顺着大街小巷往外跑。向东跑突不出去,就窝回来向西跑。跑着跑着,看见前边鬼子又涌上来了,再向南跑。鬼子冲进村里,用机枪朝人群里疯狂扫射,孩子哭、大人叫,乱作一团。当时县公安局的秘书股长周广筠听见枪声,刚打开屋门,见日军已到眼前,危机之中翻墙突围,被蹿上来的日军连刺几刀,当即遇难。警卫排长陈福干,也被残暴的鬼子用大磨盘活活压死。鬼子用机枪对着还没起床的公安局7位警卫战士疯狂扫射,战士全部牺牲。那天,瓦曲村四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大街小巷、院内村外横尸遍地,血流成河。惨遭日寇杀害的军民45人,其中公安局干部战士32人,交通站1人,不明单位1人,老百姓11人。受伤人数更多。日伪损财物,不计其数,造成邹东抗日史上一次大劫难。 我母亲也是侥幸躲过这一劫!但她在那种危机时刻,并未光顾着自己逃命,而是冒险逆行,救出冯惠兰娘俩,这种英勇行为,真值得我钦佩、叹服! “瓦曲惨案”以后,高级民校暂停,区指导员对我老妈说:“你上兵工厂吧!那里缺人,找张股长报到。” 就这样,我老妈留在了尚河,在八路军兵工厂,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未完待续)
抗战名将黄维之女黄慧南,听她讲述在延边农村下乡的前前后后
抗战名将黄维之女黄慧南,听她讲述在延边农村下乡的前前后后
作者:何永根
黄维简介:
黄维将军
黄维(1904年——1989年),字悟我,祖籍江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经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等战役,在罗店战役中表现最为神勇,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当时的十二兵团被称为“黄维兵团”。黄维在抗日战争期间战功赫赫,在解放战争中兵败被俘,成为战犯。1975年,黄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后来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致力于国民革命军军史研究。1989年3月20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黄慧南出生于1948年,她是黄维最小的女儿。在黄慧南的记忆中,她从小就没有看到过亲生父亲。黄维上战场前把妻女托付给了自己的连襟,黄慧南从小就与姨夫、姨妈、外婆等人生活在一起,她喊姨夫为爸爸,喊姨妈为妈妈。而把自己的母亲叫“姆妈”。姨夫和姨妈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黄慧南,因此黄慧南一点儿都不缺少家庭的温暖。
母亲蔡若曙是杭州军政父母官蔡仲初的一颗掌上明珠。蔡若曙大家闺秀,美丽贤淑,才貌双全。
黄维1948年12月15日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母亲蔡若曙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被接去了台湾。几个月后,母亲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直觉,她不相信丈夫已死。终于,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有死,而是被俘了。母亲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在上海。
之后,她母亲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了上海图书馆,当上图书管理员。黄慧南母亲就是这样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黄慧南与母亲蔡若曙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母亲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50年代的人都比较和善,所以与街坊邻居关系都相处得不错。有一次周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得知战犯黄维的妻子工作也得到了妥善安排,对上海有关部门的安排很满意,周总理指示说:“黄维妻子能够自食其力,不错嘛”。
黄慧南的姨父叫黄崇武,是淞沪会战中第一个战死的将军黄梅兴之子。可能就因为他也姓“黄”吧,所以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家庭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直到初二那年,班里同学都写入团申请书,她也写了,申请表“父母”一栏,就填上姨父姨妈的名字。由于她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平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按照当时的情况,完全符合团员的标准。可到了初三,一拨一拨的同学都入团了,可她的入团问题临到初中毕业还没有通过。
班级团支部书记报名参了军,临行的前一天,他诚恳地对黄慧南说:“你没有入团不是你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父亲,所以你不要有包袱,只要你好好表现,以后还是有机会的。”这时候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是黄维,是一名战犯。
父亲要释放回家的事终于有眉目了。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黄慧南的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她的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家人注意听广播,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名单里却没有黄维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破灭,母亲蔡若曙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一切成空。一天下班后,她的妈妈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决定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后来被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蔡若曙,立刻送往医院才挽回了生命。
母亲蔡若曙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战犯的释放,她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妈妈时常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不足10年后,终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所以黄慧南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只有27.5元,但每个月都按时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退休后,黄慧南妈妈到北京去帮助大女儿看护外孙,这种含饴弄孙其乐融融的生活,使得黄慧南妈妈的病情大有好转。
在考高中时,由于黄慧南成绩和评语都很优秀,她第一志愿是复旦附中,校领导看了她这么特殊的档案不敢收,但是握着档案又舍不得放,幸亏班主任和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点中学北郊中学。
“父亲”突然出现在黄慧南面前,是在1965年。
有一天,高二学生黄慧南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主任告诉她:“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我不去!”黄慧南的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但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
当时妈妈已经去了北京的姐姐家,黄慧南跟着姨父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一见到父亲,黄慧南轻轻地地喊了声“爸爸”,黄慧南看到眼前的父亲,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她解释说:“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父亲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女儿特别高兴。他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唯一从来没见过面的孩子,开始向女儿问起话来:现在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黄慧南告诉父亲以后想当医生,父亲并没有反对。
黄慧南后来得知,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也是便于改造。
刚开始,住在北京大女儿家的妈妈蔡若曙受到了冲击,被北京“”批斗完押到了上海,妈妈很自觉,每天到居委会去“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领导对她说:“你又不是黑五类,你只是一个家属,不用这样做!”可是妈妈每天都自愿去扫大街。一直以来,邻居们没有为难母亲,他们大多都很友善。
黄慧南是上海市北郊中学67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毕业生分配的政策是“四个面向”,而家里留在母亲蔡若曙身边的,就只有黄慧南一个子女,母亲得了精神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顾显然不行,如果按照当时的政策,黄慧南铁板钉钉地应该分配到上海工作,可是学校进驻的工宣队坚决反对,说:“现在家庭出身好的学生不照顾,而去照顾这个的子女?必须把她分配到最艰苦最遥远的农村去,让这个的子女去接受再教育!”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同情黄慧南的处境,副班主任老师也是毕业分配小组的成员,他偷偷地到上级反映黄慧南的情况,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特意给学校一个厂矿的机动名额,想不到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却安排给了科长的千金。
1968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黄慧南特别绝望,妈妈怎么办?这个家庭以后怎么办?妈妈从小就教育她要好好学习,要听老师的话,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不要给社会添麻烦。妈妈虽然命运坎坷,可从来没有抱怨过国家,抱怨过社会,抱怨过自己的丈夫,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她能做的事。而现在这个进退两难的境遇,是黄慧南一辈子都难以释怀的!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上海中学生分配方案由“四个面向”变成了“一片红”。当时黄慧南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实在不行,哪怕分配到上海近郊,或者是离上海近一点的安徽或者江西下乡也行,再不行到黑龙江农场,至少有一份工资,好补贴一下家里的经济困境。
可是在当时学校工宣队的坚持下,黄慧南被分配到了远离上海千山万水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太阳公社合作大队插队落户。
曾经在吉林延边插队落户的黄维之女——黄慧南
1969年3月初,黄慧南随同18000名上海知青先后来到延边下乡。同一个集体户有14个人,她和她的同班女同学是高中生,其他都是来自新力中学的初中生。
这是一个汉族生产队,社员大部分都是山东人,勤劳朴实,生活上对上海知青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但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很贫困,队里庄稼基本上都是玉米高粱大豆,没有水田,所以吃不上大米等细粮。开春时,青黄不接,乡亲们即使自己生活不好,也会时不时地为知青集体户送点白菜土豆萝卜或者辣白菜,以解知青们的燃眉之急。
知青们开始了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每一个知青都很努力,努力地适应新生活,努力地学习干农活。黄慧南是集体户户长,这个集体户是先进集体户。她还当了好几年队里的出纳。
刚到生产队时,集体户还没有盖房子,几个女生就住在牛棚的打更房里,牛棚四面透风,又冷又湿,一到深夜,牛群“嚒嚒”直叫,吓得这女些孩子睡不着觉。城市长大的孩子爱干净,可是住在老乡家没几天,身上就长了虱子,女孩子们急得哇哇直哭。
一年以后,在老乡们的帮助下,集体户自己和泥、扣坯,费了很大劲盖起了一幢土坯房。
大家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孩子,黄慧南由于是67届高中生,年龄还大些,大部分人在上海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娇生惯养的生活,现在到了农村,根本没有生活经验,连做饭都不会。每天干重体力劳动,菜里连一点油水都没有,12窨的大铁锅,下面是白菜汤,汤里没有油腥味,锅周围贴上玉米饼子,等到饭菜熟了,就是一股猪食味道,哪有什么香味啊?那个时候,能够吃饱饭就不错了。知青们过日子不会算计,一到开春4、5月份青黄不接,集体户连锅都揭不开了。每当路过老乡的家门口,闻到屋里豆油炝葱花的味道,都会浮想连连,直流口水。
当时生产队吃水成问题,乡亲们也是要到很远的河边去挑水喝,更苦了这帮知青了,夏天还行,一到冬天,黄慧南他们肩上挑着两桶水,三步一滑,摔倒是经常的事情,到家连半桶水都剩不下。
当时乡亲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他们一辈子生活在这里,起码会调剂啊,只要知青踏进他们的家,他们都会客气地说:“上炕,吃饭!”哪怕他们碗里只有一碗粥,都会毫不犹豫地分半碗给知青吃。70年代,正是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农村别说养猪,哪怕是养鸡鸭,上面也得有指标,每户不能超过多少只。日子虽然困难了一点,可是一旦老乡家做点好吃的,都会请知青们去他们家品尝,乡亲们就是想让知青们别太想家了。
老乡每年做两次豆腐,老乡们都会邀请知青们去家吃豆腐,那个时候总觉老乡做的豆腐真香啊,知青们开心得不得了,至今都难以忘怀。这滴水之恩,黄慧南说会铭记一辈子的。
农村的劳动极其繁重,春天铲地时候,一根垄一眼望不到头,铲一天都不到头。头铲地累得直不起腰,秋天打场连轴转,又冷又困乏。72年秋收时,黄慧南与老乡用牛车运大豆,由于车装得太高了,老乡让两个女生坐牛车顶上,好压车,途径一道壕沟,黄慧南和一个女生从车上颠了下来,差点要了命。
冬天到山上去修水库,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抡起10来斤的镐头,砸到冻土上只是一个小白点,震得虎口直出血,一点劳动效果都没有。
有一年冬天,集体户大部分人都回上海探亲去了,只剩下几个女生到山上去割烧柴,趟着没膝盖的大雪,两个裤脚都冻成冰坨子,连路都走不动了,好在路遇解放军同志,把她们接到军营,让她们烤干衣裤,还做了一炖热气腾腾的饭菜招待她们。黄慧南说,解放军同志做的红烧带鱼,味道真是香啊,感觉从来就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美味!第二天,解放军同志又把她们送回了集体户,等到开春,又用军车把烧柴运到了集体户。
那个时候特别想家,艰苦的劳动黄慧南不怕,咬咬牙能挺过去,但非常惦记患精神病的母亲,当年,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使母亲整天恍恍惚惚,昏昏沉沉,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能照顾自己。黄慧南不停地给妈妈写信,可是妈妈这个身体状况,连给女儿回一封信的能力都没有。好在有几位同学、邻居和母亲的朋友,常常看望妈妈,但是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都告诉说妈妈挺好的,不要挂念,可是黄慧南心里清楚得很。所以许多个夜里,她默默地爬上村外的高岗,望着北斗星,注视着遥远的南方,悄悄地流泪,心里暗暗地祝福着远方的母亲早日恢复健康。
由于黄慧南在农村表现出色,年龄大又是高中生,一旦有招工名额,合作大队都会推荐她,但最后总是政审不合格。大家知道黄慧南是战犯黄维的女儿,成分不好。
74年吉林铁路局到延边招工,公社和县知青办又把黄慧南介绍过去,吉林铁路局同志看了她的档案,惊呼地说:“我们是军管单位,这样的出身,我们实在是不敢要的!”县知青办的同志说:“这个女孩表现特别出色”,可是铁路局的同志说:“怎么出色?连个团员都不是!”事情过去后,知青办和公社领导同志多次动员她写入团申请书。
黄慧南是背负着父亲的“原罪”到农村下乡的,总觉得要好好劳动,改造世界观,这样也可以为父亲减轻一些罪孽。繁重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良,另外冬天集体户大部分都回上海了,为了节约烧柴,舍不得烧炕,受了凉气,体力严重透支,每天38度的体温,肝胃心脏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胃疼,疼得她满地打滚。由于风寒气滞,阴阳不调,黄慧南昏厥过好几次,被下放到生产队的医生和大队的医生救了过来。
1973年前后,中央有一个内部的“26号文件”,对知青中间有特殊困难的,确实病重的知青,可以搞病退困退回原籍,于是黄慧南到上海第四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她,这样的身体条件,完全符合病退要求。但是,上海的知青办明确说:你永远排在最后一个。所以黄慧南又回到了延吉农村。
那年春节临近,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联欢。管教刘家常回忆,得知黄慧南有病,黄维常常独坐一处,两眼发直。他告诉管教:“小女儿慧南身体不好,有心脏病,肝胃都不好,现在吃了许多中西药,就要过春节了,也不知道她娘俩怎么过,我存有70元钱,烦请管教帮我寄回去,以解燃眉之急。” 钱寄出之后,黄维仍放心不下,黄维再次给妻子写信:“我一月廿三日给你的信和汇出的七十元,为慧南医药费,想可在春节前收到。我现在写这封信,就是唯恐上述信款到迟了,以致慧南春节后回吉林去了,将误及不浅。”
黄慧南与母亲蔡若曙
黄慧南觉得,也许是因为出生得特殊,父亲对她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感。她记得 9岁那年,母亲突然带她去虹口公园照相,黄慧南当时并不知道,是拍了照片给父亲寄去。直到父亲出狱后,她才听沈醉(曾与黄维一起在战犯管理所改造)说起:“你爸最牵挂你了,上衣左兜里一直放着你的照片,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像宝贝一样藏着。”
1973年,黄慧南回上海探望母亲后准备回东北,计划到父亲在押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父亲,可是手里没有钱,也没有人告诉她应该怎么做,再说了,一个小姑娘,去监狱探望犯人,总觉得不是光彩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成行。
1975年3月份,公社领导突然通知黄慧南马上去北京,告诉她,父亲黄维释放了,目前在北京前门饭店等待全家团圆呢。于是黄慧南东拼西凑地弄到了路费,匆匆忙忙地准备赶路去北京,想不到吉林铁路局的领导得知情况后,热情地邀请她去吉林,想见她一面,招待她吃一顿饭。
见面时,铁路局的领导对她说:“现在好了,父亲出来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因为父亲的原因,一家人的确吃了不少苦,特别是母亲蔡若曙,丈夫在监狱呆了27年,母亲一直独自支撑着这个家。1959年,在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上原本都写了有父亲的名字,但被取消了,而母亲就因为这个事情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1975年3月21日,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上终于有了黄维的名字,为了这一天,母亲蔡若曙苦苦等待了27年!
后排左起:黄慧南、黄慧南父亲、黄慧南母亲、黄慧南姨妈
黄慧南记得,到北京后,母亲见到她长叹一口气,对她说:“这下好了,你爸爸回来了,我也就放心了”。得到消息的黄慧南赶到了父亲所住的饭店,父亲对黄慧南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让黄慧南住在那。
父母相逢那天,是在北京前门饭店,令当时在场的人颇感意外的是,场景非常平静,夫妻之间甚至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默默无言,双眼流泪。
黄维与蔡若曙
1976年春天的一个中午,蔡若曙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 …
父亲听说后,他虽然不会游泳,但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想救母亲,可是一切都晚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父亲就重病了一场。
在和丈夫仅仅重聚一年后,母亲选择了以这种极具悲情的方式告别人世,让人为之心酸落泪。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她一个人用孤独来坚守,等待一家人的团圆,当历经磨难已经看到光明时,却选择了与亲人们阴阳两隔,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2005年,黄慧南受到邀请,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主席发表了讲话:“中国和中国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2015年9月3日上午,黄慧南和抗战名将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芳等十多名抗战将领的后代,被安排在华表西侧观礼台,黄慧南坐在第三排,参加观摩这次大阅兵,她十分感动与欣慰。10年前,正面抗战第一次被肯定,作为家属,她替父亲领到了一枚纪念章。
黄慧南对我说:“我太激动了!原来我总感觉父亲好像有很多不光彩的事儿,我一直背着很大的思想包袱,但现在父亲做过的很多事被国家认可了!后来,我把大会颁发的纪念章,带到八宝山父亲墓前,在一片寂静之中跟爸爸边哭边说,讲了很多心里话,我要用这枚纪念章告慰他”。
黄慧南应邀参加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黄慧南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副主席、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副主任药师,她现在生活得很好。
(根据黄慧南口述整理 作者:何永根 原创首发)
73、上山下乡(三)
我正月初三回到陈上洋,第一个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事,初四、初五、初六的三个晚上,我睡到半夜,总是被头顶楼板的脚步声吵醒,我都是用柴担捅天花板,捅了几下,就安静下来。
老鼠肯定不是,因为老鼠的脚步没有节奏,鬼是没有的事,应该是民间所说的“白猴精”吧,这种动物比猩猩还灵敏,时有闯入人家,还有会长期女人的传说。
其他4个同学都下来了,就再也没有“猴精”捣乱了。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关系高度紧张,苏联囤兵百万于中苏边界。
毛主席号召:
备战、备荒为人民。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要准备打仗。
在县人武部军事干部和公社武装部的指导下,我们大挖防空洞,为的是防原子弹爆炸,防空袭。
防空洞挖了一段时间,停了下来,好像国际形势缓和了,我们就进入正常的生产队劳动中。
每逢15号,知青队长的我就去找大队分管知青的副大队长陪着笑脸要求审批每人8元的“工资”,没有一次能够如期领到,都要拖几天,我跑几趟,审批后我立马跑到大队出纳员陈阿俊(之前是陈阿炳)那里领钱,阿俊很善良,立即小心翼翼地数了40元给我,而后我飞快地告知知青战友,每人8元发到人头。
领到了8元,我在高兴的同时却很心酸,当年浪迹江湖时一天20几元都挣过,在体制内工作每个月30元,如今这8元竟然使我如此的欣喜若狂,无语啊!
知青们领了8元就去富溪买米、买饭配,每个月都不例外地到里街温维铨店铺吃扁肉(馄饨)或捞面(手打面),想当年在县委机关食堂周末的加餐或者节日的会餐,吃的是珍馐美馔,而如今的一碗扁肉竟然是巨大的享受,唉,命运啊!
有了钱,我们在陈上洋的改善生活至今想起,还是“口留香”的。
白菜一斤5分或者8分,买一大棵剥开洗净切碎条油炒放水著沸一会儿,地瓜粉烙几大片切条置入煮“糊溜”,而后撒辣椒、香菜、虾油、虾米、红酒,略焖一会儿,每人舀一大“龙缸”,好吃,这就是我们的“打平伙”,我掌勺。
陈起鼎的老宅我们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当中的三个同学说要求搬走,大队领导采纳意见,我们搬到陈氏宗祠,古宅让给下放干部和小学黄老师住。
陈氏宗祠里的龙牌早就被清理到地主宫,改建为小学,隔成好几间宿舍,我独住楼下一间,楼上两间其他4个两两一间。
楼下还有两间各住一个下放干部,其中一个干部是“九种人”,即“历史”。
住到祠堂后,我主要读医书,小学的黄老师也喜欢医学,时有和我探讨,他是碎片化的读,浪费时间罢了,学医一定要系统地学。
那个时候也读点文学书,读了些“鬼书”,如《聊斋志异》《夜谭随录》《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鬼的故事大同小异,从艺术上看,还是《聊斋志异》强,否则,就不可能在时期列为六大名著之一(其余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
好多人怕鬼,人到了人生的低谷,还有什么可怕,何况“鬼”!
我们知青下地劳动期间没得休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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