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七月初二八字(1973年七月初二八字命理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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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戊子年生：五行属火[仓内之鼠] 1948或2008出生的人为人计算聪明，精晓文武，早生儿女克，迟生保平安，夫妻和顺,有财益之命，晚年大兴旺相，女人贤良，发达之命。

庚子年生：五行属土[梁上之鼠] 1900或1960出生的人为人尊重安稳，一生衣禄无亏，主妻贤明，持家有权柄，须事能通达，遇凶化吉，贵人提拔，女人兴旺，阴家之命。

壬子年生：五行属木[山上之鼠] 1912或1972出生的人为人幼年有灾，中年衣食足用，男招好妻，身闲心苦，多喜多忧，兄弟少力，六亲冷淡，凡事自作自为，女人贤能之命。

甲子年生：五行属金[屋上之鼠] 1924或1984出生的人为人多学少成，有始无终。心性暴燥，幼年见灾，重拜父母保养，兄弟骨肉小靠，子多刑，男大而女人夫长，可谓伶俐聪明贤能之命。

丙子年生：五行属水[田内之鼠] 1936或1996出生的人为人胆大，有权柄及智谋，早年平平，中年景就，晚景暮年暮年大好，做事按机，女人饶舌絮刮之命，言多必失，守己循分，幸福遁来。

牛

己丑年生：五行属火[栏内之牛] 1949或2009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通文艺有才能，衣禄不少，男女有另娶，花烛重明之嫌，后来夫妻辑穆，百年偕老，晚年发福命。

辛丑年生：五行属土[路途之牛] 1901或1961出生的人为人心性温顺，初限有惊恐之厄，虽有衣禄财帛，进退骨肉少力，晚景暮年暮年福寿延长，女命喜血财。旺相之命。

癸丑年生：五行属木[栏内之牛] 1913或1973出生的人为人衣禄不少，财帛早年不聚，一生尊重，不惹长短，父母难为，骨肉少靠，夫妻和顺，儿女见迟，早宜过房之命。

乙丑年生：五行属金[国内之牛] 1925或1985出生的人为人慷慨，喜爱东风，见事多学少成，幼灾父母重拜，九流中人，夫妻无刑，儿女不孤，六亲少靠，女人贤良，纯和之命。

丁丑年生：五行属水[湖内之牛] 1937或1997出生的人为人辑穆，衣禄不少，初年有财禄常在，晚年有剩骨肉，头女无情迟好，夫妻和顺，女人旺夫，持家贤良之命。

虎

庚寅年生：五行属木[出山之虎]?? 1950或2010出生的人为人心性急，有口无心，有事大藏，易好易怒，反复无常，衣食丰足，但财物早年耗散不聚，晚年丰隆，女人有内助旺相之命。

壬寅年生：五行属金[过林之虎] 1902或1962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有事不藏，男女早婚不宜，夫妻相克，儿女见壕，初年做事颠倒，中年兴晚年财帛足用，女人养畜如意发福之命。

甲寅年生：五行属水[立定之虎] 1914或1974出生的人为人老实，一生利官近贵，家道兴宁，衣食足用，财帛多招，父母有刑，重拜双亲，女人管夫，男人怕妻，命硬三分，子息长。

丙寅年生：五行属火[山林之虎] 1926或1986出生的人为人多学少成，心性不定，口快舌硬，身闲心直，手足不停不止，利官近贵，女人贤良，晓事聪明灵利之命。

戊寅年生：五行属土[过山之虎] 1938或1998出生的人为人猛烈，易快易冷，反目无情，早年勤俭，离祖发达，主有聪明伶俐，守其和平，以礼待人，晚年大有良机，幸福之命。

兔

辛卯年生：五行属木[蟾窟之兔] 1951或2011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有志气权柄，利官近贵，身闲心不闲，六亲少靠，自立成家，少年劳碌，晚年大利，女人规画家庭兴隆之命。

癸卯年生：五行属金[出林之兔] 1903或1963出生的人为人酒食不少，福禄有余，凶中化吉，早年财帛不聚，多收入多支出，晚景暮年暮年兴隆，女人中年与晚景暮年暮年多下系牺牲利益，保持之命。

乙卯年生：五行属水[得道之兔] 1915或1975出生的人为人志气轩昂，计谋巧妙，求一生近贵，则百事如意，文武皆通，女人福寿无亏之命。

丁卯年生：五行属火[望月之兔] 1927或1987出生的人为人手足不停，身心不闲，衣禄不少，性巧聪明，做事有头列尾，女人秉性好静，一生安允有幸，男人福分之命。

己卯年生：五行属土[山林之兔] 1939或1999出生的人为人风骚，一生衣禄丰足，自然善闲游，嘻戏不首人所欺，六亲冷淡，骨肉难为，妻招年长，配偶和合，女人与邻睦和，亲族贤达，长寿之命。

龙

壬辰年生：五行属水[行雨之龙] 1952或2012出生的人为人劳碌，手足无时停，早年难守，财来财去，不聚财宝，有虚无实，晚景暮年暮年发财发福，女有规画旺相之命。

甲辰年生：五行属火[伏潭之龙] 1904或1964出生的人为人衣食丰足，一生清闲，早年平平，中末丰厚有余，骨肉相亲难靠，参自己所想事业经营，二十年间可以发达之命。

丙辰年生：五行属土[清温之龙] 1916或1976出生的人为人聪明兼伶俐，四海东风，一生衣食无亏，身闲心劳，好交朋友，中年事业兴隆，晚景暮年暮年财旺，女人贤能之命。

戊辰年生：五行属木[清温之龙] 1928或1988出生的人为人喜气东风，出入压群众，利官近贵，骨肉弄伤儿女不孤之命，女人温良贤达，有口无心，主招好夫之命。

庚辰年生：五行属金[恕性之龙] 1940或2000出生的人为人东风和气，劳碌雪霜一生，利官近贵，名利双全，衣食足用，中年平顺，晚年大兴，女人勤俭，规画之命。

蛇

癸巳年生：五行属水[草中之蛇] 1953或2013出生的人为人伶俐聪明，财谷聚散，主近贵人，中年风霜，东风之徒，守己暂暂发福，三胜时败，被人反睦，晚景暮年暮年荣华贤良之命。

乙巳年生：五行属火[出穴之蛇] 1905或1965出生的人为人气象端正，且喜好东风，只带指背煞，救人无功，做好不说，早年子女刑克，晚得安宁，女人有发达，相夫益子之命。

丁巳年生：五行属土[塘内之蛇] 1917或1977出生的人为人利官近贵，禀性刚强，不顺人情，兄弟居长，事业显荣，女人容貌美丽，衣食丰足，贤达起家之命。

己巳年生：五行属木[福气之蛇] 1929或1989出生的人为人聪明伶俐，有功名之分，夫妻能和顺，做事如意，牛田有分，女人衣食不少，男人多出风头，善有计谋，英敏之才，福厚之命。

辛巳年生：五行属金[冬藏之蛇] 1941或2001出生的人为人在机谋，多随机应变，志气过人，衣食足用，贵人扶助，中年平顺，老运发财发福，长寿只命。

马

甲午年生：五行属金[云中之马] 1954或2014出生的人为人和气，喜好东风，交朋群友，利官近贵，遇凶不为做善事，财源旺相，女人衣禄平稳，主有天财之命。

丙午年生：五行属水[行路之马] 1906或1966出生的人为人清闲，初年财帛耗散，心主不忧不住，宜做手艺工夫生意，不利求名，兄弟各自成家，后运发财兴旺，女人清奇巧妙之命。

戊午年生：五行属火[廊内之马] 1918或1978出生的人为人志气宽宏，一生衣禄自然，容貌端正，温良性格，少年多难，骨肉有刑，女人姊妹少靠，大有兴旺之羊命。

庚午年生：五行属土[堂里之马] 1930或1990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利官近贵，衣禄丰盈，男柄持家，女人荣夫誉子，秀气之命格，男人有带固执之性格，注重欠点，受人敬佩之命。

壬午年生：五行属木[军中之马] 1942或2002出生的人为人勤俭，父母刑伤，灾厄可折，早年有财物但不聚，晚景暮年暮年旺相，事应积蓄，防御乏旱，女人兴家，贤能之命。

羊

乙未年生：五行属金[敬重之羊] 1955或2015出生的人为人容貌端正，少年勤俭，初年平顺，兄弟少靠，子息不孤，立家兴隆，晚年大有聚财，女人持家相夫益子之命。

丁末年生：五行属水[失群之羊] 1907或1967出生的人为人喜怒无常，一生口舌能辩，名利有分，衣禄皆足，骨肉疏远妇息迟，见女人晚景暮年暮年兴旺，助夫益妇之命。

羊年？1919和1979出生的人辛未年生：五行属土[得禄之羊] 1931或1991出生的人为人有志气，一生性宽，少年多难，头见女吉，生男有刑，夫妻和顺，女人持家兴旺，男人有建家立业，名显荣幸之命。

癸未年生：五行属木[群内之羊] 1943或2003出生的人为人心急口快，须事伶俐，救人无恩情，反招事非多，只好休管他人事，，有财无库，财来财去，重物质，造基础，女人贤德能持家，初年起晚景暮年暮年平安之命。

猴

丙申年生：五行属火[山上之猴] 1956或2016出生的人为人衣食足用，交易买卖，利路亨通，自有生财，牛田有分，早年劳碌，晚景暮年暮年兴旺，女人牺牲血财，持家旺相之命。

戊申年生：五行属土[独立之猴] 1908或1968出生的人为人性急，做事反复，一生劳碌辛劳，利官见贵，儿女刑伤，财帛足用，女人贤良晓事，针业精能，妇息不孤之命。

巳未年生：五行属火[食果之猴] 1920或1980出生的人为人一生手足不停，名行清高，利官近贵，命犯指背煞，做好不得好，救人无功劳，女人立志能兴家，六亲冷淡，晚景暮年暮年兴隆之命。

壬申年生：五行属金[秀气之猴] 1932或1992出生的人为人性巧聪明，机谋多变，和气东风，功名有分，更招贤德之妻，男人多受人敬爱，姿性英敏，女人美容艳丽，富贵之命。

甲申年生：五行属水[过树之猴] 1944或2004出生的人为人衣禄不少，心情温柔，出入压众，初年颠倒，晚岁利达，兴家丰隆，夫妻和合,儿女见迟,女人规画兴旺,荣隆之命。

鸡

丁酉年生：五行属火[独立之鸡] 1957或2017出生的人为人好东风，多情重恩，利官近贵，初年劳碌，身闲心苦，晚景暮年暮年家道兴隆，女人秀气命，半夫半财，老岁吉昌之格。

巳酉年生：五行属土[报晓之鸡] 1909或1969出生的人为人心性聪明，衣禄有余，六亲难靠，儿女早见，做事如意，百事皆通，凡事宽量，心重为吉，女人计较多变，无灾厄之命。

辛酉年生：五行属木[笼藏之鸡] 1921或1981出生的人为人一生伶俐，精神清爽，口能舌便，高人敬重，财帛足用，六亲冷淡，骨肉情疏，女人贤德，规画兴家之命。

癸酉年生：五行属金[楼宿之鸡] 1933或1993出生的人为人心直公平，一生口便舌能，有藏衣禄，平稳足用，六亲冷淡，虚事不中，为人同等，不贪不取，晚景暮年暮年旺相，女人美容艳丽，富贵之命。

乙酉年生：五行属水[唱午之鸡] 1945或2005出生的人为人口快心直，志气轩昂，衣禄足用，福禄双全，兄弟虽有，难为得力，六亲辑穆，女人兴财绵元，平稳之命。

狗

戊戌年生：五行属木[进山之狗] 1958或2018出生的人为人和气，自营自立，早年颠倒，财款耗散，晚景暮年暮年得财，宜拜师学艺，工夫之翕，立业能而成功，财源广进，利路亨通，女人养育中平之翕。

庚戌年生：五行属金[寺观之狗] 1910或1970出生的人为人快活，丑年有灾，利官近贵，作事灵敏，百事如意，勤俭励业，福在晚年，犯指背煞，救人无义，女人心贤能事，兴旺之命。

壬戌年生：五行属水[雇家之犬] 1922或1982出生的人为人一生好行善事，东来西去不住不停，且多劳多管，衣食不缺，贵人提拔，百事称意，早年平常，晚年兴旺，女人善能规画贤良之命。

甲戌年生：五行属火[守身之狗] 1934或1994出生的人为人口快舌便，身闲心不闲，有权柄智谋，为名声远播，福禄有余，女人旺夫，生财有命。

丙戌年生：五行属土[自眠之狗] 1946或2006出生的人为人豪杰和顺，招财得宝，自立家业，前运勤劳，晚年荣华，清荣高气，女人老年尚好，血财旺相之命。

猪

己亥年生：五行属木[道院之猪] 1959或2019出生的人为人巧计伶俐，衣食安稳，骨肉少力，六亲冷淡，儿女早见刑克，夫妻和顺，女人清闲，晚年发达之命。

辛亥年生：五行属金[圈里之猪] 1911或1971出生的人为人不惹闲事，百事谋求，早年不聚财物，晚景暮年暮年庆良机，可谓荣华富贵之翕，女人丰福，立业使命。

癸亥年生：五行属水[林下之猪] 1923或1983出生的人为人刚直，不顺人情，财谷如意，六亲疏远，自立权衡，则晚景暮年暮年胜前兴，创家之命，女人持家，牲口旺相，享福延寿之命。

乙亥年生：五行属火[过往之猪] 1935或1995出生的人为人和顺，幼年多难，父母有刑，但重拜无害，夫妇和合，谐老齐眉，存心中正，中年未岁，财兴旺，妇女有克，见迟方好。

丁亥年生：五行属土[过山之猪] 1947或2007出生的人为人性巧聪明，自立自营，儿女有刑，见迟为好，生平好做善事，财源旺相，女人衣禄平稳，主有天财之命。

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风景，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经历，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都是自己品味的经历的，就值得好好去珍惜，祝大家经历过，感受过，遇到过风雨，也遇到过彩虹，最后都可以坦然对待生活。

伟大光辉的一生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伟大光辉的一生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启蒙，同时在诗书世家的氛围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早年就读于扬州东关小学和扬州中学，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常去梅花岭明代爱国名将史可法墓凭吊，吟诵史公祠的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抒发悲愤心情。

1943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抗日爱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46年4月，加入中国，成为一名主义战士。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矛头直指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掩护革命同志。

194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到上海粮服实验工厂工作，历任工程师、工务科长、电务工场主任、动力车间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会夜校职业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在益民食品厂期间，他负责研制和创立了“光明牌”食品品牌；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组织生产了专门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罐头食品。在第二设计分局期间，他主持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汽轮发电机设计工作。

1954年9月，奉调参加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5年4月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1956年5月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和动力分厂厂长等职。1961年，煤炭供应紧张，任动力锅炉改烧原油的大型工程总指挥，工程获得成功。

1962年，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当时国家急需的JO2小型异步电机系列的设计任务。1964年和1965年，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日本、法国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并考察国外电气科学技术发展情况。

1966年5月，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9月任党委书记，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的设计工作。“”开始后，受到冲击。1970年底，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1年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负责领导中国援助的11个工厂建设工作。1973年回国，先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73年、1974年，先后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参加在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1976年，率团前往巴基斯坦，考察中国援建工厂建设情况。1978年，任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秘书长，访问欧洲六国，对加速提升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提高提供成套技术装备能力、扩大机械产品出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80年，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参与制定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吸收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政策，同时分管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具体贯彻工作，并参加筹建经济特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也是一个以往缺乏经验、需要从头摸索的新事物。1980年，先后率团到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了解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经济区的情况，从中研究吸取可供中国举办经济特区借鉴的经验。同年8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为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82年5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任部长、党组书记。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提出电子工业“打基础、上水平、抓质量、求效益、翻三番、超十年”的发展方针，组织领导电子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加强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以及系统工程等重点项目的科研开发和生产工作，使电子工业更好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5年，出任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力促进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他领导制订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他积极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强调要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新市区。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他倡导建立了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他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了重大工程决策专家论证制度。为了扩大上海对外开放，他提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互惠互利、长远考虑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四项原则。在他倡导下，上海市政府采取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努力解决广大群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实际问题，改善群众生活。1987年11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他拥护和执行关于旗帜鲜明反对、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1989年6月，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会上坚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同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2年10月，在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提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7年9月，在中国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高举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着重阐述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2年11月，在中国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反映了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作出深刻思考，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提出，全党工作的大局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要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他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只要我们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敏锐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定要有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集中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他提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他在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上，他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这是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他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他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和人才总体需要，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我们要牢记一条道理，这就是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提出大力推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跨越。他强调，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他指出，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以及我们发生“”这样严重曲折的教训，深刻分析它们的原因，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各方面改革，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他以中国人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1992年6月，他提出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然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根据南方谈话精神，他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为十四大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到20世纪末，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强调，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要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他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金融、财政、计划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他强调，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趋势，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他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阐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没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中国不会接受过高的、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要价。遵照这些指导原则，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强调，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坚持以质取胜，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他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他强调，中国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冲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他强调，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解决结构不合理问题，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他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他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世纪之交，他向全党全国人民明确提出，要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他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健全制度，丰富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他强调，扩大基层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工作。他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他提出，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努力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他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对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创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他提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要坚持以军事思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我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作风。他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他提出要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此后进一步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和任务，抓住了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正确解决了我军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他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他强调，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尽快形成自己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杀手锏”。

指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他领导推进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一系列准备工作。1997年7月1日实现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实现澳门回归。他先后赴香港、澳门参加中英政府、中葡政府举行的香港、澳门交接仪式。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的工作，广泛团结港澳各界人士，共同维护和促进香港和澳门繁荣、稳定、发展。在中央政府坚定支持下，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沉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团结各界人士，妥善处理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协商谈判。1995年1月，他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现阶段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的图谋的。讲话既体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台湾同胞愿望和台湾实际情况，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他提出文攻武备总方略，领导开展反、反“”重大斗争。他郑重指出，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们坚信，通过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的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面对国际局势跌宕起伏，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他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提出，中国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他提出，要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他强调，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他提出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他推动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号召全党同志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他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完整提出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认真研究和解决。他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坚持和健全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要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斗争。他强调，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加强教育，发展，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他强调，只要全党同志始终保持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

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他指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反映人民群众意愿，集中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去发展各项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强烈的公仆意识，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他团结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夺取了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坚决拥护和支持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

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文选》主要收入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为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教材。

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万众一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章士钊早年借给毛主席两万元，建国后毛主席说：每年还两千

在近代史上，章士钊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

在政界，章士钊担任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在学界，章士钊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学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等。

不过，章士钊最让人称道的，还要数他跟毛主席的交往。

1918年8月，因为要组织湖南籍学生旅法的事情，来到了北京，住在恩师杨昌济家里。

章士钊是杨昌济的好友，经常来杨家，杨昌济就向章士钊推荐了。章士钊跟一番交谈之后，连连称赞，夸他年轻有为。

后来，杨昌济抄录了的一篇文章给章士钊看，还批注道：“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章士钊看后，点头说：“像润之这样的热血青年，将来一定能成为柱天的长木，国家的大器！”

杨昌济很认可，打算让女儿杨开慧嫁给他，但又有些犹豫，就把这事告诉了章士钊。章士钊很着急，说：“润之有天目之表，龙凤之姿，像他这样的女婿，举世都找不到几个，你可不能错过！”

筹备湖南学生留学法国时，遇到了困难，简单点说就是没钱。没办法，就和蔡和森一起跑到上海，带着杨昌济的一封求助信，请章士钊想想办法。

杨昌济在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章士钊看完信后，站起来说：“为国为友，此事是我本分！”

章士钊是社会名流，人际圈子广泛，立刻在上海工商界发起募捐，筹到了两万块银元，都送给了。

这件事，让毛主席非常感动，建国后还每年送给章士钊两千元，一直送了11年。

1945年8月，毛主席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与谈判，章士钊也作为人士来到机场迎接。当乔冠华准备把他们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一笑，两步就走到章士钊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好啊！”

章士钊也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说：“润之，我们25年没有见面了！”

随后，章士钊来到毛主席下榻处作客，说：“润之，你比以前瘦多了，是不是工作太累？”

毛主席幽默地说：“用我们湖南话说，我这个人‘生得贱’，在湖南的时候有吃有喝，所以经常得病，自从被蒋委员长逼上山当‘土匪’以后，病就好多了。”二人哈哈大笑。

“双十协定”签字后，毛主席因为还有事，没有立刻离开重庆，章士钊非常着急，就避开布置的耳目，悄悄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处，在手掌里写了一个“走”字，并用很低的声音对毛主席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毛主席对章士钊的关心非常感动，但他笑着说：“我对也是了解的，即使谈判达成协议，他最终也会撕毁这张协议。所以，我希望行老和老朋友一起，阻止派发动内战！”

事后，毛主席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和王若飞，说：“章行严先生，是我们的真朋友！”

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派出包括章士钊等名流在内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协商和平谈判的事情。

毛主席对这个代表团给予了很大的尊重，尤其是对章士钊，专门单独接见他，毛主席说：“我们愿意和平建国，提出两种模式，要么以天津方式，打下来；要么以北平方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我们愿意用后一种方式，但这要取决于是不是以民族大义、人民利益为重。我们希望李宗仁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章士钊离开前，毛主席还写了一封信，请章士钊带给李宗仁。

章士钊在回来的飞机上，对劭力子感慨地说：“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大人物我不知道见了多少，但要说让我最佩服的人，非毛润之莫属。”

不久后，章士钊再次北上，毛主席也再次接见了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愿意继续与南京方面谈判，但他们想对我们提出的八项基本原则讨价还价，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毛主席问章士钊：“你知道李宗仁这次派你来是什么用意吗？”章士钊摇摇头，毛主席笑着说：“他是在拖延解放军渡江的时间，等着长江涨大水。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不管谈判结果如何，解放军都要渡江！”

后来，周恩来请章士钊等人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章士钊说：“我反过清，见过袁（世凯），投过段（祺瑞），跟过蒋，我这样的人，还有资格为人民效力吗？”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毛主席让我带话，说行严老做了好事，是的好朋友，国之重宝！”章士钊非常感动，决定留下来。

章士钊有一个养女，叫章含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并在1963年成为毛主席的英文教师。

有一次，毛主席上完课后，问章含之：“行老提过没有，我还欠他一笔债没还？”

章含之说没有，毛主席感慨地说：“这是行老忘了，可我不能忘，看到你我就想起来，这笔债早该还了。”

毛主席让章含之转告章士钊，说：“当年借了两万元，从今年春节开始，用我的稿费，每年春节还两千元，十年还完。”

章含之回去后，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章士钊，章士钊惭愧地说：“这笔钱当年是我募集来的，不是我个人出资，我也拿不出来这笔钱，再说这笔钱是为了国家培养人才，不用毛主席还。”

章含之把这些话转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笑了，说：“我这么做，就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些补助，他的生活很清苦。他当年帮助了，这不是我用这两万元就能还得了的。他的脾气我知道，我直接给钱他是不会收的，所以，我用还债的方式，他还能接受。”

就这样，每年春节的正月初二，毛主席都会派人把两千元钱送到章家，一直送到1972年，还完了两万元。

但是，毛主席仍然没有停止，对章含之说：“这笔钱是给行老的生活补助，不能说10年期限到了就停了。你转告行老，本钱是还完了，但从今年开始要还利息。欠了50年的利息我也不知道该还多少，这样吧，只要行老还在世，这个利息就一直还下去。”

当时，章士钊已经91岁高龄了，身体很不好，听说毛主席还要给自己付利息，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过，这笔利息章士钊只领了一年，1973年7月1日，章士钊与世长辞，享年92岁。

（参考资料：《章士钊传》《炎黄春秋》《重庆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