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渠八字(韩复渠这个人怎么样)

岳青山：梁漱溟为何盛赞毛主席是历史上少有的世界性伟大人物？

梁漱溟先生为何盛赞毛主席在历史上恐怕都是少有的世界性伟大人物

——纪念毛主席诞辰129周年

岳青山

今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9周年，全国人民更加深情怀念、敬仰和崇敬着他。毛主席生前，同我国的国学大师、著名爱国人士梁漱溟先生有过几十年的密切交往。不幸而又最引人注目的是，梁先生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和政府委员会上，对毛主席有过激烈的当众顶撞。无论当时，还是改开以来，我国一些公知总是津津乐道什么梁先生“最有骨气”，敢于“当众顶撞”，“不屈服任何暴力，铮铮铁骨，屹立如山”等等。殊不知，梁老先生晚年不但反复坦承“那是我的不对”，“是自己的一个错误”，而且高度赞誉毛主席在中外历史“恐怕都是少有的世界性的伟大人物”。本文特选辑他晚年大作《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以下凡引本书，简称《口述》，只注页码）一书的相关论述，谨以此告慰人民领袖毛主席。

梁先生在《口述》一书中对自己一生，作过“八个字”的总括。他说：“我是个有思想的人，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八个字”，就表明了“我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所谓“独立思考”，就是不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跟着说，不是那样。而“表里如一”则是“我心里人什么就说什么，表面跟里面是一样的，不隐瞒。”应当承认，他的“八字”自画相还是实在、妥帖、洽当，梁先生像“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这么位梁老先生“心里的毛主席”究竟是怎样呢？他到底是怎么看待和评价毛主席呢？

梁先生的《口述》一书是上世纪80年代之初美国学者艾恺对他进行采访的问答，按录音面世的。在“毛主席这个人”等章节里，当艾问：你觉得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是谁？”

梁漱溟是这样回答的：

“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第62页）

在这里，梁先生说毛主席“雄才大略”，“没有什么凭借”，“这么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一连讲了三个“了不起”：从一个“很了不起”开头，到两个“实在了不起”结尾！此其一。

其二，当问到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是“最伟大的人物”到底是谁时梁先生说，“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太现在，恐怕还是。”“实在了不起，恐怕有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第120页）

其三，就是1983年，90高龄的梁漱溟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时甚至深情地感叹道：“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是可学不可及的！”

总之，毛主席雄才大略，实了不起，没有什么凭借，“这么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毛主席恐怕都是少有的“世界性的伟大人物。”

这就是梁先生对毛主席的总括、总评、和结论。这是梁先生本着“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原则，根据自己亲身亲历的事实和史实，经过“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丰富的感性结集和适度的理性抽象相结合的结晶。

那么，梁先生究竟为甚么说毛主席在中外历史上恐怕都是少有的世界性最伟大的人物呢？他的论据，梳理一下，要者有九：

第一、“毛主席整个儿地创造了，没有毛主席不能有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梁先生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和成就，就是“整个儿地创造了，没有不能有，没有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第120页）

这是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毛主席始终反对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并同任何取消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诸如，大革命时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抗战时期王明否定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1957年章乃器鼓吹“两党轮流坐庄论”，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梁先生认定，两党制确实“不合中国的需要”。他说：“我跟其他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监督着这个政府，或者上台的那个，有什么做错的，或不得人心的，下台，他就上去了，两党轮流执政，这就是英国的情况。我以外的人他们都是梦想这个东西。英国、美国也是两党。我就是说，这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主要说是工业上，同外国比较，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这样一个太落后的中国，那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欠缺把它补上去不成，要补上这个事情，必须有一个全国性，采取一定的方针路线，依靠这个全国性，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才能把那个补回来。不能够你上来，我下去，你上来，我下去，这样子就不行啊！这样今天是这样方针路线，明天又是那样子，那不行。所以我一个人总是梦想这个样子，可是旁人，就说我以外的其他的党派，他们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想学英、美，学两大党。”（65页）后来结果呢？

还是毛主席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这就是梁先生说的，“可是后来嘛，局面居然落到我所想的，把赶出去了，大陆统一了，统一了，掌握，一直掌握几十年，刚好做了不少事。可惜这里头有些，可惜这个过去的三十年里，还有过，可惜。可是看现在这样子过去了，今后可以迈大步前进，所以我很乐观。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的希望。”（第65页）

第二、毛主席用《论持久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梁先生说，卢沟桥事件之后，大半个中国很快就都沦陷了，“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我心里是很悲观的。”抗日能不能胜？中国会不会亡？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就是“看看是不是有办法。”

梁漱溟先生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迹，南方上海“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到南京，南京退到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退到武汉的时候，我取得了蒋的同意，我说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悲观的。不知道怎么办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办啊？怎么办呢？我就想看看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了。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写《论持久战》，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不自量，他想呑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并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第79-80页)

事情果真如此。中国人民还真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就是靠着《论持久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赶走了日本强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实在没有料到毛主席能把“赶出大陆”

梁先生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主席按照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到重庆同谈判，一让再让，而却得寸进尺，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弄得众叛亲离。他说：“在和谈上，他（蒋）采取的方针、策略，就是他多占一分便宜，就多占一分便宜。有一次，周恩来代表让步了，让步了以为可以满足他了，他说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又让步了，还有一点，如此，就这样。他就是老逼人，也自己知道自己没有他那样大的力量，没有像他还有国际的……，国际承认他是中国，美国帮助啊，所以中国这句老话，老话讲军事上啊，‘哀兵必胜，骄兵必败’，你骄傲，刚好就是是哀兵，受逼迫的。”（第199-200页）确是被逼迫打起三年的自卫解放战争。

结果呢？

梁先生说，我们实在没有料到、会这么快被赶出大陆，原因是他们“太不得人心”。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本来是经过好几十年的内战，“起初我们没有料到、能够被赶出大陆，以前没有料到，因为显然政府是中国政府嘛，只占局部地方，对外代表中国，美国无论哪一方面，军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我们没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国的武器帮助，外交上援助，种种好条件、便利，被赶出大陆，这个没想到，实在没想到，为什么就这样子被赶出大陆了？就是太坏了，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用都没有，说话不算话，一点信义没有。”（第61页）

梁先生说，“不应当失败”，但结果却是“不应当”的应当了；“大陆统一到手里，也很好。”他说道：“刚才说了，没有想到能够统一，大陆的统一，没有想到。所以没有想到，就是的条件太好，它不应当失败，好的条件，好的条件，但是他居然失败了，居然挡不住了，那么大陆统一到手里，也很好。不好的就是要打。”（第97页）

所以，梁先生说：的“最大贡献哪，（笑）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机会让给了……，他创造了的成功。如果这个人还有一点信用，人格好一点，打不过他啊。所以他的最大贡献（笑），就是造就了的成功。”（第200页）

毛主席领导全民终于赢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把、赶出大陆，这是人心之所向，众望所之归。胜败在乎人心，在于民心。

第四，结束了长期的军事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

国家的统一，这是国家能够进行建设，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梁先生是从国家长期军事割据中走过来的，深知消除军事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的重要性。但全国解放之初，梁先生还是忧心忡忡，“中国的大局”能不能统一？还会不会出现新的军阀割据？

梁先生说，1950年3月毛主席访苏归来，就接我到他的住处见面，他要我“参加政府”，而我却只想留在“政府外面边”，“不想靠近”，那是因为“我把事情看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战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难道这种“多少年老打不完”的内战，毛主席、就能神奇般地从此彻底了结了呢？

不仅如此，梁先生带着这样的疑虑细心地观察中国“大局”，还真从两件“小事”越看越感到“事情不妙”，越看越觉得过去军阀割据的“那种兆头好像还不可避免。”

其一是，一辆小车。梁先生说：解放后，我住在重庆一个叫北碚的小地方。这个时候入川的军队，有三路大军，一野、二野和四野。“可我碰到的事情告诉我，很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原先，一个记不得是二野的营长还是团长，中级将领，来拜访我，临走时他说：你一定要到城里去，到重庆街上去看看，“我有一辆车给你”，并瞩咐那个汽车司机：明天哪，你送梁先生去重庆。那么我说很好，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坐着他留下的汽车去重庆，到了我一个朋友的家，司机就说我去吃饭，吃完饭再来。那晓得，他吃完饭之后，说这个车不能给你用了，是另外一方面，二方面军队抓了我这个车，扣了我这个车，他们要用，因为这车都是原来重庆市长的，可是军队给扣住了。有时候四野扣，二野也扣，这方面扣了，那方面又扣去，抢夺了，我看这个情况不好。”

其二是，“特别让我感觉到不好的情况”，那就是四个野战军的穷富悬殊太大，“这个事情不妙”、“他们开始争夺了。他说：“还有一个特别让我感觉到不好的情况，这个四野的军队装备好，穿着军装呀、器械呀、皮鞋什么的，装备好，有钱。除了四野，别人呢，穷。我想这个事情不妙，他们开始争夺了。”（第82页）

更有甚者，梁先生竟然把当时“全国分六大军区”，看成是“又是有点以前割据的样子？割据的样子不是呜呼哀哉吗？”“虽然失败了，他会不会回来呀！”他说：“当时不久，我从四川来到北京跟毛主席见面的时候，全国分六大军区，那边是西南军区，是东南，后来到了湖北武汉……不是又有点以前割据的样子？割据的样子不是呜呼哀哉吗？虽然失败了，他会不会回来呀？（第83页）

然而，我没有想到，事情竟同我想的却完全相反，毛主席很快就把六大军区取消了，不可能重新出现什么“军阀割据”。他说：“我恐怕再在全国割据的局面，他居然把这个大区都取消了，把东北的高岗搞到北京来了。我去东北看的时候，高岗好厉害啊，统治东北，好像跟东北王一样，他自己有自己的货币，跟关内不一样。后来把高岗也搞到北京来（笑），批判高岗，后来高岗自杀，从西南调到京……”大陆统一在手里，这就很好。中国长期“军阀割据”的祸害彻底了结了。（第82－85页）

可见，梁先生目睹毛主席领导下，中国长期“军阀割据”的政治局面彻底了结了，“打不完的内战”再也打不起来了，从而发自肺腑地感到毛主席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第五、在中国创立社会主义的制度

毛主席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故而坚定不移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创举。梁先生按照他自己的认知逻辑，也看到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转入社会主义。他说：人生有三个问题，头一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洋文化就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并很成功。但“到现在不是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了吗？再往前走，顺着这个路再往前走，我认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转入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个人本位主义，可以说八个字：‘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我自己，以自我为中心，‘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八个字就是说的近代的欧美社会。可是它底下走到后来，它要转变，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成了过去。这个说是说，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料一定要归公。现在名义上归个人、大资本家，而事实上社会的生产已经是社会性的生产了，底下它要转入社会主义，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转入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个人本位变为社会本位，以社会为本位。”（第20页）

所以，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的余地，在中国出现，是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梁漱溟说：“中国生活在现在这个世界，它不能够反潮流，它只能往前走，把物质文明发达起来，那是需要的。不过要紧的就是，过去西洋文明发达是靠资本主义发达起来的，中国自从西洋强大的势力过来，中国已经没有走资本主义的余地了，不可能走资本主义，所以不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在谋社会福利的里边，有了个人的福利，不能让个人的福利压倒社会福利，不可能。所以在中国出现，并且成功，那是合理的，不特别，不奇怪的。”（第23页）

可见，毛主席就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确实很了不起了。

第六，毛主席实现农业合作化，“做了我以前想做而又做不到的大事。”

梁先生是旧中国少有的著名乡镇建设家和实践家。他不仅有他一套乡镇建设理论，而且毅然走出北大学府，到农村搞了十来年乡镇建设实验。

梁先生认为，改变中国，重在农村，要“从农村入手”。入手之后怎么办？一方面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一方面引进这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就是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说的：“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项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梁先生自恃高明，说他的这种镇建设理论不同于别人“没有哲学头脑”，比别人“想得更深，看得更深。”殊不知，他老先生压根儿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懂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触动不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基础，妄图搞所谓组织起来，引进科学技术，那是十足的改良主义，结果四处碰壁，以失败告终，也就是势在必然的了。

早先，梁先生1929年选择广东搞“乡治”，那是依扙“我的朋友李济深在广东掌握。”结果出师不利，只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习所”的地方，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演讲，宣传乡治的意义和办法”，随之广东风云变幻，李济深被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梁先生广东的“乡治”，就只好草草地收场。

接着，梁先生又马不停蹄，应邀到河南村治学院担任教务长，搞“村治实验”。没想到到1929年底，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村治学院“哪能办不下去”！才“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四百人左右”，学不足一年，“只好虎头蛇尾地了结。”

其后，1930年9月，韩复榘当了山东省政府主席，“要我们都来山东来继续搞村治实验。”于是，我们河南一班人马来到山东。这回，还直搞了长达七年的“乡镇建设实验”，开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其乡镇研究部先后招生三届，共培训学生76名；乡村建设训练部，前后共招生四届，共培养学生1400多名。除此之外，韩复榘“很信任我们”，“很放手让我们工作”。甚至“就把山东省的邹平县交给我们”，去搞实验。七年里搞了一些所谓供销合作社，还帮助农民改良棉种，优良麦种和畜禽良种，等等。至1937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只好逃难到重庆去了。

就这样，梁先生视为一生最重、最大的“大事”，搞了十来年乡村建设实验，就这样四处碰壁，无果而终；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反观中国解放以来，毛主席领导5亿中国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梁先生深感解放后，“当然已经大有变化了，中国农村大有变化了。”这种大变化，就是“从前农民散漫得很哪，各自只顾身家，没有组织。现在是来了，毛主席来了之后，先要组织组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以前没有的呀。”

梁漱溟说：“现在的确是组织起来了，过的生活是集体生活。第一把土地——不是你有你的土地，我有我的土地，土地都合起来了。这个变化太大了，跟从前的农民生活不一样了。从前农民好像有这样的话，‘三亩半地一头牛’，假定我自己啊，有三亩半地，我坐在坑头上，很知足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完全组织起来了，经济政治都合起来了。这个人民公社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组织。”（第265－266页）

在这里，梁先生对毛主席的农村合作化赞誉有加：解放后，中国农民是“完全组织起来了”，实现了全国农村合作化，而不是某个地方零零散散地搞点什么“合作社”；此种农村合作化还经历了“由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民公社还把农业和工业、“经济政治都合起来了”。并且，二十多年，一以贯之。

所以，梁先生晚年不无感慨地说：毛主席来了，统一了中国，有领导，就在全国实现了农村合作。毛主席做了“我想做而又做不到的”大事！（第266页）

第七、“我国十年来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失色。”

梁先生认为，“主席建立新以后，那么，当然是一切都开一个新局面。”1956年，他参加政协视察团到甘肃视察了五十天，在谈到农业的时候说：“农业方面进展的好像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他在参观梅山水库后，在日记里写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多矣！”

梁先生“目睹工农干劲十足”，高度赞扬解放后，中国十亿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热情喷发，意气风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自己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让他倍感欣喜。

从1959至1962年，梁先生潜心撰写题为《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专著之中，不吝笔墨地称赞毛主席的领导才能：“在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从来没有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得到大发挥、大表现。显然六七亿人如果没有毛主席，恐怕今天也还是一盘散沙、瘫痪无力的，出现不了什么奇迹。为什么毛主席能领导，而旁人不行？”

他还以其特有的自信心断言，解放后我国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失色，全系和毛主席“领导得法”。这就是梁漱溟对记者所说的：“我国十年来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失色，人类创造力发挥表现之大观莫有过于此者，若问创造力既为人所固有，何以一向顿滞而独于此时此地得到如是大发挥大表现，则其功要在于中国和毛主席领导的得法，这是自明的事实，可无待赘言。”

现在，好多人论及大跃进，全属负面，一无是处。而梁先生对大跃进却是充分地肯定，赞誉它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正如他的次子梁培恕后来回忆道：“父亲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写书肯定‘大跃进’的人。”

可见，梁先生一生尽管在不断思考和探寻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结果却落得无果而终。而建国后，由于“和毛主席领导的得法”，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人类创造力大发挥”，“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失色”。因而由衷地感到毛主席之伟大，也就是自然之理了

第八、毛主席知人善任

梁先生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还在于善于选人用人，知人善任。他居然“知”到了周恩来，“善任”周总理。他俩真诚信任，互相依赖，亲密合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

梁先生高度赞誉周总理是“一代完人”，“非常完全的人”，“好得很”，甚至“好”到、“完”到“一生有善可称，无疵可指”。他的：“周恩来是中国从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你指不出来他的不好的、做错的事情，几乎没有，非常完全他这人。”（第120页）

然而，梁先生却又反复强调，周总理尽管是“一代完人”，但却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毛主席副手。他说：“不过，很少巧地，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给做助手的这么一个人。论人可是最好的了。周恩来人最好了，最好，人人记念周。”（第120页）事实证明：“中国过去的几十年没有周是不行的，国际上、国内都是靠周。周呢，最能懂得毛的意思，我对他的评价：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周互相依靠，不能分离。毛主席离不开他，他更离不开毛主席。毛主席“雄才大略，智慧绝伦”，周公“好善服善”，“终身敬服。”他说：“周公最是一个好善服善之人。特于其衷心敬服毛主席，一生随从毛主席工作见之。毛主席离不开他，他更离不开毛主席，因为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

接着，梁先生说，毛周相互信赖、精诚合作，合作得如同“天衣无缝。”他说：“总理极其聪明，极其能干，在内政外交上毛主席一切的方针政策，他最能心领神会地去执行。几乎无待毛主席多讲，只须一点，他就明白。”

他还说：“周呢，最能懂得毛的意思，……他几乎随时、任何一件事都请示毛，毛一点，他就明白了，不要多说。可是他自己很少自己的明确主张，他完全是跟毛走，是毛最好的助手了。他是二把手，不是一把手，不是第一。中国古话有叫做‘圣君贤相’，他是贤相。他故去了，各方面的人啊，乃老百姓，没有人不想他的、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追念他的。”

最后，梁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全靠他们两位配合得好”的结果。”这就是他所说的：“近几十年间的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之前到建国后，全靠他们两位配合得好而著成其功。”

第九、故人去了，风范永存

梁先生从自己感性积累之中，深感到毛主席这位“世界性伟人”的风貌和气度，令他终生难忘。

早在1838年，梁先生那次延安之行，俩人也曾在如何看待“老中国”的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尖锐的争论。梁先生晚年忆及起那场争论，曾深情地表示，“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

事情是这样的。梁先生到延安后，毛主席同他会见竟达八次之多，而每次交谈时间，又都在两小时以上，其中有两次几乎是彻夜长谈。他们在谈到如何建设“新中国”时，就不能不谈到对“老中国”的看法。梁先生说：“他对老中国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致。主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阶级的问题。他是阶级斗争，我就说中国的老社会，秦汉以后的社会，特别是从明代、清代600年以来的社会——早的社会我们不太清楚，不大敢说——明清以来的这个社会，在我看，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贫富贵贱可以上下流转相通，它不像外国那样阶级，很固定成型，而是上下流转相通。中国社会散漫，流转相通呢，它就散漫。散漫就斗争不激烈，不像两大阶级，一个贵族，一个农民或农奴，中世纪的，或者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跟工人两大阶级，中国缺乏那个东西。中国人喜欢调和，斗争还是有的，不过不大习惯斗争，斗争的两面，强大的也没有。我说这个话，他也不能完全否认。辩论很久了，他最后就说了：梁先生，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类的社会，还有它的一般性嘛!我说对，你说的话，我完全同意。不过正是因为我完全同意你说的中国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这样子，可是我要强调特殊性要紧。”谈话就结束了，说不下去了。（第82页）

1986年秋天，毛主席已经逝世10年，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及48年前这次争论时，还激动地说：“现在回忆起那场争论，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床上一躺，十分轻松有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迫，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可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开已大亮。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留听下回分解吧’”。

另外一件事，就是毛主席对燕京大学教授、著名的人士张东逊事件的处理，“文人秀才造不起反来”。

梁先生说：张东逊我很早就认识。这个人在学术界也很有名气。北京的和平解放，他也是“在两军之间奔走和平的的一个人”，“所以进了北京之后嘛，对他也很尊重”，还让他当了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可是张东逊呢，很巧，乃至油滑，最后几乎闯了大祸，几乎不得了。为什么不得了呢？他是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有很多美国人，刚好有一个，也算是坏人，骗子，大概是三十多岁，在日本统治北平的时候，他同张东逊关在一个监狱里头，在监狱里跟他熟了。以后军队进入北京了，这个骗子还跟他有来往，有时候到燕京大学去看他。“张东逊呢，觉得美国是最富强的，最有力量的，统治中国是不是能稳定下去呢？好像不一定。而那个骗子对东逊说，他同美国国务院都有联系，张东逊就信了这个骗子的话啊，他就把一些个参加人民政府会议的文件，都给了这个人看了。这个人都给运走了，送给了美国。这个人后来在北京，被北京市长彭真抓住了，抓住了就问他，你还有什么同谋的人，他就把张东逊说出来了。”

这个时候刚好还是我跟毛主席有往来的时候。他经常派车子接我到去谈。当张东逊的问题发觉的时候，他是恐慌得很，差不多精神发病了，简直不能睡眠了，精神错乱了，恐怖得不得了。“张东逊的夫人认识我，在我跟毛主席见面之前，还来托我，说是你看到毛主席的时候，替我探探口气，究竟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于是，我也就跟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就跟我讲起张东逊的事情。他说：“彭真要把他抓起来，罪名是‘里通外国’。我对彭真说，这种文人秀才造不起反来，不值得重视（笑）。但是呢，我们也不能饶恕他，他再也不能和我们坐在一起开会了。现在应该警告他，要惩罚他，要他自己检讨，自己写文章检讨。后来，我听说，第一次写了检讨，毛主席看了不通过，不行，不够，再一次。再写还是没有通过。直到第三次检讨嘛，毛主席批准了。不治他的罪，并且还要给他的生活费，每月100元，不过，不能同外人来往。（第230-231页）

张东逊所犯明明是“里通外国”大罪，毛主席考虑到他是著名人士、学者，北京和平解放还有过功，就只是当作“文人秀才造不起反来”，从宽处理，严宽有度，梁先生感到毛主席“风貌和气度”太不寻常。

最后，更重要的就是1953年9月梁先生对毛主席当众冲撞之后，毛主席对此他所表现出的气度、风范，更令他终生难忘。

梁先生说，那一次当众顶撞毛主席之后，自知撞了大祸。但毛主席尽管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却一开始就只把此问题看成只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他说：在毛主席批评我时，蔡廷锴曾来说话，问毛主席，说梁某人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思想问题？毛就说是思想问题，如果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严重了，思想问题就轻了。”（第202页）其后，梁先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就照发，也没有任何组织处理。梁先生说，“我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此后二十余年，毛主席尽管没有像过去那经常把他接到长谈，只在集体活动握手的时候寒暄几句，却依然心系这位老友，并尊重、关爱有加。

1954年，毛主席主持制定中国宪法，还请梁先生参加宪法草案修改讨论。

1966年风暴，梁先生说他并没受到什么冲击。只是命令自动减低工资，并找到政协财务科，将他的工资减到几十元生活费。可第二月，却又全数发了几百元，还补发了上个月被扣的。梁漱溟问为何不扣了，回答说，是上级的通知。这“上级”是谁，梁先生当然也是想得到的。

1973年9月，毛主席还跟我坐下来，“有过一次从容的、较长时间的谈话。”

1974年毛主席暮年重病在身，却仍一如既往，心系梁老先生。这年国庆25周年，哲学社会科学部若干著名专家学者受邀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反应很好。科学院军代表给中央写了简报，反映出席招待会的专家学者欢欣鼓舞，并列出出席招待会的人员名单。周总理病中看完简报后批呈毛主席阅示。毛主席深感遗憾，可惜没请梁先生！他在简报上批示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的人出席招待会很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

1974年12月下旬，毛主席在长沙听取周总理和王洪文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还特地问及总理：梁漱溟，人大代表没有啊？周总理说：梁漱溟是政协委员。（《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3页）毛主席这才放心！

毛主席和周总理故去，梁先生感到中国已经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人了，倍感孤独和寂寞。

1983年，梁先生到毛主席故居瞻仰参观，走过毛主席故居地道的农家房舍，想起毛主席走出韶山冲后那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想起毛主席建国前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想起中国数亿劳苦大众从被压在旧社会底层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自然而然地同陪同的人谈及那回当众顶撞毛主席的事，也就不由自主地涌现出一阵阵发自肺腑的内疚，“那是我自己的不对”，现在，“他已故去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时过3年，1986年，梁先生跟媒体谈起这段公案时又再次表示：“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去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综上所述，梁先生发自内心地赞颂毛主席“雄才大略，智慧超人”，用“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料不到把赶出大陆；彻底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军阀割据，实现大陆的真正统一；带领数亿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建国后“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失色”，一句话归总：毛主席实了不起，在历史上恐怕都不少有的“世界性的伟大人物。”这是梁先生一生的感性认知和理性抽象相结合的总结。这就是这位被称“最有骨气”的梁先生“心中的毛主席”！对比我国那些竭力污蔑、攻击和否定毛主席的所谓“员”，他们又是何等的荒谬、卑劣和可耻！当然，梁先生对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并未能真正地理解，那就不宜苛求了。

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残部的最后统帅，宋哲元是如何崛起的？

时期，崛起于北洋军阀时期、拥兵40余万、占据西北五省、与争过天下的冯玉祥，一直是时期不容忽视的一方势力。当然，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纵使冯玉祥能力如何出众，没有麾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领，冯玉祥都不可能打下如此大的基业，所以，冯玉祥麾下堪称将星璀璨。

冯玉祥

在时期，冯玉祥最为倚重的将领，曾被好事者们组成了五虎将和十三太保，其中，五虎将的级别更高、资历更老。而宋哲元正是五虎上将之一，而且，他还是西北军五虎将中坚持时间最长、统兵最多的人。

尤其在中原大战西北军灰飞烟灭之后，西北军的残部一直由宋哲元率领。宋哲元不但一直率领西北残部，将西北军的香火继承了下去，甚至，还一度占领了察哈尔、北平、天津、河北等地，成为当时中国华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那么，宋哲元是如何成为西北军将领的呢？他何时投入了冯玉祥麾下，又如何崛起并成为西北军的领袖？

宋哲元

宋哲元是山东乐陵人，1885年生于乐陵县赵洪都村一个贫困家庭。不过，当时的宋家虽然与其他农民家庭的贫困程度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其他方面却又存在巨大不同，那就是：宋哲元的父亲是读书人。

宋父宋湘及是一个以教书和当幕僚为生的读书人，也正是得益于父亲读过书，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少年时期的宋哲元依然有机会读书识字，这相较于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后代而言，已经是十分幸运了。

然而，会读书写字并不能改变宋哲元家庭的贫困程度，尤其是父亲宋湘及常年在外给人当私塾教师或当幕僚，因此，家庭的重担全部负担落在了宋哲元的母亲身上，母亲带着宋哲元艰难度日，刚开始甚至不得不回到娘家求生。

艰难生活到16岁之后，由于没有机会在学校系统的学习，再加上生活重担所迫，16岁的宋哲元不得不开始在家务农。

宋哲元手书

当然，毕竟被父亲和舅舅教过四书五经，17岁时，颇有主见的宋哲元开始在家乡开办私塾，教家乡的儿童读书，这一教，就是5年之久。

1906年，22岁不甘寂寞的宋哲元最终选择外出闯荡，而且，宋哲元并没毫无目的的闯荡。他的父亲曾被陆建章赏识，并聘用参与军事，所以，消息灵通的宋湘及听闻陆建章被任命为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总办，并开始招收学兵之后，宋湘及给家乡的儿子写信，让他进京报考。

凭借自幼读书的优势，宋哲元顺利成为了北洋新军第六镇22第2营的一名学兵，进入第六镇随营武备学堂，也就是原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开始了长达5年的学习。

顺利毕业之后，宋哲元被分配到第6镇见习。第2年见习期满之后，他随着陆建章前往广东北海，成为陆建章幕下的一名中军处委员。

北洋军士兵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作为袁世亲信，陆建章被调回北京，而此时，作为陆建章幕僚的宋哲元自然也一同回到了北京，并进入军中任职。也正在此时，宋哲元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滦州起义之后失败被遣返的冯玉祥。

冯玉祥在发动滦州起义失败之后，虽然得益于陆建章的关系并没有被处死，但他依然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职务。最终，无奈之下的冯玉祥选择入京进入了陆建章的府邸，也因此，他结识了宋哲元。

其实，宋哲元和冯玉祥本来就有着一定的姻亲关系，虽然这个关系比较远，但依然成为两个人联系的纽带。同时，两个人对于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形势的不满和对于革命的认同，使得两个人的关系迅速接近。颇善识人的冯玉祥认为，宋哲元是一位可“共大任”的人。

冯玉祥

陆建章被袁世凯被认为备补军左路统领之后，冯玉祥也进入了备补军，并成为陆建章部第二营管带，宋哲元则是第一营前哨哨长。

备补军是袁世凯登上了临时大总统宝座之后筹建的军队，目的是拱卫京畿，因此，袁世凯对这支军队十分重视，还利用列强贷款购买了军械。

也因为这是一支新的部队，因此，当个部队编制计划就绪之后，军官们第1件事要做的就是招兵。作为陆建章的嫡系，冯玉祥则奉命到河北中南部的景县和河南郾城招兵，随行的，还有哨长宋哲元。

在招兵过程中，冯玉祥展现了极为出色的能力。冯玉祥所招的兵丁素质优异，质量极佳。也正是在这两地所招的兵员之中，涌现出大批优秀将领，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主要将领。

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

例如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佟麟阁等等，都是在这一批招兵之中入伍的。全程参与冯玉祥招兵的宋哲元，因此对于冯玉祥十分敬佩，并进一步加深了两个人的关系。后备军成立之后，冯玉祥和宋哲元一直在军中打拼。正是在北洋军中，朝中有人、自身又十分优秀的冯玉祥和宋哲元，职位越来越高。

1915年，陆建章麾下的部队已经被改编为第7师，陆建章自然是师长，作为陆建章最为信任的部下，冯玉祥则成为第7师第14旅旅长。而作为冯玉祥的部下，宋哲元担任的副营长，此时，宋哲元30岁。

也在此时，白朗起义席卷北方5个省份，给袁世凯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自然，白朗成为北洋军阀围剿的重点。在围剿白朗起义的过程中，冯玉祥率领的部队展现了极为优异的素质，冯玉祥曾率部以平均日行200余里的速度急行军，因此获得了“飞行军”的美誉，冯玉祥也第1次向世人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华。

冯玉祥

也正是在围剿白朗的功绩，当陆建章因功被升为陕西督军之后，冯玉祥所部也被改编为第16混成旅，冯玉祥是旅长。当时，第16混成旅一共有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和一个机枪连，总人数高达五六千人。

最妙的是，混成旅是一支相对独立的部队，它没有直接的上级，而是直接隶属中央。同时，被晋升为少将的冯玉祥终于成为高级将领，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独立。从此，冯玉祥所率领的第16混成旅开始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登上的舞台。

而作为冯玉祥所部营长的宋哲元，随着冯玉祥转战多地，一直勤勤恳恳、从未抱怨。同时，宋哲元也展示了自己出众的军事才华，在历次战争之中屡立功勋，所以，宋哲元的职位也越来越高。

1921年，第16混成旅被扩编为陆军第11师，宋哲元升任第43团团长。进军河南之后，宋哲元再次因功被提升为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39岁的宋哲元因此成为了高级将领。

西北军

在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中，宋哲元从未辜负过冯玉祥的信任，他不但屡立功勋，同时，这个曾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军中老将，一直以忠诚、吃苦耐劳、善于练兵著称。

成为高级将领之后，宋哲元追随冯玉祥发动过北京，当过热河都统，也曾指挥军队在奉系、直系、阎锡山等军阀联合进攻之下，与各路军阀展开血战。在冯玉祥宣布下野出国、韩复榘、石友三纷纷叛变之后，他更是苦心孤诣率领西北军残部退守绥远，为冯玉祥西北军保留了元气。

1927年，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已经呈现席卷全国之势，在苏联加入的冯玉祥也返回国内，并率领了西北军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北伐战争期间，冯玉祥所部被改编为第2集团军，下辖有8个方面军，而宋哲元则担任了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在此期间，宋哲元还在担任陕西省主席时，大力围剿了陕南、陕甘边境等地的土匪，大大改善了土匪遍地的陕西治安状况。

中原大战三巨头

然而，北伐战虽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胜利，然而，北伐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宋哲元所期待的和平，相反，四大新军阀为了争夺利益不断展开混战。对于宋哲元所在的西北军而言，先是1929年爆发了蒋冯战争，1930年，四大新军阀全部参加的中原大战更是波及全国。

对于内战，宋哲元其实深恶痛绝，然而，随波逐流的宋哲元并没有选择的权利，他率部参加了西北军几乎所有的战争，中原大战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在中原大战之后，由于冯玉祥个人的家长式作风、西北军过于贫困和的金元攻势等原因，战败后西北军最终四分五裂。冯玉祥麾下的诸多将领也纷纷选择叛变。

不过，在叛变的西北军将领中，并不包括宋哲元。即便后路被截断，宋哲元依然率领残部历经艰难退入山西。

宋哲元与

中原大战后，先后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高达9万余人，依然是一支不容任何人忽略的强大力量。如果冯玉祥能够掌握这支军队，如阎锡山一样东山再起并非毫无希望。

但是，此时西北军大部分将领对于冯玉祥已经彻底失望，所以，他们并没有选择回归冯玉祥的麾下。那么，除了冯玉祥，谁又有资格统领这支西北军残部呢？

西北军中资历最深的无疑是五虎将，但是，此时五虎将却并不全，张之江、李鸣钟被调往南京任职，没有了军中的实际职务；刘郁芬兵败后成为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鹿钟麟兵败下野、赋闲天津；所以，只剩下了宋哲元仍在西北残部之中，且拥有巨大威望。自然，宋哲元成为了西北残部之中最适合凝聚余部的统帅。

兵败后寄居晋南，这些互不统属的西北军残部几乎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之下，西北军最需要的，自然是军费和编制。最终，在宋哲元的不懈努力下，西北军残部被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担任军长。1931年，西北军余部又被改编为了陆军第二十九军，下辖两个师，总兵力约4万余人。

张学良

从此，大名鼎鼎的二十九军先后驻扎山西南部、察哈尔、北平、天津、河北等地。1933年，宋哲元率领部参加长城抗战，并在喜峰口与日寇浴血奋战，29军的大刀队因此一战成名。

其后，作为平津地区最具实力的一股力量，宋哲元领导29军艰难于国民政府和日寇之间。然而，作为一个典型的军人，长于军事、拙于政治的宋哲元虽然并没有改变过一颗爱国心，但是，总是对日寇抱有幻想、存在侥幸心理、试图维持现状的宋哲元，因此犯了不少错误。

1937年，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实力本就不如日军、准备又不充分的29军因此溃退千里，河北平津等地迅速沦陷，对此，宋哲元负有不小的责任。

由于抗战局势不利，再加上身体疾病严重，1940年4月5日，忧心忡忡的宋哲元在辗转多地之后，在四川绵阳地区去世，年仅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