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算命网八字详批(华盛算命网免费算命)

天堂图书馆，是一个活着的读书人无法描绘的仙境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个当过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作家，如果生前到过东莞，一定会将伦明、莫伯骥两个人的名字刻在天堂的石碑上，并且在天堂的建筑图纸上，画上“五十万卷楼”和“续书楼”，同时在天堂图书馆的醒目位置，摆上浸透了伦明终生心血的《四库全书》续书。

博尔赫斯笔下的天堂图书馆，是一个活着的读书人无法描绘的仙境，我想象中巍峨的天堂图书馆，“五十万卷楼”和“续书楼”，都是奠基的砖头和支撑穹顶的梁柱。

一

伦明出生的时候，《四库全书》以国宝的珍贵收藏在皇宫的文渊阁里。一个南海岸边名为望牛墩的乡间孩子出生，他与众相同的呱呱哭声里，所有算命卜卦测字的半仙，都无法看出这个孩子日后与一部浩如烟海的丛书之间的关联。后人只能通过他的家族文化传承和姓名字号找到一个续书者的蛛丝马迹。

字号，是一个读书人姓名的延续和补充。清朝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的伦明，用哲如、哲儒、喆儒、节予、哲禹等书香弥漫的汉字做了他的称呼。在《横沥伦氏族谱》繁体竖排的汉字中，后人看到了伦文叙的大名。

伦文叙是我少年时代从说书人口中知道的传奇式人物，他集中了少数民族的阿凡提和汉族解缙的智慧，他与湖北才子柳先开用对联斗智的故事，演变成了神话，像树根一样深深地扎在我心里。

民间的鬼才，在文人才子的笔下回归了人的真容。明朝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有如下记载：

伦文叙，字伯畴。头颅大二尺许，长身玉立。以儒士，御史收遗才，考遂中式，举会元、状元。广西全州舒尚书应龙之子弘志，儒士，中第六。其年试录五策，皆用其稿。次年丙戌举南宫廷试，上亲拔一甲第三。伦以谕德卒，年四十七。舒不踰年卒，年仅二十余，皆可惜也。伦之子以谅，乡试第一，辛丑进士，官通参。以训，会试第一，廷试第二，官祭酒。以诜，进士，官郎中。父子殆占四元矣。

我愿意把伦明日后入县庠，补廪生，拜师康有为，乡试中举，拣发广西知县，就读京师大学堂，以及后来任教两广方言学堂、浔州中学堂、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学院的经历视为他散尽家财搜书藏书，为《四库全书》续书的起源。如果说，伦明续书《四库全书》是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桑提亚哥钓到的大马林鱼，那么伦明此前所经历过的一切，都是大马林鱼上钩之前的渔船、钓竿、诱饵、长线、食物、匕首等准备的漫长过程。后来的读者，看到的只是那条一千五百磅的大鱼和海上的历险，却忽视了那些平淡的准备过程。

如果说《四库全书》是一个帝王的文化伟业，那么，续书《四库全书》就是一介书生的最大梦想。在伟大的汉字中，平民伦明与乾隆皇帝之间搭建了一座长桥。

读书和藏书，是伦明续书《四库全书》宏大理想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入土、发芽、长叶、开花，没有人留意到那些漫长的光阴。

十一岁的时候，伦明随知县任上的父亲伦常居住江西崇仁，遍读家中藏书。听私塾先生说南昌书肆林立，可以购到自己的心仪之书，便开列书单，托县衙差人解饷的机会，到省会买书。年终时，父亲召集伦明诸兄弟，询问赏钱，兄弟们争先恐后亮出积蓄，只有伦明不剩分文。父亲以为伦明不知节俭，面露愠色，乃至声色俱厉，伦明坦言购书之事，父亲初时不信，后来竟被儿子购书丰富和广泛涉猎折服。

后来的《续书楼藏书记》记载了这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伦常说：“孺子亦解此乎？善读之。”伦明则言：“溯聚书所从始也。”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伦常卒于江西任所，伦明迫不得已回到东莞故里的时候，才是12岁的舞象年华。罗志欢先生在《伦明评传》中认为：“因受父亲熏陶，此后教书、藏书、续书《四库全书》成了伦明生活的重心，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罗志欢先生采用了模糊和跳跃的方式，隐去了伦明与《四库全书》结缘的具体年代和日期，《伦明评传》用搜书和藏书的情节，指向了一个读书人的终极目标：续书。

倒是最了解伦明搜书藏书的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为伦明藏书的时间做了一个年代上的大致界定。在《记大藏书家伦哲如》一书中，冼玉清说：“五十年来，粤人蓄书最富而精通版本目录之学者，当推东莞伦哲如先生。”

二

《四库全书》，是一个国家的文脉，同时也是一个读书人的命运。

只有一个站在盛世里的帝王，才会在威严的龙椅上想起汉字，想起用无数汉字排列组合的巨书。

乾隆皇帝的伟大设想产生于安徽学政朱筠的一封奏折。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朱筠上奏，建议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

帝王的龙颜在安徽学政的上书中大放喜悦，乾隆皇帝想起了明朝的《永乐大典》，那部成祖皇帝下令编纂的巨书，以一万多册的巨幅引领了中国所有的典籍，可惜被战火焚毁，它用藏之书库秘不示人筑成的金汤也无法抵御乱世的兵燹。藏在南京的原本和副本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在没有战争和领土扩张的盛世繁荣中，一个帝王的最大雄心转化成了汉字和典籍。纸页虽然轻薄，但用它承载的汉字却可以用书的形式展示一个帝王的抱负。一个王朝的盛世，不是残阳里的人头和鲜血，而是纸页上的歌舞升平，是阳春三月的清明上河图。

安徽学政朱筠的上书，成了那个年代的合理化建议，而乾隆皇帝的表态，化作了“四书全书馆”的设立。

故宫学研究员、散文家祝勇在《故宫的隐秘角落》一书中描述了《四库全书》的滥觞：

只有在乾隆时代，在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物质积累和文化铺垫之后，当“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才能完成这一超级文化工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工程将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如果说秦始皇对各国文字的统一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起点，那么对历代学术文化成果全面总结，则很可能是一个壮丽的终点——至少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不易逾越的极限。

我没有在故纸堆中找到《四库全书》启动的具体日期，我推断乾隆时期，一定不会有如今工程开工时盛大的庆典仪式，也不会有由秘书起草的领导讲话和剪彩及锣鼓。文字的仪式，最适合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最适合在肉眼看不到的心灵深处开始。我只是在今人的著作中寻到了《四库全书》完成的大概时间。

祝勇在《文渊阁：文人的骨头》一文中说：“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历经十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成。三年后，第二、三、四部抄写完成。又过六年，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最后一部（第七部）《四库全书》抄完了最后一个字，装裱成书。”

由此推断，《四库全书》这项史无前例的国家文化工程，奠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二月。经、史、子、集，四个汉字，几乎将乾隆之前中国古代所有的大书囊括其中。在乾隆这个既懂业务，又代表了国家最高权力和意志的帝王召唤下，一大批文化精英陆续走进了四库全书馆。

我在线装的古籍中，管窥到了那些与《四库全书》紧密关联的名字：戴震、于敏中、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姚鼐、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这些照亮了中国文化夜空的大学者，聚集起来的文化重量，超过了巍峨的泰山。这份编纂者的名单太长了，我单薄的稿纸上无法容纳满天的灿烂繁星，所以后人经常以“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芝林瀚海，盛况空前”之类的行话来形容描述。在史料的记载中，《四库全书》正式列名的编纂者达360多名，而那些从全国各地层层遴选产生担任抄写的馆阁体书法家们，更是达到了3800多人。

只有这么多的学者和这么多的缮写人员，只有十年的漫长时间，才能让汉字堆码成一座书籍的珠穆朗玛峰。

回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后人无法从文字史料中看到锣鼓鲜花，或许《四库全书》从受孕到出生的漫长十年中，从来都没有过庆典的仪式，后人能够看到的是，以“四库”命名，以“全”字修饰的巨书，排列在皇宫的文渊阁里。在祝勇先生的描述中：“乾隆第一次站在文渊阁的内部，背着手，望着金丝楠木的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一只只书盒，心底一定充满成就感。那些书籍，是用木夹板上下夹住，用丝带缠绕后放在书盒中的，开启盒盖，轻拉丝带，就可以方便地取出书籍。乾隆还特许在每册书的首页钤‘文渊阁宝’印，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玺，以表明自己对《四库全书》的那份厚爱。时隔两百余年，我仍然听得见他黑暗中的笑声。”

乾隆皇帝对书检阅之后产生的满足感和自豪感，是后人能够想象得到的逻辑。《四库全书》在经、史、子、集的分类中，收入了3461种、79309卷图书，这些图书包括早已绝版、失传了的许多珍品，共装订成36300册，6752函，皇皇九亿多字。

没有人从体积上描述过《四库全书》的巨大，我能够想象到的是，金碧辉煌的文渊阁，此刻成了排列在金丝楠木架上的《四库全书》的华丽函套，乾隆皇帝自信的笑容，成了《四库全书》最生动的封面。

三

《四库全书》第一次排列在文渊阁里接受乾隆皇帝检阅的时候，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的伦明是不可能看见人类历史上文字和图书的壮阔场景的。

伦明出生的地方离我居住的东莞莞城近在咫尺。每次我去那个名为望牛墩的小镇时，总是被一个关于牛的故事羁绊，从来没有在那里找到与《四库全书》关联的半张纸片，也不知道日后以续编《四库全书》为使命的“破伦”先生从这里发源。这个现实，印证了我后来对书的认识：书籍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魔法师，它隐身的时候，小如一个人的巴掌，可以藏在读书人的指间。只有展开之后，才如同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可以扇风灭火，可以看见大千世界，宇宙洪荒。

二十年之后，我无意中在东莞市中心广场上看到伦明的青铜像时，才认识了这个从望牛墩乡间走出来的先贤。伦明身穿长衫，眼睛在镜片的掩护下眯成了一道缝，我端详许久，终于看到了伦明命中的那一张纸和纸上的文字。

伦明的图书，最早源于他父亲的收藏。

伦明的父亲伦常是个与书有缘的人。《伦明评传》记载：“年二十八中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乡试举人。伦常善诗工书，与同乡谢荩臣、邓蓉镜等皆一时名士，时有唱和。”光绪十三年（1887年）伦明十岁的时候，随江西崇仁知县任上的父亲迁居，就读于崇仁县衙斋。父亲的藏书，在伦明幼小的心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予先代居望乡，藏弆图书甚多，自移居后，全散失矣。”又说，父亲夙好书，所至以十数簏自随。伦明的回忆，印证了他父亲在崇仁知县任上建毓秀书院，将自家藏书尽数捐献书院，供仕子课读的事实。

没有史料记载伦明与《四库全书》结缘的具体年代，我只能从伦明藏书的范围和目的性上推断一个学者治学的轨迹。

伦明的书斋命名与众不同，去除了地域或环境的因素，也不张扬个人藏书的数量，却以个人终生的心态作为理想的旗帜。续书楼，暗藏了《四库全书》的体量，又体现了一个读书人的伟大抱负。在研究者那里，伦明的目的更加简洁明确：“为了表明续修《四库全书》的志向和决心，遂将家中藏书处命名为‘续书楼’。”

以“续书”两字命名的书斋，为伦明所独有。文化人多以静、雅、趣等汉字命名书房，赋予它读书写作的日常功能，极少有人像伦明一样，凭一己之力，用一生时间，完善补充作为国家文化工程的巨书。

苏精先生的《近代藏书三十家》一书，伦明的名字和盛宣怀、张元济、傅增湘、梁启超、张寿镛、莫伯骥、周叙弢、郑振铎等大家并列，从藏书数量的丰富以及学界地位影响力而言，伦明无法与他们并驾齐驱，然而，就藏书的功能、目的和志向而言，却无人可以与伦明比肩。所以，伦明用续修《四库全书》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宏伟目标，作为自己藏书室的命名。

“续书楼”这个独一无二的命名，发源于伦明读书的思考。在《续书楼藏书记》和《伦明评传》中，我看到了伦明“续书楼”建立的基石和伦明心中的那张建筑图纸：

与其他藏书家不同，伦明藏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续修《四库全书》。原来伦明读书眼光别具一格，他认为“书至近代始可读”，以为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并不完备，于清代尤为疏漏。他指出此书有三大缺点：一是由于七阁抄本“急于完书，以致缮校不精，讹错百出”。二是参加编修的大臣不识版本，往往以劣本充数，随意删节和篡改书中的内容。三是忌讳太多，遗书未出，进退失当。因此，这部书大有增补、校勘和续修的必要。为了表明续修《四库全书》的志向和决心，遂将家中藏书处命名为“续书楼”。

没有资料记载伦明藏书的数量。与伦明的朋友，东莞的另一藏书家五十万卷楼主莫伯骥相比，伦明藏书的数量当不可能超出。苏精先生认为，伦明藏书范围多为清人的诗文集，“而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顾名思义即是以量取胜了。在他之前，广东藏书家以卷数名楼的是清末同光之际的孔广陶“三十三万卷书堂”（即岳雪楼），莫伯骥后来居上，五十万卷的声势惊人，直逼近代我国藏书第一的刘承干“嘉业堂”六十万卷。他的藏书之多居以来广东第一，确是翕口同声公认。

对于以续修《四库全书》为目标的伦明来说，藏书数量多寡仅是一个方面，搜集收藏清人诗文集却更为重要。幸好那些黄脆的资料，留下了伦明藏书的时间轨迹和光阴年轮。所有的研究资料一致表明，伦明搜藏书籍的基础，奠定于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入读京师大学堂之时，而这条路的另外一头，大约终止于辛亥革命。此后抗日战争的炮火，严重地阻挡了他搜藏书籍的进程。

四

一个以搜藏书籍续修《四库全书》为人生目标的读书人，他的人生履历却并不像战争那样惊险和曲折。

作为藏书家，伦明的生平只是广东至北京之间一条漫长的直线。而这条长线上的每个绳结，都与读书、访书、买书、卖书、抄书、校书、藏书、编书关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十五岁的伦明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由于住在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他从光绪十八年的探花东莞人陈伯陶那里借到了一本《四库全书略注》，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下来。

十三年之后，伦明再次北上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将他多年收藏的精善书籍随同带来，那些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他还远赴上海等地访书，用书籍延续着生命。伦明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业与身份，也从1917年开始。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的血肉，从它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乾隆就为它的未来作了精心的安排。

任何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外衣，即使朴素的大众读物，也会用厚纸做成封面，为内部的纸页和文字遮风挡雨。精装书，用坚硬的纸板做衬底，再用皮革、丝、棉、亚麻、人造革、漆布、聚氯乙烯涂料纸等作面料，在保护性功能增强的同时，突出了书籍的坚固、耐用、美观。在书籍进化的漫长过程中，诞生了环衬、护封、腰封、平装、精装、豪华本、圆脊、平脊、条码、书签带、书耳、书角、书脚、飘口、书根、书顶、堵头布、勒口等繁多的名词，这些组成一部书的外观要素，就是人类的衣裳，是皇妃头上的凤冠，是女性的翡翠华盛和金玉宝钿。

至于与线装书形成了血缘关系的函套，则是贵重书籍保护的房屋，函套用最贴心的方式，呵护了文字和纸页的冷暖。

作为一个热爱文字，一生写过四万多首诗的帝王，乾隆皇帝肯定想起过函套这种书籍保护的形式。帝王的想象，超越了凡夫俗子的有限边界，让工匠们思维止步的函套，显然不能限制乾隆皇帝对一部巨书保护的宏观想象。文渊阁，就必然成为《四库全书》的巨大函套。

我在巨大的故宫中寻找文渊阁，故宫的宏大迷宫和时间的限制一次次让一个购买门票进入的游客空手而归，喧闹的旅游者和故宫的隐秘是大小宫殿的厚重帷幕，陌生人无法加入宫廷的游戏。我只能在祝勇先生描述故宫的散文中发现文渊阁的真身：

文渊阁在故宫的另一侧，也就是故宫东路，原本是未开放区，今年（2013年）4月才刚刚对外开放。从太和殿广场向东，出协和门，透过依稀的树丛，就可以看见文华殿，文渊阁就坐落在文华殿的后院里。

在一个读书人的眼里，文渊阁的每一块砖瓦，在漫长的时光里，成了中国文字经典的坚硬护封，成了《四库全书》的保护神。乾隆皇帝的私家图书馆，成了人类建筑中的圣殿。

乾隆是一个有为的帝王，他的眼光，超越了属于他的那个时代。然而，他无法看到故宫的易姓换代，更不能预测《四库全书》的未来和最终命运。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现的义和团，是《四库全书》劫难的导火索。义和团在帝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中产生，是菜园里必然结出的一个苦瓜。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义和团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打教民，导致了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匈八个国家的军队入侵。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的名义，大肆瓜分和掠夺中国。

史料的记载中，这支大约5万人的军队在北京所向无敌。侵略者将对义和团的仇恨扩张到了古老帝国和它所有的子民。北京古城沦陷于1900年8月14日，除了杀人放火之外，皇家禁地紫禁城、、颐和园成了他们偷窃和抢掠的宝库。

在八国联军的强盗中，中国就是一个被咒语打开了石门的巨大宝库，金银珠宝之外，宫廷、王府以及民间的藏书楼，都是他们掠夺的对象。上海广益书局1913年出版的《都门识小录》有如下记载：“庚子拳乱后，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一场劫掠，圆明园文源阁中的《四库全书》和御河桥翰林院藏书以及王府名宦所藏典籍，均被夺走，还有许多书籍，漏网之鱼一样散落到了民间。

《四库全书》的每一张纸页和书上的文字，都是人类生命的载体。九泉之下的乾隆皇帝，在陵寝中尸骨疼痛，但是，他无法在万众朝拜的威严中站立起来，重新回到他的辉煌之中。

幸好，古老中国的辽阔大地上，还有文津、文溯、文宗、文汇、文澜藏放了乾隆皇帝梦想的五处宝阁。在帝王的想象中，强盗的魔爪再长，也不会伸到那些遥远的地方。

五

伦明不在《四库全书》遇难的现场，但他在遥远的南方感受到了文明毁灭的痛楚。一年之后，以京师大学堂学士身份来到了北京的伦明，仍然在宫墙上看到了战火的创伤，在夕阳里看到了中华文明的灰烬。

一百多年之后，我在文字中看见了25岁的伦明在北京的身影。在《续书楼藏书记》中，伦明记载了自己的踽踽脚步。“壬寅（1902年）初至京师，值庚子之乱后，王府贵家储书大出，余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间，目不暇给，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

伦明自述的文字简洁，惜墨如金，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天咫偶闻》一书，为伦明的购书藏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背景：

大抵近来诸旧家皆中落，子弟不复潜心学业。每一公卿即世，其家所出售者，必书籍字画也。市贾又百万嬲之，不售不止，售不尽不止。有自国初守之至今，亦荡尽者。

伦明与北京海王村，是一个续书四库者命中注定的缘分。

海王村，如今已经沦落为一个非常陌生的地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经多次到过那个地方，却不知道那个散发着文字墨香的繁华街道有过一个乡村的名字。是伦明，让我在古籍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海王村的前世今生。

海王村，如今被遐迩闻名的“琉璃厂”三个字取代。然而，在伦明疯狂搜书的那个年代，“海王村”，却是一个地方的大名和学名，而琉璃厂，只是它附加的一个字和号。

辽金时代，海王村只是紫禁城外的一处郊区。到了元朝，这里开设了烧制琉璃瓦的官窑。由于明朝修建宫殿的需要，官窑规模扩大，此地不仅成了朝廷工部的五大工厂之一，后来更是建起了海王村公园。北京城里最早的大型图书古玩市场就在此形成。海王村和琉璃厂的血缘关系，“先”与“后”两个汉字就是它们最准确的界定。

我在琉璃厂一次次走过的时候，从来没有将这些街道和书店同《四库全书》联系起来。后人的粗疏，并非故意，只是由于时光久远，岁月倥偬，山一般的《四库全书》，隐藏在乾隆皇帝精心设定的藏书阁里。目光炯炯的乾隆皇帝虽然具有超常的预见，却也无法细致地想到，琉璃厂，这个《四库全书》滥觞的地方，日后会成为一个梦想续书《四库全书》的书生日日流连散尽家财的搜书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开馆修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海王村这个地名日渐淡薄，而琉璃厂这个名字却因为古董玩物古籍图书而声名日隆。琉璃厂的另一种景观由一批学富五车的鸿儒耆宿组成，这是修建《四库全书》巍峨文字金字塔的杰出工匠群体。为了考证典故，这些编纂者经常去琉璃厂访书购书，切磋学问，琉璃厂无意中成了《四库全书》的第二个编纂处。清人翁方纲在《复初斋诗集》中记载了《四库全书》编纂的一个情景：“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

《四库全书》的滥觞之处，一百多年之后，成了伦明的寻根之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编纂者们在琉璃厂出入的忙碌，为时期的北京大学教授伦明提供了一幅文化的背影。

伦明的访书购书藏书，起于续修《四库全书》的目的，所以，他与书的因缘，贯穿了一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的伦明，只是一个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琉璃厂就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1917年，伦明重回京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之后，琉璃厂更是他出入往返的私家菜园。书籍，成了一个续书者的命之后，伦明的执着乃至迂腐，就发酵成了琉璃厂的流行故事，“破伦”这个不无贬义的名词，就成了一个书生的绰号。

“破”，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贫苦的证明，都是寒酸的讽刺。时期的教授，收入待遇高于常人，购房屋、买汽车之类的高消费，都是一个文人正常收入的体现。只有伦明，被人用“破”字修饰，成了一个大学教授的嘲讽。我在久远的资料中，找到了“破伦”这个名词的来源：

他为了购置图书，不惜四处搜求，如无余财，借债、押物也是常有的事。教书之余，他总是身披一件破大衣，脚蹬一双破鞋袜，出没于大小书摊之间，凡有用之残篇小册，断简零书，无不收纳。久而久之，北京大小数百家书铺伙计，沿街书摊小贩无不认识这位先生，大家乐于向他提供图书信息，打趣地称他为“破伦”。

“破”，显然是伦明的心甘情愿。伦明家境并不富裕，又无官职支撑，他的每一本书，都是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换来的。伦明自述：“余一窭人耳，譬入酒肉之林，丐得残杯冷炙，已觉逾分，遑敢言诸藏哉？”当他为了购书变卖家当，动用妻子妆奁时，夫妻矛盾无法避免。面对妻子的怨言，伦明写诗自嘲：“卅年赢得妻孥怨，辛苦储书典笥裳。”

伦明对书的热爱与感情，超越常人，令许多藏书家自叹不如。伦明曾用诗记录过自己的爱书境界：“我生寡嗜好，聚书成痼疾。佳椠如佳人，一见爱欲夺。”

孙殿起先生的《记伦哲如先生》一文中，曾讲述过一个伦明购书的故事：

一日，伦明偶然听说琉璃厂晋华书局新近购进一批图书，便赶忙跑去看。见书目中有一部《倚声集》，心中窃喜，这正是他久访未得之书，便要购买此书。但书肆中人告知，刚刚派店里的伙计送往某宅了。伦明闻之，焦急万分，赶紧乘人力车追赶，他吩咐车夫抄近路，快跑，在某宅门外等着送书的伙计。一会，该店伙计夹书包而来，不等进门，便将所喜好之书半路“打劫”了。

我在陈旧的黑白照片上看到过20世纪30年代的隆福寺。那个年代，“破伦”也是这里的常客。这处坐落在北京东四北大街西的繁华之地，最盛时约有旧书铺四五十家，鳞次栉比。琉璃厂和隆福寺，因为搜书的因缘，与胸怀续书大志的伦明连在了一起。那个时候，伦明住在距琉璃厂和隆福寺不远的北京上斜街东莞会馆，他的房屋，成了书籍的家，人却难以插足。他的藏书，房间码放不下，便移出室外，堆至屋檐下。另外400多箱藏书，只得寄身烂缦胡同的旧东莞会馆。数百万册藏书，堆成小山，伦明便雇了一个叫李书梦的人专门看管和晒书。

续书楼，只有“破伦”这个名词，才能当得起它隐藏的抱负与雄心。

六

那一年，散文家祝勇来东莞讲学。伦明的故乡，让他感受到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机缘巧合，那天晚上我们就餐的酒店有一间以“文渊阁”命名的包厢。这个日后写了《文渊阁：文人的骨头》这篇影响极大的历史散文的作家，停住了脚步，仔细打量起那块庄重的镏金木牌，发出了一声“大胆”的深沉感叹。

“大胆”，这两个具有金属般重量的汉字，是一个学者和散文家对商人的轻视，更是代表了续书楼主人对文化滥用的强烈不满。我的脸，在祝勇先生的棒喝里，慢慢地红起来。

续书楼主人的家乡，已经没有了文化的敬畏，“文渊阁”这个名词，在商人的心里，充满了铜臭。

东莞的“文渊阁”里，只有我们几个人吃饭，大家兴味索然，草草结束。我们内心知道，文渊阁，不是一个摆放酒菜的场所，三万六千多册古书和近十亿字的重量，是任何一群美食的饕餮者所无法撑起的文化泰山。

乾隆皇帝的眼光，后人已经无法想象。乾隆皇帝知道，帝王的陵寝再宏大，也无法安置《四库全书》的图书馆。所以，文渊阁之后的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就是他陆续为《四库全书》精心建筑的宫殿和后事安排。在乾隆皇帝的文化布局中，帝国辽阔的疆土可以阻挡强盗的脚步，确保《四库全书》的安全。

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文渊阁建成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文澜阁竣工，珍藏《四库全书》的七座阁楼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南北分布。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镇江金山寺、扬州天宁寺、杭州圣因寺七处吉祥的地方，就成了《四库全书》安置的福地，那七个地名，就化身为乾隆皇帝文化理想寄托的洞天。

七套大山一般的《四库全书》在七座藏书阁中安放完毕的1782年，距离乾隆皇帝下诏建“四库馆”刚好过去十年。七座藏书阁，被读书人称为北四阁与南三阁，它的另外一个统称是，内廷四阁和江浙三阁。乾隆皇帝为《四库全书》命运的安排布局，后人已经无法看穿历史的心机。我们只能从除“文宗”之外的六个阁名中，看到一个贯穿始终的“水”字，这个最常见的汉字偏旁，代表着帝王的隐忧，乾隆皇帝，想用天一生水的吉祥，让《四库全书》隔绝火患，万世平安。

生活用火，始终没有成为《四库全书》的灾难，但是，战争的烈焰，却超出了乾隆皇帝的掌握。乾隆皇帝不可能预见，庚子事变的战火，会给《四库全书》带来灭顶之灾。

以《四库全书》焚毁为标志的文化劫难，镇江的文宗阁首当其冲。战争时期英军用强盗的抢掠使文宗阁遭受了第一次创伤，而太平军的炮火则让它在咸丰三年（1853年）焚为灰烬。战火蔓延之后，扬州天宁寺内的文汇阁和杭州圣因寺中的文澜阁也无法幸免。江浙三阁，成了《四库全书》的最早噩运。当年在《扬州画舫录》里以“千箱万帙”繁盛面目出现的江浙三阁，经受不起烈火的焚毁，残骸全无。乾隆皇帝苦心孤诣建造起来的纸上帝国，在战争面前土崩瓦解。

文源阁，七年之后，成了圆明园薨殂的陪葬。英、法两国士兵掠尽了园中的珍宝，为了掩盖他们的强盗行为，最后用一把火焚毁了古老国家象征的万园之园。五天五夜的大火，北京城中飘浮的灰烬，让正在茶楼上品茶后来就任湖南巡抚的江西人陈宝箴失声痛哭。一个国家的痛楚，在陈宝箴的泪水中体现。

藏书七阁，在不到八十年的时间里，就毁灭了四阁。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中，没有“万无一失”这个成语的生存空间，所谓的固若金汤，远不是战火和枪炮的对手。乾隆皇帝的心血，在能够熔化钢铁的烈焰中化成了文字的灰烬。

伦明出生的时候，时光已经来到了光绪四年（1878年），一个后来者无法看到藏书七阁的建成与焚毁，他只能用一个书生的锥心之痛面对那场文化毁灭，然后用个人的微薄之力，为中国这部千疮百孔的大书做一点点修补。东莞人宴请的文渊阁，糟蹋了汉语中那个最美好的名词，所幸，东莞人伦明，用藏书家、学者、教授和《四库全书》续书者的清誉，为这个无视文化的酒楼挽回了一点东莞的颜面。

东莞，远离北京，远离《四库全书》的所有现场，对《四库全书》的劫难，对藏书七阁苦难命运的疼痛，没有人超得过伦明。伦明穷尽一生，用一介读书人的微薄之力，修补文化，实在是东莞的幸运与光荣，东莞的伦明，是一个可以与他的乡贤何真、袁崇焕、张家玉并肩的英雄。

每次来到东莞城市中心的那家宾馆，我都会想起散文家祝勇那句“大胆”的棒喝。我早已是一个户籍意义上的东莞人，虽然与东莞的粤语方言仍旧格格不入，但我想，如果每一个来到文渊阁吃饭的粤人，能够通过门楣上那块镏金木牌，想起伦明，想到《四库全书》，文渊阁的这块牌子，一定会闪耀文化的光芒，照亮那些荒芜了的人心。

七

时光久远，已经无从知道伦明从何时开始，立下续书四库的宏愿。后人只能从他藏书的选择上，推断他人生的轨迹，找到他与《四库全书》交融的契机。

《伦明评传》的作者罗志欢先生认为：“与其他藏书家不同，伦明藏书很明确，就是要续修《四库全书》。”《近代藏书三十家》一书，对于伦明藏书的目的性，有着更明确的时间分期：

伦明自己藏书颇重清人撰著，所以对《四库》所收书范围之褊狭，既收书内容之讹误、未收书种类之繁多都非常了解，因此他主张《四库全书》应予增补、重校、续修，三项中又以后者为最重要。伦明从十三年（1924年）起立志续修库书，自号室名“续书楼”。

续书《四库全书》，不是伦明一时的心血来潮，将一生的时光和所有家财投在海洋一样的文字上，他并没有不沉的航船，前方也没有指引方向的航标，但是，伦明却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史无前例的《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国家文化工程，是古老中国一张容光焕发的脸，伦明用别具一格的眼光，读出了一部巨书的缺陷，看到了国家脸上的几粒黑痣。伦明认为：《四库全书》并不完备，于清代尤为疏漏。一是由于七阁抄本急于完书，以致缮校不精，讹错百出；二是参加编修的大臣不识版本，往往以劣本充数，随意删节和篡改书中的内容；三是忌讳太多，遗书未出，进退失当……

《四库全书》的先天不足，并非伦明独具只眼，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首次倡议续书之后，不断有响应和附和的声音。我在《文渊阁：文人的骨头》一文的注释中，找到了更为尖锐的续书理由：

为维护统治，清廷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所谓违碍字句的古籍。据统计，在长达十余年的修书过程中，“荦荦大者文字之狱共有三十四件”。禁毁书目3100多种（另一种说法为2855种）、15万部以上。同时，还对古籍进行大量篡改，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自有文字以来，中国从来没有一套书像四库这样，受人关注，被人记挂。许多读书人，将续修《四库全书》上升到抢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高度。《四库全书》成书之后的二百多年间，许多文人为完善《四库全书》，历尽艰辛，大海捞针一般搜集《四库全书》有意忽略遗漏的著作。《伦明评传》的作者罗志欢教授说：

自嘉庆初年阮元购得《四库全书》未收之书254种，并按照《四库全书总目》的格式，为各书撰写提要一篇，将书及提要一并进呈内府，以供嘉庆帝御览，首开续修《四库全书》之路。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十六日，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书，恳请“重新开馆，编纂前书”。尔后代有学人为之奋斗，逐渐形成一股续修的声浪。至1946年止，续修之倡竟达十次之多。他们围绕着《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有的集其禁毁、未收之书；有的探讨其版本；有的订其讹误；有的述其征集与纂修等。

伦明在阮元、王懿荣等前辈之后出场，由于没有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的戏剧场面，所以少有人知道，伦明是续修四库这出大戏的主角。罗志欢先生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介绍：

遗憾的是，十次续修，全是纸上谈兵，议而未决，极少付诸行动，仅第六次（1925年）当局利用日本退还庚款先续修提要，至1945年8月前共修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二三万篇”。第八次（1928年）“校勘全书，续修书目，同时并举”。曾辑续修书目一万余种。伦明主张续修《四库》和续修《提要》最力，从其1921年致书陈垣，请求校雠《四库》，续修《提要》以来，至其逝世前二十多年间，伦明一直参与其中，是主张续修《四库》诸人中既有理论又付诸实践的先行者。

续书《四库全书》，是一个群体的声音。在一场文人的大合唱中，伦明的声音最为高亢、洪亮，而且，伦明唱、念、做、打的功夫，在接下来的戏剧情节中，征服了所有观众。

1921年9月，伦明辞去了北京大学教席，将所有的时间，专心用于《四库全书》的续修。伦明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在同年12月26日写给教育部次长陈垣的信中，他从国粹兴亡的高度，阐述了续修四库的重要性：

编订一应之书目，以待搜求也。查教部直辖之图书馆，收藏非不富，然皆就旧有而保存之，初未调查我国现存之籍共有若干。例如经部，除四库所录外，其未收者若干种。在修四库后成书当时未录者若干种。或旧本尚存，或尚有抄本。其最精要之某种则不可不多方求之，或就藏书家移录之。盖此图书馆为全国之模范，其完备亦当为全国冠。况迩来旧书日少，且多输出，私家藏贮，不可持久。若无一大图书馆办此，则国粹真亡矣。

伦明自知个人力量微薄，不足以推动续书四库的火车，他给陈垣写信，其意在于借助政府的公权之力，完成续修四库的大业。然而，五个月后，陈垣辞去了教育部次长，伦明的计划化为了泡影。

一生藏书，只为四库。伦明续书的理想，从来没有被坚硬的现实粉碎过。一个不折不挠的人，不可能被陈垣辞职的挫折击倒。如果说，《四库全书》是王屋与太行，那么，伦明就是那个不回头的愚公。1924年的一天，他同乡人胡子俊谈论续书《四库全书》时说：“此书宜校、宜补、宜续，而续最要，且最难。”胡子俊问：“谁能为者？”伦明当即答道：“今海内不乏绩学，但苦无凭藉，独我能为之耳。”

读《伦明评传》的时候，我被这句豪言深深震慑。这种舍我其谁的自信与气概，具有《四库全书》一般的重量。多年来，我从未在文人的瘦骨中看到如此坚硬有力的壮心。一句话，让我长久地记住了一个人。

八

如果不是发誓独力续修《四库全书》，就不会有“通学斋”这个名词的产生。

通学斋是伦明在北京琉璃厂南新华街开设的一家书肆。通学斋这块招牌挂起的时间，并不与伦明辞去北京大学教授的时间同步。虽然1918年就有了这块文气氤氲的书肆招牌，但这块招牌上的每一条木纹，每一个笔画，都透露出伦明为接下来的续修四库开始的前奏和布局。

伦明开设通学斋之前，就已经破釜沉舟，不仅将在粤地所藏书籍悉数运往北京，而且离弃乡土，举家北上。伦明的选择与举动，显然不是后人在纸上回忆的如此轻松，他离乡迁徙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困难和阻力。由于缺少运输书籍的费用，伦明只好将藏书一分为二，先让一部分精善之本随自己北上，留下的书籍暂时寄存在广州的南伦书院。

“暂时”，显然是一个轻松的现代汉语词汇，但对于伦明来说，这个词的笔画中潜伏着永别的悲伤，一个书生的心碎在这个常用词中剥笋一般展开。几年之后，广州兴修马路，南伦书院被粗暴拆除，伦明性命一般的藏书，不知所踪。心虽然被剜，但伦明却不是一个容易倒下的书生，通学斋这家书肆，慢慢成了伦明愈合伤口的良药。

书籍，显然不是富商大贾们的财富，但却是一个读书人的性命。伦明的一生中，曾经有过用生命保护藏书的举动。辛亥革命那一年，是清朝皇帝被推翻的封建终结，也是书籍贬值的乱世。伦明向一个名叫叶灿薇的东莞人借了一笔钱，抢购了一批在乱世中流浪的古籍，装满了四大竹箱。由于局势混乱，伦明同同居京城的堂弟伦鉴和胞弟伦叙、伦绰决定离京逃往天津暂避，但是车站却人流如蚁，道路堵塞，书籍行李已无通道。伦明在车站数日，无功而返。已经到达天津的伦鉴伦叙来信催促，让伦明在危急之时弃书逃难。伦明坚拒好意，称誓与书籍共进退存亡。

这段与书籍存亡的非常经历，记载在《续书楼藏书记》中。在一个出版繁荣、无用之书泛滥成灾的现实中，后来的读书人已不大可能体会到伦明藏书护书的惊险，更不可能将书籍与一个人的生命联系起来。

通学斋，这个如今已经消失了的书肆，是时期伦明续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是伦明搜集藏书和管理藏书最有效的场所。通学斋之所以被研究者称为伦明的收书之器，就在于伦明的懂书与用人。

通学斋，萌芽于一个专事修补图书的魏先生。伦明用每月十五金的工钱请魏先生上门装订修复残破图书。魏先生认为，伦明的残破之书甚多，以一人之力，需要二十年时间才能完成，不如开设书肆，一是装书便，二是求书易，三是购书廉。伦明采纳了魏先生的建议，立即着手筹办。不料魏先生此后生病，不能入店服务，伦明便物色了一个名叫孙殿起的人来打理。

人认字，书也认人。孙殿起和通学斋的缘分，实在就是书的缘分。这个字耀卿，号贸翁的河北冀县（今河北冀州区）人，注定与书相交，与伦明结缘。孙殿起因生活所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辍学进入琉璃厂书肆郭长林门下谋生，五年之后又由友人推荐到鸿宝阁书店充任司账，后又转到会文斋书店。在伦明眼中，孙殿起“彼中人日与书亲，多接名公通人，议论气度不饰而彬雅，闻见不学而赅洽，至其版本目录之精且博”。

《伦明评传》也记载了这段人与人、人与书的缘分：

伦明很喜难孙氏，赞赏备至，说他“勤于事，又极警”，遂“浼主肆务”。于是，孙殿起辞去会文斋司账职，其经理何培元（厚甫）曾多方挽留，孙氏坚辞。其时，伦明已四十多岁，而孙殿起才二十几岁，但因有好书之癖，志同道合，此后三十年，两人就古籍版本、目录学等学识相互砥砺切磋，视为莫逆之交。

孙殿起加盟通学斋，伦明如虎添翼，藏书数量猛增，单行、初印、罕传、名家批校之本，纷纷投奔明主。金毓黻用“似闻天禄添新袤，购到伦家一百厨”的诗句，赞颂伦明收藏和流布典籍的功绩，周叔弢也认为，“《贩书偶记》前后编之书，绝大部分是孙殿起为伦明所收集”，伦明则坦承：“余比年储藏，大半出其手。”

孙殿起的辛劳，当得起“不负重托”四个大字。那些珍贵的古籍，都在他的手上重见天日。文献中，记载了一个书店经营人的足迹：为搜罗珍贵图书，他不辞辛劳，多次离京访书，足迹涉及江、浙、鲁、豫、皖、粤各省以及天津、上海等地，可谓遍游大江南北。分别于1922年、1933年、1941年、1942年四次南下广州，先后访得古籍无数，其中多有粤人旧物以及名家珍稀罕见之本。雷梦水在《琉璃厂书肆四记·通学斋条》中说：孙殿起“长于版本鉴定，熟知某书有若干刻本，某刻本最善，某本多舛误，某板片藏于何处，都能了如指掌”。在孙殿起的努力下，通学斋如雨后春笋。书肆全盛时期，每年收售书籍一到两万部（册），营业额达大洋三至四万元，店中伙计增至十余人。

《百年琉璃厂》一书中记载了孙殿起与书的故事：

有一次，他信步来到西小市，见一堆古书中，竟有极为罕见的明末朱一是所撰的《为可堂初集》，可惜只有八到五十四卷，缺前七卷，乃一残本，怅然而归。次日又去访，只见摊上摆出该书前七卷，而不见其后各卷。忙问此书哪里去了？答曰刚卖给一个人。孙按摊主所指方向追之，一直追到一家猪肉铺，见几十卷《为可堂初集》堆在一旁，店主正拆开一卷，准备包肉用。孙赶紧拦下，将此书回收，一部珍贵的古籍就这样被他抢救出来。

伦明访书的足迹，也连成了一条漫长的路线。上海、天津、开封、南昌、武昌、苏州、杭州，都是他路线图上的一个圆点。访书路途上的艰辛，伦明用诗句作了只有自己能懂的叹息：攀鳞附翼集群才，此地重开市骏台。我亦炎天趋走者，谁知单为访书来。

伦明在《续书楼藏书记》中谈到过他的访书经验：“书之为物，非如布帛粟米，取之市而即给，不得已乃以抄书补购书之穷。有抄之图书馆者，有抄之私家所藏者，又有力不能致，而抄之坊肆者；有抄自原稿本者，有抄自传抄本者，又有猝不易者，而抄自刻本者。”一个“抄”字，透露了伦明藏书的秘诀，记录了一个时代读书人的艰辛。伦明常年雇用三名抄工，人手不够时，常常自己动手，抄书这种手工劳作，在我们这个照相、复印时代几近绝迹，但它却是《四库全书》编纂的一个重要方式。

通学斋的开办，让伦明的藏书不断丰富，让他看到了续书《四库全书》的希望。1929年，同是藏书家的清华大学教授朱希祖参观伦明藏书，用“北平藏书家无出其右者”的话评价伦明所藏清代集部最富。有历史学家看到伦明的藏书时，不禁惊叹。“伦哲如先生性好搜罗秘籍，任辅仁大学教授，课外足迹全在书肆，数十年中所得孤本不少。其居在宣外东莞会馆，刚于抗日战争前曾往参观，室中不设书架，帷铺木板于地，置书其上，高过于人，骈接十数间，不便细索也。”

最了解通学斋内情和伦明藏书的孙殿起的回忆，当是最可靠的说明：“伦明拥书数百万卷，分贮籍橱凡四百数十尺，书房非有十楹屋宇，不得排列。”

在一个网络兴起，实体书店式微的时代里，后人已经无从知道通学斋的经营之道。我在《百年琉璃厂》一书中看见了邃雅斋收购线装古籍的特殊方式。这家得到过伦明指点的书肆，有一块100厘米长20厘米宽的木牌，上面刻有“北京邃雅斋董会卿收购线装书”的字样。店员每到一地，必以此牌为版，印刷若干张，四处张贴，广而告之。在史料的记载中，这种灵活机动的广告，走遍了浙江、江苏、广东、湖南、湖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的广大地区，那些流散在民间的珍本古籍，都成了这块磁铁上的金属。

九

我一直以为伦明的故乡望牛墩与牛有关，却不知道那个地方，与《四库全书》紧密相连。

最近一次去望牛墩，是农历十月一个历书上认为宜祭祀沐浴的吉日，我在那里没有看到一头耕牛，却读到了伦明写于二十世纪初叶的一首诗：

冷寂东街路，年时访古勤。

书林空旧椠，肆友换新人。

榕寺苔生殿，诃林栋作薪。

只应徐与莫，赏析不辞频。

这首标题为《抵家作》的诗，一共六首，我引用的这首末句有伦明的自注：“徐信符、莫天一藏书最富。”

对于一个后辈写作者来说，徐信符、莫天一，都是两个陌生的名字。幸好，我知道古人的名字，尤其是读书人的名字，极有讲究，往往用字、号，构建一个姓名的迷宫。幸好每个迷宫，都有“芝麻开门”的神秘咒语。我在黄脆的资料中，找到了莫天一。

东莞麻涌人莫伯骥，原来以“天一”的字，隐藏在书籍的海洋中。这个与伦明出生地一箭之隔的麻涌人，以“五十万卷楼”主人的身份，在的广东藏书家中，独占鳌头。

苏精先生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一书中，用热烈的锣鼓，让东莞麻涌人莫天一，粉墨登场：

近代广东藏书的风气很盛，而且各具特色，以以来较著名的几人为例，如伦明“续书楼”的清人诗文集，徐信符“南州书楼”的广东地方文献，潘宗周“宝礼堂”的专收宋本，而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顾名思义即是以量取胜了。在他之前，广东藏书家以卷数名楼的是清末同光之际的孔广陶“三十三万卷书堂”（即岳雪楼），莫伯骥后来居上，五十万卷的声势惊人，直逼近代我国藏书第一的刘承干“嘉业堂”六十万卷。

在一个县的狭小地域之内，竟有两个大藏书家脱颖而出，这从某一个方面折射了晚清和东莞读书风气之盛。望牛墩和麻涌，地域相连，口音一致。伦明比莫伯骥仅小一岁。两人从小认识，一同在家乡读书攻举业，后又同居广州城。他们的交往中断于1917年，伦明迁居北京，遥远的地域和落后的通联方式暂时让手中的风筝失去了掌控的长线。八年之后，伦明在《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上读到了莫伯骥的《读徐君信符中国书目学》的文章。从此书信联系，往复不绝。

书籍，是人类交往的媒介。伦明和莫伯骥的交往，无关乡情和地域。只有读书和藏书，才会让两个失联之人，重新在书海中相逢，并惺惺相惜。

我在发黄的史料中，看到胡适先生为莫伯骥书跋封面的题签，看到了莫伯骥致伦明书信的书迹，两个大藏书家的友谊，是东莞的幸运，是广东文化的幸运。莫伯骥藏书，并无续修《四库全书》的雄心，而伦明藏书，也无莫伯骥的数量追求。莫伯骥的藏书之丰，与他开办报业，经营药品有密切关联。由于经商有道，致富有方，莫伯骥具有了收藏图书的条件，而伦明，收藏图书，只为了续修《四库全书》，所以无法在数量上竞争。

有关两个大藏书家的人生缘分和书籍情缘，东莞时报记者沈汉炎先生有一段文学化的描述：

1925年，注定是莫伯骥人生的转折之年。当年少时的同窗兼同乡、著名学者、藏书家伦明突然与他通信商榷拯救中国典籍事宜。收到信后，莫伯骥痛哭了一场，决心回归学界，潜心于版本目录之学。从此，这对20多年的老友重新开始往来，并成为近代中国的两个伟大的东莞籍藏书家。

在如今出版社众多，人人皆可著述，出书几无门槛的现实中，已经少有人了解图书收藏的真实内涵了。出版业的繁荣，从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垃圾图书的泛滥，新书问世，即被化为纸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书籍”这个词不同的意义。

伦明和莫伯骥那个时代，图书收藏，是一项耗费巨大的精神劳动。收藏，对读书人的眼光、知识、动机，有着严格的要求，在金钱财富方面，对收藏者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续书楼藏书记》中，不乏记载伦明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变卖家当购书的事例。珍贵的古籍椠本，高昂的书价，常常让伦明生出“见书如朝圣，个中苦楚波折，经济之窘迫，难以尽言”的叹息。那个时代的书价，超出了读书人的购书能力。“明刻一册十金，宋本以页计，一页二三十两。”贵如黄金的书价，有时连万贯家财的富商莫伯骥也感到重负。

莫伯骥收藏古籍图书，后人用了“发疯”两个字描述。莫伯骥收藏图书的举动，超出了常人的理解，他先是把生意蒸蒸日上的药店交给别人打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图书收藏。三到四年间，莫伯骥的藏书就上升到了四十万卷。

有一次，莫伯骥得知南海藏书家孔广陶收藏的千余册图书流散到了天津，其中有《四库全书》中的部分古籍，极其珍贵，便立刻起程，千里迢迢赶至北方，花费万金，将那批图书赎回。莫伯骥刻意求书不计成本的名声从此流传，各路书商，偶有发现，便立即通报信息，坐地起价，等待莫伯骥上门。1930年，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杨氏海源阁遭受匪劫，珍本图书《孙可之集》流散，后被北平一书商获得。莫伯骥主动上门，重金求售。在付出了3000元的代价之后，《孙可之集》成为五十万卷楼的镇楼之宝。

后来的研究者，看到了莫伯骥藏书从“福功书堂”扩张为“五十万卷楼”的过程，较之福功书堂，五十万卷楼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更是质量的提高，其中善本，包括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旧抄、旧校、孤本、精较、名家写本、藏本等。20年间，莫伯骥花费20余万巨资，从全国各地搜集珍贵图书，被后人评价为“莫先生藏书之富甲于西南，精本秘笈几可以上企瞿杨，无渐丁陆”。将莫伯骥的名字与瞿镛、杨绍和、丁丙、陆心源晚清四大藏书家并列，足可见出一个藏书家的分量。

古代的藏书人，不仅是读书人，而且也是著书家。所以陈垣先生说：“粤人不读书则已，读则辄出人头地。”莫伯骥身后，留下了《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和《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七册。《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曾在他的家乡东莞的晒书会上亮相，晒书会上的亮光，盖过了东莞所有书肆图书馆的风头。在如今的旧书网上，七册朴素的线装旧书，被标以五万元的价格出售。

莫伯骥和五十万卷楼，如今只能在老一辈的读书人和古籍的记忆中找到。水乡麻涌，物质化的喧嚣早已磨洗了莫伯骥的旧迹。我多次想过，麻涌的图书馆，应该从千人一面的同质性建筑中脱颖出来，让如今汗牛充栋的图书，再现五十万卷楼的一点影子。

十

我在一些亿万富豪的办公室里，见到过豪华夺目的大班台椅，惊叹于他们台椅后面用于装饰的空心图书。豪华图书与那些厚重坚固的墙不相匹配，一阵风的力量可以揭穿它们的轻飘无物。那些没有文字的大书，总不免让我想起伦明和莫伯骥。在续书楼和五十万卷楼的发源之地，书籍竟然蜕化成了虚荣的门脸。

如今的图书，已经不知道古籍的苦难。《四库全书》这个泰山一般沉重的名词，不仅仅是几页纸的重量。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四库全书，仅仅是案台边的一本厚黑学，或者是股票市场的一本投资指南。没有人穿越时光，看到《四库全书》背后四千多人的身影。

纪晓岚、戴震、于敏中那些名震天下的学者的名字，已经留在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史册里，后世的读者，却看不到那些从全国各地层层遴选出来的抄写者，3800多个抄写者，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消失了姓名，但是他们的字迹，却成了乾隆时代的标准字体。

李炳球，可能是翻阅过《四库全书》的唯一一个健在的东莞人。李炳球戴着白色手套在甘肃兰州文溯阁的地下书库里小心翼翼地翻看《四库全书》时，不会想到，六年之后，会有一个写散文的人，请他描述一部巨书的真容。

我在李炳球先生的精彩描述中，看到了用四种颜色的纸张和统一字体抄写的《四库全书》，36300册，约10亿字的经、史、子、集，装在古老的金丝楠木精心做成的函套中，那种特殊的书香，那种浩瀚的阵势，让一个仅仅在梦中到达过的写作者深深震撼与陶醉。2017年12月20日那个阳光温暖的下午，我分享了李炳球先生的幸运和快乐，我穿越时光，看到了伦明、莫伯骥两个先贤。

李炳球是《东莞历史名人评传丛书》《影响中国的东莞人》和《东莞学人文丛》等多套文献的策划者，他以一个顾问的身份隐藏在荣誉之后，这个对东莞历史文化研究开掘做出了许多贡献的读书人，经常为我打开东莞历史真相的大门，这个年轻的文化官员，用我不熟悉的粤语方言与古人对话，他是伦明、莫伯骥的知音。

从兰州文溯阁的难忘记忆中走出来之后，我们回到了望牛墩，回到了伦明的续书楼。

时期的续书楼，如同李炳球先生看到的文溯阁，一个爱书如命的文人，恪守“鬻及借人为不孝”的藏书古训，“告诉家里人等任何人不准擅自动他的书籍。一般朋友难进他的书房”。只有识书懂书的人，才有可能打开一扇门。陈垣、谢国桢、容肇祖、张荫麟、南桂馨、王重民、张次溪、胡适、刘半农等著述家，才是续书楼里的座上宾。

古代文献的传布，全靠手写抄录，即使有了雕版印刷之后，一些孤本秘笈、未刊稿本仍靠抄录流传。孙殿起在《记伦哲如先生》中回忆：“某岁津门书贾以重值购入清翁覃溪方纲未刻稿数种，先生得知亟赴津往观，以其价奇昂不可得，乃设计携归旅邸，尽三昼夜之力摘其切要而还之。”伦明常年雇用三名抄工，由此可见他续修四库的决心和力度。

二百多年过去，后人已经无法想象《四库全书》抄写时的景象。乾隆皇帝从全国选拔360多名学者从事编修时，还从全国各地遴选出3826位书法家担任抄写工作。

我无从知道3826名书写者是如何从中国书法的人海中遴选出来的，也不敢想象三千多人同时在宣纸上抄写时的壮观景象，最使我惊异的是，3826名书法家笔下的字迹，竟然如出一辙。那些工整、端正、印刷一般的字体字号，是如何在馆阁体的名词下统一规范，听从号令的？

印刷的进步让后人忘记了抄写的难度，电脑时代的提笔忘字风光了一批丑陋的“书法家”，一张张打着书法旗号的宣纸，承载着中国书法有史以来的耻辱。泥沙俱下的时代，只要敢于拿起毛笔，就是大师巨匠。

我们这个时代自我吹嘘的书法家们，肯定不知道《四库全书》的抄写者们的艺术水平和谨慎态度，更不知道，时光从他们柔软的狼毫和洁白的宣纸上流过时沉淀下来的风骨。乾隆皇帝的圣旨，是无人敢于超越的书法戒条。每个抄写者，每天限制抄写1000字。

乾隆皇帝深深懂得文化不能大干快上的规律，四库全书馆制定的《功过处分条例》，按章办事，奖惩分明。宣纸上的每一个文字，首先接受分校和复校两关的检查，然后到达纪晓岚的案台，由总裁抽阅。成书最后到达皇帝手中，乾隆用朱笔轻点，众人心上的一块石头才沉重落地。慢工做成的细活，最后沉淀在岁月的深处。

《四库全书》诞生的乾隆时代，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3826位馆阁体书法家的报酬，为每人每天2钱5分银子。有人算了一笔账：若每部《四库全书》以10亿字计算，抄写一部就要花25万两白银。以乾隆大帝的气度和乾隆盛世的国力、财力，既不是怕因抄写速度快而多给人家付酬，也不会因为财力困难而无法给先期完成任务者提前兑现……只有用严格的限速，才能确保准确、精致、质量的要求。《四库全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图书集成，不仅在编辑、校对、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它的成功经验，就连抄写这样的环节上，也有独到之处。

在一个大数据的印刷时代，后人已经无法想象3826个抄写者，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历时漫长的15年时光，抄录7部《四库全书》，约70亿个汉字，字迹优美，笔体整齐，以一种恒河沙数的伟大壮观让人惊叹。

伦明续修《四库全书》的雄心，超出了一己之力。在3826位抄写者面前，伦明聘请的3个抄写人员，只是国家肌体上的九牛一毛。

续修《四库全书》，伦明一生都没有想到过回头。

十一

祝勇在东莞的宾馆里，面对“文渊阁”的镏金招牌，大声棒喝的时候，北京故宫里的文渊阁，只是一个空旷的建筑。乾隆皇帝手触过的那些珍贵图书，带着一个帝王的体温，漂洋过海到了台湾。而东莞青年学人李炳球翻过的《四库全书》，则在甘肃兰州的文溯阁地库里，静静地回忆着过往的悲欢离合。

目前存世的《四库全书》，只剩下了三部半。在存世的《四库全书》中，文溯阁藏本最为命运多舛。世界上所有图书的波折加叠起来，都比不过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灾难。每一个走进文溯阁的读书人，都会感到汉字的痛楚。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苦难，最早来源于梦想称帝的袁世凯。为了让1916年元旦的登基大典更有文化的氛围，袁世凯下令，让沈阳故宫文溯阁中的《四库全书》进京。北京故宫的保和殿，就成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一个新家。可是，随着袁世凯的被迫退位和暴病身亡，保和殿里的《四库全书》无人问津，几乎成为一个弃儿。

随后的灾难，差点让《四库全书》背井离乡，沦落异邦。腐朽的王室，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卖给日本。幸好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带领学生进故宫整理清代档案时意外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即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陈述反对的理由。最后由于舆论的压力，文溯阁《四库全书》才留在它的祖国。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原乡在沈阳。奉天文化人士，无人不盼望《四库全书》回到它出生的故土。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和弘达学院教师董袖石，采取联手请愿的方式，要求索回文溯阁《四库全书》。经过张学良和东北学人的共同努力，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于1925年7月20日做出决定，归还文溯阁《四库全书》。

对于《四库全书》回归的盛事，沈阳用整修文溯阁来作为隆重的迎接。董袖石受张学良少帅委托，雇佣二十多位抄写人员，历时两年，对文溯阁《四库全书》勘查缺损，精心抄补。对于《四库全书》回归文溯阁这件重大的文化事件，奉天省教育会郑重地在文溯阁的宫墙上刻下了《四库全书运复记碑》。这是1931年的6月，在《四库全书》回家的喜庆中，没有人可以预见到，两个月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和整个东北大地，都将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九一八”事变，是一个国家的耻辱，它的疼痛，数百倍超过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流离。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四库全书》才结束它14年的漫长噩梦。

然而，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噩运仍未终了。三年内战中，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欲将《四库全书》运往北平。因为民众反对，计划才遭中止。

文溯阁《四库全书》，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的命运和最终结局，即使改朝换代，颠沛流离的灾难依然是它命运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66年，国家基于战备的需要，决定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转移至甘肃。沈阳至兰州漫长的路途，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变得安全和平坦。军区的27辆军用卡车，装载着文溯阁《四库全书》，在全副武装的军人护送下，秘密起程，一路风尘，安全运抵甘肃省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的妙因寺庙。

妙因寺庙建于明代，它比乾隆大帝和《四库全书》更加历史悠久。但是，妙因寺庙只是甘肃省图书馆的战备书库，难以成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久留之地。1970年底，文溯阁《四库全书》转移到了榆中县甘草店项家堡村的新书库。34年之后的2005年6月，位于兰州黄河岸边的北山九州台的藏书馆竣工，文溯阁《四库全书》才结束了它一生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流离。

文溯阁《四库全书》，并不是辽宁人在大红花轿的喜庆中嫁出的闺女。自1966年10月文溯阁《四库全书》远走他乡之后，沈阳故宫中那幢灰墙绿瓦的文溯阁，只留下了《文溯阁记》的碑文。辽宁文化的伤口，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始终隐隐作痛，只有让《四库全书》回到故土，他们的伤口才能愈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宁社会各界以“书阁合璧”为由，向千山万水之外的遥远甘肃，一再表达“物归原主”的心愿。

寄养的儿女，长大之后便有了骨肉亲情。此时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早已忘记了纷飞的战火，它们的方言里，已是正宗的兰州口音。甘肃方面，用镇省之宝，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应当留在兰州的理由作了挡箭的盾牌。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归宿，最后将由国家来决定。

十二

伦明续书《四库全书》的伟大理想，最终被日本侵华的炮火粉碎。

伦明续书《四库全书》的宏伟大厦，最接近动工的一次，是1925年，奉天省的文化界人士，上书国民政府，要求索回暂时寄放在故宫保和殿中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并提出了开设校印馆、影印、校雠和续修的动议。远在北平的伦明起初并不知道这项由杨宇霆发起，张学良任总裁，翟文选为副总裁，金梁为坐办的盛大文化举措。由于伦明续书《四库全书》的贡献和影响力、知名度，时任安总参议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的杨宇霆热情邀请伦明参与。

伦明的参与，天异于一台轰然运转的机器注入了高质量的润滑油。1928年12月，伦明起草电文，以张学良、翟文选、杨宇霆联名的形式通电全国，并且用英文和德文对外通告。伦明执笔的文字，每一个都信心百倍地表明，《四库全书》即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阁书创始，美犹有憾，蒐求未遍，忌讳过深，秉笔诸儒，弃取亦刻，漏略不免，宜亟补苴。又况乾隆距今，时逾百载，家富珠璧，坊盛枣梨，或阐古义，或拓新知，冰水青蓝，后出更胜，不有赓续，曷集大成。加以鱼亥之讹，古籍多有，校雠之学，时贤益精，广参众本，旁稽异文，别成札记，附于书后。凡此三事，急待并举。

在“影印”“续修”和“校雠”三种续修方式中，伦明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提出既非原书，惟排印乃成一律，为省费省纸，且便于储贮计，缩之至小，如《云窗丛刻》中之《西陲石刻录》的设想。在此基础上，伦明着手编成了《四库全书目录补编》，为续修的《四库全书》增加书目一万余种。

此后的进展，都是《四库全书》续修的噩耗。1929年1月10日，力至修书的杨宇霆被张学良以“谋反”的罪名杀死。雪上加霜的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文溯阁《四库全书》搬至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从此落入侵略者手中。

续修《四库全书》计划流产，伦明的失望和无奈返回北平的悲痛，后人只能在1933年出版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35期《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一文中感受到一个书生的无力和苦楚。胡汉民、张学良、吴铁城等要人，以及袁同礼、李盛铎、傅增湘、张元济、陈垣、董康、周叔弢、张允亮、章钰、邢士襄等学界人士，都见证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肃杀。

对于这套被誉为“千古巨制”和“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的《四库全书》，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个觊觎者。它先是用小偷的手法，然后用强盗的方式武力掠夺。29世纪20年代日本迫于国际压力，比照美、英等国的做法，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指定其中一小部分用于“对华文化事业”。在对华文化的幌子下，日本人完全操纵了庚款的使用权。然而，强盗的嘴脸是无法用庚子赔款掩盖的，一点点掌握在侵略者中的庚款只能是《四库全书》续修的杯水，它无法推动文化的车轮。

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深深懂得文化和文明的价值，懂得只有毁灭一个国家的文化才能征服人心的险恶用心。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奋勇抵抗。日军飞机将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作为重点目标多轮轰炸，无数中华文化珍宝被侵略军的炮火吞噬，被称为中国文化中枢的商务印书馆八十多亩土地上，一片火海，厂房和机器焚毁殆尽。指挥这场战争的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没有隐藏侵略者战争的野心和实质，他毫无掩饰地表示：烧毁了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中国人马上可以恢复，把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中国人才永久不能恢复。（华振中：《十九路军抗日血战经过》，《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五年之后，侵华日军进攻天津。地处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成为日军毁灭的首个目标，日军炮火瞄准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馆，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炮击之后的轰炸，将南开大学和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摧为平地。对教育机构的毁灭，已经超过了某些军事目标。炮击和轰炸之后，日军派出了骑兵与汽车，在校园各处浇洒煤油，纵火之后，中国教育的版图上，物质的南开大学已彻底消失。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南京听闻了这场斩草除根式的文化灭绝，当即昏倒。在随后与的会面中，张伯苓老泪纵横，哽咽不止。战时中国最高领袖安慰他说：文化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南开是为中国而牺牲的，有中国即有南开！

日本侵华，毁灭中华文化，没有人是战火中的幸免者，没有物质可以逃过劫难。

伦明不在战火的现场，他无法看到中华文化结晶的珍贵图书，正在北平遭到日军的洗劫，他无法听见在清华园里保护图书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悲壮的誓言：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失散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

这个时候，伦明已经回到了故乡东莞，为他的先人扫墓。在他的计划中，两个月后，他将回到北平，继续他续书的梦想。然而，日军侵华的炮火，阻断了他北返的脚步。卢沟桥事变，让一条畅通的长路突然阻塞，无奈之下，他滞留广州女儿家中。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伦明的颓丧，远离了北平的续书楼，伦明的心没有一日安宁，脑溢血和全身瘫痪，魔鬼一般追随他而来。

伦明一生的心血，就是此时风雨飘摇的北京续书楼中的那些藏书。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与他心爱的东西相连，那么，他的呼吸将会如同大雪中的竹子一样脆弱。在病床上苦苦煎熬的时候，伦明仍然没有想到，那些他用一生的付出换来的藏书，从此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离他远去。

叶恭绰、胡适、朱希祖，顾颉刚等，都是目睹过伦明藏书的人。续书楼的图书，在孙殿起眼中，“拥书数百万卷，分贮箱橱凡四百数十只，书房非有十楹屋宇，不得排列”。孙殿起先生的回忆，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描述，最可信的事实，当是如今存于上海图书馆十三册的《东莞伦氏续书楼藏书目录》。

十三册《东莞伦氏续书楼藏书目录》，其实只是一个残存，专家考证，另有三册遗失。十三册目录中的藏书，所幸没有毁于战火，合众图书馆于1953年6月将目录中的25万册图书和15000种金石拓片捐献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为上海图书馆馆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任何资料准确地统计出续书楼藏书的数量，后人提供的数据只不过是时间的吉光片羽。伦明用一生时间搜集到的藏书，有如河边的沙滩，后人只能看见沙子的反光，而不能数尽它们的数量。

对于读书人来说，书籍，就是他们的生命。日军侵华，就是中国图书的噩梦。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就因为战火，丢失了图书，痛不欲生。郭保林先生的《谔谔国士傅斯年》一书中有此记载：

陈寅恪随身带出北平的两箱文稿、照片拓本、古代东方书籍，以及多年批注的手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五代史记注》，书页空白处都有他密密麻麻的小楷批注，稍加整理就是一部学术专著，但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至滇时，交由铁路托运，到达昆明住处，打开箱子却是一堆砖头瓦块，那珍贵的资料不翼而飞。陈寅恪顿时惊愕，几乎昏厥过去，好半天才哭出声来。手稿失窃，陈寅恪悲痛至极，茫茫世界，离乱人生，绝望和悲伤击倒一代学人！

十三

从乾隆皇帝金碧辉煌的古建筑抄袭而来的东莞餐饮“文渊阁”，数十年来，不知有多少食客在那里消费。没有人统计过食客人数和他们的姓名，但我可以断定，一定有懂得“文渊阁”这个名词意义的读书人成为它服务的对象，一定会有文化人，像祝勇那样不屑和棒喝过商业的无孔不入。

杨宝霖先生应该是东莞文渊阁消费者中最有文化风骨的读书人。如今这个时代，能够称为读书人者比比皆是，但是，读书人中，能够成为藏书家的人，凤毛麟角。杨先生，正是东莞文化人中的龙凤。

杨先生藏书，从青年时始。他藏书的方向，与续书《四库全书》不同一个路径，他搜书的范围，主要在东莞历代著作和地方文史。他的家中，古籍围城。那些珍贵的先贤著作和古籍图书，是他花费一辈子时光和家财之后的收获。杨先生低调，只以“自力斋”命名自己的书屋，没有人看出书屋主人的雄心毅力和恒心。这个低调寡言的学者，收藏了上至南宋赵必（1245年—1294年），下迄清末刘干棻（1878年—1951年）等84家东莞作者的各类著作，共分经、史、子、集、丛各部165种。

杨先生只是一个教书的老师，并无资财和时间从事图书搜集与收藏，数十年里，他利用寒暑假期和星期天时间，走南闯北，搜集图书，查找资料。为了访书，他“五上都门，七临宁沪，东来泉郡，西履昆明”，“四出访书，飘零湖海，最普通的交通费必不可少。低廉的住宿，粗粝的伙食，高价的复制，长年费用之累加，现在的一个单元的商品房，可以买到有余了”。

我在东莞多次听过《花笺记》和《二荷花史》的书名，却不知道这两本书不同凡俗的来历，更不知道它们与杨先生的密切关联。

那一年，杨先生意外得知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英国博物馆藏有这两本古籍的刻本，高兴莫名，精心准备之后，杨先生飞往遥远的欧洲，复印下《花笺记》和《二荷花史》这两部在他梦里经常出现的古籍。在回国之后的研究中，他找到了两部书与东莞的关联。两书成书于明代，作者为东莞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前两书已在东莞流传。

出国访书，只是杨先生访书生涯中的一个片段。在交通落后通信不发达的20世纪70年代，杨先生经常以素衣胶鞋，挑着一担书囊的寒士形象出现在陌生而遥远的异乡。他以这种古代书生的姿态，让唐圭璋、夏承焘、吕姮等学者、藏书家深深感动。《词林纪事》《全芳备祖》《琴轩集》等被时光湮没的经典甚至存世的孤本，就是这样被杨先生用一生的辛劳从大海中打捞出来。

杨先生的身上，继承了夏承焘、唐圭璋等前辈学者的风范，朴实低调，不事张扬。搜书、藏书、研究，一生的辛苦，我只在一篇文章中见到过他轻微的一声叹息：

笔者莞人，生于斯，乐于斯，爱乡之心与生俱来；又家本业儒，青箱世守，舌耕于莞城者四世矣。以此故，爱东莞文献之心，自垂髫始。弱冠后，为研究东莞历史文化，肄业与教书，课余之暇，沉湎于研究素材的搜集，交邑中之父老，聆逸事于故家；访莞籍之遗珍，抄残丛于午夜。

杨宝霖与伦明，中间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两个不同时代的东莞人，都将书籍作为自己的生命。杨先生藏书，只是用于研究，而他的乡贤伦明，则是为了续书四库。也许杨先生知道，续修四库，并不是一介书生可以凭一己之力实现的宏愿，而立足乡土，亦可打捞到深海中的宝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它们的心灵是相印的。

就地方文献的研究来说，杨宝霖先生，可能是东莞的最后一个访书人了。他挑着书囊在异乡踽踽独行的背影，可能成了最后的影像。在一个资讯传播便捷，印刷业发达的时代，东莞正在出版《东莞历史文献丛书》。这套东莞有史以来最大最全的著作，借助了广东中山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东莞杨氏自力斋等十余所图书馆和私家收藏的所有东莞文献。当东莞编辑出版莞邑有史以来最全最完备的文献丛书的消息到达自力斋杨宝霖身边的时候，他喜忧参半。出版这套丛书。当然是东莞的喜事，是东莞所有读书人的喜事，他失落的是，他用一辈子时间和心血搜集而来的文献资料，将走出个人的书斋，成为天下所有读者的公器。杨先生的忧虑和失落，很快就冰消了，他想起了前辈先贤伦明，想起了他用一辈子的心血和资财搜集的数十万卷藏书的最后结局。伦明逝世之后，所幸陈垣、冼玉清、袁同礼等学者热心奔走，最终将他的藏书归公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私人藏书，最终成为社会公器，也许这是天下所有古籍的最好结局。

《东莞历史文献丛书》的序言中说：“《丛书》经史子集具在，网罗一邑历史文献于一书，就是研究东莞历史文化的仓库。一地历史文献，是一地之文化家底，亦是一地文明之根。在东莞，要挽典籍之坠绪，发潜德之幽光，舍此《丛书》，当今恐无如此集中、如此便捷之别种也。”从这个意义来说，《东莞历史文献丛书》，就是东莞的《四库全书》，而为了东莞历史文献研究耗尽了数十年心血的杨宝霖，就是当今的伦明。

家乡的这些文化事件，九泉之下的伦明已经无法看见，只有东莞中心广场上的那尊青铜塑像，能够感知汉字的顽强。一个将续书《四库全书》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书生，梦想不死，薪火未尽。他的家乡东莞，在出版了《东莞历史文献丛书》之后，又出版了五卷本、共两百多万字的《伦明文集》。

书，同人的生命发生关联之后，就有了“书生”这个具有风骨精神的名词。伦明的一生，同书血肉相连，他便成了一个时代书生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