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铲雪(梦见铲雪是什么征兆 女性解梦)

揭秘外逃贪官的悲惨生活：用502粘牙套 整日不敢出屋

编者按：近日，云南卫视播出了反腐专题片《“天网”下终结的漫漫逃亡路》。在影片中，一度出逃22年的中国银行昆明分行官渡支行原行长张德友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外逃绝非出路。

东窗事发，一逃了之。某些贪官以此来逃避责任，企图逍遥法外，只是潜逃之路并不好过。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梳理出部分外逃贪官的悲惨生活，望引以为戒。

职务犯罪嫌疑人张德友(中)被带下舷梯。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栖身寺庙，靠种菜卖腌菜为生，用502粘牙套

张德友，中国银行昆明分行高新支行原代理行长，外逃22年。

1997年，中国银行昆明分行高新支行代理行长张德友涉嫌挪用巨额资金给他人使用，因担心东窗事发，张德友把父亲送到妹妹处，并与妻子协议离婚，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带上3万元钱出逃东南亚。

辗转到达东南亚某国后，张德友办了当地的假身份证，由于语言不通、身份敏感，他不敢外出活动，只能选择栖身寺庙。寺庙的环境十分简陋，张德友只能靠在寺中种点菜卖腌菜和做些素食料理的收入勉强生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甚至要以教徒赠送的食物果腹，日子极为凄苦。留置期间，因上了年纪，张德友的部分牙套脱落，他希望办案人员给他一些502胶水黏粘牙套，并说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是这么处理的。

相较于生活的压力，张德友说内心的焦虑、对亲人的思念等心理压力更加折磨人，父亲去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儿子成长未能陪伴左右。正如张德友自己所说“有苦无处说，有家不能回，有病看不起，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2019年8月21日，昆明市纪委监委在公安机关、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等相关单位的通力协作下，利用张德友潜回国内之机，成功将其抓获。走下押解车时，张德友看到了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到了医院先进的医疗设施设备，再次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越发对当初一逃了之的行为悔恨连连。

杨秀珠。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藏身地下室，时常绝望哭泣

杨秀珠，温州市原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外逃13年7个月。

2003年4月20日，当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经新加坡出逃美国。

媒体报道称，杨秀珠一到新加坡即受到黑社会敲诈。杨秀珠通过自己在新加坡的亲友买了前往美国的机票，抵新数日后即逃离。

2003年6月，当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出红色通缉令后，杨秀珠几度辗转，再次出逃，第三站选择了荷兰。据报道，杨秀珠逃到荷兰后，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杨秀珠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

杨秀珠在荷兰请求政治避难遭到拒绝，在即将被遣返中国前夕，于2014年5月逃离了荷兰的拘禁。

逃离荷兰后，杨秀珠从加拿大坐火车入境美国。中国通过双边的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向美方提供了相关信息，美国于2014年6月将杨秀珠拘押。

杨秀珠逃至美国后，被关押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哈德逊惩教中心。随着时间推移，她发现连亲属的态度也渐渐发生变化，从最初支持她上诉，到试探着劝她放弃，到后来，甚至不愿再为她提供律师费和生活费。

2016年11月16日，杨秀珠主动回国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2017年7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百名红通”1号人员、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贪污、受贿一案。杨秀珠被控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1900多万元，受贿735万余元。在法庭上，杨秀珠表示认罪悔罪。

蒋谦。图片来源：《红色通缉》第四集《携手》截图

凌晨3点出门铲雪抵减租金

蒋谦，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部长，外逃5年多。

2011年11月蒋谦逃往加拿大，藏身夏洛特敦市。2014年年底与妻子分居后，蒋谦只能租住在一个八九平米的小房间里，为减轻经济压力，他提出帮房东铲雪以抵减租金。

“刚开始时，没有经验，早上出去晚了，加拿大冬天的雪很大，常常有一米多高。经常因为没有及时清理出车道而受到房东的责备。从那以后，只要晚上还在下雪，我一般都只是在椅子上眯一下，凌晨3点就出门铲雪，此时的温度常常在零下20多度，感觉耳朵都要冻掉了，冷风能吹进骨头里……”蒋谦自述。

被列为“百名红通人员”后，蒋谦惶恐不安，到处躲藏，处于担心、观望、顾虑、不安的状态。

据蒋谦归案后交代，永久居留延期申请被拒后，看到警察就提心吊胆。2016年8月的一天晚上，看到警车停在其租住房附近，蒋谦吓得在厕所里站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警车离开才敢出来。

2016年9月22日，蒋谦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宁愿病死也不敢去看病

杨立虎，安徽阜阳新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瑞泰药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外逃2年3个月。

2013年5月，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杨立虎外逃加拿大。

原以为到了国外就自由了，但现实却远比杨立虎想象中残酷得多，背负戴罪之身走到哪里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言语不通、有病不敢就医、不敢与国内亲人联络、时刻提心吊胆怕被警察抓住……杨立虎心脏不好，血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但他不敢去看病，更不敢拿护照去找医生开处方药。“我宁愿病死，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潜逃加拿大期间，杨立虎整日东躲西藏，内心备受挣扎和煎熬。

“亲人挂念我，我更想他们。”为了躲避追捕，杨立虎不敢用电话与国内的亲人联系，甚至连父亲病逝也没能见到其最后一面。

在加拿大逃亡期间，杨立虎经常阅读当地的中文报纸，上网看新闻，看电视，随时关注国内发生的新闻，尤其是关于境外追逃追赃的消息，这让他更加惶恐。

2015年8月21日，在党的政策感召、法律威慑及追逃压力下，杨立虎选择了从加拿大回国投案。

2016年8月，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以杨立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杨立虎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我人生中一段噩梦。都说国外是天堂，我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回想起两年零三个月的外逃生活，杨立虎悔恨交加。

办案检察官将葛宝伟(中)带出青岛流亭机场。图片来源：正义网

靠妻子拉二胡度日

葛宝伟，安徽省淮南市某开发区原副主任，外逃7年。

2008年3月，葛宝伟因涉嫌行贿携家人潜逃至新西兰。

由于语言不通，担心身份暴露，葛宝伟夫妻俩无法找到工作，妻子不得不放下身段，靠拉二胡街头卖艺换取微薄报酬。后来虽有所改善，但跟“天堂”却是沾不上一点边。

葛宝伟自述：“随着女儿渐渐长大，孩子的学费又成了一个新难题。我和妻子在自己的租住处开了家小小超市，房间总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既是超市，也是卧室、厨房，生活得十分艰难。此时，儿子已经30出头，因为家庭负担重，一直没敢找女朋友，成了‘剩男’。不过对于我们全家来说，异国他乡，只要能活下去，其他的想法都是奢望。”

2015年2月13日，葛宝伟经劝返后回国。归案后，葛宝伟讲述：“逃亡的每个夜晚，看着蜗居的小家，回想曾经的我拥有很多身份和耀眼的光环，现在只剩下一个身份——潜逃出境的犯罪嫌疑人、网上通缉犯，每想到此，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悔意。”

王国强(中)。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

整日不敢出屋，亡命天涯、生不如死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外逃2年8个月。

2012年4月24日，王国强携妻子潜逃美国，出境后与国内失去联系。

王国强自述：“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恶梦，是一段不愿回顾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

王国强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王国强只能住三十块钱、二十块钱的“窨”(inn，路边店)。王国强回忆与妻子住过两次“窨”，一次住了两天，一次住了七天。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

王国强在南加州租住过三次合租屋，房客人高马大，少有修养，看到他妻子时就目露淫光，让人惊恐。妻子整天惊恐不安，王国强整日也设想和准备着发生不测。

为了不连累女儿，王国强在美国两年零八个月，竟然不敢告知她身在何处，更谈不上与女儿见面。岳父和妻子的姐姐去世，王国强与妻子都没能回国进行探望。

王国强说，在美国期间，吃的都捡最便宜的买，从来没有添置衣服，妻子没有用过化妆品，连理发都是妻子帮他完成，她自己的头发也由她自己剪。

2014年12月22日，王国强回国投案自首。王国强自述：“这两年零八个月说起来是那么的短，但对我来讲就像过了28年一样。”

哭泣中睡着，生活如行尸走肉一般

徐丽，湖南省安乡县财政局工资发放中心原主任兼社控办主任，外逃3年。

2011年4月16日，徐丽利用周末单位没人时机，到单位卷走了工资账户上最后一笔存款，当天中午携款潜逃。徐丽经长沙到广州，从珠海拱北口岸出关至澳门。

徐丽逃离澳门经柬埔寨偷渡到泰国曼谷，

初到泰国，徐丽白天不敢出门，夜晚噩梦缠身，要么梦见被抓，要么梦见女儿哭喊着“妈妈回来”，每次都是哭着醒来，偶尔出门看见警察都紧张到眩晕。逃到泰国的两个月时间里，徐丽脸色苍白、头发脱落，整个人瘦了20多斤。

迫于生计，徐丽开始学习泰语，但始终无法融入。徐丽觉得自己生活得还不如一个流浪者，生活如行尸走肉一般。

泰国当地人发现徐丽没有身份证明，开始三番五次进行敲诈，甚至威胁生命安全。

徐丽找到了泰国移民局，主动表露了身份。2014年7月1日，徐丽踏上了回国自首的飞机。

徐丽自述：“2015年2月，女儿从学校回来看我。这是我三年多来无时无刻不牵肠挂肚的女儿啊!见面的第一秒，女儿大声哭了，我在心里哭了，女儿流的是眼泪，我心里流的是血泪。”

8月8日，胡星(中)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图片来源：新华社

落魄潦倒、孤独无助

胡星 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外逃20多天。

2007年1月19日凌晨，胡星驾车离开昆明。

1月21日早晨，胡星持瑙鲁国护照从新白云机场飞往上海，当天14时15分登上MU545航班飞往新加坡。

1月21日胡星到新加坡后，滞留两天，打听移民的有关情况；24日他离新赴港。公安部通缉令发出后，胡星离开香港，于1月31日清晨6时12分飞往英国伦敦。

当地时间2月1日18时12分，因为没有事先办理入境预约，且未出示返程机票，胡星被英国移民当局判定有移民倾向而拒绝入境，递解回港。

由于胡星未能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香港入境事务处也拒绝他再次入港。胡星只好狼狈地再次飞往新加坡。

来到新加坡，胡星换了3个酒店。他确信自己被跟踪，而且跟踪者丝毫不掩饰行迹。胡星觉得走投无路，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2007年2月28日，胡星被抓捕归案。

仅仅20多天的逃亡生涯，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显得落魄潦倒，神情黯淡。

2007年8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胡星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胡星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位支教教师的心声：离开阿勒泰 把心永远留在了那里

来源:中国青年报

阿勒泰的另一个角落

离开新疆阿勒泰那天，我删掉了电脑里的17个文件夹、381条记录。

我想来一场干脆利落的告别。电脑里的记录抹掉了，自己的心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那是一个我离开5年、时常想回去、看到照片鼻子会发酸的地方。

那也是迄今为止，我在祖国版图上抵达过的最远地方。

阿勒泰是中国的一个角落，地图上大公鸡尾巴翘得高高的地方，它在阿尔泰山南麓，被216国道线牢牢拴在西北最末端。北面是漫长的国境线，常年积雪，四面环山。很多人因为作家李娟写的《阿勒泰的角落》而听说过那里。

阿勒泰地区太大了。它有11.7万平方公里，是我家乡天津的近10倍，人口66万，远不足天津的二十分之一。“阿勒泰”是突厥语，意为“金山”，有“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之说。

李娟在阿勒泰的一个角落，我在另一个角落。

学校操场边的哈萨克少女。

1

我们一行14个人的支教团是在盛夏到达阿勒泰市的。

我曾想象，要到达的远方，满大街都是卖切糕和烤羊肉串的大叔，戈壁滩上挨着个儿躺满了胖胖的哈密瓜，葡萄沟不远处就是大片大片的白棉花。

事实上，这里年均气温4℃，3个月的无霜期，特产大雪。这里城市建设完备，有溜光的柏油马路，百货大楼也入驻了高档化妆品的专柜。

我们支教的高中在当地首屈一指。近一半学生是哈萨克族，他们第一次出现在我朋友圈就因颜值获赞无数。他们会讲哈萨克语、汉语和英语。

第一次英语辅导课上，大家自我介绍：藏哈尔是“高大的山峰”，朱丽德孜是“星星”，阿依达娜是“月光下的少女”，哈里哈西是“小燕子”，波塔是“小骆驼”。

“塔里哈尔，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好奇。

“不告诉你，他们也都不知道。”他有些得意。

好吧，“不想说”又有什么打紧的呢？课堂上，师生也是一种平等的配合关系。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的尊重。

她们叫我“玛丽”。刚到时，学生去办公室找我，年级主任说你们马老师去领新书了。不知道传到班里为啥就变成了“玛丽老师”，已经传开了，就没改，Mary就成了我的英文名。为此被支教团的老师笑话了一个月，堪比理发师Tony。

后来学生们给我起了哈萨克语名字，“茉莉德尔”，是清澈、小溪的意思，团里的老师因为只有我有此殊荣，所以称我“小茉莉”老师，后来大概因为我特能吃抓饭，就变形成“小米粒”。

我带高一年级一个普通班和一个特长生班的英语课，平均每天上3节课，批改作业至少150本，晚上回到宿舍继续做课件、写教案，通常被子还没盖上，人就睡着了。有时候，做梦都是在讲台上暴走。

站到讲台上是最踏实的时候，我似乎在粉笔灰里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瞬间有了天然的大嗓门和抑扬顿挫的声调，还有偶尔“狰狞”的面目表情。“来，抬头，看黑板”是我唤起他们注意力的咒语。

特长生班的学生很多时候都不算乖巧。

他们喜欢在课上叠纸飞机，画太空飞船，起立的时候互相撤板凳，用课本作“掩护”，在课桌上带蜗牛散步，将两个透明胶带芯窝在眼眶里，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站门口迎接我。

一个学生虽然是文科生，但是个“发明狂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曾发明了一款“点痣器”，用各种电池导线鱼钩，把自己脸上的痣烧糊掉了。

还有一个学生，一整节英语课都在偷偷雕刻橡皮泥，我发现时，已是只逼真的拇指大篮球鞋。“老师，你学过《核舟记》吗，我这个技术比它如何？”

有次，下课前，我把作业打在6张幻灯片上，每天完成几项，背哪里的单词，很细致。他们将有6天的古尔邦节假期。

“呀，老师留少一点少一点。”

“不多，前3天基本上没有作业的，你们可以去拜年。”

“老师，我们6天都要去拜年！”

学生习惯和我讨价还价、撒娇。有时作业多了，他们就喊：“嗷，Mary作业太多了！觉都不够睡！睡不好觉，怎么长个子啊！”

抗议无效。长知识与长个子本来就不冲突。

学生在课上扮“鬼脸”。

2

很多时候，我也不温柔。甚至想变成他们的亲妈挨个儿揉圆搓扁名正言顺地揍一顿。

学生总结过我的暴脾气：不认真听讲的时候，会先祭出“眼神杀”；被无视后，会掷出我的“暗器”，那通常是个粉笔头或听写本；最严重的后果是被我带回办公室。

“起立，你不是想说话吗，下课跟我去办公室，让你说到不想说为止。”我点名班里说得正热闹的学生。

“你看啊，我有这么多书，都没有时间看。既然你那么想说话，就读书给我听，一直读，读到你不想说为止。”我从书架上随手抽出周作人的《夜读抄》，递给他。

他也不惧，站我办公桌边读起来。读完三行，抬头，“老师，能换一本吗？”

有时气氛缓和了，熊孩子们在办公室里给我讲被初中老师惩罚的往事。

“你知道吗，就冬天，我们拿着塑料桶去操场上装满雪，然后两脚踩着桶沿，蹲上去，直到雪全部化掉，我们才可以下来。”

尽管我时不时“修理”他们，可他们还是很爱我，说我的课很有趣。

“玛丽，你知道吗？”我的课代表沙塔娜在微信上向我语音播报，昨天班里要选副班主任，全班都在讲台下喊我的名字。沙塔娜故意把“全班”两字拉得很长。

来到阿勒泰的第一个月，我顶着小雨在邮局门口写明信片，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很爱我的学生们，我爱她们金子般的心灵，爱她们名字中的月亮、山峰、草原和花朵。”

“这里的人们很淳朴，这里的街道只有一条，这里的物价很资本主义，这里的蔬菜只有土豆洋葱西红柿。”

明信片还在路上，我和学生发生了支教期间的最大一次“冲突”。

通往阿勒泰的公路 刘瑞麒/摄

3

我和Lebron之间的战争“爆发”在一次英语自习课，因为他“在英语课上写物理作业”。

我生气地将他的物理书和作业本扔上讲台。他也不示弱，从座位上站起来，像个发怒的小狮子，冲上讲台抢回自己的书。

他站起来高我一头半，性格大大咧咧、作业字迹潦草，但成绩很好。他也是班上最挺我的学生。

课堂上，我每讲一个知识点，都会向讲台下问一句，“可以听懂吗？”“老师，可以——”他老大声地把音拉得很长。他也喜欢偶尔出个难题，当堂考考我。

我把从母校南开大学带来的三枚青花瓷书签奖励给班上的学生，他拿到了其中一枚。

可这次，他不仅顶撞我，也让我建立起来的做老师的信心瞬间崩塌。我带着眼泪走出了教室。

晚上，我收到了班里41名学生的短信。 “老师，你可不要再难过了吧，我们都很爱你啊，希望你明天回来上课” “老师，你要是还不舒服，我明天去揍他一顿”……这些信息里，唯独没有Lebron的。

他的行为被学校的老师们判定为“恶劣”，但他依然拒绝认错。

不知道别的老师对他说了什么，第二天下午，他带着一束鲜花来办公室。卡片上，他只写了两个词，“玛丽，对不起。”

这张卡片的背面被我写上了冬季学校作息时间，贴在墙上整整一年。

此后的课堂还像往常一样。我依然上课提问Lebron，依然偶尔开他的玩笑，他也还会和班上同学在我上课的路上拦住我叨叨两句。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Lebron的英语书封皮上用黑色碳素笔写了一行大字，“不许惹老师生气”，被反复描了很多遍，描得很粗。他尴尬地冲我笑笑，我却笑不出来了。

我没有生Lebron的气，却对自己很失望。我很内疚，为什么在学生成长的路上，自己没有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宽容。Lebron的代价是一个处分，而我的代价却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自己的斗争。

很久之后，我开口和Lebron聊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已经在和他们相距4000公里外的天津。

“对不起，为由于我的不成熟而给你带来的处分而道歉。”我终于在手机里敲下了这行字。

“说啥呢，本来错就在我。就像你说的，我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处分没事，我后来又背了一个，害得我们班主任连年终奖都没有了。”

Lebron说的第二个处分，是他因为抢宿舍楼下的乒乓球台子，对一个学生大打出手。为此，老师们都快被气晕了。

再后来，听说他很乖，很安静，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俯瞰阿勒泰市区 刘瑞麒/摄

4

我在阿勒泰有段“集资”奶疙瘩的“丑闻”。

课间总有不同班级的学生在办公室门口探出个脑袋，小声喊着“老师，出来一下”，然后迅速塞到我手上几块奶疙瘩。就这样，我的桌子上堆起了一小座“奶疙瘩山”。

一块奶疙瘩差不多需要用一小桶牛奶才能制成。据说，世上几乎找不到两块风味完全一样的奶疙瘩。它是游牧时的干粮。以前在冬牧场，酸奶疙瘩还是牧民面条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是醋的替身。

李娟在《春牧场》里写道，“哈萨克人做客通常是很郑重的事情，哪怕是孩子，也带有礼物上门。礼物通常是一块旧软绸里包裹的风干羊肉和几块奶疙瘩。”

我养成了每天一块奶疙瘩的习惯。早晨到办公室，拿出一块酸硬的奶疙瘩咬一咬，提起一天的精神，然后小心地用纸包好，放到书架边，奔去班里上课。批作业累了，再从书架旁拾起早晨的奶疙瘩，叼在嘴里。

一块奶疙瘩我可以磨磨蹭蹭啃上一天。这在学生眼中，也成了办公室一景：南开大学来的英语老师每时每刻都在啃奶疙瘩。

阿勒泰市和天津市面积一样大，可我却觉得它很小，一条南北主干道。打车很便宜，起步价3元，基本可到达我出行的全部目的地。

这里没有新光天地，没有百盛银泰新世界，也没有中影万达大悦城。

我们最多的娱乐就是散步，就像当地人说的，“阿勒泰就是‘一个馕饼从北滚到南’。”

“华丽”是一家商场。每次散步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帕孜来提的话。

有次上课，我讲词组“be native of(某物是某地专有的)”，帕孜来提造句：“Huali is native of Altay。(华丽是阿勒泰所特有的)”。我惊异于她们的思维，灵活而可爱。

偶尔，我们会奢侈地去看电影。

老谋子的《归来》上映，我心心念念要去看一场。刚来的时候，我立志不能降低伪文艺青年的生活品质，7个人去看的《速度与6》。多好看的电影啊，有一段却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赛车。坐前排的大姐说，哎，屏幕太小，估计冲出去了吧。

心情不好时，“海陆空”就搞定了。海陆空，就是一个长约一米半，宽约40厘米的铁板上，把土豆、红薯片铺在最底层，上面有烤鱼、烤鸡翅、烤羊肉等，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都在里面。端上来的时候还滋滋直响，“好吃到流眼泪”。

我们还喜欢在桦林公园一个“海拔888米”的牌子下照相，并决定照全四季，这个心愿终究是实现了。

秋天的桦林特别美，跟油画一样。只可惜镜头太渣，糊了一片。

学生们的篮球赛

5

李娟在文章里写道，几乎这里的年轻人们都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也有很多年轻人天远地远地跑到阿勒泰这个边地小城，来之前，无人不心怀浪漫想法。但是，世上还有一个词叫“现实”。差不多所有人最后都会对这里失望，顶多两年就纷纷离去。就算为了生活不得不留下来，也一个个牢骚满腹，百般不顺。

松哥姓什么我们都记不清了，支教团的老师都这么称呼他。他是四川人，毕业于四川一所高校，2010年4月25日入疆，教地理。

学校安排年轻老师互相听课，我曾在他的课上听他给学生讲，“像我们国家，北有冰原，南有大洋，西连大漠，东接大海，这才是大国。”

冬天的时候，他经常在学校教职工健身房和我争夺唯一的一台跑步机，那台跑步机太老了，人在上面跑能感觉到它的剧烈抖动，后来干脆坏掉了。支教团的袁老师每天绕着室内的羽毛球场地跑100圈，经过他“精确”测量，场地一周是40米。

“我那时拉了一个行李箱，48小时的火车从成都到乌鲁木齐。然后坐12个小时大巴到阿勒泰，4月还是挺冷的，还记得我试讲的时候穿一件黑棉衣。”松哥试讲的内容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因为试讲要求是学生学到哪里，教师就要从哪里接着讲下去。

平凡的热情能催促人去远方，强大的热情则会让人在远方停留。留下来的松哥把新疆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离开新疆时，我才意识到他这句话的普适性。自己早就不说“你们新疆了”，而是“咱们新疆”。

阿勒泰的牧区。

6

在这座小城里藏着很多梦想。

阿勒泰是一个“特产”将军的地方：整座城市倚靠着将军山，城里干道旁有一棵将军树，一个古旧的大门为“将军门”。

将军山在克兰河东岸，隔河相望的便是骆驼峰。两山对峙，是阿勒泰的象征与骄傲。

学生臧哈尔告诉我，他们乐队的排练室就在将军山后。

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哈萨克少年总喜欢用“燥”这个字。他喜欢听“重金属”。平时自己翻译外文歌词，那些歌 “阿勒泰听过的人也不一定超过5个”。

在将军山上，他们有一间简陋的排练室。阿勒泰的冬天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便自己拖煤上去，长长的斜坡，是4个孩子的坚持。

乐队磨合得差不多了，他们在一家KTV租了场地，开过一个专场演出，收门票。去的人比他们预想的多很多，场面很火爆。他们挣了近2000元。

“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怎么办？”

“不会的。”藏哈尔说，“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我会说，这是我的第一支乐队。”

为了让新来的老师保持对高考要点的“题感”，学校要求我们参与高三年级的月考和期中考。

答题卡让我有种穿越感。

英语150分中，有90分是客观题。但这里使用的“答题卡”，并不是机读卡，而是教师“人读”——点一支熏香，在正确的选项上烫出洞，覆在学生的答题卡上，能重合露出黑色铅笔涂痕的便是对的。

阿勒泰的冬天来得很快。

考试进行一半，窗外的雪花便大片大片地飘下来。我在草稿纸上写，“窗外下起了白色的饼干。”

每年有6个月的雪期是这里值得炫耀的资本。

随便一场雪，就能没过膝盖。连着几天飘雪，雪都能堆成腰那么高。听老支教人说，冬天，你觉得整个城市都矮一截似的，建筑物、指示牌什么的，都只高出地面一点点。

7

在玩雪这件事上，我的学生们把阿勒泰以外的人都称为“南方人”。

南方人打雪仗是团个雪球，扔过去。阿勒泰最传统打雪仗的方式是，一个人过去，咔一下撂倒一个人，然后出现一堆人，搓搓手，立刻铲雪，把这个人埋掉。大雪到来前，学生冲我坏笑一下，“所以说，雪后不要落单。”

我就被“活埋”过几次。下课铃一响，便有学生跑到上讲台，“哎，老师，我帮您拿书，给您拿电脑”“手机、钥匙也先放我这呗”这真是一个“不良”信号。

后来，年轻老师们得到的经验便是，在大雪堆积的日子里，布置两分钟自习，提前“逃”回办公室。

他们也会在回办公室的路上设下“埋伏”，将办公室门口的地拖上很多遍，老师们踩着冰碴极易滑倒。

等操场上的雪足够厚了，“雪地杯”足球赛也要开幕了。

山上是一派林海雪原、皑皑雪山的景观。滑雪行家说，这里的雪质是全国最好的，足以媲美日本的北海道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

阿勒泰有着古老的滑雪传统。在图瓦人居住的地方，夏季游牧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3个月。冬季里，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积雪达1米深。牲畜寸步难行，滑雪成了他们在山谷中疾走、迁徙、运输、狩猎的重要方式之一。

2015年发布的《阿勒泰宣言》认为阿勒泰是世界滑雪起源地，至今已有1万年的滑雪历史，超过之前考证的挪威滑雪史4500年，俄罗斯滑雪史8000年。

对于这里的学生来说，滑雪就像走路吃饭一样，不属于特殊技能。我有学生曾在13岁时获得全国滑雪比赛第二名。她的身体素质看上去并不出众，平时话少又低调。提起获奖，她无比淡定地回答“嗯，是有这么回事，上初中的时候了”，兴奋程度似乎还比不上考个班级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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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泰的冬天漫长，天上时不时飘下“锅盖”大的雪片，日落的时间从晚上10点挪到了约7点。

我们出门前都会精心装扮一番，头上戴着帽子耳包，脚上有三层袜子和厚厚的雪地靴，我俨然把自己裹成了一只“会讲英语的狗熊”。

团里的人相继病倒。

我的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二十几岁的姑娘，整张脸没有一平方厘米的好皮肤。因为水土不服，脸上除了痘痘，就是痘疤，还有的正在酝酿生长，马上破皮而出。严重的时候，几乎一个星期没有照镜子。涂抹药膏时，都是对着手机屏幕。还有学生给我找秘方，送酸奶抹脸。

“马老师，你的脸？”问得人多了，我反问：“我脸怎么啦，脸上长胡子了吗？”

脸还是要的，我不会放弃治疗。

“哈萨克医医院”的汉字和哈语写在一块铁牌上，白底红字。医院的建筑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墙体是浅蓝色，屋檐用红色勾边。

我是支教团里唯一一个去哈萨克医医院看病的人。在医院就诊时遇见隔壁班学生米克的妈妈，她是这里的医生。知道学校不方便熬草药时，她便贴心地表示，明天一早米克上学时会带到学校。

我躺平了，床边的机器开始喷蒸气，整张脸被“浇灌”透了，蒸气停止，医生开始下针。把痘痘挤出来。

前前后后，我的脸上至少留下了上百个针眼。

翻身下床，自己去走廊尽头的水房洗净残留的药物。楼道里的待诊病人或坐或站，对我行“注目礼”。直到我在墙上的镜子里，看见被蒸汽喷湿又压变形了头发，那张红肿，充满针孔的脸丑到极致。

冬天的阿勒泰白昼也变短了，天色暗了下来。我站在公交站牌下，戴着护士好心塞给我的蓝色口罩，心情很复杂。

电商300亿元的成交额，恒大夺冠带来的新讨论……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与我有何干系呢？我只关心我的脸，我只想健康地回去。

有次上楼，听见身后有两个女同学小声说，“呀，那个支教老师的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哦。”我不敢回头，我的脸确实很烂了，还不许别人说吗？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我们班长的吼声，“说啥呢，我们老师的脸怎么了？”

再回头，他的拳头已经举起来了。他嘴里嘟囔着，“滚一边去，看你们是女生就不揍你了，以后把嘴刷干净再出门。”

我们班班长快1米9了，我经常仰着“月球”脸骂他，他也一副没睡醒或无所谓的样子，从来没有私下和我开过玩笑，关系也很冷淡。

可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动得想哭。

新年快到了，学生们放寒假时，我们有一个月的返乡探亲假。

我的学生达吾列跑来办公室交作业时，给我科普阿勒泰的鱼，“细鳞蛙、哲罗鲑、白斑狗鱼、河鲈、鲤鱼、高体雅罗、贝尔加雅罗、江鳕……”他的重点是：“要是你们寒假的时候不走就好了，可以来我们福海县看看‘冬捕节’。”

团里的人对回家似乎也没那么渴望。直到回家前一天，袁老师还有高二年级的5节数学课要上。他站在讲台上，没完没了地讲着椭圆和双曲线。

因为时间冲突，他上了13班的第四节课，就没法上14班的了。他给学生们道歉，课程实在倒不开，没有机会给他们上本学期的最后一节。

“第四节课，我一推门进教室，就傻眼了，另一个班的搬着凳子挤在过道里、讲台旁，原本容纳60个学生的教室，坐了120个学生。”袁老师说，“我觉得值了，真的值了。”

另一个深刻在他脑海里的场景是元旦演出，体育馆里黑压压坐满了人，袁老师带的100多个学生站到板凳上，扯着嗓子在下面一直喊“袁埜我爱你”，他差点掉眼泪，“那种感觉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了。”

9

阿勒泰纬度高，10月飘雪，转年4月底才能春暖花开。

阿勒泰的春风“如母亲的手”，再过一个月开车进山，你会惊奇的发现，山上的景观以阳光照射的地方分界，一面鲜花遍野，一面白雪皑皑。

山上攒足了6个月的冻雪化冰成河，携着泥来势汹汹，清澈的河水变得像黄河一样浑浊。阿勒泰的自来水为冰雪融水，春天的水会带有泥沙。白衬衫被我悄悄收进了衣橱。

经历了一次文理分班后，我和一些学生成了彼此的“前任”，而我离开的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

没课的时候，“前任”们频繁地从教学楼的一端跑到办公室所在的另一端，从一楼再爬上三楼，凑在我的办公桌边。

可我每个课间都忙着给“现任”讲解阅读，只能一脸歉意地朝她们笑笑。她们不走，也不说话，就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

6月19日，我在12班上了最后一次课。没有正式的告别仪式，却第一次泪洒讲台，这个我站了一年的地方。我承诺他们，两年后，我研究生毕业，他们参加高考前，我会回来给他们助威、打气。

我听见第一排的学生小声说，机票钱多少？到时候我们凑钱，你要回来看看。

然而我没能兑现这个承诺。他们高考的日期与我研究生毕业答辩日期相撞，那成了我过去生命里撒的弥天大谎，也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松哥说，“来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最好的选择。”

离开时，学生们送了我一个10分钟的视频光盘。全班学生在操场上大声喊着“Mary，Mary我们爱你，你永远是12班的大美女”。

我的抽屉里塞满了她们留给我的东西，照片、信纸、巧克力、新疆风情的小帽子……桌子上有一小袋奶疙瘩，一张小纸条上，有学生歪歪扭扭的字迹：老师，你知道吗，每个哈萨克人都是啃着奶疙瘩长大的。牧民家的孩子远游前，母亲都会在行囊里塞一包亲手做的奶疙瘩，那是母亲的手艺，那是故乡的味道。

7月2日，我背着这些奶疙瘩上了飞机。自此，我再没去过阿勒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马宇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