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鼠年运势及运程1984(2022年鼠年运势及运程1984男)

［163］我的成年与家乡·第一数字谜1984-2022

我的悲哀在于我的一家，原因是我的一家竟没有在一个饭桌上吃过一顿饭，这一现象在一般家庭里绝对是不常见的；然而，这又绝对不是源于战争或饥荒，只是因为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直接导致我的一家从来就没有团圆过。我的一家的形成，的确又是来自应该富有文学色彩的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家父李又然选择过大学校长、文艺院团领导、驻国外特派记者或出使文化参赞等，去了、干了，终于当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唯一的专任教员。

1951年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家父李又然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党委委员、携中央文学研究所部分学员（约一二十人）在广西邕江土改；此时即将在辅仁大学毕业的家母刘蕊华赴江西景德镇土改。1953年年底、1954年年初，从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的家母刘蕊华与家父李又然订婚并结婚，收到的贺礼现今可查的有：李可染所赠、齐白石所刻“又然”“蕊华”篆印一对，萧军所赠、卣丁所刻“李又然印”“刘蕊华”篆印一对，吴介民所赠刻有微雕象牙笔一对。

家母刘蕊华，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是家父李又然的学生，是经所党支部书记马烽代表组织开介绍信而登记结婚的，是《文艺学习》期刊的编辑⋯⋯我的一家的形成，也与中央文学研究所自然密切相关、当然密不可分。父母亲生我们姐弟三个人——姐1954年生，我1955年生，弟1957年生。1955年第2期《文艺学习》刊登过刘蕊华文章《1955年度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是谁?》答复惠特曼、席勒、安徒生等六位被列为世界人民要纪念的文化名人。

正是在我出生的前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家父李又然开始保别人。他写信给中央最高领导人本人或秘书，请求宁可在监狱里用梁宗岱，也不要动用极刑；他在支部会上公开为已经被列为运动斗争对象的人担保，说自己死也不信鲁藜是胡风或分子。如此不顾个人安危保别人的人，必将付出搭进身家性命的代价；整人的人几次整你，你都翻身，整你找理由还找不着，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于是，整人的人又大肆整人，挨整的人惨遭灭顶之灾。

李又然与侄儿李成甘、外甥女叶听秋

1954年8月20日，家父李又然填写中央宣传部干部履历表，写到个人小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9年3月到北京；7月南下；9月奉调返京，参加国际工作；年底进医院。在医院和疗养院一直住到1950年10月，同年11月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当教员，至今仍任原职。1952年，和大通过中央文化部来调，叫到布拉格去工作，因当时在广西参加土改，未得通知，没有去。

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员胡昭在《痛失宗师——对艾青先生的点滴忆念》（本文节选自《吉林日报》1996年，收入《胡昭文集·散文随笔选》2001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文中披露：

我最早知道艾青，是1947年。当时就读吉北联中，校长老师李又然（当时化名叫李则蓝）与艾青同为浙江人，最早在法国巴黎就结为战友情谊，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拿起笔做刀枪，向派斗争。又然师手里有艾青送他的诗集《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长诗《向太阳》《雪里钻》等等。那时我是个饥渴的少年，接连吞下这许多珍馐美味，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化。

又然师慢悠悠地给我讲艾青身世和二人的交情。二人相识于塞纳河畔，投身于黄浦江边的殊死斗争，抗战爆发先长江、后黄河，以至于住进陕北窑洞，战斗在延河之滨，共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又然师从延安行军到东北，艾青从延安行军到华北，他们举办学校、筹建文联、主编报刊、参加土改，胜利会师于北平，参加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壮举。

又然师南下至汉口奉调返回北京，先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待命，后调至中央文学研究所主持外国文学教研室，艾青每有新书赠他，他都寄给我读。我从吉林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又然师带我去拜望艾青，我在课堂上听艾青谈诗⋯⋯

在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李又然、艾青都是团党委委员，住在团部老口镇，我们每到团部开会都可见到二位师长，三个人常常在小镇上走走，或在他们住处的院落里坐坐。

据毛宪文、贺朗著文《丁玲——伟大的文学教育家》（《武陵学刊》2010年第1期/第35卷第1期）回忆，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全部学员25名，他们是：

来自北京大学的有毛宪文、谭之仁（白榕）、白婉清、王有钦（贺朗）、许显卿、张保贞、曹道衡、李仲旺、宋淑兰；

来自辅仁大学的有龙世辉、王树榘、王鸿谟、邸金俊、刘蕊华、王文迎；

来自清华大学的有周永珍；

来自复旦大学的有张泰芳、杨文娟、张兴渠；

此外还有青年作家玛拉沁夫、刘真、左介贻、张凤珠、钱峰、颜振奋。

以上名单，一位不拉，整整25大员。不是因为回忆的人记忆力强，而是情感重，责任心更重。如此完全的同学名单，仅在鲁迅文学院也很罕见。即使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我见过毛宪文，他刚从一所中学回到恢复后的文讲所，出差到哈尔滨，专门到家里看望我母亲；也见过周永珍，是在她的工作单位考古所的大门口；还在虎坊桥宿舍楼采访舒群的同时，顺便见过也在同一座楼里住的玛拉沁夫⋯⋯

至于老师，按延安例，称作教员，不叫教授。有据可查说这话最权威、最准确的有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康濯，一个是马烽。他们作为当时的所领导把本所教员、辅导员和外请专题讲座的作家、专家，分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

刘蕊华与青岛国棉六厂女工照

记得是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1950年初夏，好几种花正开得争鲜斗丽，丁玲同志约了田间、马烽、作家协会几个同志和我，在那里喝茶。风软花香，光摇柳摆。想起来真乃一派舒畅、轻柔的诱人景色。然而，当时我们几个刚从十来年农村游击战的解放区进城不久的年青一伙，还远没脱去“土包子”气，对园景、轩情与花颜、茶味都还不熟不懂，无反应无兴趣。只有几碟点心在不断塞进嘴里去，同时边吃边说。

“生活还有，也能写，可就是写不好，提不高。”我说，“解放区一批文学青年，营养不良，先天不足，非得有个环境好好读读书不可。”

田间谈起了陈登科。他写的《活人塘》寄给《说说唱唱》的赵树理，老赵看了好几遍，又求我们几个编委一定要再看一看。田间看了，说好，又说还不成文。错别字太多，赵树理给改了；有些用自造的符号代替的字，老赵也猜出了几个，可还有一些没猜出。赵树理要我看，我得知情况后坚决拒绝，但搁不住他的缠磨求告，留下了稿子。等看下去以后，有时真高兴，写得太妙了，那么强烈、动人；可有时又气得不行，稿中经常出现一个“馬”，像馬字却又没有下面四点儿，这是个啥字？看着看着，多次从上下文反复猜度，感到应是个“趴”字。后来发稿前请陈登科来京修改时一问，他说：“是‘趴’字呀！马没了四条腿，不就趴下哪！”

丁玲同志笑了，她已找陈登科谈过，人家也急盼着学习。她还讲起刚刚出版《平原烈火》的徐光耀，小说应该说很不错，但也是文化不高。这样的青年作家还多，大家又举了好几个。

这一类的谈话不只一次，在作协，在丁玲同志家，在北海。也找过茅公——当时的文化部长，我们惯称沈部长；找过周扬同志以及文艺、文教、宣传各方面许多同志。有人说：“你们是要丁玲同志领头，办个翰林院！”可我们哪能比翰林院！也不想去比！丁玲同志只不过深感于，想领着我们办个帮助、培养青年作家进修的场所。

此种意图很快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丁玲同志的报告获得批准，决定成立直属文化部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以丁玲为所长，张天翼为副所长，田间和我任正、副秘书长，我讲明了是边工作边学习。1950年夏天开始正式筹备，11月学员入学，进展之快是今天难以想像的。这就是后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前身，今天可已是鲁迅文学院了。

招生对象首先由各地推荐，关键是看作品。丁玲同志概括各方面的意见说：

“总得有陈登科、徐光耀，也不能个个都像他们。不过总也得是开始有点成就的，或是有几篇作品还可以，至少要在写作上确实有前途，有希望。”

我们又和丁玲同志一起，找青年作家，找领导和专家，研究学习方针和计划。找茅盾、周扬，找叶圣陶、郑振铎、胡风、黄药眠、杨晦，找老作家们。归纳听到的意见，丁玲同志说：

“先定八个字：‘自学为主，教学为辅’。大家文化、艺术修养不高，要学点理论、哲学、古今中外文学史；不过大家理解力又不会很低，自学效果会更大。要多讲作品，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也要多请作家谈创作。”丁玲同志说话往往有点儿天南海北，娓娓而谈，但涉及工作时仍有逻辑性。她又说：“还要八个字：‘联系生活，结合创作’。不是一期两年吗？两年不接触生活，对年青人不好。两年不写不摸笔，当然也不行。不过这十六个字可不是我的，是你们和许多老同志、老专家的建议和归纳，看看可以不。”

当然可以。于是请讲课老师。有些是丁玲同志亲自去请。郑振铎、李何林同志分别系统地讲古代、现代文学史，游国恩、余冠英同志讲古典文学，胡风、杨晦同志讲文艺论，曹靖华、冯至同志讲外国文学。丁玲同志还亲自请胡绳同志讲哲学，黄药眠同志讲美学。茅盾、周扬、冯雪峰同志也都去讲过课。许多课不仅我们听，丁玲同志也来听。有次马烽提议说：还应该多讲点艺术。丁玲同志采纳了这个意见。她对所有讲课的老师都提出过：“请多谈艺术，多作艺术分析，我们这些土包子学员很需要这个。”后来课堂上理论、知识和艺术规律确实融汇得比较好。艾青、王朝闻同志讲课，丁玲还特别请他们谈了些美术。请俞平伯同志讲《 红楼梦》，有时真把大家听得入迷。

本所的老师李又然同志讲白居易的诗，往往一步步把大家带到无言的意境，然后他在台上久久不语，大家在台下也好像给感染得不停地心头直颤。

那时我常去多福巷丁玲同志家里汇报工作，有一回丁玲同志和我说，“还是要多请些作家去讲创作。”于是我们又掂算，赵树理、刘白羽、杨朔已去讲过了，啊，还应该请柳青、周立波、高玉宝。

接着，陈学昭、雷加、碧野、逯斐这些同志也都到了讲习所，写作之余讲讲创作，搞搞辅导。

摘自康濯：《人民文学》（1986年4月号·总第三一九期）。

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委会批复件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是1950年冬天就挂出了，那时是初级阶段，只是搭起了个架子。上级任命丁玲为所长，老作家张天翼为副所长。秘书长是田间，副秘书长是康濯。这个单位是由文化部和文协双重领导，文协只管业务；行政、党务工作属文化部。上级党委指定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事是丁玲同志传达给我的。我当即向她说：我不愿意担负任何职务，只要求当学员，认真学习几年。同时也说了一些理由，要求她向上级党委反映我的要求。她说：“你的意见，我当然可以替你反映。”停了停，她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当这个所长。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是同一个级别。你想专门学习，我想专门去搞创作。要不咱们一块儿都辞职吧！”她这样一说，我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

文研所从开始筹备的时候，教学方针就确定为“自学为主，讲课为辅”。而当时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后来这才又调来雷加、碧野、蔡其矫、西戎等几位担任辅导员。而主要课程，只能邀请各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名流担任。而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繁忙的本职工作。经过我们多方努力，有时丁玲同志也亲自登门邀请，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挤时间前来授课的允诺。

文研所是1951年2月间正式开课的。胡正本来是随军到了四川《重庆日报》，现在也来学习了，另外还有以前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的几位同学。其他各根据地来的人，虽然以前不认识，但也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因出身经历大致相同，很快也就熟悉了。大家都是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课程的安排也非常满意。讲授古代、现代文学史的是郑振铎、李何林；讲授古典文学的是游国恩、余冠英；讲授外国文学的是曹靖华、冯至；讲授美学的是蔡仪、黄药眠；另外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专家如：俞平伯、胡风、冯雪峰、周立波、赵树理等人进行专题讲座。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

1953年夏天，第一期学员结业以后，基本上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只有少数几个人做了调整。那时候北京各出版社、文艺刊物编辑部都缺年轻编辑，他们很快就被一抢而空。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这些单位的骨干。

摘自《马烽文集》第七卷（大众文化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印鉴

有人著文回忆：《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校址在鼓楼东大街103号，另外在鼓楼东大街156号和后海北官房27号有房产（主要是做学员的宿舍）。

从1950年开始的丁玲时期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管理），到1953年后的田间、公木时期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全国文协管理），前后经历7个年头，开设四期五班（第一期两个班），结业学员279人。经历1955年的“丁陈集团”事件和1957年“反右”运动,中央文学讲习所被迫终结。

直到1980年，重新恢复建制，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李清泉任所长，徐刚任副所长）。1985年改称“鲁迅文学院”（唐因任院长，1991年由刘白羽接任），终于实现与前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名称接轨的宿愿。但此时的“鲁迅文学院”，或者说中国作家协会，与风起云涌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这段文字大致可以，再深究些则含糊了，该文明显有不认真、不讲究、不确定之处，即使引入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下面所附表格，是2000年鲁迅文学院庆祝建院50周年展览时制作，但中央文化部1954年1月的公文所示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并附有方印图案，特此说明。

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的选拔方式和标准，在上一节的“草案”中已有详细说明。第一和第二期学员属于调干性质，有些学员同时兼工作人员，比如马烽、徐刚等同时兼任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老师。综合鲁迅文学院展览资料和学员回忆文章，前四期五班的学员情况如下：

1. 第一期第一班为研究员班，1950年10月入校，1953年6月结业。学员有：马烽、西戎、李若冰（沙驼铃）、唐达成、陈淼、古鉴兹、徐刚、陈登科、李纳、刘德怀、周雁如、司仃、张今慧、吴长荣、王雪波、高冠英、郭小兰、王慧敏、段杏锦、董伟、逯斐、葛文、胡正、王景山、王谷林、丁力、雷加、张学新、杨润身、徐光耀、朱靖华、胡 昭等。

2. 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1952年9月入校，1953年8月结业。学员有：曹道衡、马拉沁夫、毛宪文、刘真、张凤珠、龙世辉等。

3. 第二期1953年9月入校，1955年3月结业，学员有：邓友梅、张志民、白刃、孙静轩、沙鸥、苗得雨、赵郁秀、胡海珠、刘真、王谷林、和谷岩、王有卿、刘超、沈季平、漠 南等共43人。

另外还有24名是第一期转过来继续学习的。第二期实际上是67人。

4. 第三期是1956年上半年的短训班，学员有：吉学沛、李学鳌、胡万春、流沙河、梁信、钟艺兵、任大霖、王剑青、胡景芳等60人，主要是从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代表中挑选的。

5. 第四期文艺编辑班1956年10月入校，1957年6月结业。学员有：马德波、王平凡、王成刚、王占彪、李昭、高歌今等99人。

总的来看，第一、第二两期学员的素质比较高。第一班成名作家比较多，主要来自老解放区和解放军的青年作家。第二班是从各大学选来的：曹道衡、毛宪文、白婉清、王有钦、许显卿等来自北京大学，龙世辉、王鸿谟来自辅仁大学，还有复旦大学等高校的。

该文所谓“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共53人”误差太大。简单推算，第一班列32人，据我所知至少还缺张德裕1人，第二班列6人，至少还缺毛宪文、贺朗所列刘蕊华、周永珍等19人。那么，将第一班至少33人和第二班肯定25人相加，“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至少“共58人”。至于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人数则所列名单显然不够。

齐白石刻赠：“又然”“蕊华”

据中国作家网统计并发布，自1951年1月8日正式开学以来，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专职教师、外聘教师的部分人员约计——

专职教师有：丁玲、李又然、玛金、吴伯箫、张天翼、公木、田间、萧殷、阿红、杨晦、周立波、秦兆阳、陈学昭、康濯、马烽。（15人）

外聘教师有：老舍、陈企霞、赵树理、艾青、邵荃麟、郭沫若、何其芳、游国恩、胡风、萧三、吕淑湘、光未然、茅盾、聂绀弩、李何林、吴组湘、周扬、冯雪峰、陈荒煤、夏衍、严文井、曹禺、谢冰心、周建人、李广田、郑振铎、余冠英、柳青、黄药眠、张 庚、柯仲平、孙伏园、杨宪益、冯 至、叶君健、卞之琳、方纪、杨朔。（38人）

以上，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之别，却未分出“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两个岗位，严肃对待起见，正本清源为好，这毕竟关系到课程的设置和讲课的质量。而《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文，不仅未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之别，却使用“主要授课老师”的提法，混沌吞枣一般，弄糊涂你拉倒：

鲁迅文学院提供的主要授课老师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名）：阿红、艾青、卞之琳、冰心、蔡其矫、蔡仪、曹禺、曹靖华、陈荒煤、陈企霞、陈学昭、陈涌、陈占元、丁力、丁玲、杜秉正、方纪、冯雪峰、冯至、公木、光未然、郭沫若、何其芳、胡风、黄药眠、康 濯、柯仲平、老舍、李广田、李何林、李霁野、李劼人、李又然、刘白羽、柳青、庐隐、吕叔湘、吕荧、马烽、玛金、茅盾、聂绀弩、裴文中、彭慧、阮章竞、沙鸥、邵荃麟、孙伏园、孙家琇、孙维世、秦兆阳、田间、吴伯箫、吴兴华、吴组湘、夏衍、萧殷、萧三、严文井、杨晦、杨思仲、杨朔、杨宪益、叶君健、叶圣陶、游国恩、余冠英、俞平伯、张道真、张庚、张天翼、赵树理、郑振铎、钟敬文、周立波、周扬。（76人）

授课较多的老师是郑振铎、李何林。

在学员的回忆中，游国恩、李何林、李又然、丁玲、郑振铎、杨宪益、冯至、曹禺、孙家琇等老师的课较受欢迎。

李兰颂在天津拜访鲁藜

中央文学研究所，所谓最高文艺党校，不叫教授叫教员，不叫研究生叫学员，学员也当教员、辅导员，也是作家，也当编辑；没有政务院暨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课程设置、考核标准、资格认证⋯⋯于是，人不一样，感受和收获也多有不同——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布告：任命马烽为第一期第二班班主任，我和李方立为副主任。马烽正处于把他的小说《结婚》改编为电影剧本的写作中，我和李方立便负责了具体工作。二班的成员以北大、辅仁、燕京、复旦的毕业生为主体，大多数是各学校文科的尖子生，如北大的许显卿、李仲旺、曹道衡，辅仁的龙世辉、王鸿谟。二班的宗旨是培养文学编辑、教学工作、理论研究者。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参加工作的刘真、钱峰、玛拉沁夫、张凤珠也是这个班的。掺合起来可以互补长短。

丁玲交待我们，这个班的任务，主要是改造思想，要用一半的学习时间和工农在一起生活。1953年初，我和李方立带领二班学员下乡下厂。我带龙世辉、张凤珠、李仲旺等九人到青岛国棉六厂。这是劳动模范郝建秀所在的纺织厂，纺织工业部已总结了郝建秀的工作法在全国推广。我们分别在各车间参加劳动，参加党、团、工会工作。

6月，我们返回文研所。以后，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所部叫我总结第二期第二班的工作，我想到李又然老师在教学中的几件事：

李又然讲语法修辞时，讲到李清照的词“人比黄花瘦”，他说：“你们看，我的脸比黄花还瘦。延安整风时，他们用香头儿捅我的鼻子。”用南宋女词人的词和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相联系，风马牛不相及，联系不起来嘛。

又有一次，玛拉沁夫拿着李又然选的两篇作为教材的作品，一篇是鲁藜致阿垅的诗《要区别开来》，一篇是匈牙利作家写的小说《可笑孰甚》，问我：“李老师选这两篇作品当教材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也感到莫名其妙。

二班同学议论李又然生活中的事，是可以理解的；教学中的问题则涉及到原则。我在总结工作时用正面的语言写到：本所教师授课最好有个经过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不要随意性太强。这个总结激怒了两三位教师。所不便召开会议讨论二班总结的问题。三位教师厉声批评我，马烽、邢野保持沉默，田间揽过责任说：“这总结是我叫人印发的。”丁玲在会中走来走去最后说：“我们的水平都不高。”

过后，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设了一席便宴，李又然见我坐在席上扭头就走。丁玲说：“他有病，我们吃我们的。”这时我才想到丁老师可能是想在席间淡化这一问题的矛盾。

摘自于徐刚《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孙用翻译的以《春天的歌》为总题目的戈尔札克小说七篇，于1931年，由中华书局按现代文学丛刊印行，计266页；不知道家父李又然当年选用的是否这个版本——七篇小说的各题目为：⑴可笑孰甚；⑵毫无趣味；⑶打倒清洁；⑷堂倌者人也；⑸职业；⑹春天的歌；⑺讲文法的一课。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就不把戈尔札克的小说《可笑孰甚》找出来，看看因为什么值得一读，读者愿意就找来读吧。

鲁藜的诗，现在读来依然令人震撼，很适合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日后作为文学编辑阅读，从那时到目前，很少有如此肝胆的文艺批评，更何况是用诗来写的。马拉沁夫那时年龄小，不谙事理，不足为奇。徐刚作为第一期第一班学员、第一期第二班副主任，以“原则”要挟教员，显然不讲“原则”，不懂“原则”。这里有必要把鲁藜的这首批评诗、哲理诗找出来给读者看看，何谓坚持“原则”一目了然：

朋友！

我知道你走的时候心里难过

我默默送你走下楼

我也没有更多的话向你解释

的确，我很激动，情绪不好

那是我不够冷静

我也知道我这时候说不清

我愿意让自己平静下来

让我的理智清醒

/

现在，让我平心静气告诉你

朋友！请你也坐下来

我不是那样人，惯会拐弯抹角

卷着舌头说着淡话

我从来就坦白直爽

就像我写的诗，我反对做作

就像我反对把思想当作服装

不同意板着脸孔吓唬人民

/

“要老实”我用来鞭策自己

也用来鼓励每个同志和朋友

说一就是一，白的就是白的

我不怕得罪人，只要是黑白分明

是对就是对

是错的就是错的

要区别开来

我尊重友情，我更尊重我的党性

我不能让我的眼睛飞进一颗灰尘

我不能让党和真理受到蒙蔽

/

真理是真理

友情是友情

两样东西不是同一的

好像蛋黄不是蛋白

好像艺术不等于政治

我们为了真理争得脸红耳赤

那是比友情更伟大千万倍的情感

/

朋友！

如果我犯了错误你不生气

那是你对我并不是真正的爱护

如果你犯了错误

我要严肃对你进行批评

这一回你写的“论倾向性”

这里有原则的严重错误

这个错误我要比你负更多的责任

你事先曾同我研究过，请示过我

由于我马列主义不高

由于我思想上有和你共通的缺陷

由于我对人民对党责任心不够

由于我的工作粗枝大叶，模糊了根本原则

/

但是，我们都还年青

要精通马列主义还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都没有成熟

应该常常警惕，不要自高自大

我相信，我们都是诚恳的

要诚恳地反省错误

跌倒了，扑掉灰尘

继续向前走去

路是人走的，真理就在前面

就要我们努力再认识

/

分清是非，服从真理

这是我们最高的品质

对待仇敌，我们的骨头是最硬的

对人民，对党，对真理

我们是无条件的

对待歪曲马列主义思想

我们要坚决地宣判它的无期徒刑

对待走向革命的朋友

我们的斗争是为了团结

/

我们要懂得区别开来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个人主义

什么是个人和集体的一致

什么是艺术与政治的辩证的结合

什么是自我认识与世界认识的统一

朋友！你曾经告诉我

我们都是在追求和学习的过程

一个伟大而完整的形象的认识与体现

是诞生在理论与实践的一致

是诞生在不断修正与改造的过程里

是诞生在不断突破自我的限制而认识无限

/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思想

学习一切对我们的批评

学习社会，学习人生

学习生活，学习战斗

学习做一个布尔什维克

来完成我们对时代应有的贡献

把我们的情感提到更高的领域

把我们的爱真正深入人民中去

让我们的眼睛洗练的更明亮

让伟大的党性永远照耀我们的青春

/

1950年3月15日夜

原载于《文艺学习》第1卷第3期/《鲁藜诗文集/第一卷/诗歌（上）》（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一道革命、齐跻文坛、共同抗战、赢得解放的师友同事，新中国成立后可争执的教与学和名与利太多了，扣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及腐朽生活方式的帽子，是极左年代的最卑劣手段，无须任何事实而以思想揣摩定罪，一定一个准儿。整人的人如此整人，挨整的人如此挨整。

文学界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教与学，名与利，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无论怎样表面不说、几番更名，也无法回避和掩饰实质，而其中每一个教员工作的态度和生活的细节，足够学员牢记一生，历经波澜的几十年后也多有回忆。

张德裕，性格耿直、绝不谄媚的工人小说家，曾以《红花也要绿叶扶》成名，回到黑龙江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以后，再没动笔，写不了了。如今互联网上拍卖一封当年家父李又然曾给予他以尊重、爱护、鼓励和指导的亲笔信，可惜的是看不到张德裕的那封来信了，家父回他信说：

收到你第一封信，我是盼了一年多了的。

《文艺学习》转载的你的新的作品我已经读了，我是喜欢的，你很好地表现了新人物，希望你不断地写，越写气魄越大。

多读最高的东西。

除了文学以外设法在亲近一种艺术，最好是音乐，多看看贝多芬等伟大的音乐家的传，新音乐出版社的书尽可能地都读，有些太专业化的，随便翻翻就够。

你来信我总是欢迎的。

你给我的印象，和我对你的态度，与你以前所想的相反，这是有趣的，有各种各样的误会，其中也有很美的。

夜祝

晨安！

1954年10月12日

先生悄然离开人间，倏忽已半年，他那模糊的身影，常晃动在眼前。

认识李又然先生，是在1952年。那年暑假，我毕业分配在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天，上世界文学课，李又然先生来到我们教室，他面庞清瘦，微突的眼睛带一点血丝，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稍大。他讲话态度和蔼，面容慈祥。他允许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的时候，同学公开提出相反的意见，他不生气，还说：“好啊！应该有自己的见解，独立思考么！”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当时文学研究所分在两处，一部分在鼓楼东大街，一部分在什刹海后海南河沿。先生住在鼓楼，我们学习住宿在什刹海，除去上课，有的时候上晚自习，先生也到我们这边来。大家围坐在先生周围，请他讲述文学大师的名著和故事。还有的时候，我们湖岸散步、竞舟湖心，先生或夹在同学中散步，或倚栏观看。同学们都很爱戴他，有的背地里称他李妈妈。这并非有丝毫贬义。人们习惯说，严师如父，可是先生却慈祥得像个母亲。

三个月的授课过去了，要求每个同学交一篇论文。我写了一篇什么，题目和内容全已忘记，但是记得受到先生的特殊嘉奖。因为当时我想离开文学研究所，先生不加另眼，反给予鼓励，我深深敬仰先生的为人和修养。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先生被下放到河北农村，此后一别二十年⋯⋯

1978年底，一位外地同学来找我，一见面便告诉我，李老师住在北京。我们决定一同前去看他，乘地铁在翠微路下车，进了一条巷子，曲折向北向西，来到一间面朝北的房子。门口是用木板搭盖的挡风阁子，两间简陋的小屋，可以避风雨。室内凌乱地放着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房间正中放着一个装了烟筒的蜂窝煤火炉，先生贴近火炉而坐，两手拥抱火炉取暖。他只穿了一身破旧的蓝色棉衣裤，目光呆滞而无神。因多年不见，我们报了姓名，先生才嘴角微动，以笑作答。我们伫立良久，不知说什么才好，还是先生说：“你们坐吧！”我环视四周，没地方可坐。还是那位同学搬来了一条木凳，才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我问先生：“您好吗？”先生说：“好，还好。”声音是那样的低沉，我顿感心酸。我们问到先生的近况，过去二十年的经过，先生回答极简单，也毫无怨言。我们谈到先生过去的妻子，因为彼此都是熟识的。先生说：“是我对不起她！”先生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不会交绝而出恶声的。

我们想在先生身边多停留一会儿，约他一同吃饭，先生表示同意。在颠簸的土路上，我们分别走在先生的两旁。初见到他的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送先生从什刹海回鼓楼东一样。来到一家餐馆，顾客寥寥无几。我们选了一张靠近火炉的位置坐下，要了几道菜和少许葡萄酒，缓慢地用着。先生很少说话，他端坐，背已略驼，目光竟变得深邃而平静了。

辞别先生归来，行路更加颠簸。我们默默地走着，只有天边几颗寒星，点缀着，这初冬的北京。

此次见到先生以后，唯一希望的是，能看见先生更多的文章。1980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先生追念冯雪峰同志的悼文《比我淋更多的雨》。仅看题目，我的双眼就已被泪水模糊了；文章虽短，意味深长，我仿佛见到先生在雨中被淋着，头发散乱，脸上淌着雨水⋯⋯

先生1906年4月1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与人合伙开鸡鸭行的商人家庭。他在老家慈溪长大，十几岁回到上海进钱庄做学徒、银行当练习生。20年代末，他刚到欧洲留学不久，即在巴黎参加了法国，其间秘密为《赤光》撰稿，与罗曼·罗兰通信，与艾青相识，也从哲学转向文学，自然更染上了有《马赛曲》风范的人道情怀。从30年代初回国到抗战，他积极而无畏地从事世界语者运动和反战工作，终于得以在1938年3月10日抵达延安，直到八年以后，随部队行军至东北开辟解放区，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他的散文名篇以及结集大多属于——战争年代的沉雄犀利的战士美文，即《国际家书》和《伟大的安慰者》。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将近三十年间，先生自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以后，就几乎再没有安定过，在运动中历尽磨难，先后两次九年下乡，73岁那年才得以平反。他以最后的力量向人生终点冲刺，拼力写出一批散文与诗，在报刊上发表，但终因已身心憔悴，于1982年住进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1984年11月13日长逝，享年78周岁。令人遗憾，由丁玲、陈企霞先生分别作序的《李又然散文集》的正式出版，已是李又然先生身后之事。

是的，永志不忘，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先生的一生，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学贯中西；他豁达大度，助人为乐，心地坦诚，诲人不倦，是一个真正的员。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原载于1985年7月15日《江城日报·松花湖副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李又然同志于吉林解放初期，在我市工作和生活过，主持筹建过吉林省文协，主编过《文艺》周报、《文艺月报》。本刊曾于1982年初夏，派人进京邀他撰写《江城琐忆》文章。不料他因病住院，未能如愿；更未料到他一病不起，两年后溘然长逝。现发表周永珍同志文章，为永久纪念。

接到鲁迅文学院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后，不禁有些激动。阔别已久的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顿时又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眼前：

丁玲老师的和她那富于魅力的独特见解，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朝气蓬勃的弟子们；

冯雪峰用让我们无论怎样使劲听也听不清楚的浙江土话讲鲁迅的作品和人品；

胡风每每上课必定带着夫人梅志，师娘当年漂亮得像电影演员，让年轻的学生不能聚精会神地听课；

罗曼·罗兰的学生李又然，不知他为什么每次在讲课前，总要穿裙子的女同学把腿并拢些，他讲课的语言，像他的散文一样精练、准确、优美；

艾青对同学严厉得有时要骂人，他听说有人对中国诗歌传统不够重视，就在课堂上火冒三丈：“母亲就是长得丑你也得喊她娘⋯⋯

节选自孙肖平《清明》2001年第5期。

1953年9月7日，中央文学研究所于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红油漆大门内新建的教学楼举行了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

开学后的第一节课，便是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讲古典文学。据说，时任国家文教委主任的郭沫若，曾接受丁玲的建议，专门主持召开一次研究成立培养作家学校的会议，会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郑振铎。他说“百年大计，培养人才第一，该办！”大家认为，要请一流的老师，选优秀的学生。谈到经费的时候，文化部长沈雁冰说：“我曾同周扬、西谛（郑振铎）商量过，可由文化部承担。”郑振铎立即点头并提出办学方针“自学为主，讲授为辅，联系生活，结合创作”。丁玲高兴地邀请各位大家给学员讲课。又是郑振铎第一个表态“我可以去讲古代文学史⋯⋯”

我们开学，郑振铎第一个登上了讲台。他的古典文学课，持续两个月，先后共四讲——第一讲：为什么和怎样学古典文学；第二讲：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歌传统；第三讲：中国古典文学的戏剧传统；第四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小说传统。这之中穿插有：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唐诗》；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聂绀弩讲《水浒》（一共四讲，每周一讲）；连阔如讲《水浒》人物塑造；路工答问《水浒》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11月15日由冯雪峰对历时月余的《水浒》学习、研讨进行总结⋯⋯王亚平讲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

今天，我翻阅这些讲义，那泛黄的白纸现出的钢版刻印的蝇头小楷字字清晰，而且，错漏字像米粒大的校字，也工工整整，真不亚于今天的电脑打字。当年，不仅有讲课讲义，而且，还有《诗经》《楚辞》《唐诗》《元曲》以及希腊史诗、戏剧等油印本。教务处的速记员王伟，整理文稿的许显卿、朱靖华、王文迎等以及刻蜡版的老先生们，该付出多大的心血呀！

同游国恩先后讲《诗经》的李又然是本所老师，曾经留学法国，罗曼·罗兰的学生，举止行动也带洋味。他的夫人是本所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时任《文艺学习》编辑，辅仁毕业的北京青年，刚生一女孩，家里总挂着窗帘，谁也不敢进去。传说他是延安时被称为萧军、塞克等“四大怪”之一。但是，听他讲了一堂《诗经》，使我们完全扭转了对他的偏见，同时也明白了中国留洋者，大多是从小读四书五经、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后来，他讲罗曼·罗兰，更使我们佩服了。同这两位“讲经”老师迥然不同的是郑振铎。他，高大魁梧，戴着深度眼睛，一身毛料中山装，俨然政府官员，但是，他放开洪钟似的声音讲课的时候，又纯是西谛学者风度，皮包桌上放，很少打开看，一、二、三，A、B、C⋯⋯小节大题、条理清晰、满腹经纶、无一废话，11:30准时下课，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活字典。

摘自于赵郁秀《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他的夫人⋯⋯刚生一女孩”一句，原为“他的夫人是本所工作人员、复旦毕业的上海青年，刚生一小孩”是错误的。

麻子畲坡建立的广西土地改革历史博物馆

文学数字谜。有人一分钟、一个字地算计过家父李又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公木、沙鸥之流为此可怜地写所谓讽刺诗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诗刊》上发表，应景同时为保全自己，对李又然实施落井下石。也可以说，整人的人对于挨整的人采取的办法就是文学数字谜——每一分钟、每一个字地算计挨整的人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这样维吾尔族少女辫子多，有多少顶帽子也会给你扣上，左派、右派都是一个你。

现在，几十个人的回忆，几十万字的记载，《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却很少有人写到当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师生抗美援朝以及赴桂土改时的经历。在我搜集到的所有文字中，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成员的陆地、胡昭二人，他们回忆得最多：亲切而翔实，直接而可信；将此文收入文集的也是陆地、胡昭。

新中国成立初年——1951年的冬日，中央直属机关单位组成的土改工作团，一行名人、专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教授、讲师以及男女学生等百数十号人，南下广西边地，来参与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的工作（广西省于1958年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改工作团，选定于省会南宁市郊的邕宁县第十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老口圩，临时驻地坐落在对河岸边一座孤立的村小学校旁边的居民点麻子畲村屯。

从这儿，左，江船可通至睦南关（友谊关）、龙州的左江；右，航程能达百色州府（百色市）的右江——两大江河的交汇码头，故得名称“老口”，它是闻名遐尔特产良种鱼苗的供销圩场。

土改工作团的负责干部是来自北京即中央的：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胡绳（马列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吴寄寒（笔名吴江）；全国文联戏剧家田汉（《国歌》的词作者）、安娥（《渔光曲》的词作者、田汉夫人）；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毓；中央文学研究所教授、诗人李又然；还有，全国文联的诗人艾青，画家李可染、张光宇，音乐家江定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亚洲北京总会秘书长唐明照（后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等，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和各中队正、副队长的名分。本地干部——广西省委的人，有：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处长肖寒，广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谢芳春，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陆地，等等。

工作团的工作区，分布下到各乡各村。第一中队胡绳、吴寄寒领头到扬美、下楞的乡镇；第三中队艾青、唐明照、陆地和张志民一道，在和安、华安、灵湾村和石埠镇等。全区村镇濒临大河；和安、华安两村一带为橄榄树林植被所覆盖，林木浓绿茵翳，枝干银白光洁。呈现一片幽雅宜人的风光，大大令人叹为观止。此时，正值北国数九寒天季节，冰天雪地。不想在此南方却暖和如春。诗人艾青灵感敏捷，脱口沉吟：“不必为我寄寒衣，此地无冬如春季。”乐得大家哈哈欢笑，引起同感共鸣。

再说，此处不仅每年春汛水暖，适宜孵化鱼苗而引来远地贩苗行商聚集采购的热闹，并且另有民间歌谣野趣的习俗，引人喜闻乐见。饮誉全国的《刘三姐》歌剧那场脍炙人口的对歌，其中一组为人传唱不衰的曲词，就是吸取此地平民百姓素所耳熟能详的曲谱。

记得土地改革运动闹了半年之后，广大贫下中农次第从奴隶翻身成了主人。北京中央的来人，即将北归京华之际，主客在车站月台握手依依话别，一位燕京大学女学生薛传钊，情不自禁，意味深长地面对敬重的新知友好，悄声吐露衷心的话：“我⋯⋯人家真舍不得这块美丽的南方啊！”

不好否认，就因这句无奈惜别的心声，竟成了牢记在心的人十年之后，酝酿绽开灵感之花，文苑上呈现一部借以为名而被人传诵的长篇小说。

瞬息半个世纪过去了。1997年，一位正在要着手撰写“郊区志”的覃芝馨学人，接受区长罗世敏同志的拟议，将要在郊区开发度假村作为旅游景点，并且兼建培养青年一代文艺人才的“创作之家”，以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事业的同步发展。特意邀我——过时的老人一道，趋赴胡绳等文化名家当年在那儿留下足迹的扬美古镇，追踪览胜。古镇换新颜，千言万语都难道尽世态的沧桑。

摘自于陆地著《乡谣·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951年冬季，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南下，我们所在的第21团，田汉同志任团长，胡绳、李又然、艾青、唐明照等同志是团党委委员。到了中南区，住在武昌市郊的中原大学，艾青同志也跟我们一样住在一间教室里，打地铺。每天学习结束，艾青同志跟大家谈天说地，有时熄灯未睡，大家继续聊着，他突然一语惊人，满屋四下里地铺上一齐发出由衷的笑声。

我们团分到广西，又和省直土改工作团编在一起，下到邕宁县老口区。这里已先来了一批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同学，各种专业的都有。一批学文的青年有了空就围着艾青同志问长问短，我们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员更是不离左右。我们尊他为前辈和师长，他待我们如子弟。有一次我拿着一只电筒到一家小铺子里去买一对电池，艾青同志正好也在买东西，随手替我付了电池钱。我正在体味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难堪劲儿，他笑着说：“噢，我送给你一点点光明⋯⋯”我如释重负，跟他一起笑着走出来。

即使对他个人有什么不敬，只要不是恶意攻击，他从不介意，甚至会顺势开几句玩笑。一天，一位女大学生听大家跟他谈得亲切，忽然问道：“艾青同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们一起噤声，替这位同学紧张，可是艾青同志仍然笑呵呵地：“我是个工程师，搞土木建筑。”那位女生天真烂漫地说：“啊，那我们是同行。”艾青同志随即说起更轻松的话题。第二天那位女孩子见了他，高声大叫：“哎呀，我知道了！你不是土木工程师，你是大诗人！”艾青同志跟大家一起善意地笑了起来。

可是到了工作结束，发现有位同志犯了贪污的错误时，艾青同志在大会上站起来，作了严肃的发言，对错误的性质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和分析，使犯错误者和大家都深受教育。

本文节选自《江城》月刊1979年11月号。

真怪，在生活中总是喜忧参半，快乐的时刻和悲哀的时刻常常紧紧地搅合在一起。

1984年11月的广西，正是柑橘收获的季节。我在农垦系统的几个农场转了一圈，到处看见枝头上缀满黄橙橙的果实，家庭农场的男女老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以北部湾上的北海市为终点。在海滩上清浅的海水中仰面躺下晒太阳，连日来的疲劳消失了，我在琢磨怎样写写这些印象。18日回到南宁，一直是兴冲冲的。次日一早，就接到孩子发来的电报：“李又然病故。”我的心立刻沉重起来。

现在的文学青年，知道李又然这个名字的已经不多了。可他，却是东北和吉林省文学园地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任中华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吉林分会主任，在吉林创办过文学期刊《文艺月报》；尤其是在这里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给部队，给各个战线。我的大半生的生活，跟又然师联系在一起；叙述我的文学经历的时候，简直无法把他省略。回忆的小舟，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在一个个急流转弯处，又然师的音容笑貌闪现在眼前⋯⋯

1950年10月，我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开始了跟又然师第二次师生相处的日子。时间将近三年，比前一次长得多。可能因为我长大了些，吸引我的东西多了，现在回忆起来反而没有1947年仅一年时间的印象那样地丰富又强烈。

又然师仍然把我当作孩子看待，有时候我去了，他会从抽屉里摸出根腊肠来，让我嚼。有时候他正在写什么，就一边写一边说：“你先坐坐，我就完。”或者说：“你给我买包烟去。”他那个时候仍然独身生活，讲课不多，译著也很少。

1951年秋天，我18岁，报名去朝鲜战地生活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严肃地谈了一次话，告诉我：战争就是战争，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你被俘了，应该向卓娅和舒拉那样赴死，决不能背叛祖国。——事实上志愿军部队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在那里的几个月过得很安全；但是，又然师的严肃谈话我至今铭记。

从朝鲜回来不久，1951年底，我们部分师生南下参加土改，被编在全国政协土改团21团。田汉同志任团长，又然师和艾青同志都是团党委委员。当时，团部设在邕宁县老口镇（当时设区），又然师就住在那里。我是穿着志愿军的棉军装进广西的，到了南宁就完全受不了了，于是把棉花掏出来当作夹衣穿。有一次，从我包干的小队经老口去南宁，又然师说：“给你做一套衣裳吧。”他亲自帮我选择布料，记得是一种淡褐色的条纹布，我觉得太花了，他说不要紧，带我去量了、做了，自然是他付钱的。这套衣服因为土改中间没怎么穿，以后又穿了好几年。我有的时候，从自己包干的小队到老口来办事，就在又然师那里住。他叫我洗了脚，像南方人那样两个人一颠一倒地睡在一张单人床上。

三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广西，那天乘车下农场经过老口，车开到轮渡船上渡过邕江，回头望江岸上的老口镇，我才懂得：老口就是老渡口之意。当年的灰黑色的房子已经不多，建起许多红瓦白墙的新房，还有一座三层的白色高楼，据说是道班和摆渡工人住的。我回忆着当年土改在这里度过的日子，回忆着又然师，谁知他已经再也不能重来此地了！

中央文学研究所部分旧址

本文节选自1985年2月号《作家》，转载1985年3月号《新华文摘》，收入《胡昭文集·散文随笔选》2001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