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0号凌晨的八字(1998年7月10日生辰八字)

1998，被冤案改写的三段人生

1998年秋天，在田里割禾的李锦莲被公安带走时，身上只穿着短袖。他以为只是简单的问话，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二十多天后，女儿李春兰从厦门连夜赶回家，见到的是棺木中母亲的遗体。母亲死因不明，尸检报告至今未拿到。当时律师感觉精力不够，便建议，先解决你爸的案子，再追究你妈的事情。

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案子花了近二十年才得到公正审判。

2018年6月1日，江西高院改判李锦莲无罪。7月18日，李锦莲在律师和女儿李春兰的陪同下，向江西高院提交了4140万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同时向省监察委提交了两份刑事控告书和一份追责申请书，一是追责办案人员，二是为李锦莲妻子的死讨个说法。按照国家赔偿法，江西高院应在9月18日之前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

7月20日，李锦莲父女为陈春香扫墓。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图（除署名外）

以上三件事一日未了，李锦莲内心一日不得安宁。而眼下无家可归更加重他的忧郁。老房子年久失修，已不能住人，出狱三个多月，他和女儿仍四处借住于亲戚朋友家。

他的失眠还是很严重，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并深困于无从释放的怨愤和对家人的愧疚，妻子的命，女儿的青春，都无可挽回。近20年牢狱之灾，在他的身体和精神上烙下了难以褪却的黑色印记。他形容：“人自由了，心还没自由。”

冤案的发生

李锦莲的家在深山里，位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横岭乡茂园村。从县城开车进村，山路曲折陡峭，上上下下，七弯八拐，十几公里的路要走三四十分钟。

当年案发后，62岁的朱中道和63岁的章一鹏两位律师进村调查，把车开到乡政府附近的山脚下，那时山路还没铺水泥，自行车上不去，只能徒步翻山越岭，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进村山路

1998年10月9日，李锦莲吃过早饭，去田里干农活。这位农民的命运，在这天被彻底改变。

那天他戴了一只电子表。中午12点左右，他带7岁幼子李华去盆珠乡坛前村，喝内兄孙子的满月酒，步行要一个多小时。下午4点半左右返回，途中去了李春兰的中学老师家拿信。

山村通讯不便，没有电话，信件不能送达。在厦门打工的李春兰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寄到乡中学，再让老师带回来。

根据老师提供给公安机关的证言，案发当天下午大约5点40分，李锦莲父子来到他家，在门口拆开信看完。当时李锦莲手里提着一只吊篮，里面有花生、包饼，拿出一些给他和孩子吃，边吃边聊，待了10分钟左右。

从老师家走到村里三岔路口至少要12分钟，以此推孙李锦莲路过投毒地点最早在傍晚6点零2分左右，这与原审认定的时间相同，也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而根据被害人母亲肖某香、证人刘某湖和卜某香三人的证言，被害人捡糖时间在下午5点30分之前。亦有其他两位证人证明，肖某香母子回家在前，李锦莲父子路过在后。

这是历任律师为李锦莲做无罪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没有作案时间。

李锦莲案现场航拍图。 再审辩护人 刘长 提供

李锦莲回忆，回到家，他还没开门，便听见三岔路口那边有人喊“救命”。他先把篮子挂在厨房外的竹竿上，因为牛在哞哞叫，他问邻居要了点稻草喂牛。然后往三岔路口走去，碰到被害人父亲的干姐姐陈某，对方告诉他，肖某香的两个儿子在路上捡糖吃后中毒倒地，现已送去找医生了。他说，应该去化验一下糖纸，看是不是有毒。

第二天早上，李锦莲得知，两个小孩昨晚死了。他去了肖某香家，一屋子人，听见肖某香在哭。陈某说要找些红参给肖某香吃，怕她晕过去。李锦莲说他家有，便回家拿红参给她，陈说以后买来再还他，他说没关系。接着李锦莲做早饭，吃完去了两三公里外的田里割禾。

根据案卷勘查记录，10月10日下午3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到达现场，4点开始现场勘查，5点结束。勘查期间，即派人到田里传唤李锦莲。

在2018年江西省高院的第二次再审中，检方认为，侦查人员在侦查初期依据犯罪动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矛盾排查方式确定李锦莲为重点犯罪嫌疑人，未完全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李锦莲先回家放下东西，把牛关好，随后被带到村委会，李华也跟去。当时李锦莲穿着短袖和一双破旧解放鞋，以为很快能回来，就没有换衣服。到了村委会，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让李锦莲在隔壁村民家等着。开完会，李锦莲抱着已睡着的李华走到村委会门口，村委会会计一把抢过李华抱走，公安则把李锦莲推上车，押到乡政府，关了四天四夜。

10月昼夜温差较大。李锦莲称，第一晚他请刑警帮他买衣服遭拒，后来还把他身上穿的衣服剥了，导致他感冒。他称，被关的四天里，公安轮流审问，要求他靠墙站笔直，不让坐，不让睡，一打瞌睡就扇巴掌，用清凉油涂眼睛，第四天发高烧，站不住，跪在地上，又被拉起来打，他说“我要冻死了”，却被威胁第二天开始不给饭吃。10月14日凌晨两三点，趁两个值班刑警睡着，他从地上爬起来，逃走了。

当年参与此案的侦查人员吕云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承认轮流审讯，“一直有两个人陪着他”，但“没有绝对不让他睡，会安排他休息，睡一两个小时，会叫他起来”。其余细节则予以否认。“没人打他，我所参与的审讯没有打他。”

吕云一开始称李锦莲被带去乡政府的当天晚上就跑了，“他说要喝水，我用热水瓶倒给他，倒水的时候他跑掉了。”但一份公安材料上写着“在10月10日将李锦莲带至横岭乡政府审查至10月14日凌晨”。在记者提出疑问后，他又改称“我就参与了他跑掉的那天晚上”。

“他不逃跑的话，我们也不会把他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吕云说。

逃亡时，李锦莲说他没有想太多，只是受不了折磨，想先躲起来，等公安查出真凶，自己就不用挨打受罪了。

他在山上躲藏了二十多天，其间让弟媳郭兰香去找县检察院讲清楚，保证不打人，他就回去配合调查。

郭兰香在公安笔录中提到，她和哥哥去县检察院找了吴检察长，并说好最迟两天之内把李锦莲送到检察院；吴检察长说可以先到检察院，但还是要跟刑警大队一起联合办案；李锦莲担心回到刑警队又被打，仍说要她找她哥去和刑警队的人说不要打他。

11月12日，在村干部、郭兰香和女儿的陪同下，李锦莲到县检察院说明情况，当天下午被送到县公安局，当晚转移到盆珠乡派出所，12月初又被送回刑警大队。这段时间，家属一直不知道李锦莲被关在哪里，直到12月15日李锦莲被刑事拘留，移至看守所。

2011年和2018年的两次再审中，检方均指出，在监视居住期间将李锦莲主要控制在盘珠派出所、公安局刑警大队，二十多天连续审讯，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在12月5日之前，李锦莲一直没认罪。12月5日第41次讯问时，李锦莲突然认罪；22日被宣布逮捕后，又全部翻供，称有罪供述是在“被打得受不了”的情形下作出的。

吕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李锦莲认罪第二天，他去核对笔录时，李就翻供了。“我问他一个月都没有交代，昨天晚上为什么交代了，他说他们打了我。”

李锦莲至今还记得，在刑警大队的12天里，签了11份有罪供述、78张材料纸，故意把“莲”签成“连”。从卷宗看，有的一天有早中晚三份笔录、询问到凌晨三四点等。

针对李锦莲所述刑讯逼供情况，吉安中院一审判决认定：公诉人传遂川县公安局主办此案的侦查人员康某到庭作证，康证明，在审讯过程中没有刑讯逼供行为，李锦莲在庭审中承认康某没有对其刑讯逼供。

2005年律师朱中道对李锦莲在看守所的同监室人员田某、李某等人的调查笔录显示，李锦莲被送进看守所时，“脸色寡白，精神不振”，胸前和背上有明显的伤，可见红肿；双手手腕处有铐痕，左手被铐到变形，从肩胛骨处向后拐，不能正常伸展。李锦莲经常喊痛，多次哭。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李某帮他接了左手骨骼，帮他贴膏药，用民间偏方“铁打水”每天帮他擦伤，上下午各一次，擦了一个多月。除了李春兰，看守所的张所长也帮他买过膏药。

田某听李锦莲说，他在公安机关里被“吊腊肉”，白天反手铐悬，晚上双手向前铐悬，铐一晚到天亮，不准睡觉；右耳被打坏了，听力下降。“除了被铐被打，还饿他的饭，断他的水，剥掉衣服冻他等等。”

李锦莲回忆，同监室的郭某曾在号子里“审”他，前后4次，还安排了“审判长”“书记员”。因不交待“罪行”，他在寒冬腊月遭受了“洗冷水澡”“过独木桥”等体罚。

最终，郭某等人的证言被作为原审认定李锦莲犯罪事实的七个依据之一。另六个依据中，有李锦莲7岁幼子李华的笔录，因询问地点在乡政府、询问时间长达两日，均违反了刑诉法规定，在后来的再审中被否决了。

2011年江西省高院第一次再审中，省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公安机关有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但公安机关在办案方式、方法和相关程序上有争议和不当之处。一审开庭时侦查员唐某到庭作证否认存在刑讯逼供，李锦莲当庭也肯定康某没有对他刑讯逼供，而由于参与侦查审讯的人员众多，不能排除其他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诱供的行为。

第一次再审判决认定：吕云陈述他给李锦莲买了一瓶红花油，是由于当时李锦莲被脚镣铐伤，没有反映存在刑讯逼供情况；看守所同监室人员胡某、李某、田某所述情况都是听李锦莲诉说的，属于传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补强，不能证实本案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也证明其他侦查人员不存在刑讯逼供情况。

2018年第二次再审，李锦莲及辩护人依旧提出其遭受严酷刑讯逼供、疲劳审讯、非法拘禁。但判决书上并未对此进行相关认定。这次李锦莲向省监察委提交的两份刑事控告书，主要是针对刑讯逼供的控告。

7月20日，李锦莲与女儿时隔多日回到家中，小路已被荒草淹没，屋旁荒草丛是老房子原址。

这些年，李春兰无数次假设过那些可以避免悲剧的环节：

如果当年是父亲去外面打工，是不是就可以避开这一劫？如果那天父亲不去喝满月酒，是不是就不会经过三岔路口？如果她的那封信写长一点，父亲在老师家多待5分钟，是不是就一点嫌疑也没有了？如果当时家里早点把自己叫回来，母亲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她最后悔、遗憾，最无法释怀的是，当初没有把母亲的死因弄清楚就出殡了。她一门心思扑在父亲的案子上，很多事情想不到去问、去做，等回过神来，已经晚了。

陈春香之死

在遇到陈春香之前，李锦莲跟父亲较劲，一直不肯结婚。

他从小渴望走出山村，出人头地。他想读书，但读完小学，父亲就不让他读了。后来他想去当兵，父亲怕他一去不回，又从中阻挠。为了让他安定下来，父亲开始催他娶妻，他一直不理会，拖了好几年。

当时李锦莲在村里的碾米厂打铁，陈春香来碾过几次米，他看这个女孩长得漂亮，讲话斯文，“感觉很有教养”，跟其他女孩子不一样，便上了心。

1973年结婚时，李锦莲24岁，陈春香20岁。婚后生下李春兰和两个弟弟。

李锦莲与妻子合照。 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翻拍

在李锦莲眼里，妻子善良、贤惠、孝顺，“脾气相当好”。有次妻子去算八字，算出他有厄运，偷偷找了道士做法事、画符，希望保佑他一生平安。

夫妻俩都是勤劳能吃苦的人，除了家里三亩田，还承包了十几块山地种油茶、杉树、杨梅、板栗等，养了很多猪牛狗鸡鸭鹅，换来在村里数一数二的生活条件。1982年，李锦莲凭靠双手盖起了村里最大最好的房子，两百多平米，两层楼，共十几间房。

后来村里很多人出去打工，李锦莲夫妇也商量着让一个人出去打工，多赚点钱。由于陈春香干不了犁田砍树的重活，最后决定她去打工。她是1998年正月初六走的，跟着村民去了东莞一家纸厂，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临别前，李锦莲对妻子说，现在我们吃点苦，把子女培养好、安排好以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

这个约定再也无法实现了。

1998年10月14日凌晨，李锦莲从乡政府逃出来后往山上跑，在黑森森的山林中乱窜时，他想着，“不要让他们抓到打死了”。

他翻了很多座山，渐渐迷失方向，直到天蒙蒙亮，实在走不动了，才就地躺下睡着，睡了整整一个白天，晚上醒来又开始翻山，朝着家的方向往回走，走到家附近的山头上。

横岭乡的深山野林

当李锦莲在山上逃亡时，陈春香正在从东莞回家的路上。

10月15日上午，刚回村的陈春香被公安带到乡政府，关了两天两夜。她被怀疑知道李锦莲的藏身之地并暗中资助。

当时在乡政府隔壁上班的冯先生听到陈春香在哭喊，“声音很大，周围的人应该都听到了。”

从乡政府回来后，陈春香向婆婆、弟媳、小姑子等多名亲戚展示自己的伤势，哭诉在乡政府的遭遇：双手被反铐在窗户上悬空，双腿被皮鞋踢青了；手上的皮肉肿起来一圈，筷子都拿不了；不让上厕所，裤子尿湿了。

吕云对澎湃新闻承认，那两天确实铐了她，防止她像李锦莲一样逃跑。“没有刻意不让她上厕所”，因为男同志不方便带她上厕所，一时没有女同志，“可能会迟延一点”。他表示自己只参与了其中一天的审讯，他在场时没有打她，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打。

在山上风餐露宿的李锦莲也在受非人之苦。他说每天过得“跟野人一样”，挖红薯生吃，以至于到现在都不想吃红薯；睡不着觉，吃不消才眯一会儿，忍受各种蚊虫叮咬。有次睡在树下，一头野猪从他身边经过，吓了一大跳。有天下雨，他钻到一个废弃的坟洞里，脚先进去，头朝外，躺了一晚上。

有天晚上，他在山上远远看见房间里有灯光，便知道妻子回来了。他走到窗前，看到妻子正坐在床上哭，轻声叫她，两人隔着窗讲话，妻子向他哭诉，他说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搞清楚，不是我干的，妻子说我也相信你不会做这样的损事。他不敢久留，讲了十多分钟就走了。

过了两天，他又回了一趟，妻子说她现在吃不了饭，要婆婆喂她，还叮嘱他千万不要露面，如果打死你，我们一家人怎么过？

两次见面中，李锦莲让陈春香去找检察院，陈春香说有人跟着她，哪儿都去不了，李锦莲就让她叫弟媳郭兰香去。

李锦莲，1998年，他就是隔着这个窗户与妻子见面对话。

根据几位亲戚的回忆，陈春香在临死前几天里遭受了“三兄弟”的殴打和精神折磨。三兄弟指被害人父亲李甲和他的两个弟弟李乙、李丙，其中以老二李乙为首（注：三人均为化名）。

10月27日上午，陈春香带着李华走了一个小时山路到邻乡小姑子家。小姑子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那天陈春香哭着说，三兄弟每天晚上上门，连续打了她三个晚上。之后李乙又一个人砸门而入，扯着她头发拉到外面，对她拳打脚踢。小姑子看到陈春香脸是肿的，背是黑的，全身到处是乌青，多数是李乙下的手。

“我嫂子说她到处疼，饭也吃不下，回去可能被他们打死，‘怕以后没命见你了’，她拜托我照顾李华，我说我照顾不来，我自己四个小孩。她还说来的路上，李乙拿了把砍柴刀跟着她，她不敢回家，我就一直送她到家里。”

前一天，陈春香到大姑姐家，也说了类似的话。

2018年7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找到李乙，一开始他情绪非常激动，摆手赶人：“你是李春兰派来的！我不跟你说！”经过一番解释后，才坐下来回答问题，眼神时有躲闪。他全盘否认了上述指控，反复强调他们三兄弟没有进陈春香家门，也没有跟她接触，更没有打她。

这与三兄弟当年的警方笔录有出入。在笔录中，李乙承认上门找了陈春香母子，让他们去把李锦莲找出来，但否认打人，仅砸过他们家东西。“一般白天我跟踪陈春香，晚上跟踪锦梅（李锦莲小弟），我去陈春香家门口守了两夜，又几个晚上我在她家门口的田里，看看李锦莲晚上是否会回家。其中主要是我守……我哥、弟守的比较少。”

李丙则称，当年10月30日晚上9点半，他去陈春香家询问李锦莲是否回来，陈春香否认，他随后离开。凌晨再次去陈春香家，撞门而入，将只穿了短裤和内衣的陈春香拉到屋外，要陈春香母子上山寻找李锦莲。他承认对陈春香有言语威胁，但否认打人。

1998年10月31日约凌晨5点，陈春香母子从山上下来，经过小叔李锦梅家时，陈春香在窗外把他叫醒。李锦梅说，看到三兄弟拿着棍子跟在后面，不敢开门出去，隔着窗与嫂子说话，并看到她背后有一片伤。陈春香求他帮忙，他表示无能为力。后来警方怀疑李锦梅包庇李锦莲逃亡，带走审讯了二十多天。

案发前，李锦莲、陈春香与幼子的合影。 受访者 供图

从李锦梅家离开后，李甲李乙两兄弟又把陈春香母子送到郭兰香家，让郭兰香看好她。郭兰香说，当时嫂子看起来“很痛苦”，一直流泪，问了两遍该怎么办，还说可能会被他们三兄弟害死。

大约早上7点，陈春香母子没吃早饭，回了自己家。郭兰香印象中，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听到婆婆宋氏喊救命，她赶过去时，嫂子已经断了气。

那天早上，宋氏的堂婶来了。堂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宋氏住的老房子里，陈春香对她讲了在乡政府的遭遇，最后说：“外婆，我不能陪你了，现在公安又要来了。”然后回到（老房子隔壁的）新房子里。随后，公安人员便来了。堂婶一直待在老房子里，不敢过去。

吕云称，那天去找陈春香，是因为前一晚被害人家属举报李锦莲回家跟老婆见了面。当时去了五个公安人员，想叫她去村委会问话，“没有动她”，大约过了半小时，她在家门口倒下，几分钟后口吐白沫，还没送去抢救就咽气了。

宋氏的公安笔录显示，当时她站在老房子厅门前，看见几个人在拉儿媳陈春香往外走，陈不愿去，被拉了几下，就躺在地上了。她走过去想拉陈起来，拉不动，叫堂婶帮忙把陈抬到房中，不一会陈就死了。宋氏在笔录中描述陈临死前“脸色不好”，但她没有提到“口吐白沫”等症状。

第一时间赶过去的郭兰香说，陈春香没有口吐白沫，“就像睡着一样”，她也没有闻到农药味。

11月1日，公安给陈春香做了尸检，后来李春兰多次问公安人员、公安局长，都没要到尸检报告。但不知为何，“陈春香喝农药自杀”的消息在当天就散开了。

李春兰不相信母亲会自杀，“我妈不是一个冲动的人，很能吃亏，很能忍耐。她很爱我们这个家，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郭兰香也不认同自杀的说法。

李春兰认为除了三兄弟，公安对母亲的死也有责任，那段时间刑警一直住在村里，却没有对三兄弟的“私刑”加以约束。

吕云称他们对此并不知情，只听被害人家属说过“我们天天晚上都安排了人守她家”，陈春香死的那天早上，曾说过“他们（三兄弟）要打死我”。

上次见面后过了几天，李锦莲再次趁夜回家，他说透过窗户看到妻子躺在地上，身体被白布盖住了，只露出一只手，便知道妻子死了。他一下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他回忆，不知过了多久，自己醒来以后，一边流泪，一边往山上走，整个人失魂落魄，走路都没力气，之后每天在山上哭，睡不了觉，也没有去找红薯吃了。出殡那天，他跑到后山上，听着下面敲锣打鼓，哭得肝肠寸断。

7月20日，李锦莲为妻子上坟时痛哭。

李锦莲说，那时他一度绝望到想死。又想到如果自己死了，更没有人能洗脱他的嫌疑了。他要活着说清楚。

漫漫申诉

“我妈走的时候，就比我现在大一岁。”李春兰红着眼说。她今年44岁，未婚。

李春兰是村里第一个读完高中的女孩，为了考大学复读了两年。亲戚们劝李锦莲不要让她读书了，考上大学也是要嫁人的。但李锦莲不愿孩子跟他一样，“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读书，没钱我想办法。”

复读第二年，考的学校还是不理想。刚好一个堂舅从厦门回来，让李春兰跟他去厦门打工，说那边刚开放，好挣钱。家里不是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但父母会很辛苦，李春兰决定先出去打工，挣够学费再回来考大学。

1997年夏天，她进了厦门一家需高中学历的布厂，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很高，很多人想进都进不了。她计划干两年，就能挣够学费了；哪怕继续在厂里干，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她的很多工友后来都自己开厂了。

1998年11月3日，李春兰接到叔叔去县城打来的电话，听闻两个噩耗，立马丢下工作直奔车站。4日上午到家，远远看见小弟，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披麻戴孝站在家门口，懵懂无措的样子，那是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画面。母亲躺在棺材里，衣服已换了，仍渗染了血。而年幼的小弟不懂什么叫“死了”，还跟她撒娇要吃的。

她原本也是个会跟父母撒娇的孩子，从小家里家外什么事都不用她管，父母一心让她读书，衣服也是母亲帮她洗。但突然之间，发生了两个这么大的变故，那段时间，她感觉天就像塌了。

母亲下葬当晚，李春兰到山上找父亲，四处喊他。李锦莲听到女儿的声音，从高处走下来，他的解放鞋磨烂了，脚底被尖树杈刺伤，拄着棍子一瘸一拐，浑身又脏又湿。他一看见女儿就哭，半天说不出话来，“很委屈很委屈的表情，就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

在李春兰的记忆里，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她面前哭。往后每年到了十月份，她都忍不住想，那二十多天父亲在山上是怎么熬过来的。

李春兰望着母亲的遗像喃喃自语，最终掩面哭泣。

二十出头的李春兰什么都不懂，东碰西碰，律师还是表哥帮她找的。朱中道接下这个案子后，第一时间邀请了老同学章一鹏共同代理。

1997年，章一鹏从公诉处处长任上退休，李锦莲案的公诉机关正是他此前供职的吉安地区检察院。

两位老律师在村里调查了几天，写成书面意见，交给市里县里几个相关部门，希望能引起重视，查清此案。

1999年7月6日，吉安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锦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5月23日，省高院二审驳回李锦莲上诉，维持原判。

从上诉到二审，中间过了10个月，不过总算是有答复。而申诉没有期限。李春兰不知道，那会是如此漫长的一条路。

2000年8月初，李春兰带着小弟去北京申诉，住在地下招待所一个月，凡是她所知里有可能会管父亲案子的地方，都去了。弟弟天天跟着她跑，跑到两脚起泡，累了会闹脾气，李春兰就哄他，歇一下，再继续走。

有次距离目的地只有一站，她为了省一块钱走路过去，但没想到北京的一个站那么远，她顶着烈日感觉走了很久很久，好像一直走不到头。这样的感觉，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时常会浮现于她疲惫不堪的心上。

二审之后，家里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基本花光了，她开始到南昌打工，方便探监和到省高院申诉。每攒一点钱就到北京申诉，这些年去了多少次已记不清了。大多时候得到的回应最多是让她把材料放下，她心里也会好受一点，有的地方连材料都交不上去。

每次出门，她都会自带萝卜干，再买盒米饭或一个馒头，一顿就解决了。没钱住宾馆时，她会在火车站过夜，或者在人多的大街上溜达。有一次，她在北京把钱花光了，没钱买两百块的火车票，不得不逃票回家，提心吊胆十几个小时，躲在厕所里。

因经常旷工，她换工很频繁，最长的干了不到一年。有次她出门办事，没及时赶回来，老板当着别人的面骂她，骂得很难听，她低着头不吭声，不作任何解释，一回宿舍就哭了，好像长久积压的委屈一下涌了出来。

李春兰说自己从不跟人说申诉的事，包括亲戚。她曾跟亲戚借钱，没借到，便再没开过口。她向同学朋友几百几千地借，最少借过一百，至今欠了几十万没还上，有时也会被催。

此外还要照顾年迈的奶奶、供小弟上大学。

李春兰说，奶奶去世后，每次回家到处都是灰尘，大部分房间破得不能住人，她和弟弟就睡在二楼这个储藏室里，当年用于存放小吃、零食，他们三姐弟小时候最喜欢在这里玩。

李春兰说，以前奶奶每年生日，母亲都会记得，早上煮两个蛋给她吃。母亲死了之后，每逢生日，奶奶就会哭。奶奶经常哭，老是问你爸什么时候回来，她总是说快了。

其实她心里也没底，但她从没想过放弃。每次见面，她能深刻感受到父亲的痛苦和渴望，“看着他，即使想放下，也放不下”。

申诉是李锦莲在狱中的精神支柱。狱友取笑他：“（如果）你是冤枉的，我们这里都是冤枉的。”他基本不跟狱友交往，有些人犯的罪很重，杀人等等，他看不起他们。

12个人的牢房，鼾声此起彼伏，李锦莲总是失眠，躺在床上，睁眼闭眼都在想事。有时看到月光照进来，会对着月亮祈祷，为家里，也为自己。

李锦莲在狱中服刑，李春兰则在监外“服刑”。十九年来，她几乎天天在想案子，想办法，想突破口，常常想到失眠，连做梦都是案子。她花了无数时间学习法律知识、研究卷宗，几千页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哪些内容在哪一页的什么位置，她一下能找到。

别人劝她结婚，她总说等案子解决后再考虑。出事之前，她有不少追求者，有位同学还跟去了厦门向她表白，对方父母对她也很满意，出事之后，他父母就不同意了。他不死心，给她写了很多信，她没回，他又找到家里来询问她的地址，她没给。姑父说你怎么这么傻。过了两年，她听到他结婚的消息，终于彻底放下了。

打工这些年，也有人追求她，她都拒绝了。她的心里只剩下案子和家人，甚至做好了一辈子不结婚为父申诉的打算。

李锦莲看着破败的家垂头丧气。

真正痛苦的是案子没有进展。

这些年他们至少申诉了300次。2002年，省高院驳回申诉。申诉驳回还算有个说法，而更多的是石沉大海。

2003年，最高检将李锦莲申诉一案转交江西省检察院复查，省检察院的人曾对李锦莲说：“你这个案子好一点，应该很快会有个结果。”前后复查一年多，等来的结果是“不抗诉”。

2005年，最高法决定调卷审查，后指令江西省高院立案再审。之后又等了六年。

2011年，省高院第一次再审开庭。检方指出，本案“存在瑕疵”，证据不足并存在矛盾，唯一能证明李锦莲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他本人的有罪供述，且不排除刑讯逼供。同年11月，省高院下达再审判决，维持原判。

那次再审，狱警还让李锦莲收拾好东西，说不会再回来了。他把申诉材料、法律书籍、报纸，装了一个大布袋，带去法庭交给女儿。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狱警干部怕李锦莲想不开，不敢把判决书拿给他看，特地安排了一个小房间让李春兰姐弟与他见面，劝了一上午。李锦莲完全崩溃了，哭着反复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而李春兰说自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绝望的人，她是父亲唯一的依靠，她不能被击倒。她一直劝慰父亲还有机会，“我们还要申诉，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2010年之前，李锦莲坚持不申请减刑，拒绝写报告。后来狱警瞒着他打申请报告，减了四次刑。如果这次没改判，明年他应该能刑满释放了。他曾打算出狱后不回家，直接去北京申诉。

李春兰也是同样的打算。她这么多年的坚持，目的不只是让父亲回家，更是想让父亲“清白地回来”。

重拾生活

2015年，为此案奔走呼号十余年的朱中道因病去世。章一鹏说，李锦莲案不平反，他死不瞑目。但改判之后，他内心仍不得平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冤案？为什么这样明显的冤案，会花这么长时间来纠正？”

李锦莲父女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们付出太多太多了，来得太慢了。”

李锦莲家屋前的田目前尚未要回来。

二十年沧海桑田，出狱后的李锦莲需要面对的是几乎陌生的世界，很多地方、故人他都不记得了，一个人出门会迷路。李春兰说，父亲最难适应的是无家可归，东歇一下西歇一下，来来回回换过几个地方，总归是寄人篱下。

李锦莲说，在狱中除了子女和母亲，没有人来看过他，兄弟姐妹一个都没来。刚回来时，他宁愿住宾馆，也不想回村里见他们。

李春兰说，如果不是过世的家人葬在村里，她一辈子都不想回去，那是个伤心的地方。她觉得自己家破人亡，跟当年作的村民也有关系。

但李锦莲还是想回村里住，想要回被邻居占了的田地。他过去在山上种的茶籽、板栗等，多被村民采摘。他现在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很难像以前一样劳动。

李锦莲望着弟弟的房子感慨，如果没入狱，现在的自己肯定跟他们一样，拥有漂亮的房子，过着无忧的生活。

“他现在也没有朋友，这么大年纪了，重新建立一个朋友群很难。我也希望给我爸找个老伴，有个人说话心情会好一点，主要得从阴影里走出来。”李春兰说。

6月1日，从法庭无罪释放后，李锦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扔掉那件印着“4317”编号的囚服。只是心里的“囚服”，他还扔不掉。

刚出来那阵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在狱中瘦了30斤，落下了肠胃炎和胆囊炎，吃得稍好一些就拉肚子。晚上好不容易睡着了，也很快会醒来。

他心里还有太多事放不下。住房，赔偿，妻子的死因，三个孩子的未来，还有送他入狱的那些人的道歉。

目前，李锦莲与省高院关于赔偿金额协商了三次，尚未达成一致。

申请的4140万元国家赔偿中，其中2000万的精神损失费是李锦莲提的。他认为他所失去的，“两个亿”也无法弥补。

恰恰是那些无法弥补的最折磨他。

这么多年他一直对妻子的死耿耿于怀。

他的母亲，事发时七十多岁，正是要尽孝的时候。2002年，老母亲驼着背到南昌监狱看他，桌上摆着饭菜，谁都没吃，哭了两个小时。那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2012年，母亲去世，李锦莲儿女们怕他承受不住，一直瞒着他。出狱那天，他才得知母亲已去世多年，跪在坟前，哭得喘不过气。

李锦莲在母亲坟前哭诉。

大儿子结婚他不知道，本该由他操办，却“一点忙没帮上”，没摆酒，也没给彩礼。儿媳娘家至今不知道他家的情况。大儿子曾带妻子和孩子来看他，当时孙子一两岁，隔着玻璃打电话说：“爷爷爷爷，快回来，带我去北京。”他嘴上应着“好好”，心里却更苦涩。孙子现在五六岁了，没见过第二面。

他最担心的是小儿子李华，七岁没爹没娘，像孤儿一样长大，一个本来聪明调皮的孩子，变得内向封闭，沉默寡言。案发后李华曾被带去乡政府问话两天，后来李春兰不在家，也常常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怕得躲在河边草丛中，天黑了才敢回家。

女儿更不必说，为了他放弃前程，耽误了二十年的青春，至今还单身一人。“我就希望这个女儿，下辈子不要再做我女儿了。”

出狱后的李锦莲仍无法摆脱痛苦。

李春兰说，小弟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她一个人去开的，坐在教室里，她是最年轻的家长。

她很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现在四十多了，生育风险大，还不一定能怀上。这些年她不曾好好对待过自己的身体，体重从没超过100斤。

她害怕与同龄人来往，怕徒增伤心。7月下旬，她被邀请参加同学聚会，这是她二十年来第二次参加同学聚会，第一次也是在改判后。在饭桌上，大伙儿互相敬酒、七嘴八舌的时候，李春兰都是全场最安静的人，或低头吃菜，或默默看着，偶尔露出的笑容也显得拘谨。

同学夸她以前优秀又漂亮，是“校花”，她听了更加难过。出事之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没有心思打扮自己，现在还在穿当年的校服和厂服。因常年在外跑，怕热怕晒，她买了三件长袖的白衬衫，轮着穿，配黑色长裤，被人说没有女人味。

她不会用微信，不懂智能手机，一直用老式机，很多字打不出来。因为手汗多，她习惯用透明塑料袋把手机包起来，放进另一个装材料、换洗衣服等随身物品的塑料袋里。她没买过包，走到哪儿都抱着那个塑料袋。

李春兰在夏天的常规打扮，以及那个一直被她抱在手里的塑料袋。

她目前没有工作，仍需借钱度日。她希望尽早结束所有的事情，也许她就能放下包袱，认真生活。为自己而活。

她时常想起，当年去厦门打工时，把高中书本也带了过去，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曾经每一刻都在朝着大学梦、朝着更好的人生努力。

17名登山人员遇难，7年后发现日记，遇难者临死前的经历充满诡异

1

在云南省德钦县境内，有一座“梅里雪山”至今无人登顶

相传，凡是攀登此山的人绝对会遇到“离奇”的事情。

1991年1月3日，5100米高的半山腰上出现了一个简陋的营地，17名登山者就被困在了这里。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登山爱好者，而是中日登山队的“老手”，他们受到多方的支持，准备成为第一批登上梅里雪山的人。

然而当晚，一团黑压压的云飘在山头，大雪几乎淹没了帐篷的三分之二。

到了9点，担任中方队长的宋志义看着雪越下越大，就联系了山下大本营的人。

“雪很大，我们几乎看不见了。”

“马上进行清雪！”接听报话机的人立刻做出回应。

据大本营的人说，那晚谁都没有听见雪崩的声音、也没有发现异常，一切都安静的不像样子。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成了他们最后的对话。17名登山者在距离顶峰不远处突然离奇失踪了......

众多救援队在附近寻找了20多天也没有发现一丝痕迹。

此事发生后，梅里雪山的“诡异”显得越发真实，难不成17名登山者真的人间蒸发了？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是否还活着呢？

直到7年过后，有人在山下发现一堆不明物体，才逐渐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其中一个日记本中记录了登山者们遇难前的过程，句句话都令人匪夷所思。

2

时间来到1998年7月18日，那天有3名明永村的村民像往常一样去梅里雪山下放牧，可走着走着却发现不远处的冰川上散落着一些“不明物体”。

他们本以为看错了，谁知走过去一瞧，差点吓晕过去。

只见地上到处都是衣服碎屑，还有一个停在10点43分的表、以及一只停在4900米的海拔表，在这些杂物之间，夹杂着铮铮白骨。

“看起来不像是动物的骨骼，难不成是人的？有人在这里遇难了吗？”

村民们吓得大气不敢喘，赶忙叫来了村长，不久后，县里的相关部门也派人赶到了现场。

经过鉴证，这些“不明物体”正是7年前梅里雪山山难遇难者的。

17名中日登山队员的家属通过零星的遗物，确认了5名登山者的身份，可是还有7人没有找到白骨。

“他们是否还活着，所以才没找到他们的尸骨？”

为了早日有个结果，相关人员将所有遗物整理到了一起，加起来差不多有20袋。

其中有个日记本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当翻开那一页页潦草的字迹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拽入了恐惧的漩涡。

日记中大概是这样说的：

“12月28日，我看见帐篷外有人影，这里的信号很差，我还经常幻听，我听到了女人和婴儿的哭声......”

梅里雪山虽说没有喜马拉雅山高，但它的攀登难度不可估量，女人和婴儿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山上呢？

或许就是幻听了吧，这是你我都能想到的答案，可下面的记录又怎么解释呢？

“我们的女队员突然高烧不止，嘴里念叨着：快来了，趁有时间，快回家。跟她说话好像又听不见。”

1月3日，登山者遇难的当天，日记中写道：

“我错了！我们都错了！来不及了！这里被黑暗笼罩，我还不想死，救救我们吧！”

从字迹来看，写日记的人每次落笔时都很慌张，尤其是1月3日的最后一条，所有的字都是“拧”在一起的。

看到这里，一位队员的家属突然着急的说道：“1月3日下午，孩子突然在家边哭边闹，说他爸被雪埋了，我感觉有一个力量把所有的信息都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一位村民讲述了一个关于梅里雪山的传说，所有的线索仿佛都成了无解的秘密。

在当地，藏民很少知道梅里雪山，大家都称它为“卡瓦格博”。在藏民的心中，卡瓦格博就是守护人们的“神山”。

有时候，人们称呼卡瓦格博之前，通常会先说一句“阿尼”，“阿尼”在藏语中是“爷爷”的意思，这足以看出他们对神山的重视。

有藏民说，神山是不可以乱爬的，有缘人去山上，可能会美事成真；若是代罪者上山，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惹怒了卡瓦格博，灵魂就会被他抓去当7年的奴隶，7年过后灵魂才得以安息。

细细想来，距离登山者离奇失踪刚好过去了7年，他们的尸骨就出现在了卡瓦格博附近，难道传说都是真的吗？剩下的7名队员又去了哪里呢？

3

事情还要从1986开始说起，或许只有捋清中日登山队的整个经历，我们才能获得一些头绪。

当时，日本登山运动热火朝天，他们听说了梅里雪山的“威力”后，决定向中国国家委员会提出申请。

中方也提出了相关要求，不得破坏当地的习俗。

一番沟通后，两边便签下了共同攀登梅里雪山的合同，而且还成立了专业的中日登山队。

不过1987-1990年间，登山运动都因各种原因失败了。有了一定的经验后，中日双方重整旗鼓，筛选了更为专业的人员组成了新的队伍。

这支登山队共17人（中方6人，日方11人），由日本京都大学山岳会和中国登山协会的成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有8000m以上的攀登经验。

为了登山顺利，日本多家大财团都给予了支持，每个登山人员的设备都是非常先进的。

但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中方负责人之一王富洲，曾多次打电话给科学考察经验丰富的高登义教授，想让他参与本次的天气观察工作。

奈何高登义教授有事在身，只好拒绝了他。

这时日方队长井上治郎主动站出来承担了此工作，他认为自己同样也能观察好天气。

可惜，放到现在来看，井上治郎教授当初可能是说了“大话”。

1990年12月，中日登山队终于向着梅里雪山出发了，当地的藏民见了他们以为是来做科研的，于是热情的献上了哈达和青稞酒。

中日登山队的人员和藏民之间友好相处了一段时间，直到藏民们了解到，他们其实是来攀登卡瓦格博山的之后，一切就都变了。

“我们的生活是神山赐予的，我们的牲畜喝的水都是融化的雪水，你们岂能站在神山的身上？会遭报应的！”

然而，中日登山队的人员并没有听信“迷信之词”，当晚他们在梅里雪山对面的飞来寺中庆祝了一番，还将平安符带到了身上。

将近2万的藏民却在山下双手合十，伏在地上念着咒语诅咒着他们，希望他们承受灾难、登不到顶峰。

12月8日，登山队员顺利在海拔4500米处建立了一号营地。

12月13日，二号营地建立成功，海拔为5300米。

在建立三号营地时，中日双方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日方建议把营地建在靠近山脊的地方，那里离山顶近，山上的天气又不稳定，先以缩短攀登时间为主。

中方则认为这样太危险了，应该离山脊远一点，以稳中求进为主。

15日-20日，双方因为此事耽搁了5天的攀登时间，一番商量后，他们决定取折中的位置，不过离山脊仅有400米的距离。

12月26日，他们来到了5900米处建立了4号营地，然后一口气爬到了6210米，这是梅里雪山攀登史上的最高记录。

中日登山队的队员为此兴奋不已，仿佛胜利已经握在了手中，那晚他们聚在一起喝了点酒聊得分外开心，并计划着在2天后站在梅里雪山的顶峰处。

日方负责人也已经写好了胜利的电报，随时准备发出去。

12月28日，太阳高照、一片晴天，是个登山的好日子。

登山队派出了5人冲刺最后的挑战，下午1点左右，他们就爬到了6470米处，此时离顶峰的垂直高度只有270米的距离了。

可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能见度降到了2米，队员们只好在原地搭起简陋的帐篷等待风雪停止。

晚上10点，雪基本停了，月光格外耀眼，好像照亮了整座梅里雪山。大家趁机赶回3号营地，准备找机会重新登顶。

次日，17名队员聚在一起，商量出了新的计划：明年1月4日一早就出发。

然而自从元旦过后大雪就从未停过，眼看着积雪越来越深，大家的希望也逐渐渺茫了起来......

1月3日晚，便发生了文章开头中的那一幕。

中方队长宋志义联系了山下大本营后，17名登山队员就离奇失踪了。

4

山下大本营的人迅速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失联情况，来自拉萨、北京、日本京都的救援队纷纷赶到了梅里雪山。

当时救援机在上空盘旋了很久，由于雪还没停，所以什么都看不到。

一支实力强大的青藏登山队一口气爬到了5300米处，在皑皑白雪下，他们只看见了营地的一角。

1月24日，距离17名登山队员失踪已经过去了20多天，在这期间不断有救援队尝试攀登梅里雪山，可迈出一步都无比艰难。

在这么下去，恐怕还会有人陷入危险中，于是相关部门只好停止搜救，对外宣布17名中日登山队员全部遇难。

离奇的是，在救援人员撤离之后，梅里雪山突然雪崩，就像失去神志的猛兽疯狂的吼叫着，它的气浪把1200米外的冷杉林全部摧毁了。

藏民双手合十默默的说道：“遭报应了，卡瓦格博显灵了”。

后来据科学家调查，他们在3号营地处的上空发现了巨大的积雪，在这种坏境下人类生存下来的几率几乎为0。

此次山难的爆发让梅里雪山看起来越发“离奇”，藏民的传说听起来也越发真实。

众多喜欢登山的冒险者纷纷发出申请继续攀登梅里雪山。

人就是这样，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冒险的胜地。

中方考虑到1991年的灾难，首先为日方保留了5年的攀登权，1996年是他们最后的期限，一支登山队也随着踏上了“老路”。

藏民看到他们后，不约而同的躺在了地上：“要想登山，就从我们身上踏过去！”

可最终阻碍他们的，并非藏民而是另有其因。

登山之前，他们来到17名逝者的墓前吊唁了一下，默默发誓一定完成他们登顶的遗愿。

可登顶之后，谁也没想到爬到6250米时突然接到各方发来的警报，说梅里雪山即将有一场特大暴风雨，威力决不低于1991年的那场山难。

有了前车之鉴，登山者们在距离顶峰只有400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们整理好装备，用最快的速度返回了山下的大本营。

奇怪的是，他们刚抵达就收到了新的消息“乌云散去，接下来的几天适合登山”。

不知是不是“山神”在作怪，可重新攀登谈何容易？于是1997年日本京都登山队宣布再也不攀登梅里雪山了。

2001年，德钦县人大常委会考虑到梅里雪山的攀登难度，从此将它命为禁山。

从整个中日登山队所经历的一切来看，或许他们早已无幸生还，至于其他人的尸骨近几年也有了新的发现，目前只有医生清水久信没有任何消息。

可即便如此，依然有人认为这场山难有很多解释不清的问题。

5

日记本里的内容看似不止雪崩那么简单。

3号营地的位置就是个“祸患”。

藏民的传说刚好“应验”，7年过后逝者的遗体才被找到、灵魂才得以安息。

曾经拒绝参加天气观察工作的高登义教授，在山难后做了充足的调查，他认为当时天气的变化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无论怎样，山难已经发生了，具体且真实的情况恐怕只有17名登山队员清楚。

我们要从科学角度分析，而并非去揣测传说。

喜欢冒险不是件坏事，但自然的力量是无法估测的，凡事还是以安全为主比较好，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