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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早期版本述臆

王献之洛神十三行早期版本述臆

王献之小楷洛神赋残本十三行，宋以来刻入从帖，目前所知有北宋大观年间的《汝帖》、南宋越州石氏《博古堂帖》和南宋曹氏《宝晋斋法帖》，后来各种翻刻更是难以统计，比较明确的说法是分柳跋本和墨迹本两种版本，但何为祖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康熙年间翁萝轩得一刻石，因传称万历年间出土于贾似道葛岭半闲堂遗址，而誉为墨迹贾刻原本（今称碧玉本），更为这纷繁众多说法增加了重重迷雾。治丝而棼，试着撇开翁萝轩碧玉本，稍探原委，就传世早期版本作一对比分析，虽不能就此理清十三行版本源流，或多少能一窥各版本间流传关系。

当今网络便捷，各种印本信息容易获得，眼福较古人为富，所见早期拓本，古人定为宋拓者，宋拓所未必是，但早于清康熙碧玉版问世时应毫无疑问，王澍、翁方纲、潘宁等金石收藏名家眼中的宋拓，肯定不会距他们只有百十年历史，据此可以相信，他们所题跋的拓本早于清代，加上一些博物馆鉴定的早期本，以此标准，网络所见版本有九：

1、 绛帖十三行 （山西新绛县博物馆藏明刻明拓12卷本）

2、 台北故宫藏十三行本 （有潘宁跋）

3、 平等阁藏十三行之一（有王澍跋）

4、 宝晋斋帖十三行（上博藏宋拓本）

5、 星凤楼本 （网图，不辨拓本年代）

6、 平等阁藏十三行之二（柳跋本，有翁方纲跋）

7、 上海博物馆藏十三行（柳跋本，有汪豹跋）

8、 梁章钜藏十三行 （柳跋本，有梁章钜、刘溎年跋）

9、 李宗翰藏本 （柳跋本、有李宗翰藏印）

此9种版本中，台北、王澍跋、宝晋斋、星凤楼本无柳跋，另5本帖尾刻有柳公权跋，其中绛帖、台北故宫本、王澍跋本的残泐处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其必定存在互相传摹关系，下将3本残泐处立表如下：

由以上对比可见，全帖250字中25处泐损痕，3本完全相同的有17处，王澍本与绛帖本完全相同的有24处，台北本与王澍本相同的有18处，台北本不同于另两本的4处（“捥”、“於”神浒、“於”是洛灵、“携”汉滨）是刻成后再形成的泐痕，可以视为相同，3本完全相同之处达21处，这样高度重合的泐损痕只有摹刻可以做到，这3本必有传摹关系，互相传摹或同摹刻于某个祖本。台北本“擢”字不讹，“收”字左半存竖无两点，结合前人跋文擢字右部讹为“雚”为明代翻刻本，所见明刻绛帖本符合此说（绛帖原刻于北宋，但帖目中并无十三行帖，此帖明代翻本所加），台北本“收”字左半存竖无两点，另两本加点或是传刻时妄加，与十三行其他版本都不相同。由此猜测下此3本，台北本最早，次王澍跋本，再次明刻绛帖本。

再将比较的形式放大一点，不斤斤于字型的相似，从体例、讹损、字距等处着眼，愕然发现有可能所谓的柳跋本、墨迹本两种版本实为同一来源，在传刻中各自增损变化成不同面貌而已，列表对比如下：

由上对比可见，13行正文行尾“以接”、“要之”、静“志兮”、“湘之”、“迅飞”等处字距明显紧密，似刻帖时刻至行末空间不够故意压缩者，这一特征除梁章矩藏柳跋本外，为其他所有版本共有，即使是翻刻成其他行列或剪裱本时这一特征也同样存在，同时欺字欠部存首笔，这一特征也为所有版本共有，梁章钜本柳跋经对比更接近柳公权笔迹，拓本笔画婀娜生姿，梁定为越州石氏真本，或有其道理在。翁方纲在平等阁所藏柳跋本后跋云：“董文敏品洛神十三行，独推唐荆川本为天下第一，义门谓越州石氏本已稍刓，比之美人迟暮，神采转欲让荆川本。此语正是不满董文敏之评也。荆川本虽镌勒极工，实出后来，又加重摹耳。观此本五行末，“欺”字缺右半，停云本、荆川本皆与此同，则知荆川本亦是从此摹勒者。以愚目验，若冶亭制府、云谷农部所藏，皆是越州石氏本之嫡乳。而冶亭本“欺”字右半尚全，所从来又在前矣。此虽“欺”字已缺，然可见南宋末年翻本之互出，而此则当日帘纹纸所拓，亦弥见旧刻风味耳，十四日晨起书。是午以元宴本与汝本、杭本对看又记”。其推崇越州石氏本，视为祖本，其他版本定为石氏本之嫡乳，或已道出十三行版本真相。

由以上比较也可知柳跋本与墨迹本的主要区别，帖后有柳跋则帖前没“晋中书令王献之书”帖名，有帖名则无柳跋。有柳跋本“旄”字不损、“振”字提手存长竖及长部首横可见、“瓊”字不讹，应为较早版本。帖前有题名自星凤楼帖开始，但“旄、振、瓊”等字与柳跋本同，宝晋斋本起“旄”字损左部、“振”字提手存短竖、长部首横无、“瓊”字讹加“四”，宝晋斋本翻刻自星凤楼。那么从柳跋本到墨迹本的转变就在星凤楼，或是当时刻入从帖时删去跋尾加上帖名，宝晋斋在翻刻星凤楼本时将“旄、振、瓊”等字刻损。后人不察，会声会影弄出个柳跋本和墨迹本的区别来。当然关于墨迹所有流传记录也可以是真的，毕竟柳跋原本也是墨迹，北宋时刻入帖后，墨迹依旧可以流传。但依据墨迹重新刻石的话，必不可能同样出现行尾字距紧密特征，因为墨迹出自书法家之手，字距控制是基本功，不会出现如此频繁的行尾字距压缩现象，而行尾字距压缩现象在黄庭经、乐毅论等一些小楷刻帖中也频频出现，可见为刻本所常有。所以行尾字距紧密这一特征，可作为判定十三行刻本来源于同一祖本的基因密码。

北宋刻《汝帖》是十三行最早刻入的从帖，查上博所藏宋拓汝帖，只刻了五行从“之郁烈”至“延伫”一段。山西新绛县博物馆所藏绛帖是明代翻本，北宋刻绛帖中并无十三行帖，所以此帖中虽前有帖名后有柳跋，但帖名《晋中书令宪候王献之书、献之洛神赋》啰嗦累赘，宪候的称呼也不见正史，或为明人妄加，难以作凭。再查看早期丛帖体例，《淳化阁帖》帖前为法帖第几，某某书，《北宋绛帖》为法帖第几，晋某某书，《汝帖》帖前标书者名某某或晋某某或某某几帖，《大观帖》为法帖第几，晋某某官某某书，《星凤楼》、《宝晋斋》俱如大观帖。越州石氏《博古堂帖》是家藏历代名人法书碑帖摹勒汇编，并无统一体例，目前所见有的有帖名、无书者名，如《乐毅论》、《曹娥碑》，有的帖名、书者名俱无，如《十三行》，有的有帖名、书者名，如虞世南《破邪论序》。“晋中书令王献之书”帖前八字符合汇刻丛帖时所加标目做法。

另外在阅读绛帖谱系的时候读到，绛帖系统中的武冈本，曾宏父辨冈绛之别有云：“冈之梅斑粗率”，又曰：“遇绛刻大讹阙处，鑱为梅纹”，第九卷大令薄冷帖，皆摹刻泐痕，梅斑显然。那么台北故宫藏本及碧玉本上的累累斑点，源头灵感是否来自武冈绛帖呢？

梁章钜藏越州石氏本

平等阁藏翁方纲跋本，行尾字距已现紧密特征

台北故宫藏本，极度类似碧玉本，疑即碧玉本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