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日历(1991年日历农历阳历表)
这两款茅台“老年份酒”应该怎么选?
第一款珍品茅台酒“一七〇四年”酒质是季克良、李兴发、汪华等著名酿酒专家共同确定的,后来的品酒师根据香气、口感等推测使用了窖藏20年的基酒;后来的珍品虽然没有那么久远了,但是根据香气、口感等推测使用的基酒比原国宴专用酒还要好。
在“珍品”系列中,以“茅台1704”推出时间最早,纪念意义最大。
据茅台酒厂考证,最早的茅台镇烧房 “ 偈盛烧房 ” 成立于1704年,被认为是茅台酒的历史源头。于是茅台酒厂在1986年生产了一批以 “ 1704 ” 命名的珍品。面世仅一年之久,只在1986年——1987年生产,因此较为珍贵。
金属螺旋盖,系红色飘带,外套红色封膜,其飞天商标与普通飞天商标不同,“一七0四年”落款于酒标的左下方。平开式包装盒,内衬深红色绒布,内有酒爵和“金桂奖”奖签。
1704酒质是珍品系列中最好的,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这款1704在当时售价为340元,500ML,是普通茅台价格的一倍。
另一款就是年份茅台酒了。茅台年份酒一共有15、30、50、80年的几种。看到这样的代号,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认为这几种年份酒是分别经过了15、30、50、80年陈酿的茅台,其实不然。所谓年份酒就是指窖藏的时间,一般市面上的年份酒只是指有多少年份,并不是真正地藏了多长时间。一瓶普通的茅台放置15年的话是远远比不上茅台年份酒15年的。
所谓的年份酒其实指的是在这款酒中添加的原酒经过储存、勾兑等过程的时间。拿15年的举例,就是在原来的基酒中添加了一定比例的15年陈酒。
茅台年份酒的15、30、50、80年,并不代表瓶中酒体完全对应相应年份,因为不同酒精浓度、不同香型、不同轮次、在不同储存容器和不同储存环境条件下的不同年龄的酒,品质会有差异。
相对而言,珍品茅台酒的“外在”和“内涵”都可圈可点,其目前在拍卖市场更为热门。在2020年3月27日艺典中国超级夜场贵州茅台酒专场上,一组1991年珍品茅台酒(6瓶)出价61次,最终以17万元的价格成交。市场的认可,也让广大藏家对其未来更有信心。
1991年珍品茅台酒
对于年份酒来说,早期年份酒的瓶底带有编号,产量稀少,升值空间巨大,其市场价格较为稳定。想要尝试不一样的酒质口感,与友人共享,推荐高性价比的15年、30年年份酒;50年、80年年份酒价格较高,更适合礼赠、摆柜收藏,或者在非常重要的场合品尝。
1991年,你以为快绷不住的中国,却这样翻盘了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曾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段话对于1991年的中国而言,是最好的诠释。
这一年,13岁的伏明霞成为了最年轻的世界冠军,这让全世界都意识到,青涩的背后正是中国人那股子不认输的倔劲儿。
这一年,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军队伤亡惨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
这一年,国家个体劳动者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意味着,当时全国有工商户1327.5万户,自有资金也是相当亮眼,达到428.5万元。
这一年,世界格局由两极转变成一超多强,苏联老大哥轰然倒塌。
一个时代的落幕,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局。有些身影注定要告别历史舞台,有些角色注定会成为世界的焦点。
无论好时代、坏时代,终究要做出选择王小波在《黑铁时代》里说:“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
身处1991年的中国,终于在几十年战火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在摆脱了以往“学徒工”的角色,开始在世界资本竞争中崭露头角。
这让很多强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当时,即便中国遭受着各种打压和制裁,都无法动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量逐渐变大。
愤懑滋生嫉妒,嫉妒造就破坏。而对于经历战争还未得到喘息的国家而言,中国还只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他的崛起和强大,正在日益瓦解自己苦心经营的世界格局。
随之而来,所谓的中国霸权言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国际上,一片喧哗和嘲讽。
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就有这样一个经历。他到哥伦比亚去进行一个演讲。还没开口,就有人纷纷起哄,让他闭嘴,滚下来。
在当时很多强国看来,中国撑不过三年,这个国家走向穷途末路已是定数,还谈什么经济发展。正如温铁军后来所说:“中国所谓依附和去依附并不是我们主观地、自主地怎么着,而是被动的。”
温铁军
1991年,国内的总体形势可谓风声鹤唳,用温铁军的话说就是“极为糟糕”。到底有多糟糕?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尤其是国际上,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让美国虎视眈眈。
而除了苏联之外,还算强势的中国更成为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敌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中国“痛下杀手”,一时间的撤资,让中国经济被生生拖进了黑洞中。与此同时,国内也并非安静。
中国经济正值向上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外资的需求很高。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后,随着世界大门的打开,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如满天雪花一般,越发凸显。
东欧剧变
随之而来,国内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并存,这些无疑给1991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时的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在用于中国建设的所有投资项目,都撤掉,一切归零的情况下,与其依附于强者的保护,不如自己成为强者,主宰命运。
温铁军强调:中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动地“去依附化”,而非主动选择。在他看来,尽管西方国家步步紧逼,但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份坚韧不拔和宁死不屈的精神,为中国在1991年的低谷里,抛下了一根不断向上攀爬的绳索。
如此看来,中国之所以走上自我强大之路,都是一个词,那就是“倒逼”。
温铁军
行至黑暗,不如提灯前行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当一棵大树倒下的时候,树下的草如何顽强生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不仅如此,作为引路人,苏联援助了中国50多个项目,并派出了大量的专家进行技术上的支持。
60年代,苏联与美国开始走上了争霸的道路,此时的中国已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举足轻重的存在。随着苏联解体为10个不同规模的国家后,许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怀疑这条道路是否最终能迎来曙光。
有些事情,不是因为有了成功的希望,才会坚持。而是因为有了坚持,才会走向成功。好在,中国是一个能从前辈身上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学生。苏联解体很大原因在于,钻进了军事竞争的怪圈中,让国内经济被迫内耗。
美苏争霸
而对于中国而言,与其闭门造车,不如卧薪尝胆,提高经济建设水平。正当社会主义阵营一筹莫展时,中国凭借推行改革开放十多年间积累的经验,更加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然而,也恰恰是这点,苏联解体也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实现强国之路的强心剂。
据统计,1991年,中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9580亿元,比上年增长7%;其中第三产业5331亿元,增长5.3%。增长背后,瓶颈依然存在。当时结构调整进展较慢、经济效益不高、财政困难大等老大难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好在,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时间里积累的丰硕成果,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无法复制。
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更没有一日之功就可抵达罗马。
中国 国债
扔掉国外投资的拐棍,中国走出了一条自主发展之路,国债也应运而生。对于才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人而言,国债两个字还是未知数,更何况还是400亿元的国债。除此之外,面对投资能力的劣势,以及国内经济所面临的危机,当时还公开增发货币,以刺激经济发展。
也不是说,中国的问题因为国债就解决了。想要独善其身也并非易事。
温铁军曾断言:“按说超过8%的资本充足率就该破产,莱曼兄弟银行破产的时候是六点几、不到七,破产了。中国的当时的大银行、国有银行全部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不良率。”
温铁军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并不是规避了风险,没有遭受金融危机,而是更为严重。
但是是什么治愈了这一切?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有着严格的金融管控制度。除了通过发行国债用于工业投资,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调整粮食购销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也就是在这一年,80%的国营企业如期完成了第一轮承包合同。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务院召开全国企业工作会议,促使全部经济工作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转变。也就是在这一年,《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出台。
一系列经济举措,无不给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指明了方向。
视察上海
正如在上海视察时,所说的那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
观念一变天地宽。也正是因为“变”,为中国战胜所谓国际上的崩溃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从崩溃边缘复苏后,中国的“去依附”能力日益增强,“打开国门 走向世界”类似的口号也悄然间在华夏大地发挥振翅效应。
国际市场,谁都会睁大眼睛。
面对利益,没有哪一个国家甘愿放弃中国市场这块肥肉,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恢复,西方国家纷纷投来了橄榄枝,随之大笔的资金又回到了中国,为驶入发展快车道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党委书记周瑞金
无论好坏,改革总会有用改革会有阵痛。不改革,就会长痛。
1991年的农历小年对于《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周瑞金而言,意义非凡。每年,他都会在大年初一写一篇文章,发表在评论专栏。
他对自己的工作伙伴提出来一个大方向,1991年,是一个新的历史交替时期,更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他要亲自牵头写一篇文章发表在上面。
此后,署名为“皇甫平”的两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在整个中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的大讨论。
国人越来越觉醒到一个问题: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和手段,而并非划分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线,如果还禁锢在这些问题上打转,只能坐以待毙,错失发展的机遇。
多年后,周瑞金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充满信心:“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
中国正在崛起
阵痛后,带来的是坚固的壁垒。西方很多国家开始看到,这个明明快要濒临绝境的国度,竟然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一匹黑马。这让他们垂涎三尺,由红眼变成了崇拜。
90年代后期,美国终止了对中国的封禁限行政策。重返中国市场,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了凡四训》有言:“命自我立,福自求。”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让中国扭转乾坤,由以往的四面楚歌,到门庭若市。而这背后,正是在无数次跌倒和爬起来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股骨疗伤之后的中国,无论是在综合国力还是危机转化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后来,很多学者总结为:中国特有的货币领土主权和财政局领土主权不同于其他国家,财政和金融不分户。除此之外,就是自愈力强的经济运营监管体系。而所有这一切,皆为改革带来的振翅效应。据统计,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扛起大旗,GDP增长9.2%。
好的越来越好,强大的越来越强大。
史铁生
1991年,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年。“变”是主旋律。
这让很多国家开始思考是往东边走,还是往西边走的问题。中国也是如此,并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答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只是不同手段,本质就是为了发展国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家会始终坚守社会主义路线,走出自己的特色。
正如史铁生所说:“且视他人之疑目盏盏鬼火,大胆地去走自己的路。”
对于庞大的国际市场,成功躲避危机后的中国,显然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通关秘籍。
而时刻清醒地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敬畏市场、敬畏规则、敬畏责任,这也恰恰是其面对困境时,敢于正面“刚”的内因所在。
「声音日历」1991年11月24日,全国百万人参加首次经济员资格全国统考
广东新闻广播推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声音产品——声音日历。我们将在每天的广播和微信中线上线下同步推出。带您了解过去,铭记历史,展望未来。共同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奇迹。
1991年11月24日,全国有119万人分别在4600个考场同时参加了由人事部举行的首次经济员资格全国统考,标志着我国经济员资格考试制度的开始。这次考试分为工业、农业、物资、交通、商业、金融、外经贸和劳动8个专业。建立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制度,是为了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中引进客观、公正的社会评价机制,克服评审工作中存在的评审标准弹性大等弊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较好地解决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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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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