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女鸡2020年每月运势(69年属鸡女2o21年每月运势如何)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年过六旬的王玲在第二任丈夫去世后，被继子赵刚要求搬出此前她和老赵共同居住的房屋。站在被告席上的王玲怎么也想不明白，老赵在世时，赵刚还答应好好的让自己住到去世，怎么老赵一走，他却反悔了？而赵刚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近日，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获知了这个案子。

丈夫去世后，她被继子赶出家门

1998年，离异的王玲与赵刚的父亲老赵再婚（未领证）。婚后，二人共同生活在老赵的父亲赵老爷子的房子里，而赵刚则跟随其母亲一起生活。

2007年农历六月十四那天，赵老爷子手写了一份遗嘱，其中，对于自己的房产做了明确交代——“关于现有住房的两室两厅的房子，所有权归我的长孙赵刚所有，赵毅（赵刚的父亲老赵）夫妇永久性居住，并搞好管理与维修，不得出售。”

2015年12月29日，赵老爷子的房子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其上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赵全（赵老爷子）”。

2016年3月1日，赵老爷子以买卖的名义正式将房子过户到孙子赵刚名下，但实际上赵刚并未向爷爷支付购房对价款。

但自2017年开始，老赵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为了让自己走后王玲能有个住的地方，他要求儿子在此前赵老爷子手写的遗嘱后面加上一句话——“保证房屋居住，赵毅夫妇有生之年。赵刚2017.11.18”。

2018年4月，王玲和老赵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然后就在同年7月，老赵因肺癌医治无效去世。悲痛的王玲随即表示：自己有生之年不另嫁他人，死后将与老赵合葬，并在老赵的墓碑上都刻上自己的名字。此后，她一个人居住在这所房子里，期间还会去照顾病重的赵老爷子，直至2019年正月初八赵老爷子去世。

据王玲所述，因丈夫和公公接连离世，她情绪低落，她和前夫所生的儿子就接她去安徽小住以调整身心。因为考虑到房屋会空置，所以自己与赵刚商量将房屋出租，并分一半的租金给赵刚，赵刚也表示同意。王玲在安徽一住就是近两年，在这段时间里，她收取的每一笔租金都转了一半给赵刚（共计分配了8500元）。

2020年11月，王玲回到湘阴，因当时房屋出租还未到期，她就在外租房住了四个月左右，等那边租期到了后，王玲搬回去继续居住。王玲认为，这所房子自己一直住到自己离世是双方都默认的事实，赵刚没有理由将自己赶出去。

对于王玲的上述说法，赵刚则表示，王玲并未与自己的父亲领证，那么，自己的父亲去世后，两人的婚姻关系就终止了。自己当时并未将王玲赶出家门，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对于王玲所说的“房屋出租是跟他商量的”，他表示不认可。他认为这一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他指出，王玲有自己的儿子，自己和她之间并无赡养和抚养的关系，自己已经多次与王玲交涉要求收回房屋，但王玲均置之不理，无奈之下自己才起诉到法院的。

两次庭审，她的居住权都得到了保障

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房屋原产权人赵全（赵老爷子）的遗嘱已证明被告王玲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益，在赵老爷子将房屋赠与给原告赵刚后，赵刚作为新产权人也在遗嘱上签字确认赵毅、王玲有生之年对案涉房屋享有居住权。虽然这一法律行为作出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尚未生效，尚无关于居住权登记的法规及配套手续，但不能以未登记而否认王玲的居住权，其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居住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在居住期间，王玲虽短暂出租了案涉房屋，但其出租行为取得了原告赵刚的默示认可，租金收益也已与赵刚进行分享，且短暂出租后王玲已自行使用案涉房屋，所以王玲的行为并无不当。

原告赵刚现要求收回案涉房屋，既有违诚信也与法律规定相悖，其主张的损失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赵刚对一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上诉称：一审法院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的相关规定，而形成的判决是错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规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首先，自己与被王玲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合同约定，自己之所以允许王玲此前在房屋内居住，是基于她与自己父亲之间的同居关系，但这种关系在自己父亲去世后就终止了，王玲也就丧失了居住权。其次，王玲并非为其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她自己原单位分有住房，完全可以居住，同时，她曾将房子出租给他人居住以收取租金。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所以，王玲将房屋出租给他人换取租金的做法侵占自己的合法权益。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赵刚上诉称“自己父亲死亡后，父亲与被上诉人王玲的同居关系终止，被上诉人的居住权同时灭失”的理由不能成立。王玲是否另有住房，与其享有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并不矛盾。在老赵去世后，王玲外出省亲，短暂出租了案涉房屋，但其出租行为取得了赵刚的默示认可，租金收益也已与赵刚进行分享，且短暂出租后王玲已自行使用案涉房屋，王玲的行为并无不当。故法院驳回上诉人赵刚的诉讼请求。

作者 | 刘家杭

来源： 上海法治报

8月初，一位上海市民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时，在候诊区拍下了“学习困难”门诊的叫号情况并发到了微博上，这张图片一下子火了起来，并上了微博热搜。

“学习困难”这4个字，触动了众多暑假期间在家的“鸡娃”或者被娃“折磨”的家长们神经。“学习困难”门诊一下子成为部分家长的“救命稻草”。今年8月以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每周四下午的“学习困难”门诊出现了一号难求的情况。这里每周一个半天的门诊，限号20个——一名求诊者一次可能就要花费15至20分钟的问诊、检查时间，因此加号困难。

但该门诊负责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朱大倩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实际上，有不少孩子所谓的“学习困难”实际只是一种“家长觉得”而已。

“学习困难”发生率约20%，须区别于青春期叛逆

“学习困难是一个在很多因素作用下，造成孩子学习状态不好、成绩不良的结果。国内外研究报道学习困难的发生率约为20%，男生比女生的数量更多一些。”朱大倩介绍，学习困难门诊于2020年9月开设，每周四下午开诊，近两年已接诊和帮助1500多名学习困难的孩子。

8月20日，朱大倩在当天上午的心理科门诊中，就遇到了一名自称孩子“学习困难”的家长。但经其客观分析后，朱大倩判断，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正常的“青春期叛逆”孩子。

“有一部分孩子被家长认为是‘学习困难’，但其实只是正常的青春期表现。”朱大倩介绍，青春期叛逆不是病，这往往只是孩子成长中的心理需求和家长养育模式不匹配造成的一种困难表象。

“还有很多孩子学习兴趣丧失、和大人对抗，会被家长、老师认为是‘青春期叛逆’，但其实他们是真的存在‘学习困难’。学习困难有具体的表现，比如，孩子在某一个学习的科目上存在具体的困难，他觉得自己针对某个具体科目没法集中注意力或理解掌握等各方面的困难。”朱大倩说，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孩子觉得自己没啥问题，但家长觉得孩子“学习很困难”。比如，有的孩子在学习上花了很大精力，但学习成绩一般，家长就会觉得孩子“学习困难”。

她介绍，“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学习困难”情况严重与否、是否需要看病的一个重要筛选标准，“很多家长都知道这个门诊，有人会在朋友圈调侃要不要带孩子来看病，但只是说说而已。真的来看病的，说明他确实是遇到问题了。”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家长应先反思

朱大倩在实际门诊中发现，更多的时候，需要改进教育方式的是家长。而不是那些被认为“学习困难”的孩子。

比如，一名初中男生的家长曾带孩子来就诊，她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孩子对妈妈布置的作业，不像小学时那样“布置了就做”了，而是有了自己的主张，喜欢跟妈妈顶嘴。为此，妈妈感到很不习惯。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团队为孩子做了注意力测试、学习能力测试，要求家长对孩子行为进行评分。最后发现，孩子注意力、学习力都处在正常范畴，但家长却给孩子打了一个比较低的分数。

“到底是孩子有问题，还是你看着他觉得不舒适？”朱大倩反问这名家长，并把客观评分成绩展示给这名家长。再一细聊，朱大倩发现，孩子学习成绩处于班级中上水平，且性格外向、话多、上课积极发言，“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青春期孩子，老师也挺喜欢他，只有妈妈觉得孩子有问题、不听话。”

这名家长还向医生反映，孩子做作业注意力不集中，疑似有“多动症”。多动症学名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门诊中是神经发育问题造成的“学习困难”的孩子中最常见的情况。

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因神经发育不完善，难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造成在学习的时候容易分心、发呆、畏难，影响了学习成绩。孩子虽然智力正常，但在注意力维持分配和自控能力上存在困难，进而影响到相应的学科成绩。

据介绍，确诊“多动症”，一是要满足症状群9项症状里的6项以上；二是要在“两个以上场合出现”，不单单限于家里或教室；三是症状持续6个月以上；四是要对孩子的学习功能、社交功能、生活功能造成影响。即便符合以上全部4个条件，还要鉴别诊断，排除其他心理障碍如焦虑症、抑郁症等情况。

而这名家长眼中的“多动症”就是——一个初中孩子做作业时还要在左手始终拿着一件与学习不相干的物品。“家长觉得，注意力集中手上就不能拿别的东西。但她自己回忆，孩子手上即使拿了东西，也并没有对学习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朱大倩说，所以家长老师对孩子的观察需要有整体观，不能只盯着孩子某个手部动作，而应该观察这些动作究竟对当前的学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家长附加作业，孩子发现“边做边玩”更划算

“学习困难”门诊看得多了，朱大倩也快成为半个“教育专家”了。她告诉记者，近年的门诊里，经常会遇到吐槽孩子做作业拖拉、注意力不持久、沉迷游戏的家长，但实际上与孩子交流后，她发现“另有隐情”。

以“做作业拖拉”为例，经常有家长向医生求助，称自己孩子“学习起来有障碍”。每到做作业时，就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到客厅聊会儿天、一会儿找橡皮，总是静不下心来。

但医生单独与孩子聊天后会发现，其实这是孩子主观上采取的“缓兵之计”。“孩子发现，自己如果很快把学校布置的作业做完，那么妈妈通常会再‘附赠’几道数学题。他们自己总结了一下，边做作业边玩最划算。”朱大倩认为，培养专注力的正确方法是——作业做得越好、越快，就应该越减少作业量，并且在言语上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对此，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王月芬也深有体会。王月芬从事作业研究工作10余年，她告诉记者，其实早在2013年他们对学生作业现状进行调研时就发现，学校布置作业量和家长布置作业量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有的家长，看到学校布置的作业不多，就赶紧自己再加点量。这使得不少孩子养成了故意拖延时间完成学校作业的情况。”

从另外一个角度，王月芬认为，家长要学会信守承诺，比如承诺了孩子完成作业后可以玩，或者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家长就要遵守与孩子预先的约定，而不能是孩子提前完成后违背诺言去额外增加作业量，除非这是预先双方达成的共识。

王月芬说，老师和家长还要充分认识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是有差异的，“家长不能盲目地要求一个小学低年段的孩子能像成年人那样持续阅读或者埋头作业几个小时，这不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

而那些吐槽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家长，在朱大倩看来，本身教育方式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孩子做作业，有的家长一会儿过去说他头没抬起来、一会儿去说他背没挺直、一会儿又给他送点吃的、一会儿又想起来叫他去订正一个作业。”朱大倩建议，家长这种时候应该“动动手”，轻轻点一下孩子的背部、抬一下孩子的下巴等，“总之不要说话，去打扰他。尤其不要带着批评的情绪去纠正。”

至于“沉迷游戏”，朱大倩建议家长们把自己每天刷手机的时间和孩子玩游戏的时间做一个对比，“看看谁‘沉迷’的时间更长。孩子不是沉迷，只是喜欢玩游戏。咱们要帮助他科学管理时间。”（记者 王烨捷）

来源： 中国青年报