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八字(中央级别领导八字实例)
历史上的今天｜李富春同志诞辰123周年——担任副总理长达21年
今年5月22日，是李富春同志诞辰123周年。李富春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一生忠诚为党、竭诚为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李富春（1900年5月22日—1975年1月9日），字任之，出生于湖南长沙，是中国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
一、旅欧总支部的领导者和红军的杰出政治工作者
1900年，李富春同志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少时，清贫的家境，严格的家风，对他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1919年，有感于国家内外交困的境况，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随后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到法国后，李富春同志立志当“实行劳动的先导人”，先后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他对法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及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发表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和《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等文章，控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帝国主义。在蔡和森等同志影响下，李富春同志开始思考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问题，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1922年6月，他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后更名为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党员，成为中国旅欧总支部的领导者之一。1923年6月，根据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同年11月任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
图为1924年7月，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在巴黎合影。左起1排左1为聂荣臻，左4为周恩来，左6为李富春；4排右3为。
1925年初，李富春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同年夏，他回到祖国，满怀热情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5年8月，李富春同志到广州，任广东区委军委委员。不久，受组织派遣，以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他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形成坚强有力的政工队伍，使第二军成为“颇受民众欢迎”的革命军队。
1926年7月，李富春同志随第二军踏上北伐征程。途中，他带领政工干部战斗在一线，开展政治教育、宣传民众、扶助农工等工作。经过努力，第二军“国共合作密切，官兵作战奋勇”，屡建战功。李富春同志等一批人在北伐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为后来党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江西省委书记，在党的建设、发展生产、扩大红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兴国县因工作突出成为模范县，同志赞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李富春同志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长征开始后，他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领导总政治部制定政治工作命令和训令。这对于做好政治工作、统一部队思想、保持战斗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李富春同志坚决拥护同志的正确主张，严厉批评“左”倾军事错误。会后，他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积极贯彻同志的战略思想。8月，他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实干家和接管城市工作的先行者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李富春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9年1月，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40年10月，兼任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1941年9月，兼任中央副秘书长。在八年延安岁月中，他不惧困难、勇挑重任，展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行政管理才能。
延安时期的李富春与陈云
李富春同志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组部工作，参与建章立制，明确分工和职责范围，推动各项工作走向制度化，使中组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员之家”。根据中央指示，他直接领导对延安各机关各部门的检查工作，帮助调整充实组织机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他和陈云同志根据同志“使党有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使延安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的指示，分类施策，推动各地组织系统很快恢复并发展起来，为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富春在延安时期，主持创建陕北公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院校，为培养干部作出了贡献，李富春给陕北公学学员作《主义运动与中国》的报告
李富春同志参与领导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为克服严重财经困难，李富春同志具体组织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他不仅积极做好动员和领导工作，还带头深入劳动一线，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大生产运动持续数年，取得丰硕成果，使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局面得到根本改变。
1941年，李富春同志兼任中央副秘书长，分管生产、生活和机关事务。他从新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强调加强卫生工作的意义。他提出的成立延安中西医药联合会、解决医生和药材问题等多项举措，对提高广大干部战士和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5月起，李富春同志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多次参与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他出席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0年3月,和李富春在一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富春同志赴东北工作。1945年底，任西满分局书记、西满军区政委。1947年起，任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其间，他领导开展建设西满根据地的工作，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及军队后勤工作，同时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他特别强调东北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是“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坚持“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划，结成整体”的财经工作方针，着力做好财经工作，提高部队后勤工作质量。
1945年8月25日，陈毅、、等飞离延安前，在机场与李富春（前右一）、聂荣臻等人合影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东北的大中城市相继解放。面对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新任务，李富春同志贯彻中央“让东北工作先走一步”的方针，心怀“期望以渺小的实践，来作全国的观摩”的使命，先行先试，逐步积累经验。他说：“我们已处在从掌握乡村转入掌握城市的过程中，这在全国是准备的问题，而在东北已是现实的问题。如果东北的城市工作摸到了经验，则将有利于全国。”他坚持“城市的政策不是破坏，而是维护建设”的理念，积极“利用城市组织生产力，发展生产，创造新的大批物资支援战争”，在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和以工业生产为中心任务等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在东北工作期间，他为解放东北全境、接管城市、统一财经、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以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9月，出席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1954年10月15日，陈云出席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前排左二为李富春，左四为陈云。
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1952年八九月间，他参加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席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进行谈判。周恩来、陈云同志先期回国后，李富春同志带领代表团成员同苏联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经过艰苦谈判，1953年5月，李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署经济援助协定，最终敲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连同1950年已确定的50个项目和1954年苏联增加的15个项目，形成我国“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项目的建设，构成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按照中央“求援而不依赖”“学习而不照搬”的方针，李富春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为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付出大量心血。每个项目的组织实施，都由他主持讨论，作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从头到尾，一抓到底”。新项目上马，他往往开完会就亲临现场，奔波跋涉在田野山岭和江河湖泊之间。在他领导指挥下，绝大多数工程都能实现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相继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科技效应。“一五”计划时期，以156项重点工程为骨干，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1956年，周恩来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图为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同科学家们亲切交谈
“一五”计划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李富春同志直接领导我国计划工作机构和计划管理体系的建立，是我国计划工作的创始人之一。继“一五”计划之后，他参加和领导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工作。在实践中，他总结出许多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注意综合平衡等。
1953年，李富春同志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8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起来。1955年冬，周恩来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同志提出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
1960年，在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时，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八字方针的实施，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1963年3月,左起:、陈毅、彭真、、李富春
“”爆发后，李富春同志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他先后主持起草《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等文件，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一身正气，为党和人民事业竭尽心力，却遭到、集团的责难和诬陷，受到严重迫害。对此，李富春同志横眉冷对，据理斗争。同时，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心念全局，尽最大努力抓工农业生产。即使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牵挂国民经济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四、高风亮节，精神永存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因病逝世。李富春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赵朴初先生为他题写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他的卓越功绩、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崇高品格。他很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旦确立，便义无反顾，坚贞不渝。无论是势力的白色恐怖，还是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无论是建设时期的严重困难，还是“”的内乱，都丝毫不能动摇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即使受到误解甚至身处逆境，他始终坚持真理，顾全大局，坚守信念。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牢记人的初心使命，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敢于担当、任劳任怨的使命意识。他毕生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从不考虑个人荣辱得失，被誉为刻苦耐劳的“革命的毛驴”。在香港开展地下斗争时，面对“满布侦探的监视”，他无所畏惧，坚持斗争。在延安工作期间，他身兼数职，十分繁忙，但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从来不考虑什么是份内工作和份外的事情”。1964年，他已年过花甲，仍率队跋山涉水到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考察三线建设，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选址。总书记指出：“干部政治上过不过得硬，就要看关键时刻靠不靠得住”，“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初心落在行动上、使命担在肩膀上，勇当先锋、敢打头阵，用行动展现人的政治本色。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以身作则、严守纪律的政治自觉。同志曾称赞说，富春同志是党内最守纪律的人。他有强烈的组织纪律观念，凡是中央决定的事情，都坚决执行。在国家计委处理重大问题时，他从不擅自做主，要求不经请示批准，不准擅发文件；决定什么，都要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他选拔任用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从来不分亲疏，一律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锤炼党性，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优良作风。李富春同志在党内外以实干家著称。他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了解经济情况，一方面要系统地搜集资料，一方面要有目的有计划地下去深入调查”。他重视“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强调要“注意正确掌握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他要求所有经济部门的建设，都必须讲究经济效果，避免浪费。他作风，主张“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遇到问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有分歧尽量协调，求得一致。总书记指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中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艰苦朴素、廉洁齐家的公仆情怀。他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常说：“我们的生活上不要脱离工农群众，要俭省。”他严格要求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有亲戚请他调动工作，他严厉批评道：“我们是，不是，不要把那一套搬到里来。”外出调研时，他反对“兴师动众”，常教育随行人员：“我们党员干部不论地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公仆，不是老爷！”临终前，他将全部积蓄作为党费上交。总书记指出：“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无论公事私事都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革命终身伴侣百年诞辰》是2000年发行的纪念邮票，选用了李富春和蔡畅良俦1956年春成亲33年的合影为主图。布景为彩霞。轻巧、明快的构图概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和李富春这对革命同伙相濡以沫的一生。
李富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和美好理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我们要学习弘扬李富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来源：《 人民日报 》
同志在上海
“上观新闻”微信公号编者按 同志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194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工厂工作，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1962年，他回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他再次来到上海，任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
往事岁月，历历在目。我们从之前出版的《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日出江花——青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在上海（1985-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等书中节选部分片段（略有删减），以作缅怀。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上海交通大学好学生与“江博士”1945年抗战胜利后，同志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继续学业。1946年4月，由同学王嘉猷介绍加入中国。1946年冬，同志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帮助地下党员厉恩虞隐蔽一段时间。1947年5月，交大爆发震惊全国的护校运动，同志和同学们高喊“反内战、反饥饿、要、要自由”的口号集会。革命斗争中，同志经受了锻炼。1947年夏天，同志从交大毕业。在师长们眼中，同志是一个善于思考、勤奋踏实的好学生。当时，他所在的工学院，院长为王之卓，电机系系主任为钟兆琳。电机系又分设两个组：电信组和电力组。同志在电力组，当时的老师有朱物华、钟兆琳、张钟俊、顾毓琇、曹凤山、林海明、严晙、沈尚贤等，都是高教界名师。在同窗们眼中，同志是一个聪明睿智、博学多才的好学友。毕业分别之际彼此写“画像”留作纪念，同班同学童宗海在纪念册上给同志写了如下画像：江兄，举室共知之博士也。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断。持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俨然“江大爷”矣。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光明牌”打败“美女牌”美女牌冰淇淋和棒冰本是美商海宁洋行的拳头产品。此时美女牌还在生产，并行销市场，而且很受市民的欢迎。而益民食品一厂生产的冷饮，虽然是过去生产美女牌冷饮的机器生产的，但由于配方不同，味道不同，总不能重复别人的品名再叫美女牌吧。同志提议，要创立新中国自己的品牌，就要给益民食品一厂生产出来的冷饮起个名字，大家都在挖空心思想。最后还是同志提议：“天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国。我们的冷饮就叫‘光明牌’吧。”那时还没有“市场竞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名词。同志只是朴实地感到：要通过比赛的方法，让光明牌把美女牌比下去；除了口感上要超过它，我们要有大手笔，要让印在包装纸上的“光明”变成家喻户晓的名牌。身为副厂长兼工会主席的同志负责广告宣传工作。在他的指导下，负责供销业务的徐永强把所有的电台都联系好，在同一时间，所有电台都广播光明牌冰淇淋广告；他们把上海所有报纸的广告版也都联系好，刊登光明牌广告；上海各个交通要道都做上光明牌的广告……他们还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在同志的具体主持下，把一辆美国生产的旧汽车改装成宣传车，车头上“光明问世”四个大字，从益民食品一厂出来，经过其美路（四平路）、迪斯威路（溧阳路），过嘉兴路桥到吴淞路，一直到外滩，由外滩再到爱多亚路（延安东路），再回来。他们还组织秧歌队、腰鼓队、越剧队、京剧队、淮剧队去南京路、西藏路、淮海路、外滩等地表演宣讲光明牌，一路上免费送光明牌棒冰。同志还想了一个办法，做了许多木质冷饮箱，发给有困难的职工家属，给予薄利补助，进行推销，后来又扩大到贫困市民，组成了一支流动的销售大军。销售员头戴遮阳大草帽，背起木箱，木牌一敲，拉着长腔“光——明——牌——棒冰”，走街串巷地叫卖，简直是一场销售光明牌冷饮的人民战争，把美女牌打得落花流水，直至关门停产。1951年6月1日，光明牌商标正式注册，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在上海制皂厂与外商谈判的风云突变与悄然之变同志进入肥皂厂接管小组后，就参与了和戚惠昌等英商代理的谈判。接管小组面对的是商海沉浮数十年、在华洋两界游刃有余的“湖”，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博弈。同志穿着人民装，走进了外滩18号。在这里，他感受到了与益民食品一厂完全不同的洋场气氛。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所在，他在寻找与英商代理人之间的沟通方式。半个多世纪后的2006年，同志还清楚地记得戚惠昌很能喝啤酒这个细节。他说：“那个时候，我对戚惠昌的各方面都进行了研究。”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同志对参加接管工作的公司协理员、厂长室秘书周伟说，他找到了双方的共同点，那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不要把戚惠昌当作外国人看。周伟回忆道，当年无论在谈判桌前，还是在日常接触中，同志都没有咄咄逼人。他总是主动与戚惠昌沟通，以交朋友的姿态坦诚相待。悄然之中，戚惠昌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香港方面，对已经负债累累的企业去意已定。戚惠昌起初没有向前来谈判的干部交底。半年后的10月27日，他将与香港方面往来的信件，交给了中皂厂副厂长同志，并对他讲述了自己与英商的交涉过程。1952年6月27日下午，双方终于谈妥，草签了转让协议书。一个夜晚就风云突变。戚惠昌接到香港急电。远在海外遥控的英商出尔反尔，要推翻代理人与接管方已经达成的共识。他们想以时间来赢取空间，在谈判桌上收复失地。我方接管人员决定抓住时机，不给英商翻盘的余地。同志及益民工业公司和外事处的干部，都找戚惠昌作了恳切的谈话。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戚惠昌终于决定：挣脱伦敦和香港的遥控，真正行使自己作为全权代表的权力。他在谈判协议书和契约上签下了“全权代表戚惠昌”——英方委以的头衔和他的姓名。戚惠昌告知香港：全部谈判均依港方指示进行，香港授权谈判转让及转让条件之电报已作为证件呈交政府，草约已经成立，法律上、道德上及事实上均不能更改。在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方案是合理的，无需改动1953年1月，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下达了上海电机厂“一五”计划扩建任务书。扩建工程总体设计由一机部设计总局第二分局负责。同志领导的电器专业科刚刚成立，就要在这出大戏中担纲主角。电器专业科共有40多名员工，大部分是承接设计任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环境和气氛，已完全不同于接管英商肥皂厂时的谈判。同志十分喜欢这个新建的工作团队。同志总是敞开大门，让各专业组的设计人员和专家随时到来，在桌上摊开资料和图纸，共同探讨，有时会为技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凭借着丰富的知识面和出众的快速学习能力，同志很快就能够与每个领域的专才对上话，成为懂行的领导者，深受各方信赖。1954年春，一机部派出专家组专程来沪审查。成员个个都是业界权威。如此阵容，足见上海电机厂扩建项目的重要程度。评审一开始，专家组就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要求作较大修改。尤其对新建的汽轮发电机车间的设计面积、设备和工时，比照苏联工厂的生产经验，认为应予一定的压缩。面对前辈和专家们犀利的目光和不同意见，同志进行了冷静、独立的思考，并同项目总设计师和其他设计人员及时沟通，认真分析研究。设计方案吸收了捷克先进经验，结合国情，适当考虑产品升级生产需要，经过反复计算论证完成。同志作出判断：设计方案是合理的，无需改动。同志带领参与的同志，向专家作了详细说明和解释，甚至还把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技工请到审评会上，对操作工时进行详尽讲解……经过激烈争论和充分沟通，专家们最终都被说服，设计方案基本未经修改就通过了初审！实践很快就验证了同志当时决定的正确性。1954年，仿捷4H5466/2型6000千瓦空冷汽轮发电机，在上海电机厂试制成功，开创了我国制造汽轮发电机的历史。1955年，这台汽轮发电机与配套的汽轮机、锅炉等被运送到皖南，安装在安徽淮南电厂。这是我国第一台国产机组。实践证明，整个汽轮发电机车间的设备选用、平面布置都是合理并且成功的。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产品填补国内空白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是当年直属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科研大所，1962年，同志出任该所主持科研技术工作的副所长。他明确提出“远近结合，以近为先”的“八字方向”，电科所很快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为我国自行设计研究新一代中小型电机、低压电器打下扎实基础，产品填补一批国内空白。同志为电科所科研基地建设倾注大量心血，几个主要测试基地都是在同志主管下建成的。40多年过去了，电机试验站现在已是我国中小型电机产品的检测中心。国内第一家工业用噪音试验室成为全国的样板。无线电干扰试验室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屏蔽室，沿用了近30年。同志主抓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3个基本系列产品的设计工作，其中的J2、JO2小型三相异步电机系列获一机部新产品设计一等奖。1965年部局安排研制高温电磁泵，以满足原子能反应堆配套急需。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样机，同志查阅书籍，亲自帮助课题组制订方案，建成试验塔。研制条件很简陋，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高温水银有毒蒸汽的侵害，参加了全过程试验，历时半年不断改进，最终通过技术鉴定，填补国内重大空白，使我国水银电磁泵的研制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蒋福根（时为低压电器室支部书记）：外面的人不太清楚，一个测试用的噪音室有什么了不起？我打个比方，如果电机用在军舰上，双方对峙，声呐监听，谁的电机噪声大，谁就可能葬身鱼腹。电机噪声的高低就是质量重要标志之一，去开国际研讨会，人家就瞧不起你，因为你连检测电机质量的设备都没有。毛主席去世后，对纪念堂用的电机要求很高，这个质量关就是在我们噪音室里检测完成的。窦植（时为低压电器室工程师）：我和同志还有所里的其他同志一起报名参加设在五一中学里的日语班，每星期读3个晚上。有一次他出差一个多星期，偏偏第二天就要考试了。那晚我在同志家吃的饭，然后就在饭桌上挑灯夜战。他一共落下十几节课的内容，我真为他捏把汗。可奇怪的是，一个章节我只讲了六七成，他就说懂了。我们一直忙到将近12点。待分数出来，我得了个比较满意的95分，他的分数居然是99分！为什么选读日语？因为当时日本的电机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李万美（时为所技术员）：我有幸和同志一家做过一年半的邻居。1969年夏天他探亲回上海住了20天。我喜欢唱，同志亲自弹吉他，一切都是即兴的，同志弹什么曲子我就唱什么歌，反过来也一样。我们总在厨房门口的过道里弹琴唱歌。后来电视里看到同志访问美国时在檀香山弹吉他，我看了觉得特别亲切，他的吉他弹了几十年，有相当造诣。同志是一个善良谦和的人，更是一个胸襟宽广、聪明睿智的人。“”那么乱，他始终也没有放弃过学习外语和科技，半夜里还在走廊自学法语。在上海市委、市政府从第一件事到《歌唱祖国》1985年夏天，59岁的同志出任上海市市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查研究。了解城市规划问题就花了12个半天，拿着图纸，沿着马路跑。1986年3月8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同志在共青森林公园植树。俞新宝 摄1987年8月5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同志冒着酷暑，前来看望铁路上海站的建设者。周先铎 摄【为民情怀】《半月谈》杂志曾发表了一篇文章，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故事。1985年6月12日清晨，东方刚吐出一丝鱼肚白，上海西南角最大的菜场和农贸市场乌鲁木齐路、五原路菜场，照例开始了一天中最为繁忙喧闹的早市。行色匆匆的人们，几乎谁也没有注意人流中两位穿着普通的男子。而他俩却对周围的一切都饶有兴趣，慢慢地转悠，一个个摊位察看。他俩，就是前一天刚从北京来上海赴任的同志和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同志用上海话询价：“几钿一斤？”得知每斤米苋两角、黄鳝一元八角，同志点点头。9月底，同志去北京搬家，30日回上海，10月1日清晨又去察看小菜场，这回他吃了一惊，黄鳝每斤三元八角。一位老太太买了半斤，嘴里在发牢骚：“这么贵，吃了成神仙啦！”还有人边采购边咕噜：“看，市长来了啥事未干，首先涨价。”同志心里难过，深沉地说：“上海这么个大城市，如果市民的小菜篮子保不住，就很难稳定。”为解决菜篮子问题，同志的足迹遍及郊区各县。1986年1月，同志主持召开了上海市农村工作会议。1987年，书记和市长一肩挑的同志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是关于农业发展的干部大会。同志指出，郊区农业搞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市民的菜篮子。他强调：丝毫不能动摇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这是我的肺腑之言。1988年，上海召开副食品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菜篮子工程”的概念。同志说：当我们在车站上、车厢里看到拥挤不堪的人群时，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简陋甚至危险的教室里上课、数万名幼儿入托入园难使年轻父母愁眉不展时，当我们了解到全市有2万名职工上下班路上要花4小时以上的时间时，当我们看到一场暴雨使11万户居民家中进水时，心里就感到深深不安。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一定要把群众的疾苦、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是办实事的根本原因，也是对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1986年春节前夕。同志得知本市一家醋厂因停电无法生产食用醋，库存的醋也不多了。同志想，虽然上海人吃醋不像山西人那么多，但在春节期间，烧糖醋黄鱼、糖醋排骨，吃饺子，买不到醋，那就不好了。同志了解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华东电管局负责人，请他们无论如何立即帮助解决醋厂供电问题，并把结果告知。供电部门很快就解决了。同志多次强调：每年限时完成十几件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第二年年初要公布结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1987年1月，同志发表了题为《人民政府为人民，扎扎实实办事情》的文章，总结了1986年上海实事工程的实施情况，阐述了为民办实事制度化的具体内容。从1986年开始，实事工程成为上海的民心工程。【城市发展】同志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七五”期间着重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如动工建设了上海第一条轨道交通线——地铁一号线，建成了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市区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南浦大桥。临近1986年元旦只有3天了，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上海铁路新客站及外环线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此后他20次深入工地现场办公。一次，设计单位拿出了设计图纸，施工单位接图后认为无法施工，公文来公文去，就是定不下来。同志发现后，立即把两家单位的主要领导找来。那时天气不热，同志只穿一件衬衣，对着这两位领导严厉地说：“不是我急，是老百姓急，他们没那么多精力来陪你们扯皮！”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1987年铁路新客站经过国家验收，正式交付使用。开站仪式上，同志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论断：今天的上海，困难与希望同时并存，挑战和机会一起出现。后来这句话演绎为“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成为名言广泛流传。同志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他说：苏州河要抓紧治理，我们要坚持不懈，做好这件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为解决一期工程总投资16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问题，他提出争取利用外资。这项工程成为上海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同志还给工程指挥部题了词，开始题写的是“决心把苏州河治好”，后来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又让秘书换了一幅，加了个“理”字，表明苏州河不但要整治好，以后还要管理好。同志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当时城市建设资金紧缺、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特别是在利用外资和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同时，积极向中央争取政策支持，逐步走出了一条投融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样化的新路，为上海城市大建设、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体制机制基础。还有一项重大突破就是改革财政制度。1988年元旦刚过，《解放日报》头版醒目位置发表了同志的一篇署名文章《技术进步是上海经济新格局的支柱》。他指出：上海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走外向型经济的道路，科学技术进步是关键。1989年初，市经委和科委准备联合举办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会，把上海重点行业及产品与国外同行业及同类产品作对比。同志大加赞赏，特别强调：不要留情面，要让大家看了发急出汗，坐不住。【改革开放】1988年元旦刚过，上海最高决策层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他们组成一个大型高级代表团，由市委书记、市长同志为团长，在广东逗留12天，进行学习考察。回到上海，市委就决定召开一次干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万多人，同志在会上作了学习考察报告。这个会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同志强调，首先要解放思想。把集中力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股份制调研在1988年11月开始展开。在企业走了一圈以后，同志想听听理论界的看法。整个座谈过程中，同志不停地记，不停地提问。之前同志不慎跌了一跤，一只手臂受伤打了绷带，但还是拿着笔不停记录。1989年2月，同志主持召开了市委书记办公会，对股份制决定扩大试点，但一定要积极而又规范，要学会按国际惯例进行，重在把企业机制搞活。开发浦东的讨论、酝酿甚至策划，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同志在上海担任市长、市委书记的那段时间。同志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决定支持开发浦东的战略发展思路。1988年5月2日至4日，上海召开了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同志讲话时神情激动。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党的建设】上海干部只要一提到同志抓廉政建设，都会记起他的一句名言：“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外事活动中，同志都注意热情周到而又勤俭节约。1988年初，上海制订了一个改进对外宴请工作的规定，当年2月1日施行，这就是后来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四菜一汤”。1989年3月，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同志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全党动员，为加强上海党的建设而努力，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抓好廉政建设。最后他说，市委常委会已经决定在6月底、7月初召开市委全会，进一步研究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后来同志担任中央总书记，他把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思考带到了中央，推动形成了一系列决定，在全党范围内不断地推进党的建设。同志对市委和市政府机关干部既有严格要求，也有热情关怀。在他担任上海市党政领导期间，每年都参加办公厅组织的迎春联欢活动，兴之所至还引吭高歌一曲，或指挥大家一起大合唱，《歌唱祖国》是他最喜欢唱的歌曲。本级编辑 邹姗周恩来强调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 不断地纠正“左”的错误
人民网
我作为一个电影战线上退役的老兵，缅怀恩来同志对电影事业无微不至地关怀，不能不感慨万千!
现在仅就我个人接触到的两件往事，说明一下周总理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却满怀热情地了解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真挚的支持与鼓励，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 关于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文字记载的周总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谈话，是1959年5月3日在紫光阁召集部分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和北京市部分文艺工作者谈的十个问题。
可是，使得总理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我认为还是先从电影界引起的。在“大跃进”中，电影界出现的情况比较严重。1958年3月文化部召开电影跃进会，就在当时文化部提出“放卫星”的口号下打擂台，各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增加数量。提出来“人人放卫星”、“部部工农兵，片片满堂红”，要两三个月完成一部故事片。有的厂产量成倍增长，摄制组每天用电话向厂里报告摄制进度。5月创作思想跃进会之后，又提出向国庆献礼片拍摄的任务，的确搞得十分紧张。
1959年4月23日上午，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因患病住院进行治疗，要卧床24小时，他却利用这天上午的时间通知电影界来开会的几位同志去医院谈话，记得有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和我几位同志参加。
周总理说他一个时期以来，想到一些问题要找我们谈谈，说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便条来。这时候，君里高兴地笑道：“我们真希望听听总理的指示哩。”
总理却不高兴了，说我不是叫你们听什么“领导指示”的，你们是我过去在重庆认识的老朋友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以后才认识的，今天是我找你们谈谈心的，要是讲什么“领导指示”，那我就不讲了。于是君里又象孩子般央求总理讲，总理这才讲了十二点意见。
这次讲话和后来5月3日在紫光阁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结合电影方面具体情况举例多一些，也有些不同的地方。我现在也记不清楚，我怎么还保存了一份张瑞芳同志当时的笔记抄录材料，现在我根据瑞芳同志的记录和我的回忆，把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回述一下。
周总理开始讲到，他通过几次会议，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两条腿走不好。他认为两条腿走路这是个规律性的问题，而毛主席运用辩证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是非常熟练的。
周总理指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艺术问题上，是精神产物，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容易引起意见。一张画有几笔画坏了就很突出。而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看不下去。……艺术创作是为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群众。”
周总理还强调了对艺术上的要求，讲了几个方面应注意的情况：
一、“艺术创作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上不可能每一次都获得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写诗的。举例说，毛主席写了许多诗，发表的并不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许多。因此，艺术创作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丧失信心，这样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创作了。电影也不能次次成功。
二、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要细致，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认为有人有洁癖，不搞好不拿出来，实际这样反搞不好，还是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三、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说领导都对，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善于集中。想自己一鸣惊人是不行的。”这时他特别指出我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那篇错误的文章，“就是没有同大家商量，被袁文殊攻了一下”。他还说，电影厂领导可以开各级干部会议，有牢骚的也可以吸收，“多听意见就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学会集中，不能集中就不能领导。人云亦云也不行。”周总理指出，两条腿走路要有主导的方面，就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从领导和群众关系来讲，领导是主导方面。对艺术创作要求细致又不要求全，细致是主导方面。导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风格，又要坚持下去，吸收、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会更加丰富起来。
周总理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的时候，反复强调“既要鼓足千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要一张一弛。”明确指出，“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些好？……宁愿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下马”。他说：“你们(指上影)献礼影片的9部中有6部好的我就满意。来个9部，4部不好，我宁可要6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以集中使用，人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些。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打20%的余地。”他还具体指出，不可能设想，“演员要她哭就能哭，舍不得花胶片。做什么事情过头了就变成了荒谬。好看的人脂粉抹得太多了就反而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决，否则精神就不能舒畅。”
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今后4个月不要催厂里交任务了，厂里也不能天天打电话催摄制组。必要的条件要给以支持，但影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国庆献礼片，有的到年底交出来也行。总之国庆献礼的任务，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随后，周总理又在谈作风和工作方法时指出，在工作中既要理智又要热情，作为艺术家，这两方面要兼备。艺术家容易热情洋溢，但理智还是主导方面，领导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才能鼓舞大家的热情。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现实的科学根据，要加以科学的分析，敢想、敢说要和敢做连得起来。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分析。
周总理还特别指出，“创作方面，要有独特的风格，也要兼容并包，但独特的风格是主导的方面。越剧近年来退步了，大概是别人批评它单调了，就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话剧、电影都要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陈鲤庭、沈浮、君里都应有自己的风格。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演唱的《昭君出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说原来高腔戏这样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话剧的色彩。到后台才看到是石凌鹤搞的这个戏。他从重庆排《棠校之花》到现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并包又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周总理因此指出：“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不同的风格”。让我们在工作与创作中一定要想到对立的统一，想想主导方面和对立的方面。
最后，总理还是提出，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要注意质量和艺术性。他指出，拍摄影片的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讲究艺术性。写出来的影片是10年的总结，要符合时代的精神。前两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影片还是要注意色彩和动作。
此外，总理还对创作人员的政治与业务学习、劳动、保健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与后来5月3日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在今天，对照电影界现状来看，也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的。数量与质量、政治与艺术、领导和群众、独特风格与兼收并包、对创作既要求细致不粗制滥造，又不能求全……总之，这一番谈话，是真正用辩证的方述复杂的精神生产方面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以科学的态度，从领导的角度，尊重艺术客观规律，发扬艺术的精神，和我们进行了一次同志间的、朋友似的亲切而又平等的交心和对话，使我们体会到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对电影工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感到既亲切而又严格。
我个人做为一个具体分工管电影故事片生产的领导人，深深感到周总理以身作则，要树立什么样的领导作风，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如果说，过去十多年中我还能和艺术家们谈心、交朋友，还能建立一些相互信任的友谊--当然还做得很不够--一跟这次与总理的会见和谈话，使我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可是，周总理这次谈话，我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之后，并没有引起重视。我有一个印象，文化部党组当时的领导人有顾虑，怕这个讲话传下去，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也就没有向下传达。我也没有敢于坚持要向下传达。而上海的同志们回去之后，也未作广泛的传达，只让君里在20多位主要创作人员中讲了一下就完了。这充分证明，即使是总理的讲话，而且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纠正的正确意见，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何况不久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夏衍被列为文化部“重点帮助”对象，我也不断检查严重的右倾思想。
所以，周总理后来在1961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道：“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在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总理又一次明确提出，“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委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从1959年4月，总理首先对电影界提出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到1961年6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以至1962年这次讲话，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为繁荣文艺事业，不断地纠正“左”的错误，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二 关于新侨会议
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如何改进文艺工作领导等问题，并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
这时候，文化部也在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也是为了贯彻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三年来的经验，改进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十条”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
根据我的记忆，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电影故事片创作人员思想最活跃、议论极广泛、讨论最热烈、心情最舒畅、也是充分发扬的一次会议。说是对“大跃进”三年来的总结，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电影界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尽管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澄清，但就创作中涉及到的问题来看，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例如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党如何加强和正确地领导精神生产的问题，如何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关于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直到艺术规律、人性论、正面人物的创造、反映矛盾、创作人员的生活、学习等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普遍反映了创作人员顾虑重重，精神紧张，一怕“右倾”，二怕“不听党的话”，加上领导作风的简单粗暴，以致在创作中束手束脚，唯恐犯错误的心情。因此，许多同志对1959年总理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讲话没有向下传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甚至提出要追查责任。
周总理1961年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1959年那个讲话的引申，而且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更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指导思想与领导作风问题，是要求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应改变“一言堂”的作风，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问题。重温周总理这次讲话，我深深感到，总理所谈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即使到今天，无论是领导干部或创作人员，也未必能说都已经正确认识和理解了。
周总理这次在新侨会议讲得非常明确：“我们要造成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
之后，在专门谈到领导问题时又反复强调，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就是调查研究。”他强调“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长期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中所经历的曲折与坎坷，只要忽视艺术的规律，不发扬，动辄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五子登科”，那么，就无法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窒息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也就不能真正贯彻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
可是，周总理在进行了广泛调查，与文艺工作者谈心后所作的一次“心有所感，言之为快”的讲话，使全国文艺工作者感到欢欣鼓舞的会议，到“”期间竟被诬蔑为“新侨黑会”。而根据总理指示的精神起草并原则同意，又经中央批转，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名义正式发出的“文艺八条”，竟被打成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
周总理这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用辩证方法科学地论述了许多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的正确讲话，竟遭到如此的命运，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我记得，当时还有艺术家在会议中大声疾呼，应把“文艺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刻成碑树立在制片厂的大门口。这当然只是反映了一种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压抑的心情。
我也记得很清楚，1979年《文艺报》、《电影艺术》第一次公开发表周总理在新侨会议的讲话之后，我和电影界一些老战友会见时，回忆起新侨会议的情景，无不兴致勃勃，充满了对总理的怀念，甚至热泪盈眶。
26个年头过去了，我回忆起新侨会议的一些情景，多次和总理的会见，我仍然感到印象非常清晰，心情激动；重读这篇《讲话》，也不止一次感到热泪难忍。
今天来看，我仍然认为周总理在新侨会议的这个讲话，是一个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并发展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所提出来的有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问题，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对今天还要继续反对“左”的指导思想，改变缺乏的领导作风很有意义，而且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正确解决遗产与创造问题，认真学习、思考，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遗产与创造这个问题上，总理虽然谈得并不多，但是他在当时已经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意见：一方面要相信“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另一方面，“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搞复古主义，“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在当前一股否定一切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才似乎是创新的思潮中，我看总理这个讲话，在现在还应该引起我们认真地思考。
周总理在新侨会议期间，不止一次亲自找我们去汇报会议的情况，指定我要把每期会议的简报当天送给他。他6月16日晚间亲自到新侨饭店一间小客房里和许多电影艺术家们谈心，听说会议中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争议，为了展开讨论，我们在会议上把小说发给大家，总理就伸手向我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后来把赵丹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的那本小说拿走了，说他想知道赵丹的看法。他看了小说之后，又把影片调去看了。
总理和我们一起听黄宗英讲书记挂帅搞创作的“经验”，三位书记和宗英讨论了一天，没有弄出一个提纲来。等到书记们有事都走了，亲英灵感一来，就一下子把提纲写出来了。总理听了和我们一起大笑。
在一次聚会中，总理听到上海电影界的同志反映了一些情况，突然问我：“荒煤，这是不是都是柯庆施的意见？”我稍微有些犹豫，总理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一句：“你这个老党员怎么也这样多顾虑？”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早就听说柯庆施宣布夏衍和我是“不受欢迎的人”了，希望我们少去上海插手电影工作。
也正因为柯庆施经常提出，“有些人就是听夏陈的，不听我们市委的”，所以有些人也不敢向我们反映情况，都只得向总理反映，总理也实际上比我们知道得多。后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批评有些创作人员是所谓“通天干部”，实际上就是妄图制止向周总理直接反映情况。所以，周总理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领导不要搞“一言堂”，“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这些都是有所指的。
总理6月19日在新侨会议讲话之后，25日又一次约请了各厂的一些编、导、演人员到西华厅他家里座谈，举行便宴。之后，又让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愿意在7月1日党的生日和大家一起到西郊香山去休息一天。也就是这一天登山途中，赵丹象孩子般和总理发生“争论”，到底《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比电影好，还是电影比小说好。黄宗英同志在她1979年的一篇回忆总理的散文中作了生动的描写：“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说：‘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则说：‘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他们两个各抒所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略停微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势，人们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来形容，总理声音洪亮地说：‘你宪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了，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而这个赵丹，就是前几天在新侨会议上发言，有过一段“眼泪汪汪”的“趣话”：“要是给我一块免斗牌，我就什么话都敢讲了!”
所以，后来有同志就和赵丹开玩笑，说赵丹经过总理批准，承认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可是，谁想到，赵丹到了“”期间竟然成了“文艺黑线”上的一位“混世魔王”……
我还想起两件小事：一件是周总理到香山来的时候，又约请了三位来宾，许多同志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因为看到了总理的细心，对凡是对电影工作有过贡献的同志，他也都记在心上。这三位客人就是王莹、舒绣文、孙维世。另一件是我能幸福地保存下来的周总理和全体创作人员合影留念的两张照片，没有一张照片能叫你很快发现总理在哪里的，他没有端坐在第一排，或站在前面显著的位置上，而是和许多创作家一样，站在后面，站在人群中，留下一个小小的头相。
这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崇敬的周恩来同志，是领导全国建设、日理万机的一位总理，然而也是文艺工作者、电影工作者感到异常亲切，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能够平等地交流思想，敢于争论的一位良师益友!尽管他对我们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作过一些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所能体会到的，这是出自一种衷心的热爱和关怀，得到的是力量和鼓舞!
我不否认周总理的确对文艺事业有他的爱好，可是，我认为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关怀、支持和要求，更根本的一点，还是他那时时刻刻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定要远瞩，既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发展生产，也要关心人民的精神生活，重视文艺工作每天联系和影响亿万人民，如何更好地发挥文艺寓教育于娱乐的作用。这和我们今天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的总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这两次讲话，都对电影艺术创作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59年的讲话，尽管有关领导方面未进行传达与贯彻，但在创作人员中却奔走相告，非常兴奋。例如上海霞白音就约请了君里等同志到家里和朋友们详细传达。同时，到底还是刹住了当时那股不顾质量，追求数量、催进度的“热风”，终于在国庆10周年，完成了一批优秀的献礼影片，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林家铺子》、《风暴》、《青春之歌》、《聂耳》、《林则徐》、《老兵新传》、《回民支队》、《万水千山》、《战上海》等等，举行了新片展览月，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这是建国以来电影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总理还亲自参加了庆祝会表示祝贺，给电影艺术工作者以莫大的支持与鼓舞!
新侨会议的讲话，实际上是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使得创作人员思想解放，终于在1962-1964年又逐渐恢复正常生产，并且又一次形成一个小高峰，先后拍摄了如《甲午风云》、《停战以后》、《阿娜尔罕》、《李双双》、《燎原》、《槐树庄》、《南海潮》、《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小兵张嘎》、《红日》、《农奴》、《英雄儿女》、《阿诗玛》、《白求恩》、《霓虹灯下的哨兵》、《天山上的红花》，戏曲片《野猪林》、《红楼梦》、《花为媒》、《槐荫记》，美术片《大闹天宫》等等。
可惜，好景不长，经过文艺整风，特别是在十年期间，终于使得电影园地里百花凋零，一片荒芜。
因此，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周总理对于电影艺术片生产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个电影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在纪念周总理的时候，还应该认真地学习他的一些讲话，回顾历史，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有中国特色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影片，为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贡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这是对周总理最真挚的怀念，也正是他生前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不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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