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生辰八字赏析(屠呦呦的生日是几月几日)
盛开在中国的世界之花：拯救地球上数百万疟疾患者的屠呦呦女士
一、国术中医：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2015年12月7日，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女士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演讲，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通过现代的通讯设备，屠呦呦女士的声音震荡在地球的角角落落。屠呦呦女士以一己之力，为中国中医学正名！
数十年前，中国著名作家、抗日烈士郁达夫在一个纪念鲁迅逝世的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借用郁达夫先生的话语语义：一个没有医药学的民族是不幸的；而有着传统优秀的医药学，不知道珍惜、发扬光大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诋毁民族的优秀的医药学的国家，是难以进入世界伟大的民族之林的。
近代中国，遭遇船坚炮利的西方入侵，在“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国际背景下，很多中国人失去了文明自信，摒弃了中华民族很多优秀的文化传承和科技成果，其中就包括对中国中医学的慢待、诋毁和忽视。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之流！
2001年，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392号墓发现了一颗人类颅骨，颅骨的右侧顶端有一个椭圆形的洞。根据众多考古专家和医学专家利用现代化仪器对颅骨反复研究发现，这个洞是开颅手术所致，并且洞的边缘非常光滑，这是骨组织修复的结果，说明这个人在经历了开颅手术后，还存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患者活到现在的话，已经四千多岁了。
大汶口文化遗址M392号头骨
1991年，新疆苏贝希村一座距今约2500年的古墓中发现一具男性干尸，干尸的腹部有很明显的开合手术痕迹，缝合手段还是采用现代手术常见的八字缝合法。中国古代中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了。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还记载了古人外科手术的操作指南：
“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鑱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
疟疾曾经是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瘟病，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有着极高的致死率。
全球范围内目前已有40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世卫组织颁发的无疟疾证书。 2021年6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中国获得无疟疾认证。因此，我们当代人对疟疾已经很陌生了。其实，在历史上疟疾是在我国流播面积很广、致死率很高的传染病之一了。从中国历史上几个病例可见一斑：
1692年冬，康熙皇帝身患疟疾，时而冷如进入冰窖，时而热如进了烤炉。宫廷御医用尽手段，依然高烧不退。万不得已服用了传教士带来的西药金鸡纳霜，疾病得以治愈。金鸡纳树生长在南美洲，树皮中可以提取出来一种生物碱，白色结晶，味道苦，所以叫金鸡纳霜。
1712年7月，《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身患重病的消息传到北京。曹寅十六岁时入宫，为康熙銮仪卫，被宠爱有加。康熙后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皆住曹寅家。获悉曹寅患疟疾后，康熙皇帝坐卧不安，七月二十三日康熙颁旨，好生叮咛，关爱难以言表：
“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需要小心。金鸡纳霜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除根。
当时虽然有八百里加快，然而曹寅还是未等到康熙的关怀就因疟疾病发作去世。
1933年10月，亲任总司令，调集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疯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意欲彻底扫灭的红色苏区。而此时毛主席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即使是中央苏区主席的行政职权也被架空，被迫到宁都居住。这一段时期，被毛主席认为人生的“至暗时刻”。而恰恰此时毛主席患了严重的恶性疟疾，连续高烧40℃，感到自己实在抵抗不住疟疾的侵袭了，不禁咬牙垂泪道：“天亡我也！”
幸亏苏区的著名医生傅连暲接连十多天的精心照料和贺子珍日夜守护，才使得大病缠身的逐渐脱离了危险。但是在长征开始后，也不得不躺在担架上出发了。
１９５４年，新中国第一任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回忆起过草地时杨立三时泣不成声，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
还原这段历史：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西毛儿盖后，周总理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身体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连续高烧４０摄氏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不能进食。医生诊断为疟疾。离开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周总理连续高烧、五六天没吃东西，身体极度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十分困难。当时杨立三任军委总兵站总站长兼政委，他和几名战士一步一步把周总理抬出了草地。
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疟原虫已经对奎宁类药物产生了抗性，原来的神药“金鸡纳霜”已经失去了疗效。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
青蒿素复方药物是屠呦呦女士根据我国 东晋道教理论家、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治疗疟疾的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1969年1月21日，38岁的屠呦呦支持了全国性大协作项目——“523”任务，通过191次实验， 屠呦呦女士发现的青蒿素，被誉为"拯救2亿人口"的发现 。她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诺贝尔先生的荣幸！屠呦呦女士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铿锵有力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二、国士巾帼：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网上，关于屠呦呦女士的新闻，始终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屠呦呦是中科院院士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屠呦呦仍未获得科学界个人最高的职称和荣誉：中科院院士！
在屠呦呦女士的漫长科研事业中，一个信仰支撑着她数十年奋斗，初心弥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作为第二次战争后被迫开放的港口，宁波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蜂拥而至，建工厂、修码头，搭教堂。在上海太平洋轮船公司工作的屠呦呦父亲屠濂规，已经是对西方世界有充分的认识了。但他望着襁褓之中的爱女时，仍然在中国古籍《诗经》中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萍”中，给这个将来给人类带来巨大贡献的女儿起名“屠呦呦”。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学习，专业是生药学；在专业课程中，她尤其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四年之后，最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大学生的一员，屠呦呦毕业后分配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在崇高理想的昭领下，全体中国人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被认为一盘散沙、只是“被装在一个袋子里的土豆”的中国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妇孺老幼、士工农商，都爆发出无穷的热情、能量、风险和牺牲。抗美援朝中最可爱的战士、为两弹一星隐姓埋名的邓稼先、钱三强、于敏等高级知识分子，焦裕禄、杨贵、李永贵等基层干部，王进喜、时传祥、郭凤莲等最最下层的劳动者……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那是个红旗飘飘、战歌荡漾的时代，那是与天斗、与地斗的热血时代，中国出现了四万万个主人公，千年以来，裹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女，也撑起了半边天……
人间奇迹不断涌现：1958年夏天，江西省余江县率先根除血吸虫病、百姓获得新生的情况后，在北京的毛主席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提笔，写下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豪迈的的诗篇：《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全国掀起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屠呦呦对有效药物半边莲进行了生药学研究；后来，又完成了品种比较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这两项成果被相继收入《中药志》。她以她的知识和情操，为新中国的基层防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青蒿素问世和推广以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至少有100万人死于此病。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疟疾肆虐地区的救命药。如今，以青蒿素类药物为主的联合疗法，已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疟疾标准疗法。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在讲述青蒿素发现的意义时说：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
有些历史和经历是不堪回首的：简陋的实验设备、弥散着有毒的乙醚等有机溶媒，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症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参见武汉抗击新冠病毒的中医专家张伯礼回想当年参加的实验，由衷的感慨：“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就是这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
在当初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是什么力量支撑屠呦呦坚持下来的？是“责任”和“担当”，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
堪称国士的屠呦呦！！！
三、国格高扬：我的祖国是中国，中华具有独特的文明
如果我们不掩耳盗铃，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我们还有一颗中国心，一双未被蒙蔽的眼，就会发现和体味到西方国家、政客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充满歧视和污蔑。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即使是诺贝尔奖，也充斥着西方另类的噱头、伎俩。
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法国哲学家萨特。萨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诺贝尔奖。当然作为西方同一战壕的人士，萨特公布的理由是：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是华裔美国人丁肇中先生。丁先生在颁奖仪式希望用汉语发表获奖感言：虽然我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我是在中国长大的人，中国永远是我的母国，我必须用我的母语发言。主办国竟然以他的美国国籍进行阻挠，不希望汉语出现在西方的获奖大厅里。
前一段，广受争议的是另一个中国人在获得诺奖后的发言：
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面对西方听众开始了他的获奖感言：
“作为一个从中国一个遥远的县城——高密东北乡走来的农村孩子，今天能够站在世界知名的大厅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当然，这一切都是真的。
莫言讲述了很多故事，这里面引发巨大争议的他和他母亲捡麦穗的故事：
作为文学作品的创造者、作为一个日书万字的作家，面对五百年来给人类社会造成惨绝人寰的屠戮、劫掠和伤害的西方人时，当莫言以此为诺贝尔文学奖上的开场白，他已经将高贵的中国人的头颅低到了灰尘里，低的难以“捡得起来”。除了满足西方国家的“偷窥癖”外，更为他们嘲笑、污蔑中国提供了注脚，成为了西方人的一个“谈资”和“笑料”罢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夸大其词、不是污蔑“友邦”。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对莫言的评价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
他（莫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中国）,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莫言是一个诗人，莫言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戏谑的方式揭示了人类（中国）存在的最阴暗的面貌，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任何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言论自由”，莫言自有他的言论自由。然而人生而自由，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现代人以国籍为最共识的分类。在每个人的国家里伦理、传统、风尚、道德、法律等行为和思想规范存在，这些都是这个族群集体的善恶是非的共识，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背负的“枷锁”。从国家管理层面就是“政治正确”，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从社会层面而言，这个“枷锁”就是集体的“善恶是非”观念，不能违背社会大众的集体认知逻辑、伦理和道德观念。
作为一个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承受着国家的福祉，当支持和宣扬中国社会秉持的伦理、道德和正义的观念。作为一个作家，当内禀作家的“良心”，当代表中国人在国际场所发言和表达意志时，应该表达的是中国人的集体情感和意愿，展现中国人的集体的爱憎观念，宣扬人类正当的价值观和善恶观。尤其是面对的主要受众是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西方国家。
庆幸的是，我国还有屠呦呦女士，在西方的世界，张扬了中国的国格：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在屠呦呦女士讲述的“故事”里,有日益强大的“国家”，有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更传扬了影响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中国文化”。站在世界的一个舞台上发言，她无愧于作为一位中国人应该对世界承负的责任和担当。
中国人的国格担当——屠呦呦女士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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