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丁卯时是几点)

“丁卯兔年”那些事儿：96年前文人的新年新生活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肖伊绯

2023年将迎来中国农历癸卯兔年。96年前的1927年，农历“丁卯年”也是一个“兔年”。在这一年的年初，辞旧迎新之际，的文人们都是如何度过的呢？

蔡元培：重申“有饭大家吃”

据著名教育家许德珩的忆述，胡适曾开玩笑地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三只“兔子”，即指同属兔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自己。

遥思“五四”运动之后，身处时代风潮中心的“三只兔子”重新开启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老兔子”蔡元培愤而辞职，“中兔子”陈独秀转战上海，“小兔子”胡适则只谈学问，已然是各行其事，各奔前程。

八年之后，时至1927年，这个“丁卯年”的到来，三个“兔子”又各自迎来了自己的“本命年”。尤其是“老兔子”蔡元培，这一年，这位开风气之先，颇为社会各界推重的北大老校长，进入花甲之年，也得以从繁冗校务中抽身而出，投身到更广阔的公共事业中去。

1927年元旦，上海《日报》为庆祝新年，特意印行了一份“元旦增刊”。刊物头版头条，即是蔡元培所撰的颇有些“社论”性质的文章，题为《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

《日报》元旦增刊头版（局部），1927年1月1日。

原本，“有饭大家吃”这句话，是曾经的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说的，本意是强调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合作。这里的“大家”，并不是举国民众，而只是既得利益者群体间的称谓。1927年正值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之际，蔡元培将这么一句“有饭大家吃”的俗语，在新形势下拈提了出来，并且重新定义与解说，特别指出这个“大家”，应包括全国的同胞，应指举国民众，而非单指军阀与政客群体。

“有饭大家吃”的前提，自然是“有工大家做”，意即大家有工作，当然就有饭吃。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普通市民大众都能理解，也都认同。蔡元培之所以写了大段文字，来表述这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无非是想引申出这样一系列问题：

“至于一国之中，怎样能使各种工作，适应需要；不使一部分过剩而一部分不足？怎样使害人的工作一切消灭，而集中于有益的工作？每一个人怎样能使强制的工作与自由的工作，互相调剂？”

这一系列问题，看似有些宏观与抽象，实际上就是当时阶级压迫非常严重，社会分工显失公平，民生民权遭受践踏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可能也是考虑到普通读者不一定能搞得明白这些问题所反映的社会本质，蔡元培随之在文末直接予以解说：

“现在有一班军阀，率领了无耻的政客，投机的商人，驱遣那些无知识的流氓专作害人的工作，以求达到‘他人作工我吃饭’的主义，这就是不能不革命的缘故。”

蔡元培的观点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军事上的“北伐”，打倒割据祸国的军阀；要通过一系列“革命”，整治弄权误国的政客，以期实现举国民众都有饭吃，皆有工作的基本主张，进而再去实现从安居乐业走向国富民强的治国理想。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即便要实现“有饭大家吃，有工大家作”的基本局面，后边也还有很长的一段历史路径要去摸索与奋斗。不可否认，蔡氏本人生前也并没有看到这一治国基本主张的实现，这不仅是其个人人生历程上的遗憾，也是其人所处时代与历史本身的局限。

“蔡孑民先生最近之摄影”，原载1926年《国闻杂志》，第三卷第六期。

胡适：漂洋过海的“本命年”

1927年，著名学者胡适也迎来了自己36岁的“本命年”，但这年的公历元旦与农历春节，胡适都是在海外度过的，真真是一个漂洋过海的“本命年”。

事实上，自1926年7月17日，因应邀出席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胡适离开北京，赶赴伦敦，已开始了漫长的海外“跨年”之旅。期间又因李大钊的建议，绕道苏联，于7月末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8月4日抵伦敦。四个月之后，12月31日夜，胡适登轮赴美，此行乃是为完成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

胡适，1927年摄于美国纽约。

当时，关于胡适早年归国赴北大任教时未获博士学位的传闻，坊间流传已久，因这一传闻对胡适有所讥弹乃至发动抨击者，大有人在。因此，1927年胡适开年即开启的，跨洋万里而去的“学位之旅”，注定是一次终结坊间旧闻，同时也不乏海外新闻的意义非凡的旅程。

从1927年1月12日抵达纽约始，2月4日，胡适赴哥伦比亚大学作讲演，并正式取得博士学位。两个月之后，4月12日，胡适从西雅图登轮，启程归国。据不完全统计，胡适于1927年赴美所做讲演的次数，比之此前不久（1926年）在英国所做的十次讲演之数，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还略多。简言之，胡适的1927年美国之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一次“学位之旅”，而是逐渐衍变为了“讲学之旅”。多次的海外讲演，生动且充分地表露出了胡适这一时期的个人观念及思想动向，颇值得后世读者与研究者有所关注。

在这些海外讲演中，有一场以中文宣讲“中国的文艺复兴”必将到来的讲演，尤为引人注目。时为1927年4月3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对众多华侨做了一场题为《新文化运动的过去及将来》的讲演。为之现场记录并整理刊发者为孟寿椿，早年就读于北大，也算是胡适的学生。

面对海外华侨群体, 胡适此次讲演开场即语：“侨胞诸君！我因不会说广东话，不能直接与诸君讲话，抱歉得很！”据此推想，现场或许还有兼通国语与粤语的“双语助理”，当场进行一些同步“翻译”工作。

此次讲演主题仍是“新文化”运动。胡适言简意赅地归结道，“新文化运动，也就是革命运动，可分做四步来说”；而这“四步”及其递进关系，可以简要地表示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革命”运动的发展，就可以分为这四个步骤来进行，也可将之视作四个阶段来实施；且这“四步”之间彼此联系，彼此递进。

这一论调承袭着胡适十年来的一贯立场与思路，并没有什么更标新立异的惊世骇俗之论，不过，接下来胡适话锋一转，将“俄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相比较，乃至将这一比较结论递延至欧洲的“文艺复兴”，进而提出“我们要想改造中国，也需要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应当还是在场的美国华侨群体首次听闻。事实上，仅就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献来考察，此次讲演也极可能是胡适个人首次以中文公开讲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

胡适早在1923年即撰成“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这可以视作其个人正式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之始。时至1926年赴英国公干期间，胡适又于当年11月18日、12月2日，分别在爱尔兰都伯林大学与伦敦伯德福女子学院讲演时，再次提及“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同年12月，胡适所撰“The Renaissance of China”一文，即《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的英文版，又发表在了《皇家国际学会杂志》之上，算是正式向西方学术界表达了个人的这一创想。

由此可见，“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起初主要是针对英美及西方读者提出来的，无论撰发文章还是公开讲演，胡适皆曾以英文为之。这一概念的提出，胡适个人的意向，应当是旨在向西方世界宣扬中国文化、文艺、文明的革命与复兴历程，为西方读者大致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与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一运动所预期的远景目标——“中国的文艺复兴”，构建一个东西方文化观念上可以互为参照、便于彼此理解交流的互动式概念。但胡适个人首次以中文公开讲解“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竟然不是面向中国国内听众与读者，而是面向美国华侨的。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固然可以归因于历史的机缘巧合，或者胡适个人的兴之所致；另一方面，亦可视作胡适对“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愈加重视，有意要开始向国人讲解与宣传了。

《胡适之是小兔子》，原载上海《立报》，1949年3月19日。

谢侠逊 ：“棋王”的新书预告

1927年元旦的上海，同样是面向都市大众读者的“主流媒体”之一《时事新报》的论调，就与《日报》上蔡元培等所热切呼吁的革命论调截然不同。这份报纸依旧用自己的方式营造着一年一度新年来临的特别氛围，仍旧保持着上海市民群体所喜好的那种既锐利又精明，同时捎带着诙谐雅谑，颇富生活情趣的一贯做派。

譬如，该报一直连载的“象局集锦”栏目，依然持续推出，真真又是另一番“有棋大家下”“好玩大家玩”的喜乐格调了。这个栏目，实际上就类似于如今还能在有些城镇的街头巷尾看到的那种“象棋残局”游戏；只不过，这是明明白白印在报纸上的棋局，由知名棋手拟局，还有棋界前辈讲解，都清清楚楚地印在固定版面上，专门教导读者绝妙高明的招数，去破解“残局”并最终取胜。在近百年前的中国都市里，在业余娱乐活动远远不及如今丰富的那个时代，这样的栏目应当受到了普通市民读者圈层的喜爱与追捧，否则也不会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该报即一直操办这一栏目，即便到了新年元旦之际，也不断档。

“象局集锦”栏目及主持人谢侠逊公开信，原载《时事新报》，1927年1月1日。

不仅如此，这一栏目的著名主持人、当年有着“棋王”之誉的浙江平阳人谢侠逊，在当天的栏目版面里，还给诸位新老棋迷棋友带来了新年新动向。原来，该报一直开办的“象局集锦”栏目的所有内容，更兼谢氏为之倾心讲解的所有经验之谈，都已经汇辑成了一套《象棋谱大全（初集）》（共四卷），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为此，谢氏郑重向“海内外象棋诸同人”发出了一通公开信，通告了因中华书局“极力推销”，“添印甚多”，“势不得不展缓时日”，“改阴历二月内如期出书”的最新消息。也即是说，原先以定向“预约”方式预售的，原本仅限该报读者范围内部发售的一套“象局集锦”栏目内容汇总性质的丛书，因为实力雄厚的知名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的积极参与和强力介入，使得该书印行数量与销售范围得以空前扩大，故而只能延期至新年阴历二月内才正式出版发行了。

谢侠逊《象棋谱大全（初集）》，中华书局1927年4月初版。

谢侠逊等原先预计在新年来临之际（或农历春节期间），即可为广大棋迷棋友呈献上一套《象棋谱大全（初集）》，权作一份特殊的新年“大礼包”，也算是新年期间的一个小乐子。如今因营销效果颇佳，读者需求踊跃，印量随之猛增，无法按预计时间正式出版。虽然是书要稍稍延后一两个月印出，可谢氏的公开信里对因加印而延期表示出了一份特别的乐观之意，信中这样说道：

“销数特别加多，则吾国研究有人，不致再落人后，且于万国国际上，亦足以吐气扬眉，一洗东亚病夫之恶名，务乞海内外诸同志曲体此意，奋力图之。”

显然，谢氏认定因销量增多而加印进而延期出版，虽然令一部分巴望着新年之际能拿到新书的预约订户不免有些扫兴，可长远来看，总体来看，确实是一件可以抱有乐观态度的大好事。此举能让更多的国人喜欢象棋，会下棋且能下好棋，将来还能在国际比赛上为国争光，当然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大好事。为此，谢氏那兴冲冲、美滋滋的劲头儿，在公开信里是毫不掩饰、溢于言表的，相信广大棋迷受其感染，也能因之捎带着领受了一份别样的新年喜庆劲儿。

谢侠逊

鲁迅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且说蔡元培为《日报》撰发了元旦专文之后不久，1927年1月7日，蔡氏即从上海乘船赴厦门考察，在新年之际，开启了到福建沿海一带的讲学访友之旅。

几乎与此同时，与蔡元培有着亦师亦友深厚交谊的鲁迅，先前因对不满，奔赴厦门大学任教不过三四个月，复又对校外流言蜚语与校内人事纷争深感厌恶，再度辞职，拟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就是在蔡氏赴厦考察之际，去意已决的鲁迅，正在着手准备离开厦门，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开辟一片崭新天地了。

1927年开年的这半个月时间里，鲁迅在离开厦门前又有着怎样的生活呢？

据《鲁迅日记》可知，除了相当频繁地与友人聚会，收寄友人信件之外，一切与平常生活无异，只不过聚会时多了些“饯别”的意味。其中，1月2日的日记里，明确提到“照相”，想来应当是与诸多前来话别的友人们的一次合影。当天，鲁迅还写信给许广平说：

“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

新年之际，竟然坐在一座坟头前的祭桌上照相，会不会犯了忌讳，更不合时宜？八天后，1月10日的日记里，鲁迅又提到当天上午“寄照象二张至京寓”，看来这张合影还曾寄至鲁迅在北京的寓所，足见其欣赏珍爱之意。

在鲁迅逝世约七个月之前，1936年3月21日，曾为厦门大学文学社团“泱泱文艺社”社员，当时已赴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深造的俞念远（又名俞荻），写了一篇《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披露了这一事迹的大致情况。文中这样写道：

“我记得在我们泱泱文艺社几个年青的朋友，和林语堂先生欢送鲁迅先生赴广东中大，在南普陀摄影的时候；他自己独自在那些坟墓上拍过一个相片。他自己说：‘这张照片要寄上海去，赶印在那本《坟》上的；以表示那是要不得埋葬了的坟了！’”

这里提到的鲁迅作品集《坟》，是选取作者1907年至1925年的作品汇辑而成的。仅据笔者翻检查证，鲁迅生前印行的四个版本的《坟》里，都并没有看到书中附印有当年在厦门坟地里所拍摄的照片。

鲁迅《坟》，北新书局1933年4月第四版。

好在俞氏此文写成三个月之后，即1936年6月1日，由武汉《西北风》半月刊（第三期）发表时，由俞氏本人提供了一张当年的“合影”，也一并随文发表了出来。至此，关于鲁迅在1927年新年第二天，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方才图文并茂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1927年1月2日，在厦门南普陀坟地间，鲁迅、林语堂与泱泱文艺社青年合影。

当年的摄影地点，确实位于一块高低错落、布满坟头的坡地之间；“泱泱文艺社几个年青的朋友”或席地而坐，或盘腿趺坐，或跷着二郎腿，或径直趴在草地上，神形情态皆轻松自若。那居于照片中央位置的，则是一袭长衫，随意坐于坟地间，右臂还盘搁在一块墓碑之上的鲁迅。其人正前方，则是一身西装革履，侧身斜倚于坟地间，身侧还搁着一支“文明棍”手杖，绅士派头十足的林语堂。照片上部中央空白处，写有“留别鲁迅先生撮影纪念，一九二七，一，于厦门南普陀”字样。

初次看到这张“合影”者，恐怕都不得不惊诧莫名一番。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中青年学者或作家，竟然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踞于无名坟地之间，仿佛将这本有着诸多民间忌讳的地界，径直做了新年文学沙龙的场地。

关于这张合影，俞氏在初次撰文忆述二十年后，复又重新修订旧稿，以《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为题，于1956年10月发表在了《文艺月报》，其中又有这样的记述：

“鲁迅先生看到那种坟墓感到很有兴趣，因为他在不久之前，编了一本杂文集，叫做《坟》，所以他要单独在坟边照个相。我们全体拍了照之后，我就扶着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儿照了一个相。他对我们说，这张照片将寄到上海，赶印到那本《坟》上去。因为《坟》里的文章，有几篇是用古文写的。这张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

至于说鲁迅曾拟将在坟地中的单人照，用作自选集《坟》的插图，但可能因故没有在是书初版时“赶印”出来；后来三次再版重印是书，也还是未见将这张照片附印，究系何种原因，至今还无从确考。

俞氏时隔二十年的这两次忆述，两次提到鲁迅的那张单人照，因为照片本身迟迟没有现身于世，也令后世读者亟欲一睹真容的兴致倍增。其实，若在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之际，当年有机会去参观一下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鲁迅先生作品展览会”的读者，就会惊喜地发现这张照片，就曾现身于展览会上。如今，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已为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品。鲁迅当年将其赠与作家章廷谦（字矛尘），并题上了“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鲁迅题赠章廷谦（矛尘）。

仅就笔者所见，鲁迅在厦门坟地间的单人照，除了如今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中，鲁迅签赠章氏的这一张之外，应当还存在另一个“版本”。

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1年11月印制的《鲁迅》图片集中，就有一枚印有标示为“鲁迅1926年秋摄于厦门”的照片影印件，经与鲁迅签赠章氏的那张单人照的图像比对，应为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拍摄，但无论是拍摄的取景角度，还是鲁迅本人的身姿，二者又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或也正因如此，书籍编选者在标示拍摄时间上产生了误判。

无论如何，考索至此，鲁迅在1927年新年来临之际，却偏偏要在厦门坟地里照相的事迹之来龙去脉，终于全部浮出了历史长河的幽深水面。那个时代学者迎接新年度、开启新生活的方式，真真是思想上的特立独行，更兼言行上的标新立异，称得上是对旧时代去意已决，对新时代满怀期待，因之一切自发之创新，皆为彻彻底底的辞旧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