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印多行财运

“美”是人独有的精神感受与享受，从中产生出一种研究一切可引起美感的现象之学科——“美学”；研究在鉴赏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引起美感的学科则为“历史美学”。历史之“美”，需以历史为对象并借用美学慧眼透视之。这样，“历史美学”就有了与诸如“文学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建筑美学”等学门不同的内涵规定性：“历史美学”既以历史为“美”的鉴赏对象，“真实”为历史之魂魄，“真人真事”亦就成为历史之主干，故历史美学势必以“真人”所行“真事”为关注中心；复因人有人性方之为“人”，故历史美学又以剖析人怎样在人性制约下创造历史即怎样行“事”为要；与此相关联，历史美学又须研究历史之叙事何以能够动人?历史之书写怎样才能引起人的鉴赏美感?即须探讨历史叙事中的“情致”(黑格尔《美学》语)要素；以及撰史需具备哪些历史学“先天”地、“强制性、机械性”地(康德语)规定的书写规范、表达形式等“历史叙事”的“形式美”要件。概而言之，“历史美学”当以美学之视角审视“历史”和“历史学”，将“史界革命”以来被漠视的“人”重新凸显为“历史”和“历史学”之中心。通过历史“直指人心”而鉴往知来，剖析之警策之，避免“使人心变得干枯”，且使历史学能如康德所说“指向高贵的意向”，引导人对于其何以为人以及对于其“类”的思考，终之于引向“对我们人格中的人类尊严的敬重”①。因此，“历史美学”追求一种浸润着生命意义的“人”的学问。掌握有“人味”的知识既构成人生过程的重要内容，追求这样的知识也才符合“人生”本旨。试看标榜“科学性”以来陷入“科学主义”泥潭的历史学所走而且至今似乎仍然在走的歧路，本文也可视为对此种趋势的一次尝试性反拨。

用了上述“历史美学”的规定性我们看《左传》。

《左传》不仅是“经”(十三经之一)，而且是经中唯一一部名副其实的“史”。章实斋谓“后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②《左传》正是中国历史学的不祧之祖。这一特殊地位，使它对《史记》以下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性影响，并为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开其滥觞。而《左传》中符合“历史美学”的规定性内容恰恰值得重视。厘析而探求之，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何以具备如斯特点具有提示性意义。对于克服当今历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痼疾亦不失为良方药剂。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尝按《左传》叙事之年代，以“点题式”列读《左传》心得67篇，其叠出之胜义每可用“历史美学”圭臬之。故本文拟仿《管锥编》例，亦用“点题法”，于《左传》相关“年”下之载纪中撷取史实，作“历史美学”之解读如下。

一 “文如钩锁，义若连环”：《左传》结构设计剖析

《左传》叙事始于隐公元年。从隐公元年至桓公十八年共三十年。此三十年史事蕴含两条主线③，两条线均起于隐公元年：一线自隐公“摄政”而起；另一线由“郑伯克段”而来。两条主线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其间存在极复杂极微妙之相互联系。隐公年间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头绪纷繁，网罗交错，却均在这两条主线间交互穿插。由此产生之历史之“果”，恰又成为桓公年间历史之“因”。至于惩恶扬善，揭示“人性”之诸面相，则作为左氏之“意蕴”或“史义”，“钩锁连环”贯穿始终。现分别剖析如下：

(一)隐公之“摄”

《隐公元年》：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④故仲子归于我。(杜注：妇人谓嫁曰归。“归于我”即鲁惠公为嫡妻)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按，惠公原配正妻孟子卒而无子，故惠公“继室以声子”。“继室”者，惠公续娶之妾也。《史记·鲁世家》以声子为“贱妾”。惠公纳声子为妾当在复娶仲子为妻之前。

上文为《左传》开篇语。这段话很重要，类似“引子”，点出了隐公的复杂身世。春秋242年史事亦就此引出。因“《经》”起于隐公元年，《左传》“解经”，故也必须“起隐”。如此，似不必像经学史上争执纷纭莫衷一是之讨论“起隐”问题那样，认为《春秋》之“起隐”用意深沉；尤不必如今文家之“起隐观”，认为“起隐”必涵有孔子之“微言大义”。对于“起隐”作平实之解即可。

《左传》因有这“引子”作“开场白”，遂使242年的春秋历史有了一个起因，从而隐伏下无数吸引《左传》作者希望解答、需要解答的历史之谜。这当然是一种高级叙事法。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就有如此成熟的叙事方法，这使人们对《左传》作者究竟是谁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这一《左传》学史上的老问题恐怕如确定《国语》、《战国策》的作者一样，永远也得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不过，黑格尔在探讨类似问题上的做法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讨论形式为“诗”实质为“史”的《荷马史诗》作者时黑氏指出，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意见”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荷马这样一个人作出这两部史诗(按，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笔者)的全体，而是先由一些个别的作者作出其中一些个别的部分，然后这些部分被结集成为两部大作品”。⑤但黑格尔认为，若从是否能够“自成一部史诗的有机整体”检视《荷马史诗》就会发现，这部巨著“毕竟各自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以有没有“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作标准判断一部作品的作者，是一个有见地的意见。黑氏在谈“历史写作”何以能够“引起艺术活动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余地”时指出：史家撰史应“把真人真事摆在心里想一想……把所理解的史实加以排比和整理”，使“一些分散的情况”“互相联系起来，组织成为一个联贯的整体”。⑥根据这一原则，黑氏断定《荷马史诗》“只能出于一个人的手笔。”⑦若借用黑格尔的标准复检视《左传》，《左传》从隐公至哀公之叙事一气呵成首尾相应，其内在的“理念”、“意蕴”即“史义”融会圆通逻辑绵密一以贯之，与黑氏“联贯整体”的要求若合符契。且更有以下例证证明《左传》必经“一手”改定。如《传·襄二十四》：

然二子者，譬於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钱钟书下按语谓：“此为初见，语详意豁。二十八年，卢蒲嫳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再见语遂较简而意亦不醒。昭公三年，子雅曰：‘其或寝处我乎!’三见文愈省，若读者心中无初见云云，将索解不得。一语数见，循纪载先后之序由详而约，谓非有意为文，得乎?”⑧初语最详，渐次省略，是为读者考虑。一读再读必厌其烦。钱氏谓左氏“有意”为之，尤可见出《左传》曾由“一人”改定，且在书写前已“成竹在胸”，有充分准备。如此，似可将《左传》的作者仅视为一个有确定内涵的“符号”，即《左传》一定经过“一位”作者的手笔，这位作者就是“左丘明”或云“左氏”。如此看待《左传》之作者也尽够了。

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按，此一“摄”用字精当，为贯穿隐公年间历史之“关键字”。其含义：[1]“继室以声子”生隐公，隐公非原配夫人所出，即庶出而非嫡出，故代桓公“摄政”。《史记·鲁世家》：“惠公卒，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杜注：“隐公追成父志，谓桓尚少……”

隐公虽非嫡出，然非嫡出却并非不可继承王位。如《传·庄三十二》：

(鲁庄)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

按，文姜与奸夫同谋弑杀亲夫，为隐公年间重大“政治事件”。她身为桓公妻鲁庄母，却不守妇道未行母道，长期与同父异母兄齐襄公私通，心事意趣念兹在兹，并不在意鲁庄的婚事。鲁庄虽有正配亦生有嫡子闵公，但婚姻并不美满，文姜“心不在焉”是为重要原因。以此导致鲁庄原配“红杏出墙”，与“小叔子”庆父私通，此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根源。鲁庄则婚外思恋，与孟任“自由恋爱”，生子般，非嫡出。然鲁庄之情在孟任而非原配，故欲以子般而非闵公继位。季友“以死奉般”，是亦不以子般非嫡继位为非。子般虽继位后即被杀，然终究即位成功。又，《左传》中非嫡出继承王位者尤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以此，隐公因“桓尚少”代桓而“摄”，是其自愿选择。此间即透出隐公之气质与人品，即[2]隐公之“隐”有“隐忍”、“收敛”、“退让”之意，既符合隐公秉性，亦符合其身份；[3]隐公父惠公纳妾后复娶妻生桓公，此为隐公“摄”之起因；又以隐公“摄”而引发此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因此，隐公之“摄”实为理解其后诸历史事件之枢机。黑格尔曾确认一部完整的“史诗”需具备“实体性基础”之“两要素”即：(1)“含有冲突的个别动作”；(2)“全部史诗的出发点”，认为“这一点对于情境应从哪里开始的问题特别重要。”⑨借用黑氏之论史诗我们看《左传》，其隐、桓年间所涉史实，既富涵“冲突”的起因与经过，同时也成为242年“全部历史的出发点”，此一“出发点”即隐公之“摄”。因此《左传》同样有如同史诗般的“实体性基础”。以下分别叙述，以见《左传》“文如钩锁，义若连环”之绵密构思：

(1)隐公之“摄”，乃十一年后其被桓公弑杀之起因

《传·隐十一》：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弒之。……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

《公羊传》记载略不同。《隐四》：

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弑公也。其与弑公奈何?公子翚谄乎隐公，谓隐公曰：“百姓安子，诸侯说子，盍终为君矣。”隐曰：“吾否，吾使修涂裘，吾将老焉。”公子翚恐若其言闻乎桓，于是谓桓曰：“吾为子口隐矣。”隐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则奈何?”曰：“请作难，弑隐公。”于钟巫之祭焉弑隐公也。

按，翚即羽父。羽父与桓公共弑隐公，事在隐十一，读《公羊》文义，若谓其隐四即被弑，不确。然《公羊》补充了《左传》关于隐公被弑之重要史实。隐公摄政已十一年之久，羽父为求官大宰而见之，其以小人之心度隐公，谓隐公必不满长居“摄政”之位而有篡夺之心，故歆动其弑桓公，其中隐涵愿意协助隐公废除桓公以篡王位之意，交换条件为隐公准其任职大宰。其遭拒后恐事情败露故反谮于桓公。羽父“跑官”野心大暴露，隐公却未当机立断铲而除之，是为其大失误。桓公，恶人也，与羽父窜通一气，隐公终被弑。

(2)羽父助桓为虐，宋殇公无道伐郑：左氏叙事千里伏脉，并凸显宵小辈狼狈为奸之义

《隐三》：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请子奉之，以主社稷。”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按，宋殇公为穆公兄宣公之子。穆公传位与殇公而非己之子公子冯，以报答宋宣公传位与己而非其子殇公之恩。殇公却以怨报德，视公子冯为心腹大患，必欲除而后快。《左传》是以“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赞宣公，实亦讥刺宋殇公之非德无义。公子冯奔郑，宋殇公“十年十一战”伐郑，皆为除去公子冯。宋连年征战又为华督弑殇公之起因。《左传》叙事环环相扣，伏笔之中又藏伏笔。

(3)殇公伐郑，复牵出卫州吁。羽父、殇公、州吁皆无耻之徒，臭味相投，沆瀣一气

《隐三》：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其娣戴，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按，《左传》隐三叙宋穆公传位于殇公，至此笔锋忽转，跳叙卫庄公娶齐东宫得臣妹一事，两件事看似毫无关联。《左传》如此叙事，初读之甚觉突兀茫然难解。细绎之，乃知左氏构思之精细：其意在为卫州吁出场作铺垫。而州吁之登场，又为隐三、隐四重要历史事件之关键。其后，宋殇公之不义，鲁桓公之贪婪，石碏之“大义灭亲”等重大事件均围绕州吁之弑君篡位而次第展开：

1．《隐四》：

春，卫州吁弒(卫)桓公而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

按，州吁弑君篡位，大逆不道，天理难容。为转移视线，息弥国人不满，乃“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州吁“求宠”，首选殇公，亦深谋擘画。其深知公子冯为宋殇公必欲去除之患，故主动示好，提出宋若伐郑，卫愿提供所需军饷并“与陈、蔡从”，共同伐郑。州吁投殇公所好，正中其下怀。殇公、州吁各怀鬼胎，一拍即合。而《传》一“许”字则一语双关：既见出宋殇公去除公子冯迫不及待之态，又以殇公一口应诺，反衬出州吁之用心深险：州吁冷眼考量时局久矣，最可利用者殇公也。故“以除君害”之“害”，实与“宋人许之”之“许”遥相呼应。此种运笔，皆刘知幾《史通》“用晦”之义，即所谓“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2．《隐四》：

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素心残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按，州吁弑君篡位，罪恶昭昭，不言自明。左氏叙事原惜墨如金，此处却不吝笔墨，大段引出众仲之议，实以“诚信”为准，借讽州吁再刺殇公之不义。更细绎之，左氏借众仲之口，所讥又岂仅谓殇公哉!后华父督弑宋殇公而“以郜大鼎赂(鲁桓)公，齐、陈、郑皆有赂”。州吁主动助宋伐郑，实亦“政治行贿”，是左氏借众仲之论州吁，所讥亦遍及鲁桓公及各收受贿赂之诸侯。

3．《隐四》：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公子翚)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

按，宋殇公“乞”鲁师助战伐郑，公子翚(即羽父)“请以师会之”，隐公“辞”且“弗许”；公子翚则公然抗命，“固请而行”。一“辞”一“请”之间君子宵小立判。是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此“疾”必为经义而由《左传》明示。可见出《左传》必“解经”，非如公羊家言“《左传》不解经”。经义既“疾”公子翚，实亦同“疾”伐郑各诸侯。《诗·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求其友声”固常用于正人君子之间。然小人亦“人”，“矧伊人矣，不求友声”?故《左传》将桓公、殇公、公子翚、州吁捉为一“类”，聚而讥之，旨在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理。

钱大昕曾指出：

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渐，圣人随事为之杜其渐。隐之弑也，于“翚帅师”戒之；子般之弑也，于“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戒之，此大夫不得专兵权之义也。⑩此为晓徵对《春秋》“笔法”的确解，却也正是《左传》“形式美”之显现。钱基博尝谓：

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其义昉于太史公。如叙汉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见意于《项羽本纪》，藉项羽之口以吐之曰：“非战之罪也，天也。”叙平原君之好客，而见意于《魏公子列传》，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射映发，以见微旨。(11)

今按，钱基博之“史家激射隐显之法”，实非昉于太史公而昉于左丘明。春秋天下大乱，萌始于“大夫专兵权”。此弊早在隐公四年公子翚“固请”用兵已显露端倪。大夫有专兵之权，方有弑君篡位若公子翚助桓弑隐之能。钱大昕所举“隐之弑也，于‘翚帅师’戒之”，即钱基博氏“史家激射隐显之法”之实例。

(4)为追杀公子冯，宋殇公遂与州吁、羽父联手。然“多行不义必自毙”，此理岂又殇公辈能明哉!殇公终以伐郑引火烧身而自蹈覆辙

1．华父督夺、弑其君

《桓公元年》：

宋华父督见孔父(又称孔父嘉，孔子六世祖。)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桓二》：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弒殇公。……(各诸侯)会于稷，以成宋乱。为赂故，立华氏也。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弒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

按，华父督羡人之妻，欲夺为己有不惜恶人先发，诬连年战祸实起于孔父，固然品质低劣；然殇公不义伐郑，“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众怨沸腾，华父督嫁祸于人，实亦有隙可为其所乘者。此即黑格尔《美学》所谓矛盾对立的双方均需各有其“辩护的理由”。(12)王元化先生读黑格尔此论，并结合其自身的文艺理论，正确地指出：

“就它们彼此相对，都是显得不合理的，否则双方就不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但就它们的每一方来说，又必须是有辩护理由的，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这一方倘是荒诞不经的，那么和它对立的另一方也就立即失去了生气和威力。”“在严肃的冲突中，如果为了烘托一方的理想性就把另一方竭力加以贬抑丑化，其结果就会使双方同时受损。”(13)

2．华父督行恶，自知罪孽深重，故广行贿赂于各诸侯。鲁桓公、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皆收受贿赂“以成宋乱”，此为“大恶”。故桓二《经》曰：

三月，公会齐侯(齐僖公)、陈侯(陈桓公)、郑伯(郑庄公)于稷(在宋境)，以成宋乱。

按，“成”者，成就也。华父督弑君夺并就相位，复从郑引回公子冯立为君，此事动静极大，须得诸侯国认可方见稳妥，故其分别贿赂鲁、齐、陈、郑四国，各受贿诸侯会于稷，承认此事，“宋乱”终“成”。华父督弑君并就高位，各受贿诸侯良知泯灭是非不分助纣为虐。更有甚者，鲁桓公竟以受贿之鼎置诸祖庙，周天子却对此不闻不问一切听之任之，“上梁”先“不正”，此尤为“大恶”。如《公羊·桓二》所云：

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

按，《公羊传》揭出各诸侯助成“宋乱”之“大恶”本质，此义与《左传》通。是故《左传·桓二》特载臧哀伯大段谏语云：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公不听。

按，臧哀伯之论一以“诚信”为断理之据。“公不听”一语，适可为《公羊传》“大恶”之义及“隐(公)贤而桓(公)贱”之评作注脚。在此大是大非面前，尤可见出《左传》、《公羊》义法相通，绝非今文家如刘逢禄尤其是康有为辈所谓今古文经义法相悖，畛域分明水火不容。

(二)“郑伯克段”

《隐公元年》：

郑伯克段……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

按，“郑伯克段”为隐公元年重要史实。因《古文观止》选为首篇，数百年传诵不绝而耳熟能详。郑庄系隐、桓间风云人物，因其弟段作乱而“克段”，《左传》首述之，如此设计绝非率尔之笔，于此适可见出左氏之运思缜密：郑不仅处于隐公元年至隐四之历史舞台中心，且“郑伯克段”与前文第1点所述诸历史事件间存在千丝万缕之联系。

(1)“郑伯克段”乃周、郑交恶起因

《隐三》：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按，郑庄为天子卿士，掌管周王室具体政务，然段谋反郑伯克之，《左传》首叙段作乱及被克经过，此为必要铺垫：意在说明“周郑交恶”之起因——郑国政局不稳，郑伯自无暇顾王，必怠理周室政务而致天子不满，故周王“贰于虢”，有意立虢公为卿士以分郑伯权。“郑伯怨王”，周王谓“无之”。以后之史实观之，周王之应答实口是心非，“故周、郑交质”。此一“故”字含而不露：隐蕴周、郑间之相互猜忌，然左氏并不点明。左氏史笔简而要，精而明，如《史通·叙事》所誉：

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周、郑交恶既为春秋大事，周王与郑伯互相猜忌“不信”，故《左传》记录在案。且周王“贰于虢”在先，遂致“郑伯怨王”，周、郑互换人质。故下文左氏“信不由中”之讥主要针对周天子。《隐三》复谓：

萍、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萍》，《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按，《国风》有《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又有《召南·采萍》：“于以采萍?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萍、蘩皆凡草，然先民以之为祭祀“信物”。以“信”为基，物虽贱却一样承载神圣；下至于春秋，动辄以人为质，周天子即开其恶例。其“质”虽较萍、蘩为贵，然因双方无“信”，即以人为质却“贵”而无当，照样不抵用。《左传》以诗入史，情愈切而“事”更“真”，此又可见史、诗之相通。且周天子之“不信”又岂止“贰于虢”哉?《隐五》：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按，翼为晋国都，曲沃庄伯伐翼，叛乱显然。周王却“使尹氏、武氏助之”，火上加油助成晋乱，大失天子楷模诸侯风范；后因“曲沃叛王”复又伐之，朝令夕改，毫无原则，完全丧失天子之德。反观隐公元年“君子曰”之批评周天子，其意蕴一仍落在“信”字上。明现“贬天子、斥诸侯”大义，并以“君子曰”开“史学评论”先河。

(2)周平王死，“周人将畀虢公政”，周、郑矛盾立刻激化，是故

先有《隐三》：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再有《隐六》：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复有《桓五》：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

按，周、郑交恶竟至于兵戎相见，周王为箭“中肩”，郑伯“犯上作乱”，天子式微诸侯坐大，“礼崩乐坏”莫此为甚。此乃隐、桓间“头等大事”。然“君不君”辄“臣不臣”。周、郑之“不信”乃至“交恶”实肇端于周王。周王先“夺郑伯政”，郑伯衔恨故“不朝”。周王遂主动发难伐郑，郑自不能坐以待毙，应战不得不然。细绎左氏之意，谴责郑伯犯上固然，“讥天子”亦显见。此间之伏线即在“郑伯克段”。

(3)郑伯克段，段子奔卫，复牵扯出卫国。郑、卫关系恶化

《隐四》：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

按，宋殇公之“怨”者，怨郑也；所以怨者，怨郑伯收留公子冯也。如此即可见出，左氏隐公元年叙“郑伯克段”，与隐三叙宋穆公传位殇公，忽掉头叙卫庄公娶齐东宫得臣之妹，针细缕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其用意相同：皆为州吁出场作铺垫，两条主线亦在此交汇。州吁后勾结公子翚助宋伐郑，虽有意“求宠于诸侯”，然郑、卫不睦亦系实情，州吁利用之“以和其民”，更见出其“和民以乱”，用心深险。

(4)宋殇公继位，公子冯奔郑；殇公伐郑以斩草除根去除隐患；“十年十一战”，国人苦于征战，终导致华父督为夺孔父妻而弑宋君；华氏广贿诸侯，郑伯亦与焉。春秋时天子“君不君”遂至于诸侯“臣不臣”，各国勾心斗角，天下大乱之诸多败相于隐、桓间均已显露无遗。郑则恰处于诸矛盾之交结点。左氏于隐、桓间史事起叙于“郑伯克段”，这一条主线遂与“隐公摄政”交汇，最终结穴于“以成宋乱”，大恶昭彰。左氏扬善惩恶之旨亦昭然若揭。

以上可见出《左传》构思之曲折回环，宏阔精细。左氏叙事，必追寻事件之起因，以极精致巧妙的构思暗藏玄机，隐而不露，每作伏笔式构造，环环紧扣，步步深入。对于历史事件之因果关系，左氏并不道破，却将体悟权交由读者。初读《左传》如入迷宫，必再三再四细读体悟，方可领略其体大思精，无穷奥妙：如土蛇灰线，虽隐伏不显，仔细搜寻，却历历在是，遂于恍然领悟后有“回响式”的鉴赏美感与意味。借用清儒凌廷堪治礼学之甘苦体验，读《左传》亦“……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覩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涂径可跻也”。(14)

以上《左传》之结构美符合“历史美学”“形式美”的规定性。至于其叙事中所涵“历史美学”之意味，则可以中国传统所重之“留白”诠释之。《周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此即已隐有“留白”之意。“留白”的审美原理又源于老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之“有无相生”哲学，基于中国阴阳辩证，虚实相生的理念。

留白非“空白”。一如古画论中之“计白为墨”、“计白以当墨”之说：“白”而“留”者，旨在“藏象”，以衬托“墨”之“出形”；白者为虚，黑者为实，黑、白貌相反而实相成，虚与实互为作用。钱钟书先生一段妙喻恰能说明留白之“美学”理据。他指出：

寂静并非是声响全无。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寂静可以说是听觉方面的透明状态，正好像空明可以说是视觉方面的静穆。寂静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使道德家听见了良心的微语(still small voice)，使诗人们听见了暮色移动的潜息或青草萌芽的幽想。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15)

鸦雀无声是“死”而非“静”。恰如王籍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故留白非“无象”，亦非“抽象”，而是“意象”。

美学中“意象”与“表达”之相互关系，又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言”与“意”之对立统一关系诠解之。中国传统古论有“言不尽意”一说。“言不尽意”，一方面固然指陈“言”之本“不能”尽意，此为“言”之“所以然”的问题。然《庄子·外物》有云：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是谓言亦“不必”尽意也。此为“言”之“应然”问题。若是不懂言既“不能”尽意，亦“不必”尽意之理，话头说“尽”而实则“不尽”，看似洋洋洒洒、面面俱到，实则如混沌凿窍，窍凿而混沌亡；围棋堵“眼”，眼“实”而棋死。此适为画蛇添足弄巧成拙。是故严沧浪《沧浪诗话》谓：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反观左氏叙史运笔，即系在明了“言”与“意”之“所以然”之理后所作的“应然”处理。“不落言筌”，保留一份悬念，适为“美”之高境界。正是在这一点上“史”、“诗”相通。此种理念与康德之“意象”处于“最高位”，任何“概念”即“言”对于意象之表达均不完满一说灵犀相通。康德指出：

审美的意象是指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它能引人想到很多的东西，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这些形象显现(作为内心的直觉对象)是不能用概念去充分表达出来的。例如诗人就试图把关于不可以眼见的事物的理性概念(如天堂、地狱、永恒、创世等)翻译成为可以用感官去察觉的东西。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在经验界可以找到的事物，例如死亡、忧伤、罪恶、荣誉等等，也是越出经验范围之外，借助于想象力，追踪理性，力求达到一种“最高度”，使这些事物获得在自然中所找不到的那样完满的感性显现。特别是在诗里，这种形成审美意象的功能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16)

康德论中“意象”“能引人想到很多的东西，却又不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以理解的”；以及“意象”处于不能用“概念”完全、彻底表达尽净之“最高度”，此两点最堪玩味。作家史铁生谈“诗”创作时指出：“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地纺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但是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17)

史铁生所说“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但是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的“那一团混沌”，分明正是康德所指陈的“意象”。这就从“践履”的角度印证了康德说的正确性。李贽《焚书》三《杂说》描述创作过程中想象力逼迫主体产生“意象”进而至于成“文”的思维全过程，所论极贴切，亦适可为康德“意象”说之奥援。李贽指出：

且夫世之至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风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看《左传》之叙事，常给人一种悠然而止、意犹未尽、玄藏渺茫、文蕴浩远的魅力，其关键即在左氏精心守护着感情与思想的闸门，“其文缓”(刘熙载评《左传》语)，于平缓中隐伏下左氏奔腾激越的历史感悟，其着笔用语则以少胜多用简驭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处无文胜有文”，让读者感受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简单”美学境界。因为“既简单而又美这个理想的优点毋宁说是辛勤的结果，要经过多方面的转化作用，把繁芜的、驳杂的、混乱的、过分的、臃肿的因素一齐去掉，还要使这种胜利不露一丝辛苦经营的痕迹，然后美才自由自在地，不受阻挠地，仿佛天衣无缝似地涌现出来。”(18)黑格尔这里所说的“简单”并非“简陋”而是“精炼”。因炼“思”而“文”精，故意涵饱满而况味无穷。适如《左传》晋太子申生为骊姬构陷，自缢而亡，刘知幾即谓此例“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对于史家运笔之“简”、“晦”，刘氏尤以《左传》为范本大申而特申，指出“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19)用“晦”的作用即在于“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故云“晦之时义，不亦大哉!”(20)

二 善恶集于一身：“郑伯克段”的另一层意蕴——兼驳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

无论从结构安排还是叙事用语，《左传》均表现出“历史美学”“形式美”的一面。然“形式”仅为工具。黑格尔曾借助于“身体”与“灵魂”之对立统一性谈“美学”。黑氏指出：

灵魂在它的身体里既见出主体性的统一又见出实体性的统一，这在感觉里就可以看出。生物的感觉并不只是独立地起于身体上某一部分，它就是全身的这种单纯的观念性的统一。感觉弥漫全身各部分，在无数处同时感到。但是在同一身体上并没有成千上万的感觉者，却只有一个感觉者，一个主体。(21)

借用黑格尔之论检视史作，史家于史作中之所有架构运思叙事用语均有类于“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人体的躯壳四肢，它们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却最终须听命于灵魂即“意蕴”的指挥而不允许其“单打独斗”，“僵化为独立的特殊部分，变成彼此对立，排外自禁的固定的差异面”。故以《美学》视之，形式服务于内容即“意蕴”；以之复视史作，则“意蕴”即史家之“史义”方为史作的灵魂。据此我们看《左传》之“历史叙事”，可明显见出其对于“人性”诸面相之关注。但凡涉及诸如善恶、爱心、诚实、公正、独立、勇敢、自尊、庄严、精神圆满；以及自私、残暴、奴性、邀宠、谄媚、屈辱、脆弱、虚伪、愚昧、仇恨、精神委顿等等之“人性”要素，左氏必不吝笔墨予以揭露且细加剖析，这就“把单一、个别的事物展现给我们”，“……透过其作品”让我们了解到了“柏拉图式的理念，整个的种属和类型。并以此表现了整个人类的存在。”(22)《左传》所重之“人性”即左氏之“史义”、“意蕴”所在，以此构成了《左传》“历史美学”之“内容美”的另一面。这在“郑伯克段”的叙事中有典型体现。

《隐公元年》：

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祭仲)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按，郑伯克段全文之前半段要害在一“待”字。“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昵，厚将崩”，“将”即“待”之义也。此“待”正郑伯“志”之所在。杜预《注》：“明郑伯志在于杀。”《正义》：“服虔云：公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出，此郑伯之志意也。”郑伯“志”在“杀”段，此义《左》、《公》、《榖》三传全同。

然《公羊传·隐公元年》：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按，郑伯于段终未成“杀”。《公羊》(包括《榖梁》)为“大”“郑伯之恶”而谓其“杀”段，不可信。因《左传·隐十一》郑伯即言之凿凿：“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是太叔段十年后仍然存活。

郑伯蓄意即“志”在杀段。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解之略谓：庄公分京地与段为“曲从母意”，“济成其逆谋”，“然后从而讨之”，是“忍陷弟于罪以戾其母也。”“庄公诚爱弟者，不如勿与之”，“使无所资，则不生乱。”《左传》则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然郑伯之险心又岂在“失教”哉!其城府深算恰在“不教”，养成段恶以为罪证，此其“待”之深意所在。故“郑志”之解，《公羊》较《左传》为长：郑伯之“恶”，恶在一纵弟不悛以“待”其恶贯满盈，郑伯于冷静之中透出的冷酷最为左氏措意。又，《左传》中凡用“待”字每有深意。钱钟书尝引闵元仲孙湫论庆父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侍之”；定六公叔文子谏卫侯曰：“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并下按语云：“‘待’之时义大矣哉。‘待’者，待恶贯之满盈、时机之成熟也，故本节下文云：‘公闻其期，曰：可矣’。”(23)庄七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钱文引后指出：二“志”之义“皆指隐衷蓄意而言，一欲杀害，一欲幽会，同为心事之不可告人者。”(24)

然郑伯又非仅有阴险狡诈之单面。其人性中“善”的另一面似更为左氏所重。“郑伯克段”之下半段精义在此。

段出奔后郑伯“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

按，郑伯先“告”而颍考叔后“论”，是郑伯之悔非受颍考叔歆动而然，为其真情而非假意。“尔有母遗，繄我独无”云云亦郑伯真心流露；“公语之故，且告之悔”，郑伯孝母不忍之意复至再三，故终欣然接受颍考叔“阙地及泉，遂而相见”之议，入隧道母子相见并作赋云：“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出而亦回赋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母子复之“如初”。

然而，《左传》之叙郑伯真情却遭清代今文家刘逢禄的横加指责。其《左氏春秋考证》驳左氏曰：

证曰：凡“书曰”之文皆刘歆所增益，或歆以前已有之，则亦徒乱《左氏》文采，义非传《春秋》也。……《春秋》有杀世子母弟目君之例，谓视专杀大夫为重耳。若讥失教，则晋侯杀申生亦失教乎?

今按，刘逢禄一秉今文家派立场谓《左传》不解《春秋》，故于郑伯克段多不可说而强为之说。他不顾段终未“成杀”之史实，更无视段的野心勃勃、多行不义，而强以晋侯杀申生类之。然晋献公杀太子申生之史实绝不支持刘逢禄之论。

《庄二八》：

晋献公娶于贾(姬姓国)，无子。烝于齐姜(晋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郦姬男宠)……

又，《僖四》：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晋献公)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寘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辩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今按，晋献公，人间昏君首指；太子申生，天下孝子第一。献公受郦姬蛊惑，“将立奚齐”，废太子，屡屡加害于申生而申生以孝心一忍再忍，郦姬终置毒于胙而诬系申生所为。世间见有后母歹毒虐待继子者，皆无过于郦姬。申生遭构陷不申辩；身遇危亡拒遁亡，最终不惜自缢身亡，皆为取悦于献公。(即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献公对申生一片孝心却冷若冰霜铁石不化，故《经》并不谓太子自缢而亡，而直接加罪献公为申生杀手。《经·僖五》：

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按，此“罪在王也”之经义重要。《左传·襄十三》：“书曰‘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此适与《经·僖五》同义。是献公又何谈刘逢禄所比拟之郑伯“失教”哉!刘逢禄，“经学家”也，对《僖五》之经义竟“敢”视而不见，有失本分；以“历史美学”为视角，申生的不幸，实为“无辜地碰到他身上的”，故“设法营救和援助”应当是每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善良人自然而然的想法。“如果救援不可能，那种苦痛和灾难的情景只能使人痛心。”(25)对献公之昏聩刘逢禄不谴责，于申生仁厚孝父乃至于无辜受害不礼赞不同情，其史评或曰经论根本缺乏悲悯心仁慈心，已全然抛弃中国文化重“人性”之传统。传统学人中似刘逢禄者实不多见。其为郑伯加以“杀世子母弟目君之例”罪名，将郑伯克段与献公杀申生混为一谈，甚至将郑伯克段视同郑伯弑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莫此为甚!

郑伯既已“悔”克段后置姜于城颍，却又碍于曾有“不至黄泉毋相见”之誓言而陷入两难。颍叔考用孝言馨动庄公，又为庄公设计一个掘地道使其母子相见，以此不违背庄公发誓在先“君无戏言”的两全方案。对此《左传》有赞语：

君子曰：颍叔考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这纯是左氏天性流露发自肺腑的赞语。左氏史家，心有波澜，笔生春秋，行文至此衷心而赞。读《史记·郑世家》，太史公于颍叔考孝心之赞美亦隐于叙事中，含蓄而隽永。刘逢禄却驳道：

证曰：考叔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

今按，刘逢禄因视《左传》不传《春秋》，故不许《左传》有“君子曰”，强断为刘歆伪造；于颍叔考之与郑伯，则不许左氏流露天性，故以君臣有别病《左传》“施及”之“不辞”。然细味颍叔考规劝庄公之含蓄，再看《左传》赞颍叔考于庄公之“施及”，这里的“施及”不应像刘逢禄般解为含有居高临下的“布施”之义，而应解为类似于《易·乾》“云行雨施”之“施”，即润物细无声的散布感化之义。再退一步，臣下于君主即“切谏”亦当行，更遑论“施及”哉?据此，刘逢禄之“不辞”说非《左传》之“不辞”，而是刘逢禄之“强辞”。

另，隐十庄公尝以防地归于鲁，左氏云：“君子谓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庭”谓宋忤天子，故郑伯讨伐，取宋之防地后归鲁)’”；同年，齐、郑伐许，庄公又有大段说辞，《左传》亦赞曰：“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可谓知礼矣。”此盖郑伯之“善”。以之与“郑伯克段”合观，可见左氏之“知人”而“论世”。左氏非谓恶人即不能有善行，君子绝不应有邪念。其笔下之“人”视之若亲且近，盖在诸人于左氏笔下均具有真实“人性”，故读来丰满鲜活栩栩如生。

《左传》中郑伯集老谋深算阴险狡诈与仁心不忍爱母孝敬于一身，此种“识人”方在《史记》中可以见到明显踪影。如《史记》写项羽，其“言语呕呕与喑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又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26)，此种笔法与左氏如出一辙。左氏与司马迁“英雄所见”同，《左》之于《史》，沾溉显然。

三 余论

黑格尔曾经指出：“人就其为人来说”，其“心中”都有“本质的要求”，(27)这也就是性质为“史”的《荷马史诗》中“每一个英雄”何以在黑氏看来“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28)之原因，“动作的本身必然的目的”也由此而来。(29)黑氏并认为：“它们都是人心的力量”使然，因此“必须承认它们，让它们在他身上体现和活动。”(30)对于郑伯所为亦当作如是观而两面析之：段“多行不义”、“不弟”、“耦国”，危及“国家利益”。郑伯作为国君，其有“克”段之“志”而“待”段“恶贯满盈”后一举歼之，虽兄弟阋墙阴险狡诈，然此亦政客常用之“术”，仍为“合理选择”，故必须“承认”；然郑伯之于母，其不忍与孝心同样必须承认。因为这正是“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31)之表现。其中灌注着“普遍力量”即“理念”=“人的总和”=“人性”。“理念”的构成要素，既矛盾对立又和合统一：忠贞、仁慈；自私、残暴等正负“差异面”同时共存，于此形成“动作”与“作”的力量源泉，既体现出“艺术的伟大动力”，(32)归根结底亦即体现人性之“伟大动力”，因此“艺术”与“历史”在“人性”的追求与表达上交汇而沟通。通过此类叙述，最能见出“人类心中的有关本质的要求”，这一“本质”不是其他，就是“情致”亦即“人性”。郑伯“克”弟而爱母，此种看似矛盾实为合理之举，亦如《荷马史诗》中“心肠很柔软的”阿喀琉斯“怀着恶毒的仇恨拖着赫克托的尸首绕着特洛伊城走”一样。如此表现出的“每个人”才“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而“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33)如果说“艺术”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是因为她体现出了“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34)那么，“历史”将“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展现在世人面前，就更加责无旁贷。

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抓住事件、个别人物以及行动的转变和结局所具有的人的旨趣和精神价值，把它表现出来。”(35)用这一美学原理我们检视《左传》：《左传》既“抓住了事件、个别人物以及行动的转变和结局”，用精妙绝伦的整体结构完成春秋242年的历史叙事，其构思之宏阔绵密耐人寻味；语言之含蓄隽永意味深长，达到了中国传统史著“形式美”的最高水平。

尤可注意者，又在左氏用于贯穿历史事件的“核心意蕴”非康德、黑格尔所批评的“空洞的概念”，而是“感性的”丰富复杂的具体史实。《左传》绝无美学所忌讳的“思想的推理作用和分辨作用”(36)之短，却以“主体的性格和心情所特有的东西”，用饱满而符合人性的鲜活史实，“让我们了解到柏拉图式的理念，整个的种属和类型”，“叙述性和戏剧性”从“历史”中“提取了个别之物，精确地把它及其个体性描绘出来，并以此表现了整个人类的存在。”(37)

刘知幾赞誉左氏：“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yi，易也)。”(38)我们读左传，所有如刘知幾般的历史美感享受都被表现“整个人类的存在”之“人性”贯穿与纲领起来。而《左传》之所以花费大量笔墨描述“恶”，那是因为一部人类发展史原本即充满着源于人性中“恶”的污秽。史家常常不得不面对人性拷问时的残忍，左氏亦一样。

鲁迅说：悲剧之要义在于“把人物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39)鲁迅此说虽系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所作的评论，用在《左传》的历史美学透析中也正恰当：人生的苦难既大部源于人性之恶，左氏告知世人，自然蕴含警醒的担当；但“人”的世道终究还将继续，缠绕于恶的泥沼亦非人生要旨，故左氏揭露罪恶并非其真正目的所在，看出“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即人性的真金，给人以痛苦与绝望中的期望，这才是左氏显示的史家最大最要的责任。

注释：

①康德：《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辨似》，《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③本文提出《左传》于隐公年间有“两条主线”。所谓“主线”，系指处于“枢机”地位之史实，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均围绕之而展开。但这却并不是说隐公年间除此两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史实外，其他一些史实可以忽略不计。例如，齐、晋为春秋大国。《隐五》已云：“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此为晋事首次出现。然晋之史实在隐公年间还不构成“主线”之价值，故本文未及此国史事。

④按，俞樾《群经平议》卷廿五《春秋左传》谓：“传文‘曰’字，衍文也。闵二年传：‘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传：’‘有文在其手曰“虞”。’彼传无‘为’字，故有‘曰’字。此传有‘为’字，则不必有‘曰’字。”载《春在堂全书》，台北：中国文献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⑤⑥⑦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4页；第3，8页；第114页。

⑧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6页。

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53页。

⑩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1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页。

(12)读者可参阅黑格尔的《美学》第三卷下册。

(13)王元化：《读黑格尔〈美学〉评注选录》，载氏著《清园近思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0页。

(14)凌廷堪：《礼经释例序》，载《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41页。

(15)载《钱钟书散文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16)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209页。按，此段话朱译较邓晓芒所译《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之相关内容醒豁易解，故此取朱译。

(17)史铁生：《务虚笔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

(18)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第5页。

(19)(20)刘知畿：《史通通释·叙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8页；第174页。

(2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53页。

(22)叔本华：《论文学》，载《叔本华美学随笔》，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23)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68页。

(24)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68页。

(25)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89页。

(26)钱钟书语，载《管锥编》第一册，第275页。另，读者可参阅拙文《“人性”：钱钟书史论中的“历史美学”要素》，载《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

(27)(28)(29)(30)(3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79页；第302—303页；第279页；第280页；第302—303页。

(32)(33)(34)(35)(36)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79页；第303页；第12页；第37页；第232页。

(37)叔本华：《论文学》，载《叔本华美学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38)《史通通释·叙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5页。

(39)鲁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载《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