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如八字(陈洁仪八字)

晚年坦言：失去江山恨不得别人，得怪这两个人

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经蒋家授权，向公众开放日记手稿后，人们终于有机会通过日记的内容，了解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对他的“党国”最终失败的一些反思。

作为旧中国最大的顽固派，从来不会在自己身上寻找失败的原因，而是将在大陆的溃败，怪罪于一切的客观因素上。比如他就曾在日记中痛骂了两个人，认为“失去江山恨不得别人，这二人是罪魁祸首”。

这两人是谁，为什么会把失利的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呢？他们到底该不该为的失败负责呢？

1948年底，在军事上已成破竹之势，内部开始分崩离析。

包括白崇禧、程潜、张轸等众多高官，纷纷把矛头指向，认为目前的局势是领导无方造成的，本人应该为此负责，因而先后通电要求下野，重启国共谈判。

白崇禧

1948年底，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见李宗仁，打探桂系底牌。得知李宗仁也有要自己下野，由李出任代总统一职，以推动和平的想法后，蒋不得不表示“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李宗仁

但是绝对不想放弃权利。在1949年的元旦公告中，阐明了自己对内战及和平谈判的态度：“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任由选择。各位仍须全力作战，能战才能和。

各级干部一定要精诚团结，服从总裁领导，坚定革命信念，庶不致自乱步骤而为所乘。”

与此同时，抓紧时间，让亲信陈诚去往台湾，以为最后的退却和将来有可能的“复兴”打下基础。

的下野，是因为军事上的失利，以及遭到桂系为首的反对势力的"逼宫"，不得已为之。

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之后，还告诉李宗仁，自己“去职工作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不能草率行事，以致将来有负于彼望。

并转劝健生稍安勿急也”，尽量拖延时日，为自己下野后的局势进行布局，包括对各绥靖公署领导人进行新的任命，紧急将各大银行的钱调往广州，不让国库里面的外汇及黄金落入李宗仁之手。

由此可见，的“下野”，完全是被逼的，并非出自他的本心。

一直以来，和李宗仁这对“结义兄弟”，一直是“生死冤家”。一生经历了不少内的派系纷争，而李宗仁领导的桂系，是与角逐时间最长、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地方派系。一直视李宗仁为眼中钉，一直想除之而后快。

与李宗仁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春。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的李宗仁，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

对于的第一印象，李宗仁是这么和白崇禧说的：“蒋先生劲气内敛。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同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北伐期间，对李宗仁十分拉拢，主动拨给了第七军步枪1000枝、重机枪4挺以及20万元的军费。同时，升白崇禧为代总参谋，让李宗仁和白崇禧颇为感动。

为了拉拢桂系，还学起了江湖上的一套，要与李宗仁“换贴”，结为兄弟。

为表诚意，手书了一份“兰谱”给李宗仁，上面除写有自己的生辰八字外，还写了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落款是蒋中正和当时的妻子陈洁如。

1926年底，的野心开始暴露。他公然违背决议，执意要将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所以在后来，被免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一职。

此时的羽翼未丰，迫切需要手握兵权的将领的支持，于是想到了李宗仁。

这段时期，是和李宗仁平生唯一的“蜜月期”。李宗仁公开站出来支持，与上了同一条船。

桂系力量日渐坐大，引起了的警觉，曾秘信何应钦为其制定剿灭桂系的计划。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李宗仁的耳朵里，于是两人产生了严重的隔阂。

恰在此时，孙传芳率重兵向的军队展开了，向李宗仁求援，李宗仁却不买账，拒不予以援手。蒋意识到这是桂系在逼宫，只好决定下野。

1927年12月，在会上，复职，重新成为的领袖后，一直想对桂系报"逼宫"的一箭之仇。

孙传芳

李宗仁为了自保，于是和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发起反蒋运动，“中原大战”因此爆发。随着张学良率兵入关，倒向一方，这场地方派系意图夺权挑战的国民政府的战争，最终以的胜利告终。

之后，李宗仁退守广西，与广东的陈济棠合作，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在其后的几年中，李宗仁在广西渐渐恢复了元气。

阎锡山

抗战爆发后，和李宗仁捐弃前嫌，开始了又一次合作。在抗战中，李宗仁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以及随枣、枣宜会战的胜利，战绩卓著，在全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让十分忌惮。

1943年9月，将李宗仁“升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后来，李宗仁又改任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从此失去了和较量的本钱。

1948年3月29日，李宗仁不顾的警告，参加竞选，蒋、李之间的矛盾又一次激化。

李宗仁的这次竞选，为什么会引起的如此愤恨呢？原来全面内战爆发后，的部队屡受打击，国统区人民又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可以说军事上、政治上接连惨败，统治摇摇欲坠。

眼见大势已去，又于1949年1月21日玩起了“下野”的把戏。这次“下野”，是为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而施展的伎俩，也是蒋、李争斗白热化的表现之一。

"下野"，是桂系期待已久的。当李宗仁走马上任时，甚至考虑过从肉体上消灭李宗仁，只是因为局势恶化太快，而没来得及实现。

就任代总统后，李宗仁致电，愿以所提八条开始谈判，但终因的反对，导致和谈破裂。为了架空李宗仁，亲自下令将中央银行黄金和银元全部转运台湾，从经济上卡住李宗仁的脖子，不让李宗仁有施展手脚的可能。

在长江防务上，主张放弃南京，重点守住上海，一是为了抢运上海的战略物资作今后的资本，二是希望英美为维护自身在上海的利益而出面干涉，三是不愿意桂系真的守住了南京，从而与"划江而治"。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飞往美国；不久后，在台湾岛内召开"国民大会"，罢免了李宗仁的职务。1965年7月，李宗仁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日记中，对李宗仁带头"逼宫"，迫使其下野，夺取了职权恨之入骨，在日记中忿忿写道：“德邻专以自由名词，为其讨好、投降之准备，是亦其毁灭政府基础唯一之方针。此乃必然之事，而余愚拙，未先计及耳！”

李宗仁回归祖国后，有人问到他与的关系时，不假思索地说：“他有许多缺点。我们都是失败者。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诞生了。”

除了与斗了一辈子的李宗仁，老蒋口中的第二个“罪魁祸首”，便是美国派来的“钦差大臣”马歇尔将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既面临着实现和平的历史机遇，又笼罩在内战的阴影之中。为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特使，前往中国调处。

当时的中国，局势异常复杂。"双十"协定签订后，仍然大举进攻解放区，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和东北；而则切断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迅速开进东北，阻止了进入东北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前来调处国共冲突，无疑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马歇尔将军

美国之所以派马歇尔赴华调停，是美国政府挺蒋、压共政策的延伸。美国认为，支持政府，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设法制止中国的内战，保证让中国处于的领导下。

作为一种妥协，马歇尔的身上也带着建立起其他使命。美国清楚地知道，不作出一部分妥协，中国的和平是无法实现的。而这种妥协的关键在于，所以在必要时，马歇尔应该想尽办法，迫使作一定的让步。

马歇尔飞抵中国后，国、共各出一名代表，与马歇尔组成了三人小组，负责调处停战问题。

在这个三人小组中，国共双方的立场非常尖锐。

马歇尔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提出了一份停战令草案和一项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具体计划，准备通过停战、政治化和统编军队三个步骤来完成他的使命。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所以在马歇尔来到之前，踌躇满志，认为由自己主导战后中国局势自然是众望所归的。

得知美国派来的“钦差大臣”是马歇尔后，的内心是不快的。因为这位马歇尔在二战期间的史迪威与冲突中，是史迪威的坚定支持者，史迪威评价政府“为盖世太保和特务所把持”，马歇尔也是赞同的。

所以对于马歇尔来华，的内心并不是特别欢迎的。

但杜鲁门十分器重马歇尔，他说过：“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

马歇尔抵华后，坦白地告诉，美国将停止帮将部队运送至华北，暂停给新的大规模贷款，只有在政治解决取得成就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杜鲁门

对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会议和召开，是抱着很大诚意的。在马歇尔的调处中，也作了大量的让步，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平。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央准备和实行全面合作，还明令各部队严格遵守停战协定。

当然，中央同时也没有忘记告诫全党，还没有打破，他也不会真的变成派，“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

在马歇尔调停的同时，的企图便已经暴露出来。

对此极端反感，甚至视马歇尔"为所不敢提者"，指示手下只与马歇尔虚与委蛇，始终不肯做出真正的让步。

从1946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东北休战问题上，坚持无理要求，使得调处长时间没有进展。马歇尔虽然多次致电，但仍于7月12日发动了全面进攻。

马歇尔十分紧张，于7月18日至9月13日八上庐山，就停止战争问题与同作最后的争取，"坚定地重申"了要求停止内战，政治解决国共争端的要求。

1947年1月8日，对于调处的两个关键问题：交出军队及解放区和进行改革，马歇尔不得不承认调处失败，卷起铺盖离开了中国。此后，美国抛弃了政治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

对"彻底消灭"似乎胸有成竹，在蒋看来，他是可以很容易打败的。然而这一次，彻底地错了。

原本只把马歇尔当成美国派来帮他说话的“钦差大臣”，没想到这个“钦差大臣”却常对自己指手画脚，其“受包围与宣传，中毒已深”，非但没有助自己一臂之力，反而处处“唱反调”、“帮倒忙”，反而陷于不利之中。

最不能容忍的，是马歇尔威胁美国政府将会以美援为交换条件，要求进行改革，与妥协。所以不止一次地马歇尔“干涉中国内政之举深感不满”。

至死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失败，在于他想在中国搞统治，而并不是什么党内派系之争，或者是马歇尔没有帮他说话。

在失败后把责任推卸给李宗仁和马歇尔，其实是老蒋的一贯作风。而不顾人民的呼声，坚持发动内战，不知道老蒋晚年有没有反省过，有没有意识到民心所向才是胜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