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1日八字(1963年1月31日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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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戊子年生：五行属火[仓内之鼠] 1948或2008出生的人为人计算聪明，精晓文武，早生儿女克，迟生保平安，夫妻和顺,有财益之命，晚年大兴旺相，女人贤良，发达之命。

庚子年生：五行属土[梁上之鼠] 1900或1960出生的人为人尊重安稳，一生衣禄无亏，主妻贤明，持家有权柄，须事能通达，遇凶化吉，贵人提拔，女人兴旺，阴家之命。

壬子年生：五行属木[山上之鼠] 1912或1972出生的人为人幼年有灾，中年衣食足用，男招好妻，身闲心苦，多喜多忧，兄弟少力，六亲冷淡，凡事自作自为，女人贤能之命。

甲子年生：五行属金[屋上之鼠] 1924或1984出生的人为人多学少成，有始无终。心性暴燥，幼年见灾，重拜父母保养，兄弟骨肉小靠，子多刑，男大而女人夫长，可谓伶俐聪明贤能之命。

丙子年生：五行属水[田内之鼠] 1936或1996出生的人为人胆大，有权柄及智谋，早年平平，中年景就，晚景暮年暮年大好，做事按机，女人饶舌絮刮之命，言多必失，守己循分，幸福遁来。

牛

己丑年生：五行属火[栏内之牛] 1949或2009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通文艺有才能，衣禄不少，男女有另娶，花烛重明之嫌，后来夫妻辑穆，百年偕老，晚年发福命。

辛丑年生：五行属土[路途之牛] 1901或1961出生的人为人心性温顺，初限有惊恐之厄，虽有衣禄财帛，进退骨肉少力，晚景暮年暮年福寿延长，女命喜血财。旺相之命。

癸丑年生：五行属木[栏内之牛] 1913或1973出生的人为人衣禄不少，财帛早年不聚，一生尊重，不惹长短，父母难为，骨肉少靠，夫妻和顺，儿女见迟，早宜过房之命。

乙丑年生：五行属金[国内之牛] 1925或1985出生的人为人慷慨，喜爱东风，见事多学少成，幼灾父母重拜，九流中人，夫妻无刑，儿女不孤，六亲少靠，女人贤良，纯和之命。

丁丑年生：五行属水[湖内之牛] 1937或1997出生的人为人辑穆，衣禄不少，初年有财禄常在，晚年有剩骨肉，头女无情迟好，夫妻和顺，女人旺夫，持家贤良之命。

虎

庚寅年生：五行属木[出山之虎]?? 1950或2010出生的人为人心性急，有口无心，有事大藏，易好易怒，反复无常，衣食丰足，但财物早年耗散不聚，晚年丰隆，女人有内助旺相之命。

壬寅年生：五行属金[过林之虎] 1902或1962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有事不藏，男女早婚不宜，夫妻相克，儿女见壕，初年做事颠倒，中年兴晚年财帛足用，女人养畜如意发福之命。

甲寅年生：五行属水[立定之虎] 1914或1974出生的人为人老实，一生利官近贵，家道兴宁，衣食足用，财帛多招，父母有刑，重拜双亲，女人管夫，男人怕妻，命硬三分，子息长。

丙寅年生：五行属火[山林之虎] 1926或1986出生的人为人多学少成，心性不定，口快舌硬，身闲心直，手足不停不止，利官近贵，女人贤良，晓事聪明灵利之命。

戊寅年生：五行属土[过山之虎] 1938或1998出生的人为人猛烈，易快易冷，反目无情，早年勤俭，离祖发达，主有聪明伶俐，守其和平，以礼待人，晚年大有良机，幸福之命。

兔

辛卯年生：五行属木[蟾窟之兔] 1951或2011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有志气权柄，利官近贵，身闲心不闲，六亲少靠，自立成家，少年劳碌，晚年大利，女人规画家庭兴隆之命。

癸卯年生：五行属金[出林之兔] 1903或1963出生的人为人酒食不少，福禄有余，凶中化吉，早年财帛不聚，多收入多支出，晚景暮年暮年兴隆，女人中年与晚景暮年暮年多下系牺牲利益，保持之命。

乙卯年生：五行属水[得道之兔] 1915或1975出生的人为人志气轩昂，计谋巧妙，求一生近贵，则百事如意，文武皆通，女人福寿无亏之命。

丁卯年生：五行属火[望月之兔] 1927或1987出生的人为人手足不停，身心不闲，衣禄不少，性巧聪明，做事有头列尾，女人秉性好静，一生安允有幸，男人福分之命。

己卯年生：五行属土[山林之兔] 1939或1999出生的人为人风骚，一生衣禄丰足，自然善闲游，嘻戏不首人所欺，六亲冷淡，骨肉难为，妻招年长，配偶和合，女人与邻睦和，亲族贤达，长寿之命。

龙

壬辰年生：五行属水[行雨之龙] 1952或2012出生的人为人劳碌，手足无时停，早年难守，财来财去，不聚财宝，有虚无实，晚景暮年暮年发财发福，女有规画旺相之命。

甲辰年生：五行属火[伏潭之龙] 1904或1964出生的人为人衣食丰足，一生清闲，早年平平，中末丰厚有余，骨肉相亲难靠，参自己所想事业经营，二十年间可以发达之命。

丙辰年生：五行属土[清温之龙] 1916或1976出生的人为人聪明兼伶俐，四海东风，一生衣食无亏，身闲心劳，好交朋友，中年事业兴隆，晚景暮年暮年财旺，女人贤能之命。

戊辰年生：五行属木[清温之龙] 1928或1988出生的人为人喜气东风，出入压群众，利官近贵，骨肉弄伤儿女不孤之命，女人温良贤达，有口无心，主招好夫之命。

庚辰年生：五行属金[恕性之龙] 1940或2000出生的人为人东风和气，劳碌雪霜一生，利官近贵，名利双全，衣食足用，中年平顺，晚年大兴，女人勤俭，规画之命。

蛇

癸巳年生：五行属水[草中之蛇] 1953或2013出生的人为人伶俐聪明，财谷聚散，主近贵人，中年风霜，东风之徒，守己暂暂发福，三胜时败，被人反睦，晚景暮年暮年荣华贤良之命。

乙巳年生：五行属火[出穴之蛇] 1905或1965出生的人为人气象端正，且喜好东风，只带指背煞，救人无功，做好不说，早年子女刑克，晚得安宁，女人有发达，相夫益子之命。

丁巳年生：五行属土[塘内之蛇] 1917或1977出生的人为人利官近贵，禀性刚强，不顺人情，兄弟居长，事业显荣，女人容貌美丽，衣食丰足，贤达起家之命。

己巳年生：五行属木[福气之蛇] 1929或1989出生的人为人聪明伶俐，有功名之分，夫妻能和顺，做事如意，牛田有分，女人衣食不少，男人多出风头，善有计谋，英敏之才，福厚之命。

辛巳年生：五行属金[冬藏之蛇] 1941或2001出生的人为人在机谋，多随机应变，志气过人，衣食足用，贵人扶助，中年平顺，老运发财发福，长寿只命。

马

甲午年生：五行属金[云中之马] 1954或2014出生的人为人和气，喜好东风，交朋群友，利官近贵，遇凶不为做善事，财源旺相，女人衣禄平稳，主有天财之命。

丙午年生：五行属水[行路之马] 1906或1966出生的人为人清闲，初年财帛耗散，心主不忧不住，宜做手艺工夫生意，不利求名，兄弟各自成家，后运发财兴旺，女人清奇巧妙之命。

戊午年生：五行属火[廊内之马] 1918或1978出生的人为人志气宽宏，一生衣禄自然，容貌端正，温良性格，少年多难，骨肉有刑，女人姊妹少靠，大有兴旺之羊命。

庚午年生：五行属土[堂里之马] 1930或1990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利官近贵，衣禄丰盈，男柄持家，女人荣夫誉子，秀气之命格，男人有带固执之性格，注重欠点，受人敬佩之命。

壬午年生：五行属木[军中之马] 1942或2002出生的人为人勤俭，父母刑伤，灾厄可折，早年有财物但不聚，晚景暮年暮年旺相，事应积蓄，防御乏旱，女人兴家，贤能之命。

羊

乙未年生：五行属金[敬重之羊] 1955或2015出生的人为人容貌端正，少年勤俭，初年平顺，兄弟少靠，子息不孤，立家兴隆，晚年大有聚财，女人持家相夫益子之命。

丁末年生：五行属水[失群之羊] 1907或1967出生的人为人喜怒无常，一生口舌能辩，名利有分，衣禄皆足，骨肉疏远妇息迟，见女人晚景暮年暮年兴旺，助夫益妇之命。

羊年？1919和1979出生的人辛未年生：五行属土[得禄之羊] 1931或1991出生的人为人有志气，一生性宽，少年多难，头见女吉，生男有刑，夫妻和顺，女人持家兴旺，男人有建家立业，名显荣幸之命。

癸未年生：五行属木[群内之羊] 1943或2003出生的人为人心急口快，须事伶俐，救人无恩情，反招事非多，只好休管他人事，，有财无库，财来财去，重物质，造基础，女人贤德能持家，初年起晚景暮年暮年平安之命。

猴

丙申年生：五行属火[山上之猴] 1956或2016出生的人为人衣食足用，交易买卖，利路亨通，自有生财，牛田有分，早年劳碌，晚景暮年暮年兴旺，女人牺牲血财，持家旺相之命。

戊申年生：五行属土[独立之猴] 1908或1968出生的人为人性急，做事反复，一生劳碌辛劳，利官见贵，儿女刑伤，财帛足用，女人贤良晓事，针业精能，妇息不孤之命。

巳未年生：五行属火[食果之猴] 1920或1980出生的人为人一生手足不停，名行清高，利官近贵，命犯指背煞，做好不得好，救人无功劳，女人立志能兴家，六亲冷淡，晚景暮年暮年兴隆之命。

壬申年生：五行属金[秀气之猴] 1932或1992出生的人为人性巧聪明，机谋多变，和气东风，功名有分，更招贤德之妻，男人多受人敬爱，姿性英敏，女人美容艳丽，富贵之命。

甲申年生：五行属水[过树之猴] 1944或2004出生的人为人衣禄不少，心情温柔，出入压众，初年颠倒，晚岁利达，兴家丰隆，夫妻和合,儿女见迟,女人规画兴旺,荣隆之命。

鸡

丁酉年生：五行属火[独立之鸡] 1957或2017出生的人为人好东风，多情重恩，利官近贵，初年劳碌，身闲心苦，晚景暮年暮年家道兴隆，女人秀气命，半夫半财，老岁吉昌之格。

巳酉年生：五行属土[报晓之鸡] 1909或1969出生的人为人心性聪明，衣禄有余，六亲难靠，儿女早见，做事如意，百事皆通，凡事宽量，心重为吉，女人计较多变，无灾厄之命。

辛酉年生：五行属木[笼藏之鸡] 1921或1981出生的人为人一生伶俐，精神清爽，口能舌便，高人敬重，财帛足用，六亲冷淡，骨肉情疏，女人贤德，规画兴家之命。

癸酉年生：五行属金[楼宿之鸡] 1933或1993出生的人为人心直公平，一生口便舌能，有藏衣禄，平稳足用，六亲冷淡，虚事不中，为人同等，不贪不取，晚景暮年暮年旺相，女人美容艳丽，富贵之命。

乙酉年生：五行属水[唱午之鸡] 1945或2005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志气轩昂，衣禄足用，福禄双全，兄弟虽有，难为得力，六亲辑穆，女人兴财绵元，平稳之命。

狗

戊戌年生：五行属木[进山之狗] 1958或2018出生的人为人和气，自营自立，早年颠倒，财款耗散，晚景暮年暮年得财，宜拜师学艺，工夫之翕，立业能而成功，财源广进，利路亨通，女人养育中平之翕。

庚戌年生：五行属金[寺观之狗] 1910或1970出生的人为人快活，丑年有灾，利官近贵，作事灵敏，百事如意，勤俭励业，福在晚年，犯指背煞，救人无义，女人心贤能事，兴旺之命。

壬戌年生：五行属水[雇家之犬] 1922或1982出生的人为人一生好行善事，东来西去不住不停，且多劳多管，衣食不缺，贵人提拔，百事称意，早年平常，晚年兴旺，女人善能规画贤良之命。

甲戌年生：五行属火[守身之狗] 1934或1994出生的人为人口快舌便，身闲心不闲，有权柄智谋，为名声远播，福禄有余，女人旺夫，生财有命。

丙戌年生：五行属土[自眠之狗] 1946或2006出生的人为人豪杰和顺，招财得宝，自立家业，前运勤劳，晚年荣华，清荣高气，女人老年尚好，血财旺相之命。

猪

己亥年生：五行属木[道院之猪] 1959或2019出生的人为人巧计伶俐，衣食安稳，骨肉少力，六亲冷淡，儿女早见刑克，夫妻和顺，女人清闲，晚年发达之命。

辛亥年生：五行属金[圈里之猪] 1911或1971出生的人为人不惹闲事，百事谋求，早年不聚财物，晚景暮年暮年庆良机，可谓荣华富贵之翕，女人丰福，立业使命。

癸亥年生：五行属水[林下之猪] 1923或1983出生的人为人刚直，不顺人情，财谷如意，六亲疏远，自立权衡，则晚景暮年暮年胜前兴，创家之命，女人持家，牲口旺相，享福延寿之命。

乙亥年生：五行属火[过往之猪] 1935或1995出生的人为人和顺，幼年多难，父母有刑，但重拜无害，夫妇和合，谐老齐眉，存心中正，中年未岁，财兴旺，妇女有克，见迟方好。

丁亥年生：五行属土[过山之猪] 1947或2007出生的人为人性巧聪明，自立自营，儿女有刑，见迟为好，生平好做善事，财源旺相，女人衣禄平稳，主有天财之命。

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风景，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经历，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都是自己品味的经历的，就值得好好去珍惜，祝大家经历过，感受过，遇到过风雨，也遇到过彩虹，最后都可以坦然对待生活。

周恩来与“”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摘要]周恩来在“”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他赞成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新方向,通过给知青写信、肯定有关上山下乡题材的剧本等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60年代上半期,他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指导思想；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了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在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确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关键词]周恩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

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80 年代初,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其在“”期间的这段历史。其实,作为一种缓解城镇就业压力、适应蓬勃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举措,它在“”前已形成较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周恩来是积极倡导者,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1955 年至1961 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通过给知青写信等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与中国城镇就业压力增大,而农村又急需有文化的青年来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1955 年,在为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62 页。),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启动,也成为了激励知青上山下乡的精神动力。中央在1957 年10 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在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中最初使用的是“下乡上山”这一提法。1967 年7 月9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从此,“上山下乡”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655 页。)周恩来十分赞同和关于将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新方向的思路和举措,并在不同场合对此作了具体阐释。1957 年6 月26 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1 页。)他还对当时劳动工资方面的规定有碍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表示担忧。1957 年9 月5 日,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有关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73 页。)同年9 月26 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提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9 页。)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也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被视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在周恩来报告的感召下组建的。1954年 9月 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人民日报》1954年 9月 24日。)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思路,打动了很多知识青年。在场的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杨华听了,“心里就像着了一盆火”。晚年他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番话,才使我从此毅然决然地向党组织提出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年版,第51、58页。)继北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萝北县之后,天津、上海、河北等 10多个省、市共组织了 50多批青年远征垦荒。

周恩来还通过给知青写信来鼓励他们上山下乡。1957年 12月 23日,他致信上海市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10页。)。1958年,上海随之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高潮。1958年4月,周恩来在观看了反映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题材的现代豫剧《朝阳沟》后,大加赞扬,并说“要到北京演出,一定会受到欢迎”。同时,对这个戏如何进一步提高,他也作出了指示。(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3月 2日。)按周恩来指示修改过的《朝阳沟》在北京公演,后来又被搬上银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1955年至 1961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相比后来,规模小、人数少,时断时续。从 1955年到 1957年,共有 7.9万多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自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也使知青下乡工作一度沉寂。青年志愿垦荒队多数也没有坚持下来。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知青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深刻阐述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

20世纪 60年代初,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3页。)他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研究知青问题。“”前,一共召开过八次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其中,周恩来亲自到会四次。有一次他听知青工作情况汇报竟长达六个小时,足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周恩来还多次深刻阐述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页。)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36页。)1965年 2月,他又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工作是延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远瞩,长期打算,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1月 17日。)

2、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纪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缺乏专门领导机构组织协调,不可避免地出现职权不分、彼此掣肘等问题。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有计划地展开,知青安置工作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转变。这一重要转变,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长期的方针。根据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上,首次把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开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15年(1964—1979)的安置规划。根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提出 15年内,“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页。)。1965年 2月,周恩来在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自治区安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参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页。)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精神,在当年 4月 22日中央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中得到体现。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也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周恩来肯定了时任中央总书记提出的插队办法和浙江嘉兴安置插队知青的经验,积极倡导以插队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39页。)

为进一步统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79页。)

3、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推进几年后,动员工作较为顺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解答。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亲靠友为主；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统一安排,各方协作；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这些经验,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认识,增强他们做好知青工作、关心知青成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下乡知青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这七条经验中,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很好地诠释了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持有的基本态度。周恩来指出:下乡知青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们,检查他们,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们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页。)自 1965年以来,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中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城乡动员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指示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其他大区也要抓典型,每个大区、每个省都有这样的青年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41页、58页。)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青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周恩来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 71岁生日晚宴,坐到身边。(参见卞庆奎:《董加耕:没有看错的年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页。)他们后来都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有影响的带头人。

周恩来还指示将知青上山下乡拍摄成有关电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刘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识青年下放等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题材拍成纪录片(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并亲自定名为《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5、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举措,无论对社会结构还是对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一次大的冲击。1964年,鉴于城市升学就业压力和大批毕业生不愿意下乡的现状,国家主席多次论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并把它与上山下乡联系起来。1965年,在倡导半工半读的同时,又提出“城来社去”的新设想。周恩来十分赞成的意见。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人民日报》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半工半读办法,当教育部长何伟谈到和安置办公室同志商量,准备抽一点安置经费,采取半工半读办法,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时,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办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页。)。1965年 12月 28日,国务院批转当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开的安置工作座谈会工作计划时指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青下乡上山,重点试办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61页。)

在领导知青上山下乡同时,周恩来也开始考虑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问题。1966年 2月,当他听说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时,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由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他们去西藏。广大知青听说周恩来希望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西藏的有两千多人。(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18日。)

“”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步子比较稳妥,进展较为顺利,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 129万,其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有 87万人,占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7.3%。

三、在推动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体现了他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对广大知青的深厚感情。

知青上山下乡在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一部分知青思想动荡,不愿劳动；相当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有病无钱治疗；歧视、打击、侮辱知青的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等。发现这些问题后,周恩来极为重视,并尽力予以解决。

设立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很重视下乡知青的管理问题。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以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安置任务的区、县,也都整顿、充实办事机构,调配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到 1965年 4月,全国安置工作部门的行政编制总数已达到 6000人。知青工作机构的逐步建立,对于推进上山下乡,解决下乡知青遇到的一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重视对知青的业余教育,关心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关于下乡知青的教育问题,周恩来说:“事先要有动员教育工作,小学毕业不能升学的,你要不给他劳动教育,有个两三年准备,他怎么能下乡劳动啊!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能去,要给他准备,要给他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对这些人从平时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就得准备。”(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2页。)为满足下乡知青的学习要求,他提出在城市开办劳动后备讲习所,鼓励在农村推广业余教育。按照他的要求,每次安置工作会议都要专题讨论研究下乡知青的业余教育问题,每次发文都会对此提出新的要求。周恩来格外重视在乡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1963年 10月 18日,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创刊 40周年联欢晚会上提出:今后每年要有大量知青上山下乡,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1965年 2月 28日,他又提出:“《中国青年》杂志最好是面向农村,这样就可以供应青年精神食粮了。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64页。)

关心“出身不好”的下乡知青。从20世纪 60年代初开始,注重家庭成分的倾向严重起来,一部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青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周恩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批评了这种倾向。1963年,针对有人质疑下乡知青典型侯隽的家庭出身问题,周恩来明确表态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 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83页。)1965年 7月,他在新疆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代表,在得知知青卓爱玲因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有些难为情时,周恩来告诉知青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741页。)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各大报刊上,对当时“出身不好”的知青,无疑是很大的鼓励。

选派带队干部照顾知青。考虑到下乡知青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异地他乡独立生活会遇到种种不便和困难,1963年周恩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动员城镇选派一定数量的干部带领青年下去,帮助安置地区做好安置和巩固工作。根据他的指示,中央下发的有关文件规定:“由城市配备好适当的带队干部,一起和他们下农场落户,至少是在农场工作一个时期,帮助农场做好对这些来场落户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第 600页。)在知青转向以插队为主之后,中央又在1964年把这项措施纳入《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要求城市方面“适时派出干部协助生产队进行巩固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第 45页。)。

周恩来及时发现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并力所能及地予以解决,缓解了知青遇到的困难,也缓解了上山下乡遇到的阻力。这是这一时期知青工作开展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